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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精神最后的武士》：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绵延了一千多年，成为日本的民族精神。
有资料证明，后来它演化成为军国主义思想。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日本制定了全面侵华的方针；战后，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又是这种精神的指引，使得日本取得了经济的腾飞。
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绵延了一千多年，它逐渐积淀在这个民族内心的深处，成为民族精神。
“武士道”的说法是出现在日本江户时代，最初它被称为“武士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
武士素来以武士道为最高准则。
所谓武士道就是武士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
受到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的行动时，根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生死对一切来说，还在其次，怎样让自己的行动发挥效用才是正道。
那么，武士道又怎么会发展成为肆杀无辜的军国主义精神呢？这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我们能从它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起源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廉仓时期，也就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候。
随着贵族与武士之间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从富农中产生出的地主武士凭借扎根社会底层的优势，从而在权利统治机构中一路攀升成为权利阶层。
当武士依靠各自紧密的主仆关系向超越贵族的权力之路迈进的时候，武士中最上层的统治者因害怕有人犯上作乱而制定出了许多的行为准则来拘束、捆缚武士。
这些行为准则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武士道。
换句话说，武士道，其实就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武士道早期的理论来源应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忠”。
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也许“忠”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忠于国家、忠于主人。
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旧型武士道只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献身的武士道，代表人物是宫本武藏。
二、发展在江户时代，山鹿素行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与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
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作者：高小岩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06年第02期今年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第61个年头了，“作为当年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发动者之一，日本是有责任深刻地反省历史并向曾经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和人民道歉的。
”[1]然而，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频频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系列不和谐音使曾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不禁要思索，“日本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2]要了解日本，不仅要摸清其历史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从中探究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提炼出影响日本民族精神的关键因素——武士道。
研究武土道产生、发展、变化及特定时期作为精神工具的定位可以对日本民族近代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及今后的走向有更清醒的认识。
一、武士道的产生与特点“原始的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成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
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象征着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
考古发现表明，从古坟时代中期起，剑、刀、甲、胄、马具等攻击性武器激增，说明日本民族对武器和武力的崇拜渊源久远且渐趋强化。
从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往往可以发现其价值取向，而这种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为文化发展方向和价值选择的决定力量。
在《日本书记》及《古事记》中，伊奘诺尊用神剑斩杀火神柯遇突智，后来倭姬将神剑授予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用神剑东征平定虾夷地方，把神剑供奉在热田神宫。
