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一)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 and Zee,1997,p.180）：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⑵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术进步。

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

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

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近十年来国内外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进展与趋势近十年来，国内外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本文将介绍一些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和趋势。

一、行为经济学首先，行为经济学成为了近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它强调人类行为的非理性和心理因素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学科”已经由仅仅研究所谓的“理性人”和“纯粹市场”的经济模型，转向了更加实证和全面的研究。

二、信息经济学其次，信息经济学也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它关注经济主体之间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利用。

研究表明，在信息是不完全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低效率。

因此，研究非平衡状态下的市场行为是理解市场效率和不均等的重要方法。

三、机会成本经济学机会成本经济学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它关注人们必须放弃一项选择以获得更好的选择。

机会成本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做出选择，并适应了他们的选择并以此优化自己的利润和效用。

它可以通过分析个人和团体的选择行为，预测他们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四、实证微观经济学实证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实证产业组织经济学（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EIO）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领域。

该领域借鉴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特点，结合实际数据分析经济现象影响，推进了经济模型构建。

五、经济增长理论最后，经济增长理论也是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之一。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生产的增长，因此在政策实践中非常有意义。

它研究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快，并确定了政策因素和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由形式方法论转向实证分析，注重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桥梁，以便更好地将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预测和评估经济政策的效果。

