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谈起——魏晋名士及其“洒脱”人生简析摘要：魏晋名士指的是生活与三国、两晋晋时期的名士。
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
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
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加张扬或也更隐晦。
魏晋名士实际上是一批生活于魏晋期间的精神贵族，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①。
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酒、药、魏晋名士、魏晋风度①周海平著，《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一、学术史回顾关于魏晋风度，学术史上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其中罗宗强先生在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是从玄学这个思想领域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以及作为作出的探讨；范子烨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则是全方位的解读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余英时先生则是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用了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主要探讨的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及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再者如王晓毅先生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又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魏晋风度的内在精神做出了阐释。
由于魏晋时期文化的大繁荣和魏晋士人之独特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前人之探索与研究自己了解的还太少，但感觉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名士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他们的放诞不羁和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虽然都有提及，但没有集中阐述，特别是对“酒”和“药”这两个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角色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探讨。
在本文就着重想要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提及的魏晋士人之与“酒”、“药”的密切关系来简单谈谈魏晋名士之“洒脱”人生。
二、酒与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
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与它了。
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带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①。
而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呦呦鹿鸣，食野之芩。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琴鼓琴，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诗·小雅·鹿鸣）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君子万年，介尔景福。
（《诗·大雅·既醉》）①陈洪著，《醒醉人生——魏晋士风散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酒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据萧家成《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一书的表述：“酒文化就是围绕酒这一中心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技艺的。
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的总和。
①”关于酒的起源，主要有着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两个传说，当然，对于杜康造酒这一传说在古籍中的记载很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
少康，杜康也。
②”但是后代也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考古发现的酒具将酒史向前延伸了数千年。
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文化遗址中，已有大量的酒具存在，酒史之悠久可见一斑。
对于酒的起源需要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在这里我们就略过，仅谈谈酒与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古代文人的生活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酒，从它产生以来，就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更与文人墨客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及至魏晋，酒在魏晋名士生活乃至生命中都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谈起魏晋名士，我们心中浮现的必是洒脱不羁的浪漫文人形象。
饮酒、服药的风气则更是让他们变得潇洒、率真，不拘泥于世俗礼教。
《世说新语》是最能体现魏晋时期士人风范的作品，其中有《任诞》一篇，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侧面，而最能体现“任诞”之风的莫过于饮酒，所以《任诞》篇共54条，其中提到“酒”一字的就有26条，占了几乎一半，更不用说那些不提及“酒”但实际言饮酒，如《文学》篇中的阮籍借酒避司马氏，但最后还是写了一篇时人谓之“神笔”的文章（第六十七：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
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
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
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
时人以为神笔。
③）之类的条目了。
这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酒在魏晋名士生活甚至生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虽然酒有着非凡的魅力，但同时也是有着无尽的苦闷和无奈，而最能体会酒中苦辣酸甜的，也莫过于魏晋名士。
正如研究酒与艺术的鲁克兵这样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一时期（笔者注：魏晋时期）离酒更近，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这时的①萧家成著，《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华龄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②转引自萧家成著，《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华龄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③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人们离酒更远。
①”题中“药”一字涵盖的内容太广泛，但在这里我仅仅指的是魏晋名士所嗜的不同寻常之药——五石散。
五石散，据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其他》所述：“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
②”据《抱朴子·金丹》说：“五石者，丹砂、雄黄、白凡、曾青、慈石也。
”而唐人孙思邈则在其《千金翼方》里说五石是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英、钟乳、石硫黄。
③虽药方用料不同，但其功用却大概一致，可以轻身延年、益精补气、令人有子、治疗疾病。
相传五石散出于汉代，至魏晋正始年间，由于名士何晏服用此药获得神效，遂风行一时。
《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用之者寡，靡有传焉。
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也④。
而且何晏自己也说道：“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⑤”由此可见服散在魏晋时期的风行了。
而据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记载，说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
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
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
而且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
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
但吃药之后的发冷恰恰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
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
因此五石散又名寒食散。
只有一样不必吃冷的，那就是酒⑥。
在《世说新语》中，虽然明着提到“吃药”、“服散”一类的话并不多，但纵观全书，，写名士们吃完药“行散”之类的话却也是随处可见的。
甚至连走路一词都慢慢的被“行散”所取代，由此可见吃药在魏晋士人中的盛行程度了。
所以，酒和药就一起构成了魏晋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也成了他们寄托情感或者实现自我的手段了。
换句话说，酒与药在魏晋名士的生活中①鲁克兵著，《执着与逍遥——陶渊明饮酒诗文的审美观照》，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②鲁迅著，《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③转引自陈洪著，《醒醉人生——魏晋士风散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④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⑤刘义庆著，刘孝标注，曲建文、陈桦译注《世说新语译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⑥鲁迅著，《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若想要更加真切地认识魏晋名士，探讨其人生、其人格，酒与药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三、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说到魏晋名士在这里首先要谈谈中国的“士”。
士在西周是贵族中最低的一个品级，是靠田地税收生活的非体力劳动者，从事下层官吏与侍卫、出征等事务。
自春秋战国以降，社会秩序崩坏，“士”阶级的地位也产生上浮和下沉的分化，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①。
自孔子率先提出“士志于道”之后，“以天下为己任”便成了“士”的基本特征。
但是“士”的这一传统特征是随着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可以集学者、地主、官僚于一身。
其中魏晋南北朝时代因儒学中衰，道家名士以及心存“济俗”的高僧更能体现“士”的基本精神。
“士”又有着独立的品格和牺牲的精神。
从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身”（《孟子·尽心上》）的杀身成仁，到汉末党人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清道夫，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休戚与共，都成为儒学之士的人格理想。
而从庄子的“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缮性》）的存身之道，到阮籍的“言及玄远，口不臧否人物②”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③”的处世态度，都有从抗世疾俗的角度维护了社会基本价值，并成了道家名士的人格理想。
而“名士”，先秦就有此名目，但名士成为明显的阶层，并活跃于社会当在东汉后期，期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王室渐渐衰微。
随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西周强盛局面的结束，社会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革，周天子的政治、经济、军①周海平著，《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②《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中华书局，第1361页③《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嵇康，中华书局，第1369页事实力不断下降，诸侯实力在摆脱“周礼”的束缚后迅速增强，以至能与天子分庭抗礼①。
在这种情势下，士人阶层的人数急剧增加，且随着社会又一次大分工的出现，士的分化也相当激烈，加之私人设教的出现，教育的贵族垄断开始转变为一定程度的普及化，平民接受教育，挤入“士”阶层的情况也很普遍。
于是人数众多的士人阶层在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成了社会上的一支主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名士”指的是“名望高而不仕的人”。
《礼记·月令》：“[季春三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郑玄注：“名士，不仕者。
”孔颖达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
”这样的定义合乎春秋战国及此前的社会名士的实际情况②。
![[12]论《世说新语》中的名士形象-1](https://img.taocdn.com/s1/m/2a34a519657d27284b73f242336c1eb91a3733be.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