可见，刀剑既是杀人的工具，又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
《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上古时代日本列岛诸国之间的战争。
很明显，对刀剑及武力的膜拜折射出了日本民族的尚武传统，这便是武家文化产生的原始土壤。
早在公元八、九世纪，武士道便随着武士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武家文化拉开帷幕而初现端倪。
关西军阀首领源赖朝集团战胜关东的平清盛集团，官拜“征夷大将军”，“1185年在镰仓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幕府，”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
探析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和理念及其影响摘要]日本武士道是在日本镰仓幕府时期与武士制度一同衍生出来的一套不成文的行为准则，其理念在早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大，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中，将武士道理念分为“忠、勇、仁、礼、诚、名、义、克”几个部分，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子，但与儒家文化不同的是，受到神道教思想的影响，武士道将“忠”放在最首要的位置而非儒家文化中的“孝”。
明治维新之后，在明治政府的歪曲下，武士道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基石，在其影响下，日本走上了殖民侵略的道路，而在二战时期，受到武士道影响的日本军队，更是做出屠杀战俘、自杀式袭击等疯狂举动，对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关键词]武士道精神、武士道起源、军国主义“武士道”作为日本大和民族的核心，一直以来都影响着日本的发展，有人认为武士道是“杀伐与战争之道”也有人认为它是“忠君与爱国之道”本文讲探析武士道的形成及理念，以及各个时期武士道所产生的影响一．武士道的形成及理念11世纪初期，武士阶级的实力发展迅速，甚至于摆脱了庄园主的束缚，各自组成了武士团体。
12世纪，镰仓幕府建立，武士首领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标志着武士时代正式来临，武士阶级正式形成。
武士之间也形成了不成文的道德与伦理准则，从影响着武士阶层的发展，而后更是影响到了普通民众，成为了整个大和民族共同信奉与遵守的道德规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武士道精神。
首先，日本武士道的形成与儒家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在日本飞鸟时代（593-710）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574-622 日本飞鸟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最先将儒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并以此制定了《官位十二阶》，以“德、仁、礼、义、信、智”来规定官员的位置，而后又颁布了《宪法十七条》，其中制定了君、臣、民之间的等级制度，也有着浓厚的中国儒家文化色彩，其中的第三条“君则天主，臣则地主”更表明了当时“臣”要忠于“君”的理念。
而在新渡户稻造与近代时期出版的《武士道》一书中，将武士道精神分为了“忠、勇、仁、礼、诚、名、义、克”几个部分，也与儒家文化有着相似之处，更可表明武士道身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键入文字]“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什么是武士道精神导读：当下，抗日剧充斥荧屏，“武士道”也被各种演绎。
然则，日本“武士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侵华战争中，又充当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明治以前的“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的“原始武士道”，因政治契约之故，特别强调“忠”与“死”所谓“武士道”，略言之，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纵观历史，“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
公元721 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 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
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 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 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
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
“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其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
这种契约关系，常常随着世局的变迁而有所修正。
如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武士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就更爱强调“为自我献身”，而不是“为主君尽忠”。
江户时代，朝野异途，武士道分裂为“士道”与“叶隐”两派，其伦理观完全对立江户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词正式出现在典籍之中。