国外经济理论动态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新进展∗高东明㊀㊀阿洪(A gh i o n )和豪依特(H o w i t t )(以下简称为A &H )于１９９２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 «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在这篇论文里,A &H 全面地把熊彼特方法引入内生增长理论.继这篇重要论文之后,A &H 在１９９８年又出版了增长理论中的一本里程碑式的教材 «内生增长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A&H 进一步拓展了熊彼特方法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应用.正是由于A &H 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早年关于创新方面的思想,因而增长文献中一般把以 提升产品质量的产业创新 作为经济长期增长基本动力的一类增长模型称之为 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 (以下简称为 熊彼特增长理论 ).本文将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对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做一初步的梳理.一㊁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及其发展让我们从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对熊彼特增长理论及其发展做一个简要的回顾.首先,内生增长理论明确地指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由于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及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有限性,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或知识的增加,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因而,以新的产品㊁新的生产过程㊁新的管理方法㊁新的生产活动组织形式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将会抑制要素报酬的递减,从而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得以维持.第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进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由经济以外的因素外生决定.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典型的如A k 模型,把技术进步看做是物质资本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的副产品.由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就不会降至零,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得到了保证.熊彼特增长理论超越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早期以A k 模型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熊彼特增长理论把跨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生产率的差异,而不是要素积累的差异.最近很多跨国增长经验研究的结果都支持了 生产率差异导致跨国增长差异 的假说,例如伊斯特利和莱文(E a s t e r l y &L e v i n e )在２００１年的论文中发现跨国人均产出增长率差异的６０％都可以归因于跨国生产率增长的差异,而克勒努和罗瑞古兹－克勒瑞(K l e n o w &R o d r i gu e z －C l a r e ,１９９７)则发现跨国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可以解释跨国收入差异的９０％.与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较而言,熊彼特增长理论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区分了物质资本㊁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技术水平),其中物质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人力资本的积累源于教育㊁健康或在职培训,而知识资本的积累则源于创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进一步假定技术进步来源于追逐超额利润的企业所实施的创新活动,并且这种创新活动会导致熊彼特所称的 创造性破坏 :新的创新所带来的新的生产过程㊁新的产品会使得原有的创新变得过时,而新的创新本身也会被未来更新的创新所取代.最近的熊彼特增长模型还假定,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本国的创新活动,而且还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创新活动给本国带来的技术外溢.因此,最近的熊彼特增长模型事实上考虑了技术的国际扩散,也就是所谓的技术转移过程.在熊彼特增长模型中,技术落后的国家可以发挥自身的 后发优势 ,很好地利用技术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各种技术,而不用一切从头开始.根据 后发优势 的原理,一国离前沿技术水平越远,那么该国可学的技术就越多,技术进步的潜力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直至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长期增长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㊁８６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０２J A Z ７９００１４)阶段性成果.东亚 四小龙 等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赶超,在人均收入和增长率上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富和最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根据P e n n W o r l dT a b l eV e r s i o n ６．１(S u mm e r s&H e s t o n,２００２),１９６０年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瑞士的人均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为３４１４美元,最穷的国家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为１１１美元,前者是后者的３１倍.而到２０００年时,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则是卢森堡,人均收入为４８９６７美元,坦桑尼亚仍然是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为４９０美元.这时的贫富差距已经从１９６０年的３１倍扩大到将近１００倍.纵观全球增长格局,可以发现,跨国增长一方面呈现出所谓的 俱乐部趋同 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现出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的两极分化趋势.