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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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部分第一单元先秦至秦汉: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空坐标阶段特征1.中国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至约公元前2070年):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基础。
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阶段。
新石器时代晚期阶级分化政治上明显,出现了权贵阶层,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原始社会晚期盛行禅让制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原始农业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十分低下,以刀耕火种经济上为耕作方式,共同劳动,成果共享。
新石器时代晚期,贫富分化出现,私有制产生文化上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出现,原始艺术产生。
新石器时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2.夏、商、西周(约前2070~前771年):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奴隶社会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时期,奠定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历史基础。
先秦政治制度经历了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从内外服制到分封制的转变。
王权政治不断强化,国家政治上疆域不断扩大,国家机构不断完善。
原始民主还有一定程度的遗存土地制度为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奠定了农耕经济的雏形。
耕作方式是石器锄耕。
出现商经济上人。
政府严格管理工商业,实行“工商食官”政策。
青铜文明达到顶峰文化上甲骨文反映出商朝神权色彩浓厚,礼乐制成为维护宗法分封制的工具,朴素的民本思想3.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我国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大争鸣时期,是大一统国家建立的酝酿阶段。
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各国变法,国家由分裂逐步走向局部统一。
宗法分封制逐步瓦解,县制逐政治上步形成,构建了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铁制农具开始使用,牛耕推广,社会生产力发展。
井田制逐步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
新兴经济上地主阶级兴起,自耕农阶层出现。
小农经济产生,奠定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
精耕细作、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
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重农抑商政策逐步确立文化上士阶层出现,私学兴起,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逐渐下移,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
汉代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研究力作作者:郑佐一来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05期在汉代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环境中,物质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厚葬之风盛行。
汉代墓葬的考古发现分布广泛,数量上可谓是中国古代之最,为我们以物证史、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从全国角度来看,汉代的历史记载与考古资料众多,基本上可以从文献与实物两个维度观察到汉代大一统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一致性。
而从区域角度出发,汉代版图辽阔,人口众多,行政区划制度随国家政策不断发展变化,各地的文化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并不断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富有区域色彩的墓葬文化。
近期由刘尊志教授带领青年学者著作、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京津冀汉墓研究》一书,是汉墓区域性研究的新的重要学术专著(图一)。
虽然汉代考古学研究与历史文献研究领域的成果已较为丰硕,但是学界通常着眼于相当于现今一省之地内某种特定文物的研究,如瓦当、陶俑、画像石、玉器等,跨行政区划的汉代物质文化区域性研究领域的学术出版物则较少。
