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厦门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遏制＂买分卖分＂现象

2015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时事热点：高通反垄断案的两大看点【导语】2014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已经告一段落，新的2015年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已经开始，意向参加2015年厦门事业单位招考的同学们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事业单位备考复习。

公职类考试首选机构中公教育厦门分校的小编我，在此整理了2015年时事政治热点，即可作为厦门事业单位考试时事热点资料，也可以用于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面试热点。

希望这些材料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本篇是2015年福建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时事热点：高通反垄断案的两大看点。

国家发改委以60.88亿元罚款和一系列整改规定，结束了国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高通反垄断案。

纵览这场长达14个月、创造了中国反垄断罚款金额最高纪录的大案，主要看点在哪里?首要看点无疑是此案为全球手机产业界及其消费者创造了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环境。

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打破高通的“专利桎梏”。

在高通模式下，多年来，高通销售芯片时坚持要按整个终端售价的一定比例收取专利费，从手机屏幕、手机壳、电池、相机、耳机……乃至手机上镶嵌的钻石，都得为高通的芯片支付专利费，以至于中国3G手机制造商利润中有一半要用以支付高通专利费，本已微薄的利润进一步摊薄，进而拖累中国整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连续数年不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7.11%)的七成，WCDMA和CDMA2000两种3G 制式手机售价也因此提高了200—300元，可谓制造业与消费者双输，高通则从中国收获了它49%的营业收入，利润率高达60%。

这种模式的掠夺性质显而易见，而一个饱受过度掠夺之苦的制造环节绝无可能支持整个手机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手机产量占全世界81%(2013年)，“中国制造”手机覆盖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市场，其他一些西方跨国巨头也跃跃欲试意图复制高通模式，因此走向极端的高通模式已经成为全球手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专利桎梏”。

厦门中公教育。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公职类考试辅导首选品牌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依法赋予消费者与电商博弈能力 在双11网购促销大战来临前，记者昨日在不少电商平台上看到，不少商家又玩起了“先涨价后降价”的花招，部分商品提价20%后准备再六折七折销售。

最近，工商总局也约谈了10家大型电商，要求全面梳理近期网络商品价格，防范“先涨价后降价”，也不得虚构成交量、成交额。

(11月4日《广州日报》)双11在即，众多消费者纷纷摩拳擦掌，各电商平台及商家也是积极备战，这又必将是一个消费购物的狂欢季节。

去年仅阿里巴巴一家就创造了350亿的交易额，交易1.7亿笔。

而今年有商家表示，双11销售额同比可增长2至3倍，行业整体销售预计达700亿至1000亿元。

这必将再次创造新的交易历史神话。

然而，如此巨额交易的背后，在消费者畅享狂欢的同时，其自身的合法利益又能否得到保障?对此，我们还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先涨价后降价”、“史上最便宜”、“以次充好、”“以假冒真”……，虚假宣传、假冒伪劣无时无刻无不充斥在消费市场，并始终在以各种手段，花样翻新式地侵害着消费者的利益，扰乱着市场秩序，破坏了社会环境。

虽然工商总局提前对大型电商进行了约谈，但是在如此短时且巨额的交易背景之下，监管起来，无论是谁恐怕都很难做到全覆盖。

尤其是受电子商务平台交易相对虚拟、隐秘、取证、质证困难等因素影响，更是给监管增添了难度。

为此，要想保证电子商务平台的公平合法交易，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除了要靠相关部门监督约束，还需要充分赋予消费者能够与非法交易、违规商家进行博弈的能力。

即是要让消费者在发现问题后能够诉之有门，听之有音、盼之有望，在能够挽回精神与财产上双重损失的同时，更能够让违法、违规商家吸取教训。

而能够做到此点的，唯有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具有刚性约束作用的法律。

因此，对待电商，仅靠形式上的约谈，显然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出法律的实招，只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才能切实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热点背景】1、考生人数年年降，加分学生却年年增；家长钱捐得多，孩子就能加分；声乐特长加分考生居然唱歌跑调……在择校竞争日益激烈、录取“唯分数论”尚未完全打破的当下，许多中考加分项目走向异化，亟待重拳整治。

