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近代化中票号的兴衰与启示

中国近代平遥票号经营理念及产生深远意义19世纪20年代，以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创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一种金融业的特有形式――山西票号业。

平遥票号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

它不仅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影响了中国经济金融界近一个世纪。

一、平遥票号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思想(一)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是平遥票号所有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

其主要做法：一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注重资金的灵活调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平遥票号分号码头遍布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和商埠，有400余个分号。

各分号业务繁简多有差异。

因此。

各票号都十分重视灵活调度资金。

资金较充裕的分号，要随时接济资金不足之分号；资金运转疲滞的分号，总号要果断迅速抽调其资金，调到资金运转较快的分号，不搞划地为牢、地域封锁。

光绪初年，日升昌北京分号，资金流量较大。

而又往往资金不足，总号从保定、天津等分号抽调资金到北京分号使全号整体获得极大的收益。

二是“诚信待客，信誉为本”，广泛招揽生意。

平遥票号视诚信为生命。

以儒忠为纽带，赢得了各地客商的高度信赖，建立了牢固深厚的业务基础。

各票号对伙友中慢待、欺诈客户而影响业务经营的言行，从不姑息，轻则批评训诫，重则减薪辞退。

三是“积成待厚，固本防险”，注重风险防范。

针对票号经营风险较大的情况。

平遥票号各自都制定了一套严密完整的防范措施和制度。

如对股本实行限额使用，以防不测；年终结账，撇除呆账；不盲目放款，以减少失误；设立护本、附本或统事，以扩充实力；以存定贷，不超额放款等。

平遥票号到末期。

多数一改往日稳沉作风。

经营租放，管理松懈，资金疲滞，周转不灵，呆滞账款增加，风险叠出，使之整体衰落，已成必然。

(二)组织管理平遥票号的组织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从分号机构的设立，到分号经理和重要伙友人选的任命、调遣，均由总号确定。

总号的业务，大半靠在外各分号经营。

所以总号与分号的关系十分密切。

从山西票号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李天怀2003-09-01 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

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

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

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

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

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

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作者：祁燕泰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

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

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

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

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

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

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

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

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从日升昌票号兴衰看清代金融业发展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世界的东方――被人类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中国，出现了一种令世人瞩目的山西票号业。

“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道光三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

前身是一家“西裕成”颜料庄，这个颜料庄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

嘉庆年间，白莲教武装起义和天理教武装起义的爆发，再加上灾荒不断，农业连年歉收，社会极不安定，所以经常有官饷和民间镖银被抢的事情发生。

当时山西在外面经商的人很多，年底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挣的钱通过镖运的方式运回山西。

由于社会不稳定，商人们越来越觉得异地运现成了一件挠头之事。

所以那时候，李家开始利用自家在外面设的分号兼营汇兑。

也就是说，这个想法的最初出现并不是想从中谋利，只是为了解决熟人之间异地运现的问题而想出的一个权宜之计。

随着要求帮忙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从中收取少量费用，以至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项业务优越性的时候，认为即便花点钱，这个费用也比雇佣镖局要便宜很多，后来，很多的同乡好友托人找关系要到他这来做异地汇兑。

这项业务延续到1823年左右，兼营汇兑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他们家原来专营颜料的利润。

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资本大约30万两白银，把他的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为日升昌。

票�之所以称为票号，就是因为用票据结算结束了传统的现金结算。

不管是他之前兼营汇兑，还是后来改成了这种专门的汇兑机构，唯一的一个取款凭证，就是一张纸。

之前兼营汇兑的话是一封信，后来是专门的一张汇票纸。

后来这张汇票纸在市面上流通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广的时候，票号要保证给予客户的这张汇票纸是安全的。

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在这张汇票纸上使用各种防伪措施，最开始使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笔迹防伪，专人去书写汇票纸，字如其人，每个人的笔迹都不好模仿，像我们说，日升昌是一个总号，他的分号有43处，一个系统下来就有44名专门的这种开票员，而且每个开票员的笔迹不管是总号还是分号都有专门的备份，一旦一个地方的开票员换了的话，都要立即写信通知对方。

票号的兴衰的启迪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

当时其主要经营国内外汇兑和存款业务。

票号盛行于清朝的晚期，它的开创者是清朝中国十大商帮之一——晋商，他们跋山涉水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足迹遍布天下，在清朝初年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

前者主要活动于沿海及江河口岸，后者则远涉蒙古、莫斯科等地，成为了当时中国茶、丝、布、粮最大贸易者，建立了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由于当时晋商的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加上当时交通不发达，资金周转的时间较长，制约了生意的扩大，这就催生了一种远程资金调动方式——票号。

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

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

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

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

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

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

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

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日升昌票号的兴衰日升昌票号的兴衰崔宇琛王玉爱《人民周刊》（2017年第16期）“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

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镖运银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约30万两白银，把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日升昌”。

日升昌凭借诚信笃义的经营原则、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敏锐的经营策略、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开辟了整个中国金融业。