《京津冀汉墓研究》一书的首创性在于,将现今京、津、冀三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与汉代冀州、幽州刺史部的相关历史紧密结合,深入发掘、分析这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的区域,基于丰富的汉墓考古发掘资料(等级跨度大、时间范围广、空间联系密切),系统梳理京津冀地区汉墓的分布情况,剖析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而从考古学的经典研究方式——类型学入手,对京津冀汉墓的型式与分期进行分析。
从研究方式到推导结果,《京津冀汉墓研究》一书对从事汉代考古的青年研究人員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汉墓研究》一书不仅梳理了京津冀汉墓的分布情况,对汉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类型学、年代学、地域文化因素分析等方面的基础考古学研究,在编撰结构上也是层层深入,富有逻辑性与科学性,从社会生活、典型墓地、丧葬内容(包括葬式与葬俗等)和典型陪葬品四个角度,阐述了京津冀地区汉墓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
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拥有丰富的汉墓资源,这些墓葬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历史背景、汉墓特点、研究意义以及现状和展望。
在两千多年的汉代历史上,中国北方地区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汉墓作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直接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汉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汉代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还为研究汉代思想、信仰、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代历史背景复杂多变,政治上经历了诸侯王叛乱、外戚干政、黄巾起义等动荡时期。
经济上,汉代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推行“盐铁专营”等措施,促使北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这些历史事件为汉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原因。
汉墓特点丰富多样,与先秦墓和唐宋墓有明显的区别。
汉墓的形制多为土洞墓、石室墓和砖室墓,葬具多采用木棺和石棺。
此外,汉墓中还常常发现陶器、铜器、铁器、玉器和漆器等随葬品。
这些随葬品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汉代社会生活、手工艺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宝贵信息。
汉墓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角度来看,汉墓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汉代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以及思想、信仰、艺术等方面的演变过程。
从现实角度来看,汉墓研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旅游业发展以及为相关领域提供实物资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汉墓保护力度不够,很多墓葬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其次,汉墓研究方法单一,亟需引入新的技术和方法来提高研究水平。
汉墓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普及不足,影响了公众对汉墓价值的认识和了解。
未来,汉墓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一是加强汉墓保护工作,提高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二是拓展汉墓研究领域,例如在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方面展开研究;三是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例如遥感技术、考古GIS等,提高汉墓研究水平;四是加强公众对汉墓的认知和教育,举办相关展览和讲座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汉墓的价值和意义。
河北隆尧乡观遗址Ⅰ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作者: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隆尧县文物保管所来源:《文物春秋》2019年第04期【关键词】河北隆尧县;乡观遗址;战国墓葬;考古发掘【摘要】2014年,为配合南水北调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建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隆尧县文物保管所对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乡观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区域自西向东分为三区,其中Ⅰ区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至明清多个时代的遗存。
战国遗存为12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
