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悟性思维看传统译论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评述现今，随着大量的国际合作和跨文化交际，翻译技术和技巧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一种共同表达技术，翻译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领域。

翻译是把一种文化传递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也是一种交流手段。

在翻译过程中，许多不同的技巧和方法被采用，以更好地表达所需的意思。

在中国，人们一直采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法。

本文将对这种风格翻译法进行评述。

中国古代的风格翻译法强调在翻译过程中，重视文化的相互传输及其文本的信息传递。

它强调了在传达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的准确性，有意义的表达，以及增加文章的美感来传达更多的意义。

一些翻译理论家认为，“风格翻译”不仅要传达信息，而且要传达用语的精美和美感。

因此，在译文中应尽量保留原文的美感，把原文的精美把握得恰到好处。

具体来说，这种风格翻译法强调保持源语言和目的语言的文化特色，使源语言的语言特色与目的语言的文化特色不发生矛盾。

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确保源语言文本的准确性，而且要尽量保持源语言文本的文化特色和美感，使译文更有意义。

同时，这种风格翻译法不仅强调了翻译文本的准确性，而且强调了翻译文本的美感。

据分析，翻译文本应尽量保留原文的美感，并在这种基础上加以增强，以便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在实践中，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增强翻译文本的美感，如增加原文的节奏，使译文的语调变得流畅，使文本更加灵活，以及使用不同的文体以更好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等。

总之，中国传统的风格翻译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翻译技巧和方法，在中国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它坚持“信抑美”的原则，将准确性和美感相结合，以便传达更深刻的意义。

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并在翻译过程中将源语言文本的文化特色和美感得以保留。

因此，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就需要掌握这种风格翻译法，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中国传统翻译观和认知翻译观的对比分析中国传统翻译观和认知翻译观，是翻译学研究中两大流派，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传统翻译观是当今中国翻译领域最为著名和有影响力的翻译观。

它主要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翻译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的，历史上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它主要基于注重文字直接传递的意思、人文交流的深度，强调通过翻译求真实的字义，注重翻译的正确性、精确性以及中国传统文辞的风格。

认知翻译观，是20世纪末期诞生的，主要以普遍性和动态性的思维活动背景和特点为主要特点，以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的应用，以这种应用在实际生活中的深层次意义作为研究翻译义思维与逻辑结构的核心内容。

它注重翻译原文和译文之间语义关系的研究以及翻译原文的语境内容，强调外文与本文的动态性、语境性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等。

认知翻译观注重的是翻译的意义，把较重视翻译主观性和本地化，并重视翻译尊重原文者所表达的语意，以及翻译行为中涉及到的语言理论和认知理论。

从思想内涵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翻译观具有崇尚文学、求真实意义、重视忠实性等特点，而认知翻译观则更注重翻译源文和译文之间语义关系的研究以及翻译原文的语境内容，强调外文与本文的动态性、语境性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翻译观更着重于内容传递，重视语言形式，崇尚中国传统文辞风格，而认知翻译观则更强调语言在运用中的认知性，关注翻译中语义关系和语境因素等，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内容和动态变化。

从应用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翻译观更多是应用于传统文学的翻译中，而认知翻译观则更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应用范围广，可被应用于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翻译中。

实际上，两种翻译观各有利弊，是可以相。

从中西译论的差异审视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最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而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陈福康，iii）。

扎根于不同民族的翻译理论不免打上了各国的文化烙印，这使得从风格迥异的译论中窥探出各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

本文将着眼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以此反观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译论差异折射思维方式1引言虽然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外部世界，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的思维方式迥然不同。

这些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文学、翻译、美学等方面。

翻译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

翻译家们描写和规定原则的过程，也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思维方式的反映。

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的存在，中西译论循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翻译理论。

已有很多学者探讨了中西译论的区别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但鲜有人从译论差异的角度审视思维方式的差异。

2中西译论差异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是两种思维转换的过程，要顺利实现翻译，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完成思维方式的转换。