这个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成功地利用了 后发优势 实现了增长趋同,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存在着与 后发优势 反方向的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力量阻碍了增长趋同.因此,熊彼特增长理论要想从理论上解释清楚跨国间增长差异的事实,就必须考察这些正㊁反方向发生作用的力量,特别是要说明是哪些因素阻碍了落后国家的技术赶超,从而阻碍了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收入趋同.事实上,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二㊁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最新发展对跨国增长差异的解释㊀㊀(一)研发㊁技术转移与跨国增长差异技术赶超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成功地实现了,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却没有出现,这个事实说明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㊁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间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㊁有成本的过程.豪依特(H o w i t t)和梅耶－福克斯(M a y e r－F o u l k s)(以下简称H& M)２００５年在阿洪和豪依特１９９２㊁１９９８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间增长的差异.H&M的模型显示,自发的技术转移并不足以使得所有落后的国家最终都赶上发达国家,相反,只有那些具备良好基础条件的并且成功地进行了 现代研发 (m o d e r n R&D)或 技术应用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的国家才有可能持续增长或赶上发达国家.他们的模型解释了跨国增长的趋异和俱乐部趋同两种当今世界并存的经济现象.他们模型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首先,根据对现实的观察,技术转移是一项高投入㊁劳动密集型的过程,技术接受国不可能毫无成本地借鉴并采纳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相反,由于每一项领先技术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和应用的,所以技术接受国必须在国内做一定的技术投资(包括人力的㊁物力的以及必要的制度改造),使得本国首先掌握外国的技术,然后对技术加以改造以适应本国的具体环境.因此,研发投入或技术投资是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一项必须投入品.第二,每个国家适用于 研发 或 技术应用 的 有效技能 存量依赖于它相对于世界前沿技术的发展水平.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在那些技术落后的国家,人们普遍对现代技术很陌生,教师也不是很精通现代技术,教学条件和学习环境简陋,因此给定的教育或培训时间投入只会生产出很少的有效技能.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技术发展不断递增的复杂性以及所谓的 捕鱼效应 (f i s h i n g o u t).随着前沿技术的进步,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落后国家要想保持与前沿的步伐,就必须不断提高技能水平.第三,与研发实验室㊁科研院所㊁大学等相联系的 现代研发 制度的建立,是跨国间长期增长的 分化趋异 以及近期的 俱乐部趋同 现象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和临界点.在现代研发制度建立之前,所有的技术变化都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创造形式(p r a g m a t i c c r e a t i v i t y),也就是所谓的 运用 (i mＧp l e m e n t a t i o n).现代形式的研发则需要有专门的分工协作,并且知识密集.因此,现代研发只会发生在那些技术最前沿或离前沿最近的国家,而 运用 则是发生在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对前沿技术消化和吸收的过程.这两种技术投资活动都是有成本的和技能密集型的,两者都会推动世界技术前沿的进步.但是,研发会相对更密集地使用科学知识,因此比 运用 需要更高的技能水平.尤其是,从 运用 向研发转型需要超越一个随技术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技能水平门槛.在上述三个现实观察的基础上,H&M通过一个正式的熊彼特增长模型说明了一国要想向技术前沿趋同是需要有条件的,并且当在模型中引入 现代研发 时,模型就展示了长期的增长趋异和近期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具体而言,时刻t０之前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率相同,但是由于国别参数的不同造成了各国的收入水平可能不同.如果时刻t０引入了所谓的 现代研发 制度,这时只有那些最具有创新条件的国家才可能通过研发活动开始迅速地增长,而其他国家则只能从领先国家吸收应用现有的技术,因此这些国家开始落后于从事研发的９６«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国家.在那些刚开始并非非常落后的国家,吸收能力将一直保持强势并最终把他们的增长率推至与领先国家相同的增长率,但是在生产率水平上仍然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差距.那些初始太落后的国家,刚开始会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但是吸收能力会迅速下降甚至消失,从而极大地弱化了技术转移的力量,最终这些国家只有以远低于前两类国家的增长率增长,甚至根本就不增长.因此,H&M的模型就解释了跨国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长期的主导趋势是贫穷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无限趋异,而近期的主导趋势则是俱乐部趋同.(二)金融发展与跨国增长差异创新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是完美的,金融发展将不会构成对增长的约束.但是,现实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通常各不相同,因此各国金融发展状况可能对跨国增长的差异有重要的含义.阿洪(A g h i o n)㊁豪依特(H o w i t t)和梅耶－福克斯(M a y e r－F o u l k s)(以下简称为A HM)于２００５年在有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所导致的金融约束对跨国增长趋同的重要影响.金融约束阻碍了利用技术转移的优势,从而导致了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趋异.A HM发现,由金融约束所导致的技术转移限制也会产生与现实世界相一致的俱乐部趋同和分化趋异现象.在一个不完全的信贷市场中,承担创新任务的企业家除了从创新中赚取收入外没有更多的其他收入来源.因而他必须为每一个研发项目融资,同时企业家向贷款者支付利息.这就意味着一国越落后于技术前沿,相对于要保持任何给定的技术创新频率而言,该国企业家可投资于创新的财富就越少.这就是所谓的 后发劣势 .从长期来看,该国的增长就会取决于这种减少创新频率的 后发劣势 与在前文提到的增加创新规模的 后发优势 之间的相对大小.在法治不完备㊁制度不健全㊁金融市场不透明的情况下,企业家都有动力在研发项目成功时隐瞒结果㊁欺骗贷款者以逃避还贷付息.而在法治良好㊁制度健全的国家,贷款者的权益将得到较好的保护,借款者也很难隐瞒真实情况,即便隐瞒了也会招致严重的事后惩罚,从而骗贷行为将会有很高的成本,因此企业家的创新也将获得较多的信贷支持,从而该国可以很好地利用技术转移所带来的 后发优势 ,最终实现赶超前沿技术.相反,在落后国家,欺骗成本很低,借款者很容易逃脱贷款的支付,理性的贷款者会预期到欺骗行为并减少对创新企业的贷款,因此在这种经济中创新得到的金融支持也就越小,这时 后发劣势 成为主导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阻碍了该国向前沿增长率的趋同.