当时在日升昌之后，中国出现了51家票号，山西有43家，平遥县城就有22家。

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就在平遥。

首任大掌柜雷履泰日升昌首任大掌柜雷履泰的家族也是一个经商世家，不过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落了。

他被少东家李大全看中举荐到了自家颜料庄分号当伙计，仅半年时间他就做到了分号经理，后来调回平遥总号当大掌柜，能力有目共睹。

在他53岁的时候，提议李东家将颜料庄改成票号，他领号25年，78岁离号，79岁逝世。

在他70寿诞的时候，李家携平遥众商赠匾“拔乎其萃”，高度赞誉了他对整个票号作出的巨大贡献。

使用形式多元的股份制日升昌大胆创新，于清乾隆、嘉庆之际，逐渐形成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亦称股俸制。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银股以银子入股，持有者拥有商号的所有权，可以继承和转让，要对票号的盈亏承担责任。

身股又称顶身股，以人力入股，是对票号中资历高、贡献大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的奖励，是一种利润分红的激励制度，身股是日升昌在人力管理方面的创新之举。

“人银俸股，东伙同心”，由于股份制把人与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力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使东家和伙计的利益融于一体，成为利益的共享者和风险的承担者。

确立责权明确的两权分离制受地域等因素影响，所有者很难对经营者进行直接约束，日升昌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东家、掌柜和伙计三种，奉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信条。

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作者：瞿盼旺来源：《财讯》2019年第03期摘要：山西票号，一个中国特有的金融现象，为我国的金融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构建的金融经营模式被世界津津乐道。

山西票号的兴荣与衰败值得我国现代汇票，现代商业银行的借鉴，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只有跟上形势的变化，才能与时俱进。

关键词：票号;钱庄;汇兑;银行一、山西票号起源及发展（1）票号起源与发展一是萌芽阶段。

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

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且不安全。

于是，西裕成颜料庄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號，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

当然，颜料庄也会收取一部分汇费。

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

东家们决定，干脆专营汇兑业务，“日异昌”票号由此成立。

二是发展阶段。

“日昇昌”设立以后，山西商人纷纷成立票号。

19世纪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

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甚至到了香港。

三是成熟阶段。

19世纪后半期，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

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

（2）山西首创票号的原因一是晋商资本雄厚：据史料记载，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二是经营活动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活动，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

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三是商号之间需要：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为了解决现银运输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既有自身内部存在的弊端，又有外部经济、政治变动的冲击。

探析其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为：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山西票号在其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挫折，又数次崛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中外闻名。

然而，在清末经济危机困扰下，在与现代银行的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经辛壬变乱[1]后，一蹶不振。

虽有不少有志之士曾努力欲挽救票号于危难之中，终因回天乏力，山西票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探究其衰亡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一、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因（一）缺乏正式的对经营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及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造成总经理（大掌柜）责权利严重失衡。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

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当时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度，只是赋予总经理无上的权力，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类似现在的审计和监事会之类的机构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票号盈利多总经理获利也多，但票号发生亏损则由财东负责，总经理不负任何责任。

这种“利益共享，风险不共担”的责权利失衡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使经营者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增强，而对资本安全的考虑减弱，从而加大票号经营风险。

主要表现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票号一改一贯谨慎的作风，经营者在没能审时度势，明辨政治、经济动向的情况下就大量放款，使票号在20世纪初形成放款远远超过存款的局面。

结果，在辛亥革命后，因大批工商企业破产从而票号放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致使众多票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

（二）票号放款皆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账风险。

不可否认，信用放款在经济景气时期对于票号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曾起过重要作用，票号经营前期信用放款风险也确实较小。

但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

货币金融学结课论文----晋商票号之存兴衰亡国贸06-1班黄丹青06068114晋商票号之存兴衰亡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

说起晋商票号，就不得不提到日升昌，这个把票号搬到历史舞台上的最终导演者。

但是，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升昌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当时，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盗贼纷起，许多商人托颜料业龙头老大西裕成李东家帮他们把白银带回家乡。

西裕成也需要在总号与分号之间调动资金，就把别人托带的钱留在分号，写个条子让他们回平遥的总号取白银。

但西裕成的大掌柜雷履泰从中看出了商机。

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汇兑的方法把白银运回家，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新商机，通过为别人汇兑银两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

于是就由李大全出资30万两白银，雷履泰出资2万两白银，在道光三年(1823年)把西裕成改为日升昌，把以颜料为主业改为经营银两汇兑。

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

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偶然性。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偶然背后有必然。

票号出现在日升昌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最早进入票号业却是一种必然。

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而金融业的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金融业。

同时也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金融业的发展。

作为封建社会中金融业最发达的形态票号业是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结果。

因此，票号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发达；二是金融业的发达。

在当时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晋商。

晋商在商业经营中的成功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海内最富,积累了大量财富,山西的富商巨贾不可胜数,他们掌握了巨额资本。

票号及钱庄关系探究及启示摘要：票号和钱庄是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代表，钱庄为满足银钱兑换产生，票号适应埠际之间扩大的商品贸易产生，两者并存的一百年也是历史上金融最为动荡的时期。