翻译理论是翻译家们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和描写性规定，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方式可以窥探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下面将从中西译论的主要区别试探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2.1实用性思维与务实性思维中国传统译论重实用性技巧，多是实践中的感悟，缺少抽象、精准的译论。

古代统治者借佛经以维持稳定和安抚百姓，而普通民众也欲从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佛经翻译家们出于虔诚的信仰和传教的需要，积极投身于翻译活动中，促成了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高潮。

即使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高潮中提出的“中体西用”，借鉴的也是国外的实用性文化成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用型思维方式。

这种实用性倾向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原型，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修养，重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有序，重现实和致用。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翻译家们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故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受制于民族性文化。

我看中国传统译论浅议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译论和发展方向论文导读：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各译学体系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译学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关键词：传统译论，思维方式，中国特色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译佛经开始有翻译理论的出现，到严复时期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钱钟书、傅雷等这一代人时，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

大多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

笔者认为要继承发扬传统的翻译理论，既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特征及表现形式1.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悟性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它与西方所谓的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并非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

这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和直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

刘超先（1994:2-6）指出：如在佛经翻译中悟出的“文”与“质” ，从译事“三难”中悟出的“信、达、雅”，再被后人领悟，发展为译论圭臬。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三元标准就是对严复“信、达、雅”的领悟和发展——除了“美”较“雅”涵义广泛了一点，已无太多新意。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评述风格翻译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它研究的是在进行文字翻译时如何保证风格的保持和传递。

在我国千余年的文字转述历史中，许多翻译家都把这一重要翻译技术作为自己翻译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以自己的理论不断完善这一翻译技术。

虽然这些理论的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翻译的锦囊，翻译的形式和翻译的主题，以及后来的译文风格。

翻译的锦囊，就是指对语言文字进行加工，使之适用于该语言文字特有的文字用法和习惯，以达到最佳的传达效果和良好的读者感受，用以突出翻译文本的风格特点。

隋唐时期，吴籍译家苏轼就提出，“在传统谚语有言‘写作三更’。

此句即指，先要把话语写得简洁明了，其次才能作到韵致富有节奏，再然后才是把握住语言的节奏感，使之顺口易记。

苏轼这里把写作的要贯彻到了翻译工作中，其中强调文字的简洁明了，韵致富有节奏，以及把握住语言节奏感的要求，即是翻译的锦囊。

其次就是翻译的形式，这个概念是指翻译时的思路及方法，它包括翻译的划分范畴、样式类别。

宋代译家许慎提出了“跋涉与”的翻译思路和方法，他认为，“跋”是指把原文中的意思表达清楚、把握其重点突出，以免译文与原文意思有差异；而“”则是指在翻译时，根据原文语意自然散发出来的感情气氛与文风，力求使译文与原文产生相同的气氛与感情。

许慎的通过强调翻译必须保证原文的意思的传达和原文氛围的还原，在为后世提供了优秀的翻译理论基础。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后来的译文风格，它是在综合以上两种翻译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原文内容，总结出一定方法来判断译文风格是否合适。

译文风格不仅考量了语言表意的准确性，还包括了译文的适应性，也就是说，译文的格调是否适合原文的内容，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反映出原文的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

比如，苏轼的翻译《大觉四经》，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而且还注入了许多苏轼本人的独特思想和感情，使得原文的意思传达得更加真实有力，而且还使得译文更有韵味，被后世称赞为“传神”、“活字”。

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评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大国。

其中，翻译是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桥梁和工具。

关于翻译，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翻译理论，其中“风格翻译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对文化传播、多元文化、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分析研究和评价我国传统译论中的“风格翻译论”，以期深入了解“风格翻译论”，探索翻译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风格翻译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翻译理论开始出现，其中“风格翻译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魏晋以来，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风格翻译论”的发展，宋代翻译家王融就多次提出了“风格翻译论”的观点。

