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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的张元济先生宋兵张元济先生(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华东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元济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文献学家。
在图书出版、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校勘学、藏书和图书馆等领域贡献卓著，因此称“出版家和文献学家”最为贴切。
张元济先生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爱国老人，著名的“十老上书”、“刍荛之言”、“劝蒋介石纳土归顺”、“拒与日伪合作”以及“中华民族的人格”等等，无不脍炙人口。
然而，除了以上的成就和事迹外，张元济先生还是一位廉洁奉公、勤俭节约的典范，很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拒领工资。
民国初年，张元济先生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
他重责轻利，每年所得红利自己规定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
每遇身体不适，精力不济，虽照常上班而拒受全薪。
如遇病休，则要求公司停发自己的工资。
董事会不同意，他就拒绝领取。
公司只得将其拒领的薪水存入银行。
至1926年退休，积款连本带息达到5100多元，请他提取，他坚不收受，只得按他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
不徇私情。
旧时一般企业用人，与资本家非亲即友，已成风气。
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后，设立了人事管理委员会，坚持集体领导、清正廉洁，并互相监督。
在用人方面提出“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方针，一般职工大都采用公开招考。
张元济先生一贯反对商务主要领导人子女进馆任职，认为“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
”这种人事管理上的回避制度，今日看来格外重要。
张元济先生的儿子树年先生，当年从美国纽约大学工商学院管理专业学成回国，他擅长经济管理，这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是亟需的人才。
当时商务当局有不少人向先生进言，但先生始终以公司大局为重，从公司长远利益考虑，义正辞严地详陈儿子不能进公司的种种理由，树年先生也深明大义，另行他就。
退掉酬金。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海茫茫，知人论事。
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
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
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
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
一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
人海茫茫，恐怕并无多少人了解张元济的生平事略。
如果说“响远不在音高”那倒也是。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维新活动特别开展的时候，张元济的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的主张是相近的。
当时他已有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也是他维新思想的核心。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张元济考取总理衙门供事，在此供职期间，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三方面：进书、分报、办学堂。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张元济与若干同道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参与筹办者有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等，学堂内设有图书馆。
张元济为学堂聘请教师，购置图书仪器及拟定章程花了不少精力。
按“图书馆”专用名词，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但也有说源自“通艺学堂图书馆”。
可见通艺学堂图书馆颇有影响。
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
由他创办的图书馆，即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消失了。
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
1903年他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正如高凤池认为，商务初期之发展，有两件事是关键，一是接盘修文书馆，一是编教科书。
王云五也认为，张元济的加入，关系极大：“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
追悼张元济先生逝世史料一组柳和城辑录2009年8月是张元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我们特辑录1959年8月、10月泸、港两地报纸上有关报道、纪念文章、生平略历等十篇，与读者一起缅怀张元济先生毕生为我国教育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其中刊于香港《大公报》的八篇为首次披露，富有史料价值。
这组史料以刊出先后顺序排列。
张元济先生病逝[本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不幸于本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八时四分病逝于上海。
享年九十三岁。
现在张元济先生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定于本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
张元济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如下：柯庆施王致中朱德江庸刘述周沈钧儒李青崖李维汉陈丕显陈望道陈叔通陈毅劭力子金仲华胡厥文赵祖康荣毅仁姚虞琴徐森玉曹荻秋梁思成郭沫若张树年韦慤曾涛盛丕华黄炎培舒新城顾廷龙黎照寰颜惠庆（1959年8月16日《解放日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三岁曾参加戊戌政变[本报上海十五日专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老先生，于十四日下午八时许在医院中病逝，享年九十三岁。
按，张元济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幼时曾随父在广东居住，因此操粤语极为流畅。
他是前清翰林，戊戌政变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担任“章京”职务，后因参加戊戌变法，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
张老先生是参加戊戌变法者享年最长的一个，刻有图章一枚：“戊戌党锢孑遗”六字（见附图）。
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期间，他用这枚图章在上海卖字为生，坚决拒绝与敌伪来往。
抗战胜利后，也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进行内战。
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沪，担任南洋公学编译所所长，后又进商务印书馆，于六十岁退休，但仍担任董事长职务至今。
解放后，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会议；返沪后，又出席上海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患脑神经淤塞症，左手足不能转动。
几年来，他一直静心疗养，平时关心国内外时事及祖国建设的发展，坚持每天看报。
张元济和我国近代最早的民办图书馆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献学家。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大清王朝徘徊在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
张元济认为，“时至今日，培养人才，最为急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
科举不改，转移难望。
