北宋宫廷“赏花钓鱼之会”与赋诗活动(一)
北宋帝王推行“右文”政策，导致北宋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一》概括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北宋帝王所贯彻实施的重大“右文”政策，已经引起后人的足够重视，如改革科举制度与扩大科举名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文官待遇异常优厚、不以文字杀人，等等。
除了这些重大举措之外，北宋帝王还有许多具体细微的措施，引导朝野风气，形成文学创作的一时风尚。
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即其中之一。
一“赏花钓鱼之会”的兴衰
宫廷赏花，历代有之。
然帝王召见王公贵族乃至朝廷重臣，一起赏花，且同时举行垂钓活动，君臣共同赋诗，这样的宫廷习俗起源于南唐。
马令《南唐书》卷二五《李家明传》载：“元宗赏花后苑，率近臣临池垂钓。
臣下皆登鱼，唯元宗独无所获。
家明因进诗曰：’玉甃垂钩兴正浓，碧池春暖水溶溶。
凡鳞不敢吞香饵，知是君王合钓龙。
’元宗大喜，赐宴极欢。
”这种宫廷活动，在南唐时期，并不固定举行，参与的人员也随意不定。
北宋太祖时期，宫廷的赏花活动还不具有特殊的文化涵义。
《宋史》卷
三《太祖本纪三》载：“（开宝六年）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
”到了北宋太宗时期，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才发展成为一项固定的宫廷大型娱乐文化活动。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
上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
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
’赏花赋诗，自此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
次年四月二日，“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
自是，每岁皆然。
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
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年年举行。
翻检文献史料，诸如此类的记载甚多。
如：
（宋太宗淳化五年三月六日）召近臣赏花，宴后苑，上临池钓鱼，命群臣赋诗。
应制三十九人，上亦赋诗以赐宰相吕蒙正等。
因习射，上中的者六，张乐饮酒，群臣尽醉。
（《玉海》卷三〇《圣文》）
（真宗咸平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曲宴近臣于后苑，上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
遂射于水亭，尽欢而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欧阳修《归田录》亦称：“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
”到了仁宗朝，参与这项文化娱乐活动的人员又有了扩大。
仁宗天圣三年三月，“幸后苑，赏花钓鱼，遂燕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
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
根据记载，这项活动大都在暮春时节举行，大约在农历二月末至四月初。
胡柯《欧阳修年谱》还记载了这项活动的具体地点：嘉六年三月，欧阳修“侍上幸后苑，赏花华景亭，钓鱼涵曦亭，遂宴太清楼”（《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14页）。
北宋自太宗朝以来，国内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外患也基本得以消除。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一《财总论》）。
社会的安宁和平，带动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春天。
北宋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走向全面鼎盛，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的。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励精图强，无暇从容享受。
所以，神宗“在位虽久，未尝御赏花钓鱼之会。
其幸西池与民同乐，亦才一二”（陆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皇帝实录叙论》）。
宫廷赏花、钓鱼、赋诗活动，从此衰歇。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项活动并没有被正式废除。
宋哲宗当政期间，大臣也有举行“赏花钓鱼之会”的建议，终因反对者过多而作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载：
（宋哲宗元佑六年四月）诏罢今岁幸金明池琼花苑。
先是吕大防以御试妨春宴，请赏花钓鱼之会以修故事，有诏用三月二十六日。
而连阴不解，天气作寒，未有花意，别择四月上旬间。
及将改朔，寒亦甚。
给事中朱光庭上疏请罢宴，大防意未然。
及对太皇太后，谕旨天意不
顺，宜罢宴，众皆竦服。
他日，王岩叟奏事罢，因进言：“昨见三省说，已有旨罢赏花钓鱼，此事甚善。
人以陛下敬天意，极慰悦。
今又入夏犹寒，天意不顺，陛下皆不忽，是大好事。
”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岩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则忽天意，下则忽人言。
今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
愿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
据文献记载，反对者不仅仅只有朱光庭、王岩叟，如御史中丞郑雍亦持同样观点。
《郑公行状》载：“元佑五年冬，温；六年春，寒，如冬令。
公为上极论阴阳错谬、寒暑不时，宜图所以当天心者。
是岁，将赏花钓鱼，奏罢之。
”（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四《郑（雍）公行状》）从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到朝廷诸多重臣，大致上达成一致意见。
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从制度上得以终结。
南宋孝宗，追思祖宗之盛况，也想举行类似的活动。
《宋史全文》卷二五下载：“上（孝宗）宣谕曰：’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
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一两杯。
’虞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颜，从容献纳，亦臣等幸也。
’上曰：‘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
早朝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欲卿等从容耳。
’”孝宗所看重的，是通过类似活动沟通君臣情感，更多地听取大臣治理国家的意见。
所以，不一定是“赏花钓鱼之会”。
而且，也没有了君臣赋诗等场面浩大的文学创作活动。
二“赏花钓鱼之会”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北宋宫廷的“赏花钓鱼之会”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作为“右文”政策的一种体现，参与者大都是与皇帝亲近的重要文臣，如翰林、三馆学士、两制、杂学士、待制、馆阁官等。
帝王有意识地通过类似的宫廷活动，以达到推尊文臣之目的。
其次，参与者必须人人应制赋诗，而且要求当场交卷。
每次赋诗的场面一定是“儒臣皆赋”、“从臣咸赋”、“从官皆赋诗”，年高位尊者不可以免，诗才欠缺者不可以免。
为了应付一年一度这样的场面，避免当众出丑的尴尬，许多大臣往往自己事先赋诗准备，或干脆提前请人捉刀，将现成作品记诵于心，现场“作弊”，蒙混过关。
彭汝砺《鄱阳集》卷五载《拟赏花钓鱼诗》十首，就应该是代人捉刀之作。
如果碰到皇帝一时兴起，临时更换题目，这些“作弊”者就免不了献丑丢脸了。
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天圣八年：
（三月十九日）幸后苑，赏花钓鱼，观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清辉殿。
命从官皆赋诗，遂燕太清楼。
每岁赏花钓鱼所赋诗，或预备。
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优人以为戏，左右皆大笑。
翌日，尽取诗付中书，第其优劣。
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所赋独鄙恶，落职，降司封员外郎、同判冀州。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
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
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置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
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
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
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
”左右皆大笑。
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
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
（范镇
《东斋记事》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