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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5年的历程。
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
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
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
廉洁奉公的张元济先生宋兵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华东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文献学家。
在图书出版、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校勘学、藏书和图书馆等领域贡献卓著，因此称“出版家和文献学家”最为贴切。
张元济先生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爱国老人，著名的“十老上书”、“刍荛之言”、“劝蒋介石纳土归顺”、“拒与日伪合作”以及“中华民族的人格”等等，无不脍炙人口。
然而，除了以上的成就和事迹外，张元济先生还是一位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典范，很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拒领工资。
民国初年，张元济先生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
他重责轻利，每年所得红利自己规定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
每遇身体不适，精力不济，虽照常上班而拒受全薪。
如遇病休，则要求公司停发自己的工资。
董事会不同意，他就拒绝领取。
公司只得将其拒领的薪水存入银行。
至1926年退休，积款连本带息达到5100多元，请他提取，他坚不收受，只得按他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
不徇私情。
旧时一般企业用人，与资本家非亲即友，已成风气。
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后，设立了人事管理委员会，坚持集体领导、清正廉洁，并互相监督。
在用人方面提出“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方针，一般职工大都采用公开招考。
张元济先生一贯反对商务主要领导人子女进馆任职，认为“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这种人事管理上的回避制度，今日看来格外重要。
张元济先生的儿子树年先生，当年从美国纽约大学工商学院管理专业学成回国，他擅长经济管理，这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是亟需的人才。
当时商务当局有不少人向先生进言，但先生始终以公司大局为重，从公司长远利益考虑，义正辞严地详陈儿子不能进公司的种种理由，树年先生也深明大义，另行他就。
退掉酬金。
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与发展1897年在上海成立,创办之初以印刷为主业。
发起人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鲍咸亨、高凤池等。
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近60年。
1902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蔡元培任所长,这标志着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上的一大改进,为其编辑教科书提供了根本保障。
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
1904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
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
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
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韩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
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达七百五十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1932年，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焚毁。
随后，企业得到部分恢复。
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在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
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到长沙，后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三年间，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
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
2002年起，走上数字化出版之路，成立了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持了中国出版界的领军地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利润超过5000万元。
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肯定的说，商务印书馆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与新编教科书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
“中西并重”几乎成为所有新式学堂课程设置的基本准则,即使是一些书院也陆续改章,分习经史、地理、天文、外政、格致、制造、算学、绘图诸门。
商务印书馆
1897年，由夏粹芳、张元济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出版机构。
1917年，该馆所属印刷所照相制版部开始兼营活动摄影业务，曾拍摄《商务印书馆放工》、《上海焚毁存土》等短纪录片。
1918年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陈春生任主任，任彭年为助手，并修建厂房，扩充设备，制定有关制片和租借的章程。
按照“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表彰吾国文化”的制片方针，先后摄制风景、时事（新闻）、教育、古剧（戏曲）、新剧（故事片）等短片40余部。