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集中反映了维新时期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
1897年，张元济在北京和陈昭常等好友合力创办了通艺学堂，“国子之教，六艺是职。
艺可从政，渊源圣门。
故此学堂名曰通艺”。
在创办通艺学堂期间，张元济创立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座以中文“图书馆”命名的民办图书馆——通艺学堂图书馆，也是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亲自制定了《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具有开创性的图书馆方面的管理制度。
张元济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奠基者，还是图书馆事业的创导者和实践者。
1.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中文“图书馆”一词由日本传入我国，最初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是1877年，而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很多学者都认为是1894年《教育世界》第62期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
然而查询《教育世界》的创刊日期，则是1901年4月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创办，至1908年1月停刊，历时7年，共出版166期，何来1894年之说。
因此，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当推1897年张元济制定的《通艺学堂章程》中有关“图书馆”一词。
《教育世界》第62期发表的《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未注明作者名字），则是1903年。
在通艺学堂开办之初，张元济即制定了详细的《通艺学堂章程》（存有抄稿。
按：张人凤先生语“我见到的抄件是1959年以后陈叔通先生请商务或上图的人员抄录准备编入张元济文集的抄稿，不是张先生的手迹。
张元济对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贡献张元济图书馆范培华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出生，1958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张元济是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维新运动失败后，他转向了“培植人材”，先是在南洋公学从事编译工作和兴办教育事业，后来又到商务印书馆从事出版业。
人们都知道张元济是有魄力的出版家、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而张元济也是我国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先驱者之一，对我国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本文主要从分析张元济的思想入手，对他在公共图书馆建设上的贡献作一介绍。
一、“倾向西学和维新”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张元济以第二甲第24名的成绩终于金榜题名，这一年，他不足25周岁。
张元济用了8年的时间走完了科举考试的里程，并留在京城成为一名清朝命官。
然而，张元济终究是生不逢做官之时，因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宣布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理论指导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严酷的事实引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救国思考和探索，激荡的时代潮流，引起了张元济思想的明显变化，虽然张元济不是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但他与维新派接触密切，思想上“倾向西学和维新”，对在刑部的那一班守旧不化的同僚看作是“凡鸟”，自己耻于与他们为伍。
为此，他作出了一个选择，参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然而，张元济进入这个衙门后发现，这又是一处典型的封建官僚衙门，人员庞杂，管理却毫无章法，显得懒散而混乱，大小官员办起事来漫不经心，满足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
张元济当时的工作是管理文件，总理衙门有一个大木橱，里面存放着清政府与外国订立的条约，他很惊异地发现，如此重要的外交文件竟不注意保管，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翻阅。
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上海图书馆王世伟张元济（1867—1959），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文献学家，以往人们的研究较注重于张元济先生在出版与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较少涉略他在图书馆事业特别是合众图书馆创办和管理方面的贡献，顾廷龙（1904—1998）先生曾于1985年专门撰文《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对张元济先生在合众图书馆创办、管理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表彰，并谓：“该馆自创办至捐献共14年，善始善终。
记之以供撰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者参考。
”[1]本文就是根据顾老的文章，结合一些文献史料的记载，对张元济先生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一、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张元济先生作为合众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张元济为叶景葵整理家藏成为触发创办合众图书馆的动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大量珍贵的文物图书面临散亡被毁的危险，当时叶景葵先生（1874—1949）创意筹建合众图书馆，而叶先生之所以萌发这一创意，正是基于张元济先生为其在沪的兆丰别墅代为整理家藏文献所引发。
1937年11月5日，叶先生致函张先生，述及张先生为其整理图书并第一次透露欲将个人藏书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菊丈台鉴，顷接通丈（指陈叔通先生）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
……今岁私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入可以共信之图书馆。
”[2]1939年2月13日，叶景葵先生在给顾廷龙先生的信函中写道：“弟所得之书，将来必为谋永久保存之法，或可以对故友于地下也。
”[3]一月之后的3月15日，叶先生在致函顾先生时已明确提到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性质和相邀顾先生南下共事的意向：“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私人事业，性质在公益方面），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4]2、张元济成为合众图书馆主要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提名人选。
在经与张元济先生商议之后，叶景葵先生正式提出了合众图书馆的名称和创办合众图书馆的一些构想，张元济先生最初成为合众图书馆的两位发起人之一，这在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先生至顾廷龙先生的信函中所述甚明：“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
跨时代的伟人——翰林张元济
杨成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各界代表，共分五类：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
特别邀请代表，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染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艺术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工农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张元济先生是前清翰林，在科举考试年月中打下了学问和人格的基础，他的爱国思想贯串于一生。