明清之际，“风格翻译论”又有了新的发展，明仲马就提出了“以形似，以义完”的原则，而清朝学者赵觏也提出了“穿凿附会，传精神”的观点，两者结合构成了清代“风格翻译论”的核心理念。

“风格翻译论”作为翻译理论，是正确理解和表达作品中有关内容和思想的关键，它旨在强调翻译为了达到期望的翻译效果而应该进行的文体特征。

因此，“风格翻译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传统“风格翻译论”都是围绕文体风格的，以捕捉原文的文体特点、风格特征和句式形式为着眼点，力求在翻译中保持原文的文体特征、风格特色和句式形式。

首先，从文体特征上看，“风格翻译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形似，翻译的文体应当与原文的文体一致。

这是因为文体的风格决定了文本的意义和深刻，如果翻译的文体和原文的文体不一致，则会造成失误或失败。

因此，翻译的文体应当与原文的文体尽量一致，以便保留原文的文体特征和表达形式。

其次，从风格特征上看，“风格翻译论”认为，翻译应当尊重风格，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特点，以便表达最精准的意思。

翻译者应当汲取原文的风格素材，充分理解原文中的风格，并且秉持“以形似，以义完”的原则，在翻译之中尊重原文的文体和风格特点，不断增强跨文化交流的准确度和完整性。

最后，从句式形式上看，“风格翻译论”认为，翻译应当保留原文的句式形式，这是因为句式形式对表达意思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保留原文的句式形式，则会造成意义的改变。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随着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古代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尤其是翻译行业，因为需要进行大量文本的翻译，我们需要掌握不同的翻译思想。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相关内容，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内容。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强调“字字真心”，这是指翻译者必须准确地表达源语文本中所涉及的意义。

同时，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也重视翻译的文化传承，其宗旨是以翻译本身的文化传承为基础，以保护原文文化传承为目标。

最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强调要准确地从源语中翻译出所有语言表达的内容，不能留下任何空白。

其次，我们来谈谈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具体形式。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最常见形式是直译法，这是指翻译者从源语文本中直接翻译出译文。

译文必须严格遵守原文文本中所涉及的意义，并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来表达。

另外，还有一种更为常用的译法叫做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翻译者从源语文本中获取信息，并以更加抽象的方式翻译出译文，以拓展其对原文的理解。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谈谈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重要性。

首先，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精神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不仅能保持原文文本的准确性，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翻译者把源语文本转化为要表达的意义。

此外，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还能帮助翻译者在从源语到译语的过程中更准确地进行映射，以便更好地把源语文本中的各种表达方式转化为更完美的译文。

总之，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是一套深厚的翻译思想，不但能够保持原文文本的准确性，而且能够帮助翻译者更好地把源语文本的意义表达出来。

因此，我们在学习翻译的时候，必须努力学习掌握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以便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

严复与泰特勒翻译原则的异同-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严复与泰特勒翻译原则的对比分析摘要：介绍了严复“信达雅”与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理论以及两种理论在各自文化体系内的渊源，比较了双方在动机、重要性、难度分级、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说明了两者分属中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宝贵遗产，提出了反对历史上关于严复的“抄袭说”的观点。

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中西译论的异同，注重与传统译论相互参照与阐释，从而推进译学学科的建设。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中西译论中图分类号：H 文献标识码：A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西方翻译理论都有其各自独立发展的历程。

二十世纪初由严复在其所译的《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所提出的“信达雅”理论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一个里程碑；1790年英国的泰特勒在其着作《论翻译的的原则》中首先对“优秀的翻译”作出定义，提出了着名的“翻译三原则”。

国内曾有学者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系抄袭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从两者理论的文化渊源和理论具体内容的对比可以看出“抄袭说”是不成立的。

1 严复和泰特勒的不同翻译原则“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信”字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作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

