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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边疆政策保卫疆土与统一民族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边疆政策在维护边疆安全、保卫疆土以及实现民族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边疆政策、保卫疆土和统一民族三个方面来探讨清朝在边疆问题上的努力。
一、边疆政策的基本原则清朝的边疆政策基于“让利割地”和“扶持边疆”的原则。
其中，“让利割地”是指通过与周边国家签订条约，以割地换和平，保持边疆稳定；而“扶持边疆”则是指在边疆地区实施一系列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商贸发展、移民支持等措施，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二、保卫疆土的措施清朝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卫疆土。
首先，建立边防军事机构。
清朝设立了关东、东北、西北等地的边防总部，招募大量士兵驻防，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
其次，修筑边境防线。
清朝积极修筑长城、边境要塞等设施，以加强对边界的控制和守卫。
此外，清朝还加强了对边境贸易的管理，以防止私贩和商队成为边境地区的隐患。
三、统一民族的政策清朝实行“藩屏政策”，即通过封建制度和宗教政策来统一民族。
清朝设立了广大的边疆藩屏地区，由满洲贵族及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掌控。
同时，清朝也采取了容纳多元文化的政策，更好地融入边疆地区的多民族社会。
清朝还致力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实行边民改户归化制度，鼓励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同居，以促进民族的融洽与统一。
四、边疆政策的成就与挑战清朝的边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边疆安全，保卫了疆土，并实现了部分民族的统一。
然而，由于边疆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清朝边疆政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例如，某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仍然存在抵抗清朝统治的情况，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威胁。
此外，清朝在推行边疆政策时，也遇到了资源有限、地理条件恶劣等实际问题。
综上所述，清朝的边疆政策在保卫疆土和统一民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让利割地、扶持边疆的政策，清朝成功维护了国家的边疆安全。
通过设立边防机构、修筑边境防线，清朝加强了对边界的控制和守卫。
事变中的地方政府与治理问题一、引言事变中的地方政府与治理问题是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常见挑战。
当地政府在应对事变时，不仅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还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和民众需求。
本文将探讨事变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治理问题，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
二、地方政府在事变中的角色地方政府在事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第二，协调各方资源，提供紧急救助和保护；第三，确保公平正义，处理纠纷和冲突；第四，采取措施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三、事变对地方政府治理的挑战1. 组织架构不完备事变发生时，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可能不足以应对突发事件。
政府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协同工作不够高效。
因此，在事变发生后，地方政府需要着重改进组织架构，加强各部门的协作能力。
2. 应急响应机制不够完善事变时，地方政府需要及时反应并制定相应的应急响应机制。
然而，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政府的应急响应机制还不够完善。
对此，政府应加强与相关机构的合作，进行科学有序的协作，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3. 资源调配不足事变中，地方政府需要合理调配资源以应对不同的问题。
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往往无法满足所有需求。
因此，政府应更好地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确保公平、合理和高效的资源调配。
四、解决方案和建议1. 健全组织架构地方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组织架构，设立应急管理部门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信息反馈速度。
2. 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包括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和流程，培训应急管理人员，提高应变能力。