其中，风景片有《西湖风景》、《泰山名胜》等；时事片有《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等；教育片有《女子体育观》、《驱灭蚊蝇》等；古剧片有《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等；新剧片有《死好赌》、《猛回头》等。
1923年前后转向长故事片制作，先后拍摄《大义灭亲》、《孝妇羹》、《爱国伞》等7部。
由于拍片的教育目的与市场经营产生矛盾，商务印书馆领导对此意见也有分歧。
1926年，活动影戏部和馆本部分离，另组国光影片公司，终因营业亏损，于1927年停办。
1919 《死好赌》、《两难》
1920 《李大少》《车中盗》《猛回头》《荒山得金》《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1921 《得头彩》、《呆婿祝寿》、《柴房女》、《憨大捉贼》
1922 《莲花落》、《拾遗记》、《大义灭亲》、《孝妇羹》、《清虚梦》、《好兄弟》
1923 《爱国伞》、《松柏缘》
1925 《醉乡遗恨》、《情天劫》。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CP)一、书馆简介1、成立：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3年的历程。
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2、意义：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
3、部分馆长简介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2月11日，由原美华书馆雇员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等人集资兴办，最初资本仅3750元，是一家相当简陋的小印刷厂，只承印一些与商务有关的传单、帐册和票据之类。
据说，商务印书馆之名即由此而来。
那时受戊戌思潮的激荡，社会文化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对传播新知和英语读本的需求量较大。
商务老板夏瑞芳是一个有雄心和魄力的人物，并不满足于只印一些传单、票据之类东西，开始尝试译印书籍。
1898年，即百日维新那一年，出版了谢洪贵牧师译注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这两书是商务最早的出版物，出版后畅销一时。
1900年他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修文书局，扩充设备，同时聘请俞志贤、吕子贤(后任大东书局经理)、沈知方(后任世界书局经理)等一批富有推销能力的人才，增强了商务在发行方面的力量。
为商务书局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元济：张元济是个有名望的翰林，因参加戊戌维新而被革职，从京师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1年该校总理(校长)病故后兼任代总理。
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成为股东。
1902年初，正式辞去南洋公学代总理和译书院院长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的加盟，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商务以印刷为中心;在此之后，商务以扶助教育和建设文化为己任，决心以出版来推动新式教育和文化启蒙，为国家“造一实业模范”。
王涛：（简介一直没有找到，只有图片一张~）王涛4、商务印书馆馆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5号，邮编100710，电话(010)65252026 北京市琉璃厂西街515、购书方式网络：商务印刷馆网址：/当当、卓越、京东、孔夫子等大众网站。
追悼张元济先生逝世史料一组柳和城辑录2009年8月是张元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我们特辑录1959年8月、10月泸、港两地报纸上有关报道、纪念文章、生平略历等十篇，与读者一起缅怀张元济先生毕生为我国教育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其中刊于香港《大公报》的八篇为首次披露，富有史料价值。
这组史料以刊出先后顺序排列。
张元济先生病逝[本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不幸于本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八时四分病逝于上海。
享年九十三岁。
现在张元济先生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定于本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
张元济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如下：柯庆施王致中朱德江庸刘述周沈钧儒李青崖李维汉陈丕显陈望道陈叔通陈毅劭力子金仲华胡厥文赵祖康荣毅仁姚虞琴徐森玉曹荻秋梁思成郭沫若张树年韦慤曾涛盛丕华黄炎培舒新城顾廷龙黎照寰颜惠庆（1959年8月16日《解放日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三岁曾参加戊戌政变[本报上海十五日专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老先生，于十四日下午八时许在医院中病逝，享年九十三岁。
按，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幼时曾随父在广东居住，因此操粤语极为流畅。
他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后因参加戊戌变法，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
张老先生是参加戊戌变法者享年最长的一个，刻有图章一枚：“戊戌党锢孑遗”六字（见附图）。
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期间，他用这枚图章在上海卖字为生，坚决拒绝与敌伪来往。
抗战胜利后，也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进行内战。
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沪，担任南洋公学编译所所长，后又进商务印书馆，于六十岁退休，但仍担任董事长职务至今。
解放后，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会议；返沪后，又出席上海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患脑神经淤塞症，左手足不能转动。
几年来，他一直静心疗养，平时关心国内外时事及祖国建设的发展，坚持每天看报。
商务印书馆与上海杨扬(华东师大中文系) 上海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诞生了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内的一批现代大型出版企业。