他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赴上海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
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决心“倡明教育”，认定“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重要”，他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出版事业。
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文史造诣很深。
他放弃著书立说的机会，以传播文化的己任，数十年如一下，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呕心沥血，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不愧为商务印书馆的奠基者和我国著名出版家。
追溯张元济先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活动，怎样成为翰林以及探索救国救民的品德是有启迪作用的。
一、科举取士与翰林出身取得
清朝的科举取士，沿用明代的制度。
从顺治帝初年开始，不断修改、补充，《科场条例》载入《大清会典》。
士子以科考为正途出身，朝廷以此网罗人才，选拔任用官员。
直至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为止，沿用了250多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科举考试的顺序，可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
乡试前有县试、府试。
清光绪十年（1884）张元济先生赴嘉兴应府考，发榜获秀才称号。
光绪十五年（1889）9月赴省城杭州乡城，9月2日至9月4日乡试首场。
试题为：一《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后倦焉譬草木区以别》；二、《日月星辰系焉》；三、《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诗）。
9月5日至9月7日乡试第二场。
9月8日至9月10日乡试第三场。
10月9日发榜，中式第10名举人。
同科有汪康年、蔡元培、徐珂、吴士鉴、汪大燮等。
光绪十八年（1892）张元济先生赴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4月4日至4月6日会试头场。
考题《君子矜而不争两章》、《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诗题为《赋得柳指旌旗露未干》（得春字韵）。
主考官为户部尚书翁同龢（叔平），副主考官为工部尚书祁世长（子禾）、内阁学士李端棻（苾园）、霍穆欣（慎斋）。
同考官有朱福诜、袁昶、徐仁铸、洪思亮等。
4月7日至4月9日会试二场。
考题为《为大涂》、《厥亦维我周至康公田功》、《嗟嗟保介维莫之春》、《公令诸侯盟于薄释定公》（僖公二十有一年）、《兵车不中度》（五句）。
4月10日至4月12日会试三场。
考题为《论语古注》、《新旧唐书》、《荀子》、《东三省形势》、《农政》。
5月7日榜发，中式得第47名贡士。
本科会试共录取317名。
5月10日于保和殿复试。
题为《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诗题《赋得学如鸟数飞》（得如字五言八韵）当天午间赐以奶茶酒，由御点心局备白糖馅饼每人各给十枚。
5月22日于保和殿殿试。
策论之一为《西藏地理问题》。
5月26日新贡生胪传，张元济中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
同科有吴士鉴、陈伯陶、汤寿潜、蔡元培、尹昌龄、叶德辉、唐文治、沈宝琛等。
5月27日礼部赐宴，名“恩荣宴”。
5月29日朝考，题《廷尉天下之平论》、《审乐知政疏》；诗题《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得铜字五言八韵）。
朝考官张之万、麟书、翁同龢、贵恒、谭
文勤、廖寿恒等。
5月31日新科进士抵国子监行拜孔子礼。
6月8日光绪皇帝召见，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
同时授职的浙籍翰林有汤寿潜、蔡元培、叶尔恺、王得庚等。
二、翰林院散馆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全殿传胪，一甲三名立即授职，第一名状元授职修撰，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均授职编修。
名列二甲通称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三年，选聘老翰林中学行兼优者教习庶吉士，督课攻读，三年期满，再由掌院学士秦请举行散馆考试。
庶吉士作一诗一赋，由皇帝钦定甲乙，留馆者分别授取编修、检讨，以下分任部属，或外放知县。
文字劣者，受到革退处分。
因此，金殿传胪二甲，还须三年散馆考试合格，才能留馆授职，保持住翰林的地位。
光绪年间，有一首讽刺诗道：“十载寒窗铁砚穿，玉堂金马作神仙。
忽闻散馆三年到，一旦魂飞上九天。
”光绪二十年（1894）春，翰林院庶常馆散馆。
张元济被任为刑部贵州司主事，六品衔，月官俸白银三两。
大考翰詹，是翰林升迁的必由之路，数年一次大考，按科分先后资序升转，升转范围九卿衙门（翰林院、詹事府、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司、国子监为卿衙门）京官翰林升转要等年份，官升一级待遇也得到改善。
1896年8月，孝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第一名。
唐文治（蔚芝）、李审之（槃硕）、汪大燮等皆列前名。
张元济先生入总理衙门，分管文书。
见衙门各种条约文本案卷堆置紊乱，又维新倾向一致，颇投合，时有二张之说，由张荫桓引见李鸿章。
1897年年初张元济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等，在英文学馆基础上，联合集资，筹设西学堂。
时聚学者20多人，赁学舍于宣武门外海王村。
张荫桓函请各省督抚募捐。
9月20日张元济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王仪通为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谓“本年正月，职等联集同志，分筹款项，于琉璃厂赁居民房，延聘教习，先习外国语言文字。
”“来学者多系京员及性质聪颖之官绅之弟。
其于中学均已具规模。
现在定立课程，先习英文暨天算舆地，而法、俄、德、日诸国以次推及，其兵、农、商、矿、格致、制造等学，则统俟洋文精熟，就其性质之所迁，分门专集。
”12月17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张元济先生等呈文设通艺学堂事上奏。
12月26日谕旨批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片，“劄行该学堂绅董刑部主事张元济等，钦准可也。
”
张元济先生科考生涯，从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成为清朝翰，他国学基础扎实，每次都以优秀成绩录取。
他以报效祖国的大志，成为翰林中拔尖人才。
他在国难危垂时刻，报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第一名。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展其非凡的才能，与志同道合的维新人士创办通艺学堂。
他有惊人的洞察力，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积极参与变法，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变法的失败，张元济断绝了士途生涯，离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他培育“英才”以拯救天下黎民的善良愿望破了产，但他坚强地“开发民智”，使世间“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都能受教育。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求”，他百折不挠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跨时代的伟大人物。
他从一个清王朝的翰林转变成为维新志士，晚年又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代表。
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商务印书馆呕心沥血，为我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1949年9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
开国大典中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特邀代表，这位清代的翰林、饱学多能，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著名人士，是不负众望的妥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