同时，政府还应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共同应对事变中的挑战。
3. 积极推进资源共享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资源共享机制，加强与上级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合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应对事变的能力。
作者： 马国海
出版物刊名：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02-108页
主题词： 国民军;甘肃;河州;经济掠夺;民族压迫;事变;农民起义;政治压迫;马仲英;武装起义
摘要： <正> 民国十七年(1928年)爆发于河州地区(今临夏),波及西北数省,历时十年的河州事变,是现代回族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但长期以来,对其性质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由回族引起的一次回、汉仇杀事件;有人认为是由回族军阀导演的一场军阀之间的混战;最近又有人认为是一次反抗民族压迫的大规模的回族武装起义。
对以上诸说,笔者不敢完全苟同。
我认为,它是爆发于今临夏地区的以回族为主的、有汉、东乡、撒拉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反抗国民军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本文仅就通过对该事件起因的分析,略述一下自己对该事件的一点认识。
清末民变与政府的应对效能——以莱阳民变为例
宋书强
【期刊名称】《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14)001
【摘要】清末莱阳地方官府借助本地绅董之力推行新政，却因捐税的增加和部分
经办绅董的贪鄙激起了民变。
民变发生后地方官员应对乖张、仓皇操切，酿成了官民之间的直接对立和冲突，并逐步演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在民变的处理上，山东巡抚孙宝琦试图剿抚并用，但是各级地方官员却以“匪乱”来定性这场民变，坚持直接武力镇压，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出现。
事后，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变纷起的社会根源，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
莱阳民变反映出清政府社会调节和控制机能的失灵，对清王朝统治的权成性和合法性措菇了冲击．
【总页数】5页(P232-236)
【作者】宋书强
【作者单位】中国药科大学社会科学部,江苏南京21000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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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多民族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在清朝统治期间，边疆地区的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民族的政策，力求实现多民族的共融与发展。
一、清朝边疆治理的挑战清朝时期，边疆地区存在着广袤的疆域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给治理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边疆地区多山川峻岭、河川纵横，交通不便，加之兵荒马乱、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叛乱领导者的作乱等问题，造成治理困难。
此外，不同民族间存在着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矛盾与摩擦，也给边疆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与措施，推行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边疆治理政策。
二、治理边疆的政策1. 聘用贤能，加强地方治理清朝注重聘用贤能，任用通晓地方语言、通行官方文书的官员，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
这些官员在处理地方问题时能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立沟通和信任，让边疆地区的治理更加得心应手。
此外，清朝还把边疆地区划分为边境、边屯、边城等地，由专门的官员负责治理，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治理的能力。
2. 强调军事防卫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清朝重视军事防卫，加强边境防线的建设。
修建长城和其他边防工事，加强屯兵与武装部队的驻守，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
此外，清朝还鼓励居民武装自卫，形成一定的地方民兵力量，以巩固边界的安定。
3. 实行亲贤远才的人事政策清朝实行亲贤远才的人事政策，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中的有才能者，力图通过提升他们的地位，使他们成为边疆地区的统治者，实现政治稳定和地方治理的有效性。
这种政策一方面提高了边疆地区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拉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
4. 推行官学与经济政策清朝在边疆地区推行了官学制度，并积极兴办学校，培养少数民族的官员和教育精英。