2014年中考，北京、武汉、杭州、济南、桂林等多地考生人数下降，然而，不少地方的中考加分考生人数却持续飙升。

据统计，2010年至2014年，北京中考报考人数由10.2万下降到8.9万，加分人数却从9000余人上升至15786人，加分考生占全部考试人数近两成。

无独有偶，今年武汉市中考报考人数6.24万人创“十年新低”，而升学成绩总分加20分、10分优录项目却增加5项，享受各项优录照顾人数高达3681人。

“过去中考的择校压力较小，但现在高中择校竞争性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加分的评判标准相对比较主观，弹性操作空间较大。

这些因素是加分乱象背后最大的动因，也是为什么越发达地区乱象越多的原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2、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的2014年加分考生名单进行了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加分人数最多的，是少数民族考生，约占加分人数的三分之一。

加分人数名列第二的是文艺特长生，其次是市级三好学生。

这三支人数庞大的加分考生大军，占了加分考生总人数将近九成。

记者注意到，在前述三个加分项目中，海淀区加分人数均名列第一。

多位考生家长告诉记者，一些加分有造假的嫌疑。

一位家长称，初一的时候，孩子所在的班级曾统计少数民族同学，没有人举手。

但到了中考前，少数民族变成了9人。

3、在考生人数下降的背景下，加分却愈演愈烈，随之暴露出的一系列加分乱象令人忧心。

伴随左右的，是互联网论坛上，关于中考加分改革及存废的讨论。

加分乱象引发了对于加分政策的质疑，有些网友甚至提议要废除中考加分政策。

梳理各省份加分政策，除多地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华侨归侨子女给予不同程度的加分优待外，亦有不少“地方色彩”浓厚的自选动作。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补齐监督短板，让“禁读令”令行禁止对于“花样百出的培训理由”，应该拨云见日，防范“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法;对于“培训费预算的报销黑洞”，应该及时对预算和公款培训项目进行调整，不让违规者有机可趁;对于“将培训当福利”的做法，应该正本清源，培训的归培训、福利的归福利，禁止“错配”，禁止通过“技术手段”违规报销;对于“协会组织”之类似乎带有组织决定的项目，也应该从源头上清理，预防培训上的腐败。

据新华社10月26日报道，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组部、教育部7月底下发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严禁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和各高等学校举办允许领导干部参加的高收费培训项目。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禁读令”颁布近三个月，多地出现官员退学现象，同时，一些高收费社会化培训仍在向受“禁读令”约束的人员招生，部分事业单位、国企领导干部仍在参加多种形式的高收费培训。

动辄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目，因其招生主体官员化、费用来源公款化、学习内容联谊化而饱受公众诟病和媒体质疑，有关部门为此下发“禁读令”，社会各界期待这样的禁令能够发挥作用。

但是，相关调查给出的图景，让我们认识到“禁读令”实施以来虽然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但官员参加的高价培训仍然没有根绝，其中的原因值得剖析。

原因之一，相关制度、机制没有跟上。

比如，预算费用管理没有及时调整。

一些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年初都制定了培训预算或者预留了相关的费用，“禁读令”下发后，这些单位或部门并没有及时调整预算安排和费用使用规定，仍然以培训费用列支，给一些人留下了违规的空间。

原因之二，一些人的意识仍然局限于过去的思维框框里，认为“禁读令”没有强制约束力，只是“走过场”，一阵风过去后就算了，并没有把“禁读令”的约束放在眼里。

原因之三，监督存在短板。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得到快速发展，业务量也连续以50%的速度快速增长。

业务量的增加无论是对于快递行业还是快递企业，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81.6亿件，同比增长52.7%;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30.4亿元，同比增长42.3%。

不过，与高速增长的业务量相比，快递业的服务品质、行业秩序却不尽如人意。

有媒体曾梳理发现，快递业也陆续出现了“七宗罪”：一是暴力分拣不止、货品损坏时有发生;二是转卖快递单、泄露客户信息;三是开箱验视成空、违禁物品漏网;四是快件丢失难以索赔、得不偿失;五是消化不良、快递变慢递;六是加盟门槛低、盲目扩展伤品牌;七是监管成软肋、投诉无人懂。

这些乱象背后，也主要是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和快递公司的管理水平，由于快递业务需求的剧增，行业的门槛降低，部分企业出现“野蛮生长”的局面;另一方面，行业发展太快，导致行业规范与监管跟不上，竞争加剧又让各企业聚焦在价格战上，这也妨碍了服务水平的提升。

如何让快递行业品质与数量同时提升?国务院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开放。

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国内快递市场、推动内外资公平有序竞争。

这样的开放策略无疑有三方面的益处。

首先，开放倒逼快递市场改善服务水平，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

尽管这些年快递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规模突飞猛进与管理相对滞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公众对于快递行业的投诉量也急剧上升。