这些战国墓葬均基本保存完好,出土有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铜带钩等随葬品,为战国时期冀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增加了新资料。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8AKG006)、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15LS010)、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资金支持项目、河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资助乡观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固城镇乡观村北100米(图一),2012年在南水北调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文物调查时被发现。
遗址为平原地貌,北部略高,南部较低,高差约1米。
地表现为麦田,部分区域存在迁坟后遗留的墓坑。
一条南北向小路从遗址中部穿过,地表散见陶片。
南部早年原有一座道观,现为取土坑。
2014年4月,为配合南水北调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建设,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隆尧县文物保管所组成考古队,对乡观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勘探可知,遗址边长200米,面积达40000平方米。
此次发掘的区域自西向东分为Ⅰ、Ⅱ、Ⅲ区,总面积为1660平方米。
其中,Ⅰ区位于南北向小路西侧,共布10列5米×5米探方,每列4排,共40个。
发掘过程中又扩展了个别探方的面积,实际发掘面积达1025平方米。
共发现67座灰坑,3条灰沟,2眼水井,1条道路,1座房址和18座墓葬。
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可分为龙山文化时期、夏、商、战国、汉、金元、明清等7个时期。
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历史考察(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提要]作为汉代三级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以邯郸、涿、蓟等名都大邑为联结点的河北地区城市网络呈现出自身的诸多特点。
南密北疏的分布格局影响至今,新旧城邑的地域差异极为明显,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侯邑城市的数量变动也非常引人注目。
城、郭的合而为一,城市内部功能分区的细化,完善的交通与排水系统的大规模建设,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水平与趋势。
[关键词]汉代河北城市区域汉承秦祚,力行郡(国)县制,在先秦时期各地城邑发展的基础上,以京师、郡治、县治为中心的三级城市体系开始形成,发挥着中华古代帝国所特有的控制地方乡村地区的机能。
但汉代城市分布不均衡,诸地方区域城市也各具不同特点。
在近年来的文物普查中,在河北地区(含京、津)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汉代城市遗址,其中见诸各类发掘报告的就有30余处①,为研究河北地区汉代城市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便利。
此前虽有学者对河北地区的城市历史进行过相关论述,但为有限的文献记载所囿,或疏于简阔,或仅强调其经济方面的职能②。
本文尝试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河北地区汉代城市在地域分布、城郭结构、社会机能诸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南密北疏的分布特点及成因河北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北部,东濒渤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地貌类型多样,有北部燕山山地区、坝上高原区、西北部山间盆地区、西部太行山地区和东南部河北平原区。
西汉时期,这一地区包括冀州刺史部、幽州刺史部的一部分和并州、青州刺史部的一小部分,设有县治以上城市222个③。
其分布情况可参见文末所附“西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河北地区城市分布示意图”。
这些城市中,有67个沿用了战国以前的城邑,13个为秦代设置的,142个是西汉新建的④。
—————————————①具体城址可参见文末“河北地区所见汉代城址一览表”。
雄安新区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察研究作者:李进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19年第14期摘;要: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发现的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丰富。
以这批材料与文献资料,对雄安地区燕文化和汉文化进行了一些探讨,形成了一些认识:雄安附近的古南易水周边区域可能为临易故城所在地;燕南长城凸显了雄安在东周时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汉代雄安地区“事死如事生”观念浓厚,地主庄园经济较为发达。
关键词:雄安新区;燕文化;汉文化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9.14.0301;雄安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及研究现状概述雄安新区包括安新县、容城县、雄县及周边部分地区,其考古学文化遗存丰富,文化内涵厚重,对于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就围绕这一区域进行过一些零星的考古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考古调查、征集和发掘工作,不断积累起丰富的考古学资料,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当地的考古工作更是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