通过教育、科技和文化的交流，推进少数民族的发展，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清朝还鼓励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优惠政策和经济支持，促进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清朝民族政策的演变与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其305年的历史中，曾经经历了多次不同的民族政策。
这些政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从清朝的成立开始，探讨了清朝民族政策的演变与影响。
一、清朝的成立与反满情绪清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王朝。
1644年，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自杀殉国，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逐渐瓦解。
此时，清朝的建立就成为了一个必然趋势。
然而，由于满族人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统治地位一度遭到了汉族人的反感。
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汉人是中国的主流民族，而满族人只是一个边疆民族。
因此，很多汉族人对于满族人的入侵和统治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这种情绪由于满族人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剥削，更是日益升级。
这种反满情绪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并一度对于清朝政权的稳定造成了威胁。
二、清朝初期的民族政策清朝建立后，其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三藩之役”所定：即以满汉结合的方式来统治中国。
为此，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缓解汉人的不满情绪，包括：1、恢复中华文化和宗教制度清朝一度遭到汉人反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认为满族人蜕化成了纯粹的异族政权，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进行了残酷压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在其早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和维护中华文化和宗教制度。
例如，清朝追溯先秦汉朝的历法，恢复孔子的学派和儒家经典，还将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的政治和经济联为一体，使得汉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2、吸收汉人士子为了缓解汉人的不满情绪，清朝还采取了将一些汉人收纳为官员的政策。
这些汉人为清朝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清朝的民族和政治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3、发布保护汉语和汉文化的政策清朝还特别强调保护汉字和汉文化的政策，不仅鼓励满族人学习汉语，还通过出版物、文化活动等方式宣传中华文化，巩固了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融合。
三、清朝中后期的民族政策然而，在漫长的统治过程中，清朝也遭遇到了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清朝中后期日益激化。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张立程;李红卫
【期刊名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43)001
【摘要】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
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总页数】6页(P21-26)
【作者】张立程;李红卫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北京,100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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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边疆治理与民族团结一、边疆治理的重要性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疆地区涉及到的民族问题是特别突出的。
清朝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一直是清朝政府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边疆地区的稳定，也关系到全国的统一和稳定。
所以，清朝政府一直在进行边疆治理，并注重培养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二、清朝的边疆治理清朝政府在边疆治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1、大力发展经济。
清朝政府通过贸易、商业等方式，扶持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边疆地区的经济水平。