“传统武士”在江户时代，被迫转型为行政官吏，被要求具备治民才干，而不能仅仅只懂得杀伐。
“原始武士道”于是被改造成新的“士道”。
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学影响的山鹿素行，是这一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
儒家主张“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则强调，武士必须文、武兼修，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文”的修养，必须做到重义轻1。
山本博文解说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发表时间：2018-09-27T19:12:01.093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10月上作者：杨洋[导读] 武士道作为日本独特的一种思想意识，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日本国民性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一书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武士道精神的必读书目。
日（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摘要：武士道作为日本独特的一种思想意识，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日本国民性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一书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武士道精神的必读书目。
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教授山本博文于2010年使用现代日语翻译了《武士道》一书，并进行了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解说，鲜明地表现了现代日本人对武士道精神的批判性认识。
本篇通过介绍山本博文对《武士道》的解说，旨在为中国学者研究武士道精神添砖加瓦。
关键词：日本文化；武士道；新渡户稻造；山本博文1绪论《武士道》一书是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
1984年日本银行推出新版日币，5000日元上的图案为新渡户稻造,可见新渡户稻造对当时的日本的影响。
新渡户稻造所著的《武士道》一书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武士道精神的必读书目。
山本博文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2010年担任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情报学教授、史料编纂所教授，专攻日本近代史。
发表了多部以江户时代的武士和大名为研究对象的著作，2010年使用现代日语翻译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对其中的观点有深刻犀利的认识，是现代日本学者对武士道精神认识上的鲜明代表。
本篇论文主要介绍山本博文对武士道一书内容的解说，让读者看到日本人眼中武士道的形象，为中国的武士道研究尽微薄之力。
2验证武士道的起源山本博文从新渡户稻造的出生和受过的教育入手，结合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验证了《武士道》中论述的武士道精神的可靠性。
解析日本武士道“死的觉悟”郝祥满“死的觉悟”是日本古典武士的道德原则，是武士道形成的第一阶段。
武士对于死的独特认识不仅影响了后期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内涵，而且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作为加害者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意识——有“耻”的感受、无“罪”的觉悟。
本文试就日本武士剖腹（切腹）自杀的动机、武士道“死的觉悟”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武士道生命观与罪恶认识展开解析。
一、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动机日本武士和武士道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武士“视死如归”的自杀冲动及其选择剖腹的死法。
“大约在十五世纪之末，允许一个武士切腹自尽，免得他受着正法的羞辱，这样的军界风俗，早已是风行一时了。
”①也有人认为，自从１１９２年镰仓幕府开创以来，剖腹就成为武士自杀的惟一方式，“日本武士的‘切腹’行为起源于治承元年（西元１１７２年）”。
②日本《太平记》一书所统计的２６４０名自杀而死的武士中，以“剖腹”方式自杀的就有２１５９人。
日本武士选择剖腹自杀的思想根源在于其另类的生死观——“死的觉悟”，其首要动机是对荣誉的追求。
在荣辱感强烈的武士看来，不同身份的人当有不同的死法，战死或剖腹才符合武士身份，“平常床箦死”是有损名誉的。
选择剖腹这种特殊的自杀方式就是要证明其宁死不屈，就是要显示其忠诚、英勇。
因此，日本武士非常重视自杀和他杀的区别。
“在激烈的战斗中，如果采取一般的，如自刎或其他方式，则很难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
如果被误认为是他杀，或被对方假报为他杀，那么自己所崇尚的自杀就失去了价值，自己要显示的忠勇也得不到承认。
为此，要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就必须采取非同一般的自杀方法，那就是剖腹。
因为在战斗中，敌人不会故意只割其腹部，使之不立即死亡。
”⑧为了显示“英雄气概”，日本武士甚至把剖腹当作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情来做，致使剖腹逐渐被规范化、程式化和礼仪化。
比如按照“十字形剖腹法”的要求自杀，然后在痛苦中等待死神的召唤、生命的终结；如果不能正确、镇定地完成剖腹，会被认为是可耻的。
浅析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摘要：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与道德体系。