本文通过回顾历史，梳理票号与钱庄的竞争、合作关系，对当代金融机构发展提出启示关键词：票号钱庄金融机构关系目前我国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如P2P理财、第三方支付以及互联网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一方面与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联系密切，另一方面金融产品竞争激烈，伴随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发展，金融风险传递更加迅速。

历史上我国也有过金融机构的大洗牌。

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先进和富有的国家，有着自己适合封建经济体系的传统金融业，金融机构有典当业、炉房、钱庄、银号、印局、账局、票号等，其中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大的是票号和钱庄。

本文通过回顾历史，对票号和钱庄关系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对当代金融机构发展提出启示钱庄较票号先产生，源于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主要经营货币兑换。

清朝前期统治者通过减免赋税、改善税制和兴修水利等经济措施，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商品交换在更大范围开展，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

随着埠际贸易发展，长途运输银两不便，为了解决埠际之间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问题，山西商人开办票号主营汇兑业务，之后产生南帮票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式的两大金融机构在此背景下，进行竞争与合作1.票号在钱庄的基础上发展钱庄也称钱店、钱铺，也有的地方将规模小的称钱庄，规模较大的叫银号，有些地方统称银号。

早期的钱庄进行银钱兑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钱庄发行钱票。

有文献记载“查嘉庆八、九年（1803-1804年）间，每银一两易钱八、九百文，彼时钱票流行已久。

”埠际贸易的展开，依靠商人自行�\现存在许多弊端，山西商人利用他们在各地设立的不同分号，作为专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逐渐发展起来，是对钱庄金融功能的扩大。

但票号并未取代钱庄，成为垄断的金融机构，两者满足金融市场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各自有生存发展的空间2.票号与钱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票号与钱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表现在：在资金运用方面，票号为钱庄提供资金支持，钱庄为票号经理出纳；在对外贸易方面，埠际之间的贸易如洋货内销和土特产输出，往往既需要钱庄开出期票，同时票号配合开出汇票，两者合作才能完成。

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与衰败分析一、山西票号的金融发展山西票号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山西省。

同任何金融业一样,中国票号业也扎根于繁荣兴盛的贸易和商业环境,在其发展中山西商人(晋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称雄商界达500年之久。

但直到明代政府设立边镇,山西商人才利用其地理优势扩展了商业。

起初他们的足迹集中在北部中国省份,如宁夏、内蒙古和辽东等地。

明代中期以来,山西商人越来越具有冒险精神和雄厚的资本。

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展,很快占据了内陆省份的市场。

除了经营其山西的特色商品,如盐、煤铁、丝绸、纸张和棉花等外,他们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典当业和账局(一种小规模的仅供地方性的兑换和储存的机构)。

与其它省份商帮相比较,山西商人就其规模和市场份额来讲占据首位。

他们以多种才能、诚信著称,重视血缘关系,彼此互相帮靠,因而被统称为山西商人或晋商。

譬如孔祥熙就是来自于山西太谷县。

他曾这样评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

数百年前就开设了票号,是金融管理的天才……”山西商人经商活动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因此他们需要长途运输货物和赚取的利润以及各分支机构的资金流通,以保证商务的顺利运营。

由此,产生了需要金融系统支撑的需求。

凭借这一系统,山西商人才可以借款扩充其资本,汇兑银两到总号和分号。

手工运输成千上万银两的传统方法非常艰苦、耗时且不安全。

那时由钱庄提供的金融服务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在其它城市没有分支机构,以满足汇兑的需求。

尽管有些金融机构也发行票据和货币凭证,但他们缺乏资本,没有能力满足山西商人在货币汇兑方面的需求。

他们也没有分支机构,进行城市之间的资金调运。

这些因素促使山西商人考虑为自己提供必要的汇兑和资金流转渠道,以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

开始时是北京的山西商人请求同乡帮助把钱汇回山西。

起初这种“好处”只是针对亲戚和朋友,也不收取汇费。

后来,这种服务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很快发展成为可以盈利的商机。

1823年左右,专门从事汇兑、存款、借款的私家票号开始出现于山西、北京。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的原因探析第一篇：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的原因探析［摘要］清末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票号；盛极而衰；汇兑Abstract:The Exchange shop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clined from its flourish which reflected that its storage and exchange reduced year by year.By way of analysis, we could see that its own drawbacks, the ill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od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turmoil resulted in this decline.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exchange shop;decline right after flourish;exchange票号，又称“票庄”或“汇票庄”，最初是经营地区间的汇兑，以后也兼营并不断扩大存放款业务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

近年来一些学者大体认为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相当于清道光初年。

从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促进了商品流通，密切了与晚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为其财政支柱。

陈其田估计票号最盛时，年存款总额1.5亿两，放款利息和汇费等收入每年应在200~300万两之间。

利润率也很高，例如平遥帮的百川通资本16万两，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获利66万两，资本利润率103%［1］693。

但是从1900到1911年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