这样可以增加居民的收入，稳定他们的生活，并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
2、及时处理民族矛盾。
清朝政府在边疆地区及时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例如，一些汉族移民搞排斥、压迫少数民族，清朝政府及时出面压制这种行为，并宣传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思想。
3、注重宣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
清朝政府注重宣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并进行普及。
这样可以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促进民族团结。
4、制定法律法规，保护各民族的权益。
清朝政府在边疆地区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保护各民族的权益，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
三、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民族团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的基本前提。
没有团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团结可以使各民族之间互相支持，形成强大的力量，对不利因素起到共同的抵制作用。
同时，也可以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文化和谐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四、结语清朝政府在边疆治理和民族团结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里介绍的措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措施的确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地区的稳定。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措施中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并在当前的国情下灵活运用。
希望在和谐的大环境中，各民族之间可以实现更加和睦的发展。
清朝消灭边患和维护边疆安全的策略和实践清朝的疆域辽阔，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面对强敌入侵和地方民族叛乱频发，清朝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勇气，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措施，消灭了边患，维护了边疆安全。
秉承“察哈尔保边为重”的国策作为清朝边疆安全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察哈尔的地位一直备受清朝皇帝的重视。
清朝实行的“察哈尔保边为重”的国策，旨在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防守工作，增强边防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确保疆域的安全。
清朝加强了对察哈尔地区的耕地和水利的修复工作，培养了大量勤劳勇敢的边民，构筑了密不透风的山峦防线和烽燧传信系统。
同时，清朝还加强了对边防军队的培训和装备，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和作战技能。
这些措施都有力地维护了清朝边疆的安全。
斩首当阵的实践清朝在消灭边患的过程中，对付这些患资治的策略十分多样。
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斩首当阵”的实践。
所谓“斩首当阵”，就是遵循古代兵法训诫的“以头名射”原则，重点打击和削弱敌军头领的作战策略。
清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了许多的关卡和寨堡，以及一些专门从事斩首当阵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经常潜伏在敌军后方，进行细密的侦察和暗杀行动。
清朝军队精锐，作战技能高超，常常在一个偷袭行动中，便能迅速地消灭敌军的头领，成功解决了许多难题，确保了边疆的安全。
将消灭边患与和平发展结合清朝在消灭边患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各地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
为此，清朝采取了多种措施，如通过特赦、恩典、防护等方式，维护边疆和平。
清朝还鼓励各族人民广泛交往，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一些穆斯林商人和藏族商人纷纷来到内地，与汉族商人一起经商，促进了经济上的交流和合作。
通过这样的手段，清朝不仅消灭了敌人，维护了边疆的安全，而且还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和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清朝消灭边患和维护边疆安全的策略和实践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也包括军事战略方面的。
正是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才在清朝的边疆地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安全成就。