因此,金融发展也会导致增长趋同或趋异.一般说来,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那么抑制借款者欺骗行为的制度和法律就越有效,经济增长也就越快.A HM在文章中还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个命题,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增长趋同有着非常显著而且稳健的作用.(三)教育㊁人力资本与跨国增长差异现有的增长文献区分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分别对应着所谓的卢卡斯方法(L uＧc a s a p p r o a c h)和纳尔逊－菲尔普斯方法(N e l s o n－P h e l p s a p p r o a c h).所谓卢卡斯方法,是指卢卡斯早在１９８８年的经典论文中就强调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作用.该方法的基本观点是: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推动,跨国增长率差异主要归结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受阿洪(A g h i o n)和豪依特(H o w i t t)等人的影响,熊彼特增长模型中全面借用了人力资本的纳尔逊－菲尔普斯方法,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代表了一国对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技术的跨国转移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纳尔逊－菲尔普斯方法可以追溯到纳尔逊－菲尔普斯１９６６年的学术贡献,最近由于阿洪(A g h i o n)和豪依特(H o w i t t)等人的工作而重新复活.纳尔逊－菲尔普斯方法强调了人力资本和创新在长期经济增长和趋同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方法中,人力资本和创新有利于一国吸收并追赶前沿技术,并把跨国增长率的差异主要归结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但是,卢卡斯方法与纳尔逊－菲尔普斯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目前大多数经验研究更倾向于支持这两种方法是互为补充的.这两种方法得出的政策结论也大同小异,都认为更多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除此之外这两种方法都并不能得出更详细的政策含义.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之一,范登布斯彻(V a n d e n b u s s c h e)阿洪(A g h i o n)和梅加(M e g h i r)(以下简称为V AM)在２００３年的一篇论文里建立了一个包含了 增长㊁与技术前沿的差距以及人力资本构成 的熊彼特增长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可以用来分析总量教育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用来分析教育或人力资本的组成结构对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在原有熊彼特增长模型的基础上,V AM进一０７步假定一国的企业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促进生产率的增长:模仿现有的前沿技术,或者在本国现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活动.其中,创新活动更多地需要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模仿则既可以由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也可以由低水平的劳动力来完成. V AM的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国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投资于高等教育就越有利于提高长期增长率.这个模型结论有点类似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雷布津斯基效应(R y b c z y n s k i e f f e c t),其中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如果一国保持低技能劳动力的供应不变,并且与技术前沿的差距也给定,然后来考虑高水平劳动力供给增加带来的影响.由于高水平劳动力受雇于创新型的企业比受雇于模仿型企业对生产率和利润的增长会带来更大的贡献,因此创新型企业对额外高水平劳动力的需求更大.随着创新型企业对高水平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受雇于创新型企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将比受雇于模仿型企业的低技能劳动力有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这时模仿型企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会向创新型企业有一个净流动.反过来,这种流动会进一步提高创新型企业中高水平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导致更多的高水平劳动力向创新型企业的转移.随着一国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这种雷布津斯基效应就越强.并且,在一国总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高水平劳动力的增加就意味着低技能劳动力的减少,从而会进一步强化上述学应.V AM还用跨国数据来检验了 离技术前沿越近高等教育就有越强的增长提升效应 这一命题. V AM用计量方法考察了１９个O E C D国家１９６０－２０００年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扩展高等教育就越重要.(四)制度或政策设计与跨国增长差异基本的熊彼特增长模型通过把增长与创新以及企业家才能联系起来,然后进一步把创新激励与经济制度特征相联系,使得分析增长与政策以及制度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可能.例如,完备的产权制度将使得创新者的成果不受模仿,从而保护了创新者可获取的垄断租金;良好的教育体系将增加研发活动的有效性并增加熟练劳动力的供给;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减少创新者的资金成本,从而增加创新企业家垄断租金的净现值.根据基本的熊彼特增长模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将最终有利于长期经济的增长.但是,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些政策建议就显得过于笼统了,以至于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制度或政策设计都没有太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最新由阿西莫格鲁(A c e m o g l u)㊁阿洪(A g h i o n)和兹利博迪(Z i l i b o t t i)(以下简称为A A Z)于２００２年所建立的一个熊彼特增长模型,通过在基本的熊彼特增长框架中引入最早由格申克龙(G e r s c h e n kＧr o n)在１９６２年提出的 适宜制度 的概念,得出了新的结论:一方面,不同的制度或政策设计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取决于一国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换言之,各国提升增长的制度或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一个国家或产业离技术前沿的距离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方面,一国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影响现实观察到的该国制度或生产组织形式,如应以银行为主还是以股票市场为主的融资模式,企业间采取垂直一体化还是外购的形式等.A A Z的模型在基本熊彼特的模型基础上,仍然假定一国既可以通过模仿现有的前沿技术,也可以通过在本国现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活动这两种形式来提高本国的生产率.