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幕府统治中，武士阶层以及武士道精神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衡量一个人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
即使在封建统治消失已久的今天，在各个领域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比如公司的终身雇佣制，日本人的重诚信，讲礼节，自杀率高等等社会现象等。
本文通过分析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揭示出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思想义勇仁礼诚1 武士道精神的起源武士道精神起源于平安，当时藤原氏①专权，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瓦解，庄园制度开始形成。
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训练了一批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
这些武士不属于国家正式军队，不拿国家俸禄，而是由庄园主直接发放薪金。
武士集团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他们相当于是庄园主的家臣，只听从庄园主的命令，无视中央法纪。
在战场上的勇猛和对主人的绝对忠心是武士的基本要求。
当时，日本从律令社会正逐渐过渡到贵族社会，武士的兴起，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稳固了日本分裂的封建制度。
到镰仓时代源赖朝②设立将军幕府，武家开始公然执掌政权，与中央对立。
武士道思想也逐渐兴盛发展。
到了江户时代，武士道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借用其“仁义礼勇诚”等概念，并将其理论化，融入日本特有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武士道德体系标准。
武士道教义的起源来源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
孔子的“五伦”思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定位，这对武士阶级确定各种关系起到很到作用。
日本著名文化学家新渡户道造在《武士道》一书中写到：“冷静，稳重并长于世故的孔子的政治道德思想教条，对统治阶级的武士来说非常合适。
孔子的贵族式保守教言很适合武士阶级的要求。
”而孟子的仁爱思想在武士阶级引起了强烈反响，让嗜杀的武士阶级有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将自己的统治标上救济天下，仁爱为民的大义标签。
2007年第4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 o 14 2007总第228期Journal of Nor theast Nor 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Sum N o 1228 [收稿日期]2007-03-20 [作者简介]王志(1966-),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现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历史学博士。
=日本史研究>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王 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摘 要]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
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
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0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关键词]武士道;山鹿素行;士道;5叶隐6[中图分类号]K313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4-0025-08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
自10世纪以来,日本武士凭借着武力和日后被称为武士道的道德规范所形成的团结力、战斗力登上历史舞台,确立了武家政治,从此武士道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武士道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
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还不曾出现,它最初由来于武士们在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0、/弓马之道0等习俗、惯例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
到了江户时代,经过儒学理论的改造,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习俗、惯例和常规发挥作用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系统的士道理论。
这种被系统化、理论化的武士道论在明治维新后并没有随武士阶级的消亡而失去作用,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构筑以对外侵略为目标的日本军国体制的道德基础。
日本的武士道与幕府时代的崛起日本的武士道与幕府时代密不可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武士道的定义及其价值观，并分析幕府时代对日本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揭示其崛起的原因。