有调查显示，消费者反映的快递热点问题主要是：快件延误占44%，投递服务问题占29%，丢失短少占16%，损毁占6%。

通过扩大开放，让外资更多进入快递市场应该可以缓解这类矛盾。

它既能在市场上增加消费者的选择，也能督促国内快递企业学习外资快递的管理经验。

其次，快递业扩大开放有助于营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在当前的快递行业中，顺丰和“四通一达”占据了行业的半壁河山，民营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形成民营、国企、外资共同竞争的格局。

2015年公务员考试面试时政热点刘路平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解读新常态【导语】2015年国考笔试成绩已经公布，现在进入了2015年国考面试备考阶段，小编收集整理2014年到2015年的时事政治热点，在国考面试中希望能帮助到考试。

这些面试热点不仅可以适用于国家公务员考试，还适用于福建省公务员考试。

[2015国考面试培训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2014年12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作出9个方面的趋势性判断。

“新常态”一词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那么如何从中国经济发展60多年的历史轨迹对“新常态”以规律性认识和逻辑性解释呢?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要把握三层意思。

一层意思指的是经济环境，就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就称之为环境常态；第二层意思是，为适应环境常态，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径或者模式，我们称为模式常态；第三层意思是目标常态，目标是动态调整的，但在某一个时期，核心目标具有相对稳定性，尤其在国家战略层面。

用一句话来讲，经济发展就是立足于什么样的环境常态，通过什么样的模式常态，达到我们的目标常态。

环境常态、模式常态与目标常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给你一个环境起点，一旦确立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那么起点和目标之间最优经济发展路径或者说模式基本就确定了。

当你选择了这个最优模式或路径，经济社会发展就比较顺畅，否则一定会出现波折。

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模式会对经济体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这些影响就体现为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环境的改造；当旧有的环境不断被改造而出现新的特征，形成一种新的环境常态的时候，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出现不适应性，因此我们又必须根据新的经济环境和新的国家战略目标来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新环境下的新模式。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连年遭受战乱蹂躏破败不堪的神州大地。

彼时，我们的紧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求得国家生存安全，二是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立国。

2015年福建厦门公务员面试时政热点不仅要多“减负”，还要少“添堵”【导语】2015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笔试已经结束，紧接着就是2015年福建公务员面试。

有把握的同学已经在提前准备着2015年福建公务员面试了，厦门公务员考试网小编包子收集整理了2014年到2015年的时事政治热点，希望能在2015年福建省考面试中帮助到广大考生。

这些时事政治热点不仅适用于福建省公务员考试面试，还适用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厦门事业单位考试。

近日，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一家港资企业的负责人向媒体反映：他们在南京投资建厂多年，最近突然收到一张法院传票，他们被南京市城管局告上了法庭，原因是没有缴纳垃圾处理费，但他们明明已经缴纳过了。

(4月10日中国广播网) 事情的原委不难述清。

这家企业每年把近万元的垃圾处理费都按时交纳给了南京市江宁区城管局，可南京市城管局认为他们才是此笔垃圾处理费用的收费主体，并持南京市政府第266号文为据。

而江宁区城管局则认为，多年来一直是他们给企业提供垃圾处理服务，谁服务谁收费天经地义，同样不甘示弱，亮出了物价局批文为证。

结果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企业因为拒绝同样的费用一费两交，结果被市城管局告上了法院，最后法院做出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从整个事情的面上看，打架的两位“神仙”似乎都理直气壮。

但细细来看，其实双方的行为都有问题。

市局相关工作人员认为，“垃圾处理费是指垃圾场对垃圾处理的费用，并不包括清运”，然而在他们引以为据的市政府第266号文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用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

显然垃圾的处理包括了清运。

而区局在收费过程中所持的相关文件，在法律层次上显然低于市级的行政法规，其收费行为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还是“冤大头”企业负责人的话道出了问题的关键：谁收费是“你们政府之间协调的问题，跟我们企业应该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事实是，有多少“政府之间”能真正俯下身段，来为企业沟通协调，排忧解难。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懒政”杨诗哲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庸官懒政绝迹就应该是新常态之一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和全面贯彻“八项规定”的当下,贪腐乱象和不正之风得以明显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懒政”现象却在高压线下、灰色地带间绵延。

“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心态,在不同地域和领域都有体现。

有一些“庸官”“懒官”“太平官”,不敢迎难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着位子“混日子”。