他们的模型显示,当一国离世界技术前沿更靠近时,创新对该国的生产率增长就越显得重要,并且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的发生也会提高创新的重要性.因而,这里就产生了一种 适宜制度和增长 的理论,即模仿和创新活动需要的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一般而言,就模仿来说,在现有的大企业基础上做长期的投资会有利于大企业的模仿活动,而这种长期投资可能会从关系型银行融资或者政府的优惠贷款中获益,日本㊁韩国㊁德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就是采用这种关系型银行融资模式.另一方面,创新活动很多是试验性㊁高投入㊁高风险的项目,因而与创新活动相对应的需要有一种风险分担的㊁并且能在不同的创新项目中筛选出有利润的项目的融资制度.显然,这种制度必须更加市场化,更富有弹性,更加依赖于市场融资和特别的监管措施,更高强度的竞争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制度以消除市场上没有前景的项目,也要更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使创新型企业能自由选择最有才能的员工,更分散化的企业去从事试验性的创新活动.按照A A Z的建议,当一国离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较远时,采取以模仿投资为导向的制度或政策将使得该国增长更快,并且不断向世界技术前沿靠近;当一国开始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该国转向以创新为导向的制度或政策将最有利于增长率的继续提升.三㊁结论性评述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全面将鲍莫尔(W．B a uＧm o l)所称作的 自由市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的微１７«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６年第４期观企业创新引入了宏观增长分析,为长期宏观经济增长建立了坚实的微观基础.通过对技术转移机制以及与创新激励相关的制度环境的研究,熊彼特增长理论再一次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增长和发展的问题,改变了内生增长理论诞生时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相互分离的格局,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被认为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分析框架之一.熊彼特增长框架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并且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本文主要从技术转移与增长趋同㊁金融发展与增长趋同㊁教育或人力资本与增长趋同以及制度或政策设计与增长趋同的角度对这一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做了一个简单梳理.这些最新的增长理论进展为我们理解现实跨国增长的差异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用这种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以及中国跨省区的增长差异,并根据实际情况借鉴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思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参考文献:A c e m o g l u,D．,P．A g h i o n&F．Z i l i b o t t i(２００２),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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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D e v e l o p m e n tC e n t r eS t u d i e s．P a r i s:O E C D．M a n k i w,N．G．,D．R o m e r&D．W e i l(１９９２), Ac o n t r i b uＧt i o n t o t h e e m p i r i c s o f e c o n o m i c g r o w t h＂,Q u a r t e r l y J o u rＧn a l o fE c o n o m i c s,１０７(２):４０７－４３８．N e l s o n,R．R．&E．S．P h e l p s(１９６６), I n v e s t m e n t i nh uＧm a n s,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d i f f u s i o na n de c o n o m i c g r o w t h＂,AＧm e r i c a nE c o n o m i cR e v i e w,５６(１/２):６９－７５．P r i t c h e t t,L．(１９９７), D i v e r g e n c e,b i g－t i m e＂,J o u r n a lo f E c o n o m i cP e r s p e c t i v e s,１１:３－１７．S c h u m p e t e r i a n,J．(１９５０),C a p i t a l i s m,S o c i a l i s m a n d D eＧm o c r a c y．H a r p e r&R o w,３r d．Q u a h,D．(１９９７), E m p i r i c sf o r g r o w t ha n dd i s t r i b u t i o n: S t r a t i f i c a t i o n,p o l a r i z a t i o n,a n dc o n v e r g e n c e c l u b s＂,J o u rＧn a l o fE c o n o m i cG r o w t h,２:２７．R o m e r,P．(１９８６), I n c r e a s i n g r e t u r n sa n dl o n g r u ne c oＧn o m i c g r o w t h＂,J o u r n a l o f 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９４(５):１００２－１０３７．R o m e r,P．(１９９０), E n d o g e n o u s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c h a n g e＂, J o u r n a l o fP o l i t i c a l E c o n o m y,９８(５),p a r t I I,S７１－S１０２．(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李仁贵)２７。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研究新进展严成棵，龚六堂2011-03-29摘要：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来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等问题。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包括局部不确定性与全局不确定性。