较为重要的地点有上坡、辛庄克、北刘庄、留村、梁庄、南阳、晾马台、西北阳、罗河、白龙、北城西、六合庄、平王、刘家庄西北、大张堡西、大南头、小南头、午方、北庄、宫岗、北城、南张、店上村、西里南、燕南长城等30余处。
当前对该地区周代以前的考古学研究较多,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研究较为丰富,也有学者对东周燕文化相关问题做过研究,然而观点具有颇多争议。
在该区域历史发展进程中,汉代也是一个重要时期,但相关研究较少,因此对雄安新区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显得重要。
2;雄安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察目前雄安新区地域所能看到的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集中于容城县境内,以南阳遗址及其周边相邻地区为主,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燕南长城。
出土的东周时期遗物主要有:铜壶、铜鼎、铜戈、铜壶盖、铜簋、铜钱、铜带钩、玉柱形器、陶罐、陶鬲、陶盖豆等。
调研报告——定州博物馆、北庄子汉墓石刻馆11月30日上午,我们出发去了定州博物馆。
定州博物馆占地面积55亩,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
在定博馆藏的5万余件文物中,有国宝3件,国家一级文物107件,二级文物214件,三级文物644件,藏品涉及陶、瓷、玉、石、金、银、铜、骨、木等。
博物馆有5个展厅。
按我们参观的顺序,分别是汉家陵阙、北朝佛陀、天下大白、尘外千年和故乡星空。
汉家陵阙展厅先是展示了汉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各类器物。
包括各种陶器和青铜器等,诸如陶灯、陶壶、陶罐、陶楼、陶俑还有青铜罐、青铜碗、青铜灯以及青铜做的轮子等。
出土的陶器大部分为明器,实用器较少,青铜器也有实用器和明器之分。
明器即为随葬器,虽然相对正常器物较为小巧,但是造型也十分精致,并且准备的很全,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
其次,还展示了西汉时期四位中山王墓中出土的文物,有刘胜、刘修、刘焉和刘畅墓,当然还有一些文物是不知名的中山王墓中出土的。
其中刘畅墓的出土文物包括了两件国宝级的文物——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和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
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通高30.5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米,体型硕大,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块玉璧,它主要是用来祭祀的一个礼器;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是由四块新疆和田玉镂雕的黄玉片插接而成,通高16.9厘米,宽6.5厘米。
座屏两侧支架为联璧形,表面透雕加线刻的翼龙、螭龙,代表了东西方位。
玉屏主体为透雕加线刻的略似半月形玉片,上片正中为西王母形象,下片正中为东王公形象,两位神仙身旁还有朱雀或者玄武等神兽的形象。
这是目前汉代唯一一个能用实物证实道教的神仙故事存在的证据。
最后,展示了汉代画像砖,画像砖主要用于宫殿、庙宇祠堂以及墓室的装饰,题材广泛。
它用图像的形式记录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劳作和战争等场景,体现了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对于我们研究汉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朝佛陀展厅主要陈列了北朝时期的汉白玉佛造像。
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作者:宋蓉来源:《文物春秋》 2015年第1期宋蓉(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191)【关键词】冀中南;汉墓;文化因素分析【摘要】本文通过对冀中南汉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解析出冀中南汉墓所包含的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汉代墓葬共性因素和本地文化因素消长变迁的分析,提出西汉时期冀中南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在继承当地传统的同时融入新的时代因素,至东汉时期,地域文化特征淡化,融入汉文化之中。
此外,就各类墓葬文化因素构成中外来文化因素所表现出的特点,提出冀中南汉墓在两汉时期与三河地区联系密切。
冀中南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北接长城地带的北方文化区,南连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区,东邻山东文化区,西隔太行山再与中原、北方文化区相通。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武节劲风,民俗懁急。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冀中南发现了大量汉墓,其所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这可能正是其文化自身发展的同时又与周边地区文化不断接触、交流的结果,而墓葬中所包含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即是其自身发展与接触交流的体现。