“达”就是使译文通顺明白地转达原作所提供的信息。

“雅”就是要讲究修辞，译文表达要有文采。

简单来说严复的原则是“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纯正规范”。

1790年泰特勒提出：“好的翻译就是把原作的优点完整地移入到另一种语言中，使得译入语国家的读者能够像原语读者明确地领悟，强烈地感受原作那样，领悟和感受译作”即翻译的三大原则：（1）译者要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的特性相同；（3）译作应当如原作母语般流畅和自然。

2 不同的文化渊源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具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是佛经翻译。

摘要：首先介绍严复“信达雅”说和泰特勒翻译原则，然后对二者做一横向比较，从文化渊源和理论内容本身的差异来论述，对比二者的异同，以此证明两者分属中西方传统译论的宝贵遗产，从而阐释相似及抄袭说出现的原因。

一、严复的“信达雅”和泰特勒的三原则（一）严复的“信达雅”众所周知，“信、达、雅”是1898年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

“信”由“修辞立诚”中的“诚”演化而来，它含义广泛，既包括对原文思想内容的信，也包括对原作风格神韵的信。

“达”则指“辞达而已”中的“达”，即“达旨”，其前提是汉语表现要通顺。

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矣。

”这显然是在说“达”比“信”更重要，严复是不是由此就不要“信”了呢？非也，请往下看：“……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即“达”的目的还是“信”。

严复的“雅”则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目的是“为达易”，“实则刻意求显”，是为“达”服务并最终服务于“信”的，是追求“达”的手段，而不是并列于“信”和“达”的第三个标准。

因为严复预设的读者是士大夫和只是分子阶层，故而他要“求其尔雅”以迎合其读者的口味，或如王佐良先生所言，此为其“招徕术”。

他认为用“近世利俗”的文字来翻译“则求达难”。

他是在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表现手段来达到其求“信”，求“达”的目的。

由此可见，自“信”至“达”至“雅”都是在追求“达旨”即“意义不倍于本文”。

“为达，即所以产信也”，求雅，“实则刻意求显”，亦即为达。

求“雅”为“达”，求“达”为“信”，最后的落脚点在“信”上，既一元论，同时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互为条件，又各自为独立的副标准。

此可谓“信、达、雅”之真谛所在。

（二）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1790年，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中指出：“我想这样描述以下好的翻译：原作的长处应完全无损地移入另一种语言，使移入语所属国的本地人能够明白地领悟，鲜明地感受，如同使用原作语言的人所领悟，所感受一样。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摘要：古今中外，关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层出不穷。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翻译理论各具特色。

不可否认，翻译理论是整个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国文化；翻译研究1.引言古今中外，无数的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研究者投身到了翻译理论这栋大厦的建造，大厦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和智慧。

从翻译大厦的建筑风格，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时间跨度之大，参与建造的人数之多。

这栋大厦的建成并非一朝一日之事，仍需如今的翻译实践者与研究者为其添砖加瓦。

中西翻译理论虽有各自的发展脉络，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交集，本文从中国翻译理论和西方翻译理论分别展开，总结其具有代表性的译论，同时在中国译论部分对存在交集的译论进行了分析比较。

1.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季羡林先生说，可以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大河，这条大河之所以源远流长，就在于它不只有自己的水，也有新水注入。

最大的注入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水依靠的都是翻译。

2.1 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发展历史长达1000多年，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东汉—西晋的佛经翻译、西晋—隋末的佛经翻译、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东汉到西晋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以外籍僧人为主（主要特点）、口耳相传（无文本，容易造成误解、不真实）、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主要出于敬畏之心）。

这一时期涌现了支谦、安世高等译经大师。

其中安世高是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人。

支谦是最早提出佛经翻译理论的人，支谦要求翻译时要“因循本旨，不加修饰”，他的翻译思想反映了早期佛经翻译中的“质派”的译论的观点，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西晋到隋末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译经大师当属释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思想，这一理论在佛经翻译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鸠摩罗什是意译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存真的前提下，依实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