局部不确定性是指对应唯一的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经济中存在无穷条收敛路径；全局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中存在多重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初始状态不同，经济会收敛到不同的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

本文较为详细地综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研究的理论文献，旨在通过介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的新进展，为国内学者研究类似的问题提供一些研究线索。

关键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根据Lucas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韩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相同，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教育水平、GDP组成结构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1960年到1988年，菲律宾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8%，而韩国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2%。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人均收入是同期菲律宾人均收入的3倍。

那么是哪些因素使得韩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实现快速增长呢？事实上，如何更好地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经济增长理论永恒的主题。

不同学者就这一问题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例如，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偏好、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制度安排等。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强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可能是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

现有的关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动态一般均衡（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框架下分析的。

递增规模报酬、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外部性都是产生经济增长不定性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实证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不仅是理论模型自身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在与现实经济相一致的参数环境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经济增长是一个关键的经济指标，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们不断探索和发展经济增长理论，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增长过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本文中，将介绍一些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其对于实践的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更加注重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和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并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的积累、科技进步和创新所驱动的。

这一理论指出，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传统要素积累，而技术进步则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人口红利理论人口红利理论是对经济增长的另一种解释。

这一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时，就会出现人口红利，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红利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加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增长。

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最新的研究表明，人口红利的贡献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劳动力供给将减少，从而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因此，政府需要关注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经济增长动力，培养和引进高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一种近年来兴起的经济学派别，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法律、规则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制度经济学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制度的不完善则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最新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改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减少官僚主义、降低政府干预、完善产权保护等，都能够促进创新和投资，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言而喻。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正进入数字化时代。

当前区域经济理论及我国区域经济演变综述[内容提要]区域经济泛指一定区域内的人类经济活动，是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经济系统，是国民经济在一定空间的投影。

区域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和独特的研究价值。

本论文从区域经济理论出发，实证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演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XX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区域演变XX区域格局一、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一）区域经济的涵义区域是按一定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X围，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同质性的地域单位。

经济区域是按人类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划分，具有均质性和集聚性，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无限分割和发挥特定作用的经济社会综合体。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区域经济比较理论、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1、区域经济比较理论区域经济比较理论主要有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要素禀赋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

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论。

他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成本进行直接比较，认为某种产品生产成本绝对值低，称之为具有“绝对优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主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于出口换回自身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

（2）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

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一个国家或地区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比较劣势”的产品。

（3）要素禀赋论。

又称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

该理论认为，每个地区应专门生产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而较少使用其稀缺要素的商品，以换回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

国内外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最新进展提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收敛性的论证丰富了当前学术界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

但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收敛性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

鉴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对近期文献进行梳理，并给予述评。

希望对当前有关研究和政府政策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俱乐部收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经济学家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落后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地区)间的差距仍越来越大。

本文将依据经济增长收敛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进一步寻找缩小地区差异的突破口，为我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收敛性研究进展经济增长收敛研究最早始于Ramsey(1928)，其后，Abramovitz(1986)和Bau-tool(1986)等进行了创导性的探索，把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推向了高速发展阶段。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

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以来，围绕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争论就一直存在。

关于收敛性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amsey(1928)、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等；二是新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omer P.(1990)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

1、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论。

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可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

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Frank Ramsey(1928)的“储蓄的数学理论”，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则反映在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7)的著作中，但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影响不大。

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经济差距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的索洛一斯旺增长模型(1956)，此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