本文通过解析冀中南汉墓文化因素,探讨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图一)。
一、墓葬形制分析冀中南汉墓的形制,根据构筑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竖穴土坑墓、洞室墓以及带横向墓道的砖室墓。
竖穴土坑墓是东周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已广为流行的墓葬形制,如燕下都遗址中的战国晚期墓葬就均为竖穴土坑墓,竖穴内有的有木质棺椁,有的直接放置尸体[1],与西汉时期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完全相同(图二,1、2),因此可将其视为本地战国文化传统的延续。
西汉中期,竖穴土坑墓中出现了砖椁,以小砖砌筑四壁并铺底,之上先覆盖木板再铺砖(图二,3)。
砖椁墓在冀中南并未广泛流行,数量很少,仅出现在西汉中、晚期。
而与其邻近的山东北部(图二,4),这种砖椁墓的流行从西汉早期一直延续至东汉早期,在竖穴墓中砌筑砖椁的比例高达82.1%。
由此可见,冀中南的砖椁墓应是受到山东北部的影响而产生,可将其称为鲁北文化因素。
冀中南的洞室墓集中出现在西汉中、晚期,数量亦很少。
关于洞室墓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可追溯至战国秦文化,伴随着战国末年秦统一六国的征程,其影响到了关东,从而使关东地区在战国晚期也出现了洞室墓[2]。
也有学者认为:“关中地区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末期早段的各类秦墓均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墓,战国中期晚段,大荔地区和西安地区出现洞室墓,到战国晚期,宝鸡地区也相继出现洞室墓。
因此,关中秦墓自身原有的墓葬形制应是口大底小的竖穴墓,大量洞室墓的年代是在战国晚期,而且其分布情况是东早西晚。
”同时根据洛阳烧沟至迟在战国晚期以前已出现洞室墓的现象,还指出:“关中、关东地区在战国中晚期同时出现的洞室墓,表明两个地区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 [3]进入汉代以后,以长安为核心的三辅及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河依然是洞室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并明显地存在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综上所述,洞室墓可视作三河地区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
冀中南与三河毗邻,与遥远的关中相比,这里出现的洞室墓更有可能是受到了三河的影响,可将其称之为三河文化因素(图二,5、6)。
冀中南的砖室墓出现于西汉晚期,但直到东汉早期才广泛流行。
此种墓葬的规模差异较大,结构简单者仅有单间墓室,面积不过10平方米(图二,7);结构复杂者由多间主室、侧室构成,面积可达数十甚至上百平方米(图二,8)。
但从构筑方式上看它们基本相近,均是先挖出“甲”字形墓圹,在圹内以砖砌筑仿造地面房屋的墓室。
砖室墓广泛分布于汉王朝统治疆域内,从统治中心的河洛地区到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以及长城以北的塞外边郡,都曾出现过这种形制的墓葬,故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的共性因素。
二、随葬器物分析冀中南汉墓随葬品种类丰富,有陶器、青铜器、铁器、漆器、玉石器等。
其中青铜器和玉石器数量极少,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墓葬中,铁器多为刀、削及带钩一类的小型器物,漆器多已腐朽,仅存金属附件。
陶器数量众多,型、式多样,从器物的用途看,基本涵盖了当时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具有一定礼制意义的陶礼器,到筩形樽、耳杯、案、魁、方盒、奁、熏炉、灯等仿漆器或青铜器的生活明器,以及仓、井、灶等仿生活设施的模型明器,其中既有冀中南本地文化的结晶,也有与周边地区交流的产物。
以下将通过对随葬陶器的分析,解析其所蕴含的各类文化因素的属性。
1.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鼎、盒、壶。
这套组合从汉初即在汉代疆域内广泛流行,俞伟超先生认为这是战国关东六国文化遗风的复苏,是汉文化形成期的重要特点[4]。
冀中南随葬陶礼器的葬俗应也是受其影响而产生,可称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但在器物形态上,冀中南汉墓随葬的陶礼器呈现出了两类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中有的器物在各地汉墓中均能见到,如扁球腹矮蹄足鼎、圆球腹矮蹄足鼎、敞口圆腹圈足壶以及盘口鼓腹圈足壶(图三,1—4),其形态与同时期同类铜礼器相近,应是仿铜礼器而造,由于流行广泛,可将其归入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除此之外的大量陶礼器在形态上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如盆形高足鼎、釜形矮足鼎、罐形高足鼎、球形圜底盒、深腹小盖圈足盒、盘口假圈足壶以及喇叭口假圈足壶(图三,5—11),这些形态的陶礼器在冀中南之外的其他地区非常少见,应是当地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可称为冀中南本地文化因素。
以上两类陶礼器中,代表本土文化的器物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如釜形矮足鼎和球形圜底盒的出现频率分别为40%和60%[5],而代表汉代墓葬共性特征的扁球腹矮蹄足鼎和圆球腹矮蹄足鼎的出现频率仅为10%和20%。