一、武士道的定义与价值观武士道，是指日本武士阶级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武士道的核心是忠诚、勇气、荣誉和礼仪，这些价值观不仅影响了武士的行为，也深刻地塑造了整个日本社会的道德伦理。
1. 忠诚：武士道强调对主君的忠诚。
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平时，武士都要将主君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甚至可以为主君忍辱负重、舍生忘死。
2. 勇气：武士道崇尚勇敢无畏的精神。
武士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信义，无论面对什么困境都要鼓起勇气，毫不退缩。
3. 荣誉：武士道追求荣誉和尊严。
武士视荣誉如生命，宁可拼尽全力也要捍卫自己和家族的荣誉。
4. 礼仪：武士道注重礼仪和敬畏。
武士要做到举止优雅、言行可控，并对各种礼仪仪式保持敬意。
二、幕府时代的崛起幕府时代，指的是从12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由幕府将军领导的日本政权。
幕府时代的崛起与武士道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封建体制的确立：幕府时代标志着日本封建社会的确立，武士成为社会的主要统治阶级。
武士道在这个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武士提供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促进了封建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2. 武士的政治地位：幕府将军及其家族成为了日本的最高统治者。
幕府将军借助武士道的价值观，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建立起严密的军事和政治体系。
3. 和平的实现：幕府时代相对于以往的乱世来说，呈现出相对稳定和和平的局面。
武士道的忠诚和勇气使日本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
4. 文化的繁荣：在和平的环境下，武士道的崇尚荣誉和礼仪，推动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繁荣。
茶道、花艺、剑术等艺术形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推广。
三、幕府时代崛起的原因幕府时代的崛起源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动荡、军事力量的崛起和政权的更替。
十八世紀日本武士倫理的爭議：以赤穗事件為探討核心1張崑將〔摘要〕日本武士道有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它不僅是形塑日本近世的重要文化，更是近代國家宗教倫理的象徵，更擴及到日本所殖民的東亞區域，傾慕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
武士道特別講求為主盡忠效死，帶有非理性的宗教色彩，故難免有諸多倫理上的爭議。
本文擬從德川學者對發生在1703年的赤穗武士為主君復仇事件所引起的「義」與「不義」之爭論，窺探武士道在日本的多元面貌。
當時討論這事件有儒者如古文辭學派的荻生徂徠、太宰春台，朱子學者的室鳩巢、林鳳岡、佐藤直方，以及兵學者的松宮觀山、伊勢貞丈等，幾乎各有立場，提出各自對武士道的「義理」看法，本文擬扣緊他們所涉及到如儒家「士道」與日本「武士道」的倫理性爭議課題，除微觀分析此一復仇事件所呈現的武士道之多元面貌，更擬宏觀從一中日比較視野審視此一事件的特殊性，從而檢討有些著作對「武士道」的誤解。
一、前言：日本歷史上有三大復仇事件，即鎌倉初期的曾我兄弟為父復仇(1193)、江戶初期的鍵屋之十字巷口（かぎやのつじのけっとう）為亡君之志及兄弟復仇（1634）與赤穗(Akō)四十七武士為亡君復仇等三事件(1703)，其中以赤穗事件最大規模也最具爭議。
本文擬從發生在1703年的赤穗事件，探討十八世紀諸多學者有關武士倫理的爭議，實涉及到中日儒家不同的見解及日本本土的武士倫理之衝突，由此一窺日本武士倫理存在的多元與分歧之現象。
1本文以英文稿“Controversies over the Samurai Ethic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Japan: Centered upon the Akō Event”發表於Rutgers大學與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東亞儒學：互動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Interactions and Innovations），2009年5月1-2日。
德川開國一百年後，在1703年發生了史稱的赤穗事件，日本人後來也以「忠臣藏」(chūshin kura)之名傳世之。
這個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在1702年幕府為迎接天皇使者，赤穗藩主淺野長矩(Asano Naganori)與負責幕府典禮儀式的權勢者吉良義央(Kira Yoshinaka)，奉將軍命為分館領事（接待天皇使者的職務），但淺野不知迎接之禮節，問吉良而遭其所辱，致發生「白書院血污事件」，亦即赤穗侯淺野以刀擊吉良的官帽，結果中額血流，又再擊之，中背脊，終被旁人強制拉開，未能取吉良性命，這個血污事件發生日期在1702年3月13日。
白書院是幕府將軍接待重要使者的地方，如今發生血腥事件，罪名甚為嚴重，事件後幕府命令：其一是對赤穗藩主淺野之處置：「命令你們今天擔任接待天皇的禮儀使者，身為人臣的人，本最應深深戒慎小心，以避免紛爭。
但是長矩任意發狠械鬥，濺血跡在神聖的台階上，用他私自的怨恨而無視國家公法，賜死。
」2所以隔天也就是3月14日幕府便令淺野切腹自殺。
其二對於被追殺者吉良義央的處置是：「無罪，且使他療傷，等痊癒後，又視事如故。
」並沒收赤穗藩主在中央的官邸，驅逐將卒200多人，赤穗侯之弟亦坐罪幽囚，藩國也應被除名，隨後派遣兩諸侯前往接收赤穗城。
這就是開啟赤穗武士為主君復仇的序幕，由於武士在家老(headchamberlain)大石良雄(Ōishi Yoshio，1659-1703)的率領下，忍辱偷生了一年多，才在1703年12月14日由堅定意志的忠君武士47人完成復仇義舉，砍下吉良義英的首級，祭拜於先君之墓。
事後朝廷命令義士自盡：「已故的赤穗藩主淺野長矩，正當迎接天皇使者的日子，拿短刀刺殺義央於廷上，他所犯的罪，依國法無可饒恕。