假如没有商务印书馆，假如没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假如没有夏瑞芳、张元济、高梦旦等一批又一批商务文化人呕心沥血的经营，假如没有商务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辞源》、林译小说以及众多新式教科书的出版，真不知道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历史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它不仅提供了现代中国第一流的文学、文化出版物，而且也培育了大量文学、文化人才，至于与之交往的文化人更是数不胜数，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到王国维、吕思勉、赵元任、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钱穆、冯友兰、朱光潜等，大凡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化人，都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往来。
可以说，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离不开商务印书馆。
没有了商务印书馆，很多事情便无从谈起。
解密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谜，一定会让人联想到上海这座城市。
人们会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中国的其它城市哺育了商务印书馆？对这一问题最简洁的回答就是：上海曾有过中国其它城市所无法拥有的社会发展条件。
在所有对外开放的中国近代城市中，上海起步最早并且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1843年上海开埠，由此揭开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篇章。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城市。
像这样拥有众多人口的超大型商贸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说不想拥有这种超大型商贸城市，而是缺乏产生和支持这种超大型城市的能力。
说到底，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基础是一种区域内较为封闭的社会交流活动，生产条件和生产规模限制了它无限扩张自己的可能性。
而上海的城市发展从一开始就是跨区域的国际资本的流通活动，它可以调动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来支持城市的发展。
激情膨胀的上海，与现代国际资本的活动休戚相关。
历史上的上海不仅是国际资本最活跃的空间，也是受国际资本震荡影响最大的城市。
世界经济繁荣时，上海的经济也极为活跃，而世界经济不景气时，上海的市场立马会还以颜色。
这种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建构起来的城市，其产业分工也是适应了现代国际资本的需要，表现出很多新产业的诞生是与世界同步的。
以出版为例，中国传统社会中尽管也有印刷出版，但基本上都是作坊式的小型手工业。
以现代水平来生产和管理印刷、出版，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产业，在中国是从上海开始的。
在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上海已经有不少采用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书局和新闻出版机构，如1860年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同年迁居上海的美国长老会主持的美华书馆；1868年开馆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77年基督教会设立的益智书会。
其他像《申报》等一批新闻报馆也兼营印刷、出版业务。
在这些书局报馆出现之前，大概没有人想到可以通过机器印刷，办报办出版来赚钱，社会上各种行业中也没有新闻出版业一说。
而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之所以想到创办印书馆来赢利谋生，是与当时上海的报馆书局林立，印刷出版渐成气候有关。
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的个人背景看，大都是教会学校出身，有过报馆书局的经营经验。
据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高凤池《本馆创业史》所记，商务印书馆1897年2月在上海创办，真正的创办者是夏瑞芳和鲍咸恩。
他们俩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清心书院的同学，毕业后他们在美华书馆和捷报馆有过排字、印刷和经营的经历。
因为不堪忍受英国总编的辱骂而商定自己办印书馆。
办印书馆最初的资金是3750元，由夏瑞芳、鲍咸恩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集资而成。
公司创办时与上海滩上很多印刷小作坊没有什么大区别，夏瑞芳因为头脑活络，社会关系较多，负责外面兜揽业务；鲍咸恩熟悉印刷技术，负责排字印刷，至于装订业务全都是家庭成员帮忙。
初期公司的业务项目主要是帮一些商店印刷票据广告，同时也翻印一些英语教材和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
英语教材像《华英初阶》及《进阶》；字典如《康熙字典》等；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书籍如《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
因为经营得当，一年后有盈余而扩大生产，公司也迁至更热闹的北京路。
随后的几年中，商务印书馆购买了新式机器，新聘了沈之方等发行人员，业务范围也大大拓展，到1901年资本已从原来的3千多元增加到5万元。
商务印书馆的顺利起步，在很多人看来，得益于夏瑞芳、鲍咸恩等人的精明能干，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成就他们出版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上海这所城市提供给他们的众多机遇。
首先是传教士与各种外商创办新闻出版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社会效应。
以现代机器印刷手段通过新闻出版中介来谋取利润，这是西方人的发明。
而在中国，则是通过上海的外商创办的报馆书局展示出新闻出版的发展前景。
像美华书馆、申报馆等成功盈利的事例，不仅传递出这一领域潜在的商业发展前景，而且也给很多中国人以榜样的示范作用，越来越多参与其事的中国人相信，新闻出版是能够赢利发财的。
在商务印书馆之前，像王韬等早已涉足报馆书局事业。
但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毕竟还是中国新闻出版的草创时期，很多支持新闻出版的技术手段还处于建设之中，譬如连接欧洲以及北京上海的电报电缆还没有开通，新式的印刷机器设备还没有大量引进，熟练的技术工人的培训尚待完成等。
到了19世纪中后期，这些支持新闻出版发展的条件逐渐完备。