2.生活明器这类器物主要有盆形樽、魁、灯、熏炉、奁、方盒、筩形樽、耳杯、案等,其中筩形樽、耳杯、案出现于战国,是战国晚期楚墓随葬漆器中常见的器形,如湖北江陵望山M1的漆樽(WM1∶B82)、漆耳杯(WM1∶B53)、漆案(WM1∶T73),其形态与冀中南汉墓出土的陶质同类器虽有差异,但总体特征相近[6](图四,1—6),应是承继战国时期同类器形态发展而成。
虽与楚文化有渊源,但入汉之后,这些器物在汉代疆域内广泛流行,各地并无明显差异,故亦可归入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盆形樽、魁、灯、熏炉、奁、方盒等是西汉之后新出现的器类,分布范围广,在浙江海宁[7]、陕西西安[8]、河北涿鹿[9]等地都曾有过发现,各地所出器物形态相似,几无差异(图四,7—10),因此也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鼎形圆炉是西汉晚期冀中南汉墓出现的一种新器类。
圆炉口沿有支钉,可用于承放釜之类炊器,炉内可生火,应是与灶近似的庖厨之器。
墓葬中圆炉往往与灶共出,如武邑中角M4、燕下都北沈村东汉墓,景县大代庄东汉墓等,随葬品组合往往是1件圆炉、2件灶(图四,11)。
若将随葬品呈现的面貌联系现世生活,这种现象似乎表明灶才是生活中的主要烹饪设施,而圆炉仅为辅助用具。
在与冀中南相邻的鲁北,西汉晚期墓葬中也出现了圆炉(图四,12),并且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形态的阶段性演变形成了连贯的序列。
同时从随葬品组合看,鲁北地区基本不见灶,圆炉作为一种可移动的庖厨用具,可能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考虑,圆炉很可能是在鲁北地区形成的一种特色厨具,而冀中南地区使用这种器物似乎是受到了鲁北的影响,因此可将其称为鲁北地区文化因素。
3.模型明器这类器物的常见组合为囷、灶、井,此外有的组合中还有仓、仓楼、猪圈等,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制成陶制模型随葬是汉代墓葬中很流行的一种现象。
俞伟超先生认为,西汉中期之后,随葬模型明器的发达是汉文化形成期极富时代性的特征。
因此可将以模型明器随葬的葬俗称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在器物形态方面,与陶礼器的情况近似,各地出土的模型明器形态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冀中南汉墓中以方井和梯形灶最为常见(图五,1、2),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盛行不衰,并且在器物形态方面形成了连贯、完整的阶段性演变序列。
可见,这两种器物应是在当地文化的土壤中发展形成的,可归入冀中南本地文化因素。
此外,冀中南较为常见的模型明器还有梯形卷沿井、亚腰形井、马蹄形灶、三火眼方头灶、浅腹矮足囷、深腹矮足囷。
其中梯形卷沿井虽不及方井普及,出现略晚,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但此种形态的陶井罕见于其他地区,故亦可能是本地文化发展的产物(图五,3)。
亚腰形井在东汉早期几乎同时出现在了黄河中下游的汉墓中,如焦作白庄M41∶21、侯马乔村M4259∶10,其形态特征近似,演变趋势相近。
自商周以来黄河中下游就是我国重要的旱作农业区,温和的气候,疏松易耕的黄土冲击层成就了这里发达的农业,同时,相似的自然环境、生业方式,可能也使这里在生产、生活设施的选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亚腰形陶井的出现可能正是这种共通点的体现。
但在陶井附属设置的装饰方面,黄河中下游各地又表现出了地域差异,冀中南的亚腰形陶井常在井架边做出卷云形装饰,有的还在井架顶端装饰有树叶形泥塑,如武邑中角M4∶31(图五,5),而三河地区常见的是风格简洁、几无装饰的方形井架[10](图五,6)。
由此可见,这种装饰风格独特的亚腰形井也可算作是冀中南的本土文化特色。
马蹄形灶和三火眼方头灶出现较晚,数量很少,有研究者对秦汉时期的陶灶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陶灶可以分为方头灶与圆头灶两大系统,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多圆头灶,函谷关以东、秦岭以南则多方头灶。
圆头灶在战国晚期的关中地区已经出现,秦至汉初形成了马蹄形灶面、“品”字形三火眼的样式[11]。
汉代这种马蹄形陶灶沿黄河北岸向东扩展,位于关东的陕县、三门峡及晋南汉墓中均能见到其身影。
冀中南与晋南毗邻,出现马蹄形灶应是关中马蹄形灶向东传播的结果,故可将其归为关中文化因素(图五,7、8)。
秦汉时期方头灶的分布区在关东,但关东各地流行的方头灶形态又不尽相同,如三河地区流行的方头灶常有多个火眼,火眼或并列,或呈品字形排列,位于灶台内侧的烟囱高矮不一;鲁南苏北地区流行的方头灶多为双火眼,烟囱伸出灶台,顶端有屋顶形小盖。
冀中南东汉墓葬中随葬的方头灶三火眼呈品字形排列,与三河地区同时期墓葬所出形态相同,可称为三河文化因素(图五,9、10)。
冀中南汉墓中陶囷的流行不及灶、井,集中出现在西汉中晚期,深腹矮足、浅腹矮足两种形态的陶囷出现频率相距悬殊,前者为1%(图五,11),后者为9%(图五,4)。
从流行地域看,这两类囷也有较大差异,深腹囷在三河西汉中期墓葬中已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东汉晚期,浅腹囷则少见于冀中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故可推断以上两种形态的陶囷应具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属性,深腹囷源自三河,浅腹囷则是本土文化孕育出的产物。
4.日用陶器以罐、釜最为常见。
陶罐的形态丰富多样,其中有三种出现频率最高,即直口球腹罐、直颈深弧腹罐与束颈深弧腹罐(图六,1—3),这三种形态的陶罐总数是其他各种形态陶罐总和的近一倍,并罕见于冀中南以外的其他地区,故可将其作为冀中南本土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