从河州事变看清朝民变的政府对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元顿教首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倡言天下末劫，欲借召开龙华大会之机，取河州占省城，后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此案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
马西沙先生较早利用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作了描述。
①清朝中央与地方官员在镇压河州事变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处置措施，迅速控制了局势。
笔者将在分析这些具体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一、王伏林及其元顿教王伏林，乾隆五年（1740年）生，甘肃狄道州沙泥站红济桥人，曾出家为僧，后还俗。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王伏林来到河州，兴立元顿教，“因入教的人名单内系朱笔标的，又名红单教”，亦称“悄悄会”。
教内有《十转经》、《弥勒真经》等宝卷，“说的都是古佛临凡，欲度有缘的话”。
教徒入教时，教主先传授三皈五戒，命其“每早吸日光三口，能避水火”。
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其母系五圣老母转世，其妹系观音老母转世，自己法力甚大，能点石成金，有避火的咒语，不怕刀兵水火，如拜他为师可以消灾延寿。
为号召徒众，王伏林诡称其母“有件扫霞衣，凡投在他门下的，他把姓名写在衣上，待天上星辰全时，作起法来，将衣轮转，要何星附在何人身上，那星就会掉下来随在人身，那人得了星宿，就猛勇无敌，一切不怕”。
王伏林常住在河州教徒张志明家中。
张志明向人宣称王伏林是弥勒佛转世，要度有缘人，入了他的教，日后有好处，并称“现在是末劫之时，从了教主王伏林，就遇劫不死”。
党日清、支文召等人或拜王伏林、或拜张志明为师相率入教，并在四处广为收徒。
王伏林在元顿教中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大教主、正教王：王伏林；二教主、北霸天、休乐王：张志明，系世界佛三教主；三教主、东霸天、迎春王：王九儿；四教主、西霸天、相继王：石忠信；南霸天、焰摩王：王得彦；军师：赫天祥；将军：王丙顺；八卦头领：坎卦党日清、艮卦王丙信、震卦沈显义、巽卦支文召等；金刚：党善宗、罗存法等；十二星：黄国其、王天宗、孔玉珠等；二十八宿：壁水狳何宗信、娄金狗罗常三、斗木獬王开住、角木蛟王和尚、女土蝠王桃花保等。
尚未封全。
二、河州事变的经过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二教主张志明将石忠信、支文召、王丙信、党曰清等人招到罗聚洪家商议起事计划，约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派人到河州城里埋伏，夜间率众攻城，得了河州，十五日去抢兰州。
后据教徒杨伏龙供称，其起事源于《十转经》宝卷中有“头一转在河州开荒下种”，教内又有“正月里，春花开，万寿宫里显道来”之说，“故此要在河州会集，先取了河州的印信，就往兰州坐万寿宫。
到了万寿宫，现出当来佛，众人就扶他（王伏林）为首。
”张志明又令众人在乡里广造舆论，定于下月初四日起在白塔寺王家坡“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前来赴会的，功果圆满，点金赐予众人，全家都有好处”。
十一月初四日，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等在王家坡王丙信家竖起三幡，每日念经。
“那些乡民听得活佛度世，都听信了，带了家小纷纷聚会，约有一千多人”。
王伏林命前来赴会的这些“有缘人”，都在衣服后领上挂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并吩咐按五方五色（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各穿衣裤，如郝天祥“是北方，即穿黑裤”，以为旗号。
王伏林还派人在王家坡各巷口严密防守。
初五日，甘肃河州知州杨赓飏闻知白塔寺有人结会竖旙念经，遂命令捕役前去查拿，并立即将情况报知陕甘总督勒尔谨。
当日，教徒王存儿、王桃花等人在王家坡“各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
初六日，杨伏龙带领所招教徒300余名到达王家坡。
初七日，王伏林派石忠信、郝天祥等7人至河州城探听消息，旋被拿获，供出起事计划。
杨伏龙等少数教徒人心里害怕，遂带家眷逃走。
但大部分人只听各自教主的，仍留在王家坡。
陕甘总督勒尔谨于十一月初八日接到河州知州杨赓飚的禀报，“想系邪教滋事”，即派遣按察使李本等人前去查办。
初九日，勒尔谨接杨赓飚续报王家坡教徒聚众殴差，认为事态严重，当日飞奏乾隆帝，并亲赴河州督办。
在调齐兵力后，勒尔谨于十三日率领标兵300名，河州协属兵200名，以河州协副将西德布为前队，自己为后应，丑时出发，未时赶到王家坡。
王伏林与张志明、王九儿等人披发伏剑，口中念诵咒语，其母亲、妹妹分执黑白二旗，率领二三百人，各拿朴刀、木棍、流星出村列队，拒敌官兵。
王伏林对教徒们说，“你们不用害怕，年老的手执三炷香，口里叫天，自然有神灵保护；年少的持着木棍抵挡，我们都有法术，能避枪炮。
清兵施放鸟枪，王伏林等人全无畏惧。
清军副将西德布见王伏林仗剑诵咒，遂一箭将王伏林射倒，督标马兵谢崇文上前“用刀砍毙”。
清军随后并力进攻，众教徒抵挡不住，躲进村内，将村门关闭。
把总杨化禄用力将门推开，清军一拥而入。
自“申时起至戍时正，将拒捕各犯或生擒，或杀死，立即完结”，教徒被“杀死四百四十四名口，生擒五百二十二名口”。
一时间王家坡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王伏林之母、妹均在混战中被杀。
整个事变自发现至平定，仅历时9天，且“一日之内，已将逆众就擒，渠魁歼殄”，乾隆帝称其“所办甚为妥速”。
（卷1045）三、清政府的处置措施（一）乾隆帝亲自制订处置方略。
十一月十九日，初接陕甘总督勒尔谨关于河州事变的奏折，乾隆帝即有上谕：“内地民人，敢于设教聚众，并立有教主，竖旙占聚一村，入教者皆以白布为号，即与前此山东叛逆王伦无异”，（卷1045）将河州事变定性为邪教谋反。
随后，乾隆帝制订了详细的军事预案。