事後義央被判無罪，擔任職務如故。
必須知道，生殺本應出自朝廷的旨意，但長矩的家臣卻稱這個事件是他主人的仇恨，聚眾結黨，擅自殺害朝廷大臣，大逆不道，命令他們自殺。
」3這是朝廷從「國法」的層面上稱赤穗武士為「大逆無道」，不過幕府卻在翌年2月令46人以武士之禮切腹，4既是「大逆無道」又禮遇其以「武士之禮」自盡，似有意折衷「大逆無道」與「義士」的評價落差，但也不免暴露出幕藩體制與武家社會的「制度性矛盾」。
5結果，赤穗武士們留下遺言，死後皆葬泉岳寺(Sengaku-ji)主君墓側。
這個事件日後透過歌舞伎(kabuki)、狂言(k yōgen)等民間戲劇演出，題為「忠臣藏」（Chūshingura），成為德川時2參室鳩巢：《義人錄》，收入《近世武家教育思想》（東京：日本國書刊行會，2001年新裝版），頁645。
3參室鳩巢：《義人錄》，頁669。
4其中一人寺坂信行(1665-1747)，因奉良雄命，出使往告先君之弟，歸後義士已服刑，幕府不咎。
5赤穗事件正反映幕藩體制與武家社會的「制度性的矛盾」之分析，參甘懷真：〈日本近世的「公法」與「君臣之義」—以赤穗事件為例〉，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380-385。
代家喻戶曉的忠臣典範；不僅如此，明治維新後1900年明治天皇特敕令興建大石神社(Ōishi jinja Shrine)以奉祀四十七義士，歷年來為政治首腦必親往祭拜之處。
現代日本時代劇對於忠臣藏也不僅一拍再拍，並透過教科書與研究者的鼓吹，不知不覺中忠義復仇的武士道典型，已深烙在日本人思維中，而形成日本人的集體歷史記憶了。
61.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置與評價，徂徠學者(Sorai learning school)是大部分朱子學者（佐藤直是例外）、兵法學者的意見是對立的。
從《近世武家教育思想》第一卷所編的「赤穗義人錄」(Akō Gizin Roku)中，就有八卷之多，扣掉後三卷並非評論資料以外，前五卷參與評論者而發表文章的儒者就超過三十人，涉及的學派除有徂徠學者的荻生徂徠（1666-1728)、弟子太宰春臺以外，還包括官方朱子學的林鳳岡（1644-1732）、室鳩巢 (1658-1734)、三宅觀瀾（1674-1718）、懷德堂朱子學者五井蘭州（1697-1762）、中井履軒（1732-1817）、山崎闇齋朱子學派的佐藤直方（1650-1719）、淺見迥齋（1652-1711）、古義學派(Acient Learning School)的伊藤東涯（1670-1736）、折衷學派的山本北山（1752-1812）、兵法學者(tactician)的松宮觀山（1688-1780）、武士禮法學者(scholar of Samurai’s rite)伊勢貞丈（1717-1784）等等。
換言之，當時十八世紀的重要儒者或學者，幾乎都高度關注赤穗事件。
在諸家的討論中，對於赤穗武士復仇的行為到底是「義」(righteousness)或「不義」(un righteousness)的立場與爭議，贊成是義者的學者相對較多。
主張不義者，如荻生徂徠是站在「國法」與武士「職分」的一貫立場，甚至武士職分也不可凌駕「國法」之上。
但從主張「義」者看來，朱子學們則有不同立場，如幕府儒官朱子學者室鳩巢與林鳳岡主張是「義」，闇齋朱子學者佐藤直方則謂之「逆道」，與佐藤直方同門的淺見迥齋則判為「義」，可見這不是學派與學派之爭；此外，兩造的身份或為幕府儒官，或為藩臣儒官，並都以武士的身份發言，因此這也不是上位者與下位者立場不同的階級之爭。
赤穗事件既不是學派與學派之爭，也不是階級與階級之爭，則只能是義理與義理之爭，而這個義理之爭實牽涉到學者對儒家倫理的解讀及儒家對日本武士倫理之影響及衝突的課題。
由於太宰春臺的〈赤穗四十六士論〉及佐藤直方的「非義」論，引起相當大的爭議，茲以其觀點作為本文討論的課題。
赤穗事件發生時，徂徠學者春臺二十餘歲，面對當時許多學者稱許赤穗武士為義舉，即對此事頗有疑惑。
本文的問題6關於赤穗事件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朱子學者室鳩巢（1658-1734）的《義人錄》最為膾炙人口與詳盡，可相參照。
不過，由於作者室鳩巢身份是幕府儒臣，甘懷真的研究指出當時評論赤穗事件多為儒士，而儒士是掌握著知識解釋權，故其敘述不免經過「儒家化」的轉變過程，特別室鳩巢該文是以漢文寫成，亦將復仇武士的言語經由「國語」轉變為「華語」。
參甘懷真前引文〈日本近世的「公法」與「君臣之義」—以赤穗事件為例〉，頁377-399。
意識，來自於反對復仇武士是義士的太宰春臺所說：7初，山鹿子以談兵法事赤穗侯，良雄從之學，及謀殺吉良子，悉用其法，是以計無遺策，能濟其事。
然不知所怨，於大義有闕，山鹿氏之教乃爾。
太宰上述之論，透露出以下三個值得討論的課題：1.赤穗事件的領導者大石良雄之武道屬山鹿兵法系統。
2.山鹿兵法重在可以成事的「義」，也就是算計上的「義」，故非屬「大義」。
3.復仇武士因用山鹿兵法，故於「大義有闕」，所謂的「大義」指的是什麼？前兩項涉及到山鹿兵法的武士倫理之問題，在本文第二節分析之；第三項則涉及與儒家春秋大義的討論，於第三節探討之。
二、赤穗事件引發的武士倫理爭議針對第一項課題，即春臺認為大石良雄等用的兵法係屬於山鹿兵法學派，因此我們必須檢視山鹿兵法與赤穗藩的關聯。
山鹿素行（1622-1685）是德川時代的反朱子學先鋒，一般其儒學立場被歸為古學派，其思想出於宋儒進而疑之反之，終歸神道學。
從其年譜看來，素行在三十歲以前，由儒學的《四書》、《五經》s啟蒙，少年期始學兵學，到青年期可以說兼學儒、釋、神、兵、老莊等五種學問。
三十一歲以後撰著大量有關解釋兵書的作品，兵法思想漸凌駕儒學思想，已有疑朱子學的痕跡，一直到四十一歲正式疑宋學)而倡古學，但因遭當權信奉朱子學者的猜忌，終因刊行《聖教要錄》懷疑朱子學的思想，遭流放近十年，以後日漸傾向神道學，日本主體意識日漸強烈，著有《武教小學》與《武教本論》、《中朝事實》等著作，被當成是日本武士道倫理的建立者之一。
山鹿素行與赤穗藩主在未流放之前即有深度的交往，在1652年到1660年素行曾擔任過淺野長矩的祖父長直兵學師範約八年。
直到素行被幕府流放到赤穗是在1666年至1675年的九年間，年輕的藩主長矩亦入其門，大石良雄當時才八歲。
雖然歷史上並無直接明載大石良雄等四十七武士學於素行之事，但素行因藩主的禮遇，可想見其武風必受其相當影響。
山鹿素行的兵法，是否影響赤穗武士復仇，在日本學者之間亦有爭論。
8不過，素行是否確實影響過大石良雄一行人的武道7太宰春臺：〈赤穗四十六子論〉，《近世武家思想》，頁411。
8主張赤穗武士的復仇，與山鹿素行無關者，如堀勇雄(1909-1988)的《山鹿素行》（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一書中的第六章第四節〈四十七士との關係〉，頁268-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