究其实,无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担责,或才不配位、无法任事。

这种“只求平稳着陆,不求干事创业”的懒政心态,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说公权滥用是急性病,庸碌无为就是慢性病,养痈遗患,将导致结构性、全局性的政策机体失调、执行机能失衡,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庸官懒政会破坏改革氛围。

历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会遇到掣肘和物议。

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而物议则是尸位素餐者对勇于任事者的非议。

掣肘者要震慑,尸位素餐者也要惩治,不能任由站着说话的人对俯身做事的人横加指责,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围,否则就会出现“逆淘汰”的不良生态和错误风向。

庸官懒政会贻误改革时机。

现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论认为,只有当迫切问题、政策方案与政治形势三流汇合,才能开启政策之窗,为议程设置和改革推进营造机会。

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如果懒散不动就会错失时机。

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议题的窗口期才会再来。

此外,庸官懒政还会浪费公共资源,徒增沉没成本,使潜在的社会效益被耗散,优化资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无从谈起。

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期许,也是与官员身份“绑定”的责任。

公共治理者身系公众的委托与期望,其一人之无为,牵连的是万千百姓的问题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

当今之世,全球竞争、区域竞争陷入白热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进得不够快也是退。

2015年厦门福建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严打拐卖儿童【导语】2015年福建公务员招考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宣布3月19日就会发布2015年福建公务员考试公告，3月20日开始福建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

厦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网小编包子收集整理了2015年到2016年的申论热点，希望能在2015年厦门福建公务员考试中帮助到广大考生。

这些时事政治热点不仅适用于福建公务员考试，还适用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厦门事业单位考试。

[历年福建公务员考试公告]背景链接儿童被拐案，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014年9月，随着电影《亲爱的》上映，打拐问题再次引起公众热议。

对诱拐儿童的行为，国家一再加大惩治力度，三令五申要严厉打击，但始终屡禁不止。

2014年6月，浙江嘉兴一火锅店内，10月大男婴被人抱走，当晚发现失踪婴儿死亡;6月，四川资阳一4岁女童在小区里玩耍时，被一陌生男子带走;9月，河南郑州一4岁幼儿在超市里被拐走，后被发现是邻家阿姨所为……深度解析[问题分析]近些年来，“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博爱童话园”等民间打拐力量异军突起，成为官方打拐的有益补充，一批被拐孩子获得解救。

然而对民间力量而言，打拐之路并不平坦，各种难题横在面前，爱心行动也因此变得步履维艰。

比如，打拐自愿者人数总量偏少，没有固定资金来源，社会认可度低;在披露打拐信息的同时，容易出现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民间打拐缺乏应有的法律支撑，手段有限，解救难度大;甚至还出现利用打拐编造虚假信息进行诈骗犯罪的现象，让受害家庭雪上加霜。

打击拐卖拐骗，常常存在种种阻力。

由于“敌在暗处，我在明处”，仅仅依靠公安部门的力量，必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同时，打拐需要有力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就来自民间。

从这个意义上，只有专门机关打拐和民间打拐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解救被拐儿童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保护好民间打拐热情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民间打拐需要的不只是义愤与爱心，更需要理性、科学、合法的方式。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新常态下经济调控要有新思路必须破除GDP迷信,对经济转型之后出现的GDP下滑保持足够的容忍度,保持既定宏观政策的稳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2015年经济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后明确,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可以预期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根据这个总基调进行具体的部署,推出若干既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

市场之所以关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一个现实的因素是,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不同于往年的情况,年初定下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很可能难以实现。

很多人认为,这固然反映了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实困难,但也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缩有一定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一直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放宽抱有期待,但中央政府对此却不为所动,只是针对个别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采取了定向宽松等“微刺激”手段。

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局势面前保持调控政策的稳定,关键在于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表现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经济以往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扩张和货币超发来实现的,它固然使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也遗留了不少问题,因此就目前来说,推进经济转型已经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不能有所动摇。

一个值得回顾的事实是,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政府对于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认识,而且多次进行政策调整以促进经济转型,但每每因为GDP指标的下行而使这种调整半途而废,使问题积累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在新常态之下,我们首先必须破除GDP迷信,对经济转型之后出现的GDP下滑保持足够的容忍度,保持既定宏观政策的稳定。

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速从以往的年均10%放缓到现在的7%—7.5%的新常态,各项宏观和行业的调控政策也必须跟随这个新常态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个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