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兴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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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概述说明1. 引言部分的内容:概述:本文将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票号作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曾在山西地区兴盛一时,然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落。
通过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衰落与衰退以及经验总结与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旨在从历史角度审视山西票号,并总结其中的教训和启示,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山西票号的衰落与衰退、山西票号的经验总结与启示以及结论五个主要部分。
首先,我们将在引言部分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目标。
其次,在第二章将详细讨论山西票号的兴起过程及原因、发展特点和规模;第三章将分析影响山西票号衰落与衰退的因素、管理问题以及经济环境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第四章则会对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总结,并探讨借鉴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启示;最后,在结论部分将对研究内容和观点进行回顾总结,展望山西票号的前景并提出相应建议,同时也会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揭示其兴起与衰退之因,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通过对山西票号历史发展的回顾与剖析,能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此外,本文还旨在加深人们对历史商贸实践中种种因素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其对商业发展产生影响的认识,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山西票号经验与教训的视角。
2. 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2.1 背景介绍:山西票号是中国古代贸易金融机构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
山西地处中国的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地区之一。
在明代中叶之前,山西的商人主要从事商品交易和本币贷款业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增加,山西商人开始开设票号,这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便利和灵活的货币流通方式。
2.2 兴起过程及原因:山西票号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山西商人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络,在商品贸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浅析日升昌票号内部环境控制失败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摘要:在道光初年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票号诞生了,它是我国首家经营通过银两异地汇兑、存放款来赚取佣金的私人金融机构,同时还承汇了朝廷的京饷、各种经费以及赔款等,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然而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兴盛后最终走向破产倒闭。
内部的崩塌,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改良措施,增加了其破产倒闭的风险。
最终的衰败实为“先乱于内”而后由外界动荡因素推动促成。
关键词:日升昌、内部环境、内部控制、现代管理一、日升昌票号的百年兴衰明清时期,山西的商业发展迅速,现银结算、现银运送存在着被劫等诸多隐患,已不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英明睿智,敢于大胆创新,及时抓住商机。
由此,在道光初年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票号诞生了,雷履泰任首任掌柜。
日升昌票号是我国首家通过经营银两异地汇兑、存放款来赚取佣金的私人金融机构,同时还承汇了朝廷的京饷、各种经费以及赔款等,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日升昌票号鼎立商界108年之久,是中国银行的雏形。
在其百余年的经营过程中,日升昌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背景下,几经周折创建了“汇通天下”的金融体系,票号业的兴盛,也给晋商们创造了巨额财富。
以日升昌票号为代表的平遥帮占据了中国票号业80%以上的份额,创造利润达1500万两左右,如此庞大的资金体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然而在票号的迅速衰亡过程中,除受社会经济环境客观的因素影响之外,其自身在长期繁荣发展的背后逐渐暴露出的种种经营弊端,以及内部控制措施没有随着业务的发展、环境的变迁而及时进行改进等也是导致其最后消亡的重要原因。
但日升昌票号异地汇兑业务的经营与运作实际上非常缺乏外部约束,完全由票号自主实施内部监制,自定规则,保证异地汇总有序高效地进行。
自我封闭是其自我毁灭的开始。
因此,内部环境的优劣对于票号的生死存亡尤为重要。
二、日升昌经营失败之内部控制要素——内部环境分析完善有力的内部环境是票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保障,日升昌在初创阶段有着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模式以及严谨的经营策略,但在发展后期内部环境逐渐恶化:1、在票号组织架构上,日升昌的整体构建复杂且严密,形成了一个高度自闭的运营管理系统。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作者:祁燕泰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
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
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
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
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
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
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
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
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从山西票号衰亡看金融伦理创新李天怀2003-09-01 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
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
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
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
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
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
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作者:瞿盼旺来源:《财讯》2019年第03期摘要:山西票号,一个中国特有的金融现象,为我国的金融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构建的金融经营模式被世界津津乐道。
山西票号的兴荣与衰败值得我国现代汇票,现代商业银行的借鉴,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只有跟上形势的变化,才能与时俱进。
关键词:票号;钱庄;汇兑;银行一、山西票号起源及发展(1)票号起源与发展一是萌芽阶段。
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
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且不安全。
于是,西裕成颜料庄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號,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
当然,颜料庄也会收取一部分汇费。
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
东家们决定,干脆专营汇兑业务,“日异昌”票号由此成立。
二是发展阶段。
“日昇昌”设立以后,山西商人纷纷成立票号。
19世纪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
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甚至到了香港。
三是成熟阶段。
19世纪后半期,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
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山西首创票号的原因一是晋商资本雄厚:据史料记载,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二是经营活动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活动,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
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三是商号之间需要: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为了解决现银运输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票号的兴衰的启迪
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
当时其主要经营国内外汇兑和存款业务。
票号盛行于清朝的晚期,它的开创者是清朝中国十大商帮之一——晋商,他们跋山涉水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足迹遍布天下,在清朝初年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
前者主要活动于沿海及江河口岸,后者则远涉蒙古、莫斯科等地,成为了当时中国茶、丝、布、粮最大贸易者,建立了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由于当时晋商的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加上当时交通不发达,资金周转的时间较长,制约了生意的扩大,这就催生了一种远程资金调动方式——票号。
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
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
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
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
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
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
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
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
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
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
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
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
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
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
国内外,山西票号共133地,657家。
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
祁帮票号大德通1932年改银号后,曾在国外设分号。
榆次常家的独慎玉(账局兼营茶货)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
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
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
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
用乃至“事功”更重要。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
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
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
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
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赵树龙
三河信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