他首先命近处之陕甘提督法灵阿，选带精兵星夜弛赴河州协助总督勒尔谨，并预做如下部署：如果勒尔谨到后，能将各犯尽数擒获，就通知法灵阿撤回；如果勒尔谨未能擒获案犯，法灵阿到后，仍然遭到顽抗，不能剋期完事，就一面由六百里弛奏朝廷，一面用六百里加紧印文，飞调三全宁夏驻防满洲兵1000名及索诺木策凌乌鲁木齐满洲兵2000名前去会剿。
三全、索诺木策凌应在此前将马匹、器械、干粮等项迅速预备妥当，一得勒尔谨印文，即刻起行，带兵兼程前往，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奏闻。
乾隆帝又考虑到法灵阿、三全办事虽极为认真，但从未经过战场历练，唯恐他们调度失宜，传谕带兵熟娴的固原镇总兵图钦保，接旨后即“由该处弛驿，迅赴河州，帮同法灵阿办理剿捕之事”。
（卷1045）由于勒尔谨行动迅速，及时控制了事态发展，使得乾隆帝此次部署未能实施。
为安定人心，乾隆帝指示勒尔谨应当首先张贴布告晓谕民众，使其感激朝廷养育之恩，以协助官军擒捕教匪，并亲自拟定了一份安民告示。
乾隆帝认为“如此办理，犯法者既决不待时，守法者必共相激劝，自更易于办理”。
（卷1045）为分化瓦解起事民众，乾隆帝称“胁从在内之人，有能各发天良，将此内正伙要犯，设法擒获，到官呈首者，不但可免尔等之罪，并当加以重赏，即或自知畏罪，豫行脱出，赴官呈首者，亦可稍减其罪”。
他以为“如此晓谕百姓之后，或果能擒贼送官，尽行解散，其事更可速蒇，实为事半功倍”。
（卷1045）（二）地方官员全力协同缉捕。
案发之初，甘肃布政使发牌将河州境内有邪教聚众一案“党羽颇多，从其教者，衣领带白布一方”等基本案情通知各地。
地方官闻风而动，迅速调拨兵役设卡缉拿。
甘州府知府钟赓起在接获布政使书札后，即“飞饬各属会同营员多拨兵役随带器械，严行防范查拿”，并转呈陕甘提督法灵阿。
十二日，法灵阿接报，“随即飞饬附近河州之凉州、西宁二镇属大小营堡一体选调壮健兵丁，执持器械，在于本境及分界要隘处所加意防范，留心物色，如遇领带白布及形迹可疑者，即行拿获押解地方官衙门审办，毋得稍有懈纵”，并于十一月十二日轻骑简从，自甘起程由庄浪、碾伯一路前赴河州，“沿途留心查访，如有自彼脱逃之人，即行严拿惩治。
倘逆犯众多，该处官兵不敷应用，奴才即就近在于西宁、凉州二处飞调官兵，相机剿捕，务期匪犯不致漏网。
”（三）对办案人员严明奖惩。
因此案“歼毙贼渠，生擒余党，办理甚为妥速”，乾隆帝命将陕甘总督勒尔谨特旨“交部议叙，并赏给朝珠、荷包，以示嘉奖”。
[9]对按察使李本、驿传道蒋全迪、河州协副将西德布及其余在事员弁如督标中营都司冯燝、前营守备孝顺阿、前营千总王一虎、河州协属右营把总朱迁系4人亦交部议叙。
在奖赏办案有功官员的同时，清政府也依律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
此案起于乾隆三十八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至今已届数载，臣毫无觉察，以致聚集多人始行查办，咎实难辞”，[10]自请责处。
至于案发地河州，本应追究知州的责任，但因前任知州病故，而杨赓飚系原任碾伯县知县，刚于本年八月内到任，而十月即有此案，是以“止有功而无过”。
[11]（四）对案犯严加处置。
乾隆帝以此案实为谋反，命令陕甘总督勒尔谨，“所有首伙各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以示严惩”。
在获知石忠信等人被拿吐供之后，他指示勒尔谨对陆续缉获的教众，随获随审，“不可稍存姑息”。
（卷1045）勒尔谨遵照乾隆帝的办案方针，除将重犯一律斩首外，其余人犯“俱系甫经入教，并未转纠，应从重发遣云贵等处烟瘴地方；其律应缘坐之家属查明解赴刑部；至不应缘坐之妇女或跟随夫男入教，或潜往该处烧香均属可恶，应一并发往云贵等省安插；其年未及岁之子女，听其携带”。
[10]乾隆帝接报后，宣谕：“逆恶党类不值照常佥妻发配”。
[11]勒尔谨遂将女犯、孩童改地发遣。
王廷荣与同父异母弟王伏林，亦被处以斩监候。
足见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无情。
四、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乾隆朝初年，民变人数少，地域小，持续时间短，多在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平息下去；乾隆朝中期民变和秘密会党、秘密宗教联系日益紧密，烈度不断增加；乾隆朝后期，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成为主流，规模日益增大。
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对策。
（一）加强基层社会控制。
清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特别是“鸟枪一项，禁例甚严”。
[12]（卷10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受命镇压王伦起义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
[13]乾隆帝认为鸟枪这一“制胜要器”必须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14]以削弱民众抗拒官府的能力。
通过查禁民间武器，清政府获得绝对的武器优势，增强了镇压民众反抗的威慑力。
学习拳棒强身健体、抗暴自卫，此风民间由来已久。
对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民间“习之最恶者莫如纠众结合与学习拳棒二事。
盖结会则羽翼有人，习拳则技勇足恃行凶，生事悉由于此”，[15]多次下令严禁。
对于向习拳棒的少林寺僧徒，乾隆帝“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认为“亦应严禁，违者究治。
”（卷107）在他执政之初，即开始整饬僧道，颁给度牒，“岁岁稽查，减除造报”，[16]立法周详，防杜严密。
保甲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基本制度，被认为是“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17]“诚久安长治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