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儒释道三教合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到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时已允许三教同时存在。这一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是在唐朝。武则天“开国之初，即于明堂举行三教讲论”，后又令人撰写《三教珠英》一千卷。在此之后，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唐玄宗、宋孝宗都是著名的例子。到了明清社会，三教合一甚至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所体现。
儒、释、道三教都有不同的中心人物，儒教是孔子，佛教是释迦牟尼，道教是老子或太上老君，这些圣人对于宇宙、人生、社会，有相当不同的认识和说明。儒家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人世”的文化；佛教、道教关心如何解脱，对现世的事物没有什么留恋，是所谓“出世”的文化。在出世的文化里，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佛，追求一种不生不死的涅架，脱离生命轮回的苦海，去体会“一切皆空”；道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仙，炼的不管是外丹还是内丹，要的都是长生久视，从理论上说生命是永远可以存在下去的。在生和死的问题上，儒家也表现得非常现实，他们并不关心死后会怎么样，但是相信子女能够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中国人往往会把子孙后代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心性修养这个问题上，佛、道二教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佛教的禅学，道教的内丹学，都有一种非凡的宗教魅力。三教既然有这么多差别，矛盾与冲突也就免不了。在中古社会里，统治者有时灭佛，有时灭道，但是
最终也没有把任何一方灭掉。三教同时存在，也就成了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三教合流，实际上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佛、道二教攀附儒家，认为佛道可以“辅助王化”，站在佛道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三教合一”、“平等三教”、“三教并用”等主张，当然里面始终夹杂了佛、道二教的冲突与融合，这里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流；第二个过程是儒家主动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成果，提倡三教归儒，这里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合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是士大夫生活里的显学，与此同时，道教也从民间宗教升格成为官方认可的宗教，在士大夫中间流传。但是，政府的政治理念，仍然是儒家的天下，佛道二教的生存，必须在这个政治格局里面。
玄学实际上代表了儒道的合流，譬如，王弼、何晏不仅在历史上刮起了“正始玄风”，同时也是经学改革的带头人。有人把玄学看作“新道家”，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新儒家”。后来，道教徒认为，道教与儒学可以相辅相成，譬如，葛洪说道教“磨砺贪浊”，有助于教化，儒家则令人“忠孝和顺仁信”，有助于成仙，并说“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治身则身修长，治国则国太平”。因为隋唐佛学高度发达，几乎主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葛洪的这种说法，到了宋代就逐步演化为“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最初被当作养生方术，后来又用老庄思想来
比附，所谓“格义”，在当时许多士大夫生活里，佛、道二教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佛教与道教的这种结合，后来一直是中国宗教的特点之一。二教彼此的借鉴吸收，也从来没有中止过。但是，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很快就被攻击为“夷狄之教”——对于当时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的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最恶毒的词汇了。再加上当时佛教内部有些不检点的地方，授人以口实，佛教一方面受到了道教徒别有用心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学者的非难。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佛教一边和道教周旋，既斗争又联合；一边尽量接近儒教。当时的僧人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所以，他们尽最大可能地用儒家思想、风俗伦理来解释佛教的内容，特别是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以后，中国僧人伪造了许多经典，论证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相通，譬如，把佛教的“五戒”说成儒家的“五常”等。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梁武帝，他一方面以儒学治国，一方面又虔诚信佛，以帝王之尊三次舍身人寺。儒佛的合流，也就可想而知了。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虽然统治时间很短，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许多建设性的事业都要从隋文帝算起。隋文帝对“三教合流”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说“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因此，三教允许同时合法地存在。这一时期，有个文人名叫王绩，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孔子日：‘无可无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日：‘同谓之玄’，而乘关西出。释迦日：‘色即是空’，而建立诸法。此皆圣人通方之玄致，宏济之秘藏。”也就是说，儒释道三教殊途同归，有相通的目的和事业，只是方法有所不同。王绩的兄长，就是当时的大儒王通(580～617年)，
著有《元经》、《中说》等。从历史经验出发，废止佛道二教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三教各有其弊，也各有其用：“《诗》、《书》盛而秦(周)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炫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因此，王通主张三教不可偏废，明确说“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从儒家的角度认可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可能性，虽然没有进一步“援佛道人儒”，但是，从中唐晚开始的儒学革新，已经初见端倪。
在唐代的政治生活里，儒学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展开儒家经典的整理，钦定《五经正义》；另一方面推行孔庙祭礼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命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贞观年问，唐太宗又令州学、县学都立孔子庸．春秋两次南右美官品粲祀．除了唐武案会昌灭佛邪殷时间外．佛、
在唐代的政治生活里，儒学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展开儒家经典的整理，钦定《五经正义》；另一方面推行孔庙祭礼制度，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命国子监立周公、孔子庙。贞观年问，唐太宗又令州学、县学都立孔子庙，春秋两次由有关官员祭祀。除了唐武宗会昌灭佛那段时间外，佛、道二教也可以合法地存在，三教彼此并行不悖。唐代的皇帝有时组织三教人物，一起说短话长，讨论三教关系。譬如，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沙门慧净、道士蔡晃人弘文殿谈论三教；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给事中徐岱等与沙门覃延、道士葛参成在麟德殿讨论三教，第二年又命令沙门端甫人内殿与儒道讨论。在不同时候，儒教的统治地位是没有变化的，
佛道二教的地位则常有变化，唐太宗时候，道士在和尚之上，因为唐太宗认为自己是老子的后人；武则天时候，和尚在道士之上，因
为武则天当皇帝前，僧人造了一部伪书《大云经》，证明她当皇帝顺乎天意；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和尚道士可以“齐行并进”，不分先后。
因此，我们可以说，到了唐代，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扎根，它们只要能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能够生存下去。当时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基本上被佛、道二教控制了。儒家很早就被《庄子》批评为“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六朝的僧人也用这句话挖苦儒家学者，在佛老面前，儒家对宇宙、生死、心性等理论问题的解释与说明，总是显得那样的粗糙。中唐的儒家学者，因此怀着一股悲凉的使命感，矢志改革儒学，譬如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一种思想如果不能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精神生活里，它在政治生活里的统治地位迟早也是会丧失的。儒学不可能老是运用政治权力来保持至尊的地位，从中晚唐开始的儒学革新，必然是“援佛入儒”或者“援道入儒”，其实，这在当时士大夫中间一度是非常流行的做法。
这些儒家学者意识到了儒学的理论缺陷，他们借鉴佛、道二教在这方面的思想贡献，从以前的儒家经典里找出相应的文献，加以特别的发挥，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做好了文献的准备，奠定了思想的基础。这个过程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三教合流”。以前佛道二教攀附儒家，实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生存下去的斗争策略；现在却是从思想上建立相互理解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