但既便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很多在上海投资报馆书局的人员也没有像后来的夏瑞芳、鲍咸恩等人那么幸运，可以说大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经营报馆书局的人缺乏夏瑞芳、鲍咸恩那种对出版的职业敏感。
譬如，商务印书馆创业时获利最多的业务是翻印英文教科书。
当时上海滩上学英文的人很多，但苦于没有很好的英文教材，商务印书馆将英国人培训印度人的英文教材翻印过来，当然市场行情看好。
英文教材出版赢利是商务印书馆从单纯的商务印刷转向书籍出版的最初尝试。
夏瑞芳等之所以有这种职业敏感，与他们早年在上海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经历有关。
清末民初上海的民营出版机构并不少，但有着像夏瑞芳、鲍咸恩这种教会背景的经营者并不是很多。
他们早年在教会学校就读，对英语学习有所体会，知道英语教材是怎么回事，所以，对出版《华英进阶》等英文教材有一种职业敏感；因为教会背景，他们能够进入美华书馆和捷报社，学习西文排字以及相关的印刷技术。
同时也因为教友关系，他们请来谢洪赉牧师帮忙注释英文教材，使得商务出版的英文教科书配有中文注释，便于阅读，这样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从夏瑞芳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城市文化环境给他们提供了事业成长和发展的条件。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出版经营人才，不仅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什么，而且也懂得生产出能够满足这种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产品。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诞生以及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空间的培植以及与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传统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支柱产业的新闻出版，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不仅成为产业，而且培育出了一批成功的企业和经营者。
假如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空间，既便有精明的经营头脑，但没有这样的环境气氛和生产条件，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化需求，要成就出版事业终究是难的。
所以，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曾谈到，清末民初国内很多人都想办刊办报办出版，但要做成这些事，只有到上海来才行，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新闻出版的中心，在这里一切条件都很便利，它能够做到国内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事。
在商务印书馆发展过程中，张元济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的重要人物。
张元济是清末翰林人士，做过总理衙门章京，参与过戊戌变法，后因变法失败而被革职。
他到上海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因为翻译出版书籍，而与夏瑞芳有交往。
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的职务到商务印书馆任职，担任编译所所长。
一般研究者都将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视为是商务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
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在张元济到商务任职之前，商务尽管印刷出版了一些书籍，但无论在文化理念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位。
只是在张元济手里，商务才完成了文化商务的企业建构。
所谓文化商务，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出版来引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张元济是一位有文化抱负的读书人，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不能只是精英教育，而应该从基础教育抓起，通过中小学教育，来普及现代文化。
要做好这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编写出一套适应现代教育的中小学教材。
为了编订这套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张元济出面邀请高梦旦、蒋维乔以及后来的杜亚泉等一批有经验的文化人做编辑，同时也聘请日本的教科书专家长尾、小谷重等人做顾问。
围绕新式教科书工作，张元济设制编译所，聘请文化人，完成了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造。
从此，商务不仅成为上海文化人最集中的文化机构，也是国内最瞩目的文化出版中心。
王云五在《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一文中说：“教科书为教育之工具，亦即促进文化之要素。
我国编辑教科书，始于南洋公学之译书院。
然自主持是院之张菊生君来长我馆编译所，教科书之中心遂移归我馆，且发扬光大，远胜于是院。
┅┅学制经一度之革新，我馆辄有新教科书之编辑，以应其需要。
议学制者犹坐而言，我馆即已起而行。
且政府作事迟缓糜费，远过私人经营。
民国以前，供给教科书者只本馆一家。
”商务印书馆能够引领中国的文化，仅教科书一项就可以见出。
1901年清政府施行“新政”，其中有设立小学堂的动议。
但清政府自己无力承揽新学堂的建设以及教科书的编订，只能允许民间办学编订教科书。
当商务编译所在张元济领导下认真编订新式教科书时，与此相对照的清政府学部也在编订教材，但情形与商务完全不同。
据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状况》一文所记：“吾国官场办事，毫无心肝，毫无条理。
学部编书局非无人材，然在外间或可编出适用之书，在部则决无其事，一则应酬甚繁，安能全力办公。
┅┅二则局员分编辑、校勘二种。
编辑者尚有明教育之人，校勘者大概词林中人，不知教育为何物，持笔乱改；每有原稿尚佳，一经校勘，反不适用者矣。
校勘之后，尚须呈堂官，较校勘者辈份愈老，顽固愈甚，一经动笔，更不知与教育原理如何背谬。
然以堂官之威严，何人敢与对抗。
”1906年清政府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时，呈送教科书有102种，其中民营出版机构编订的教科书85种，而商务印书馆一家就有54种，不仅大大超过了学部所编教科书总数，而且稳据国内教科书出版的第一把交椅。
在推进近代教育文化建设方面，清政府学部远不及民间有作为，而民间文化机构中，商务印书馆的贡献最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