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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中，如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如何根治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顽症？这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难题，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
近些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正在持续地进行新的探索——政府企业化，即以企业为参照模式，借鉴或仿效企业的一些做法，由此结构性地重塑行政体制。
这一改革探索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一、美国的政府企业化改革近十多年来，美国从地方政府、州政府到克林顿的联邦政府，自下而上地进行了一场以“政府企业化”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运动。
从时代背景上分析，美国政府的企业化改革是在现时代条件下对传统的官僚型行政体制的结构性变革。
所谓官僚型行政体制（Bureau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stem），亦称科层制行政体制，其主要特征是行政组织等级化、行政机构职能专门化、行政权力集中化、行政行为规范化及程式化。
一般说，官僚型行政体制是一种适用于工业社会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
这种行政体制适用于政府管理职能相对简单、机构职责较为明确、公众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相对同一、社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的时代。
但到了后工业社会，时代条件发生了大的变化。
政府所管理的事务多样化、复杂化、综合化，处理这些事务需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机构及公务员面对大量的信息和迅速变化的情势，需要其及时地做出决断；公众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趋向于殊异化，政府不再能以划一或同一的服务来满足不同需求。
传统的官僚型行政体制难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日益暴露出机构臃肿、行动缓慢、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体制上的弊端。
由此，官僚型行政体制必然面临结构性变革。
美国政府的企业化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内容。
一是行政理念的更新。
参照企业经营理念中的顾客、服务、质量、效益等概念，破除行政本位、管理导向、对上负责的传统行政观念，确认纳税人或公众为政府的顾客，由对上级负责转变对顾客负责为主。
在公共行政中，强化服务意识、淡化管理意识，并力求提供优质服务，强调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行政法则。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课程论文（设计）课程名称：01比较公共行政论文题目:西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模式及基本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学生姓名专业层次批次学号学习中心年月目录摘要 (1)1西方政府社会管理的模式及基本特点 (1)1.1 西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演变 (1)1.2西方政府社会管理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 (1)1.3西方政府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及特点 (2)1.4西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新模式及基本特点 (3)1.4.1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建设企业型政府 (3)1.4.2政府转变管理模式，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 (3)1.4.3政府重组社会结构，多方参与，建设分权型政府 (3)1.4.4政府寻求合作伙伴，发展第三部门，建设合作型政府 (4)2西方政府社会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5)2.1将社会管理市场化竞争纳入行政改革的框架，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 (5)2.2社会管理中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做好集权主导下分权制度 .. 52.3将以人为本理念落实到社会管理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2.4充分利用第三部门的力量，扩大我国社会管理队伍 (6)2.5在社会管理中减少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优化财政结构 (6)3结论与建议 (7)参考文献 (7)西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模式及基本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摘要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恩格斯曾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1上世纪后期以来，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潮，掀起了世界范围内政府改革的序幕，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对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做了有益的尝试，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是政府增强合法性的重要条件。
西方国家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做法，具有丰硕的统治经验和重大潜力。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政府陆续提出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的思路。
通过从政府社会自治传统、社会管理分权化、多样化进行分析，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管理在不同时期的方法和特点，对我国当前政府社会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的启示。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研究及启示内容提要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面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危机、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官僚制政府的体制危机,面对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
中国的行政改革也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拉开了帷幕。
目前,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仍在继续,相互学习和借鉴十分必要。
关键字：行政改革西方政府职能一、西方行政改革主要内容（一）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主要做法是按照市场优先社会优先的价值取向，讲原来部分由政府承担的职能推向社会和市场，以收缩政府职能，减少财政支出。
其中分两部分：1、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放松政府规制改革重点是放松对工商业的经济性规划。
美国的放松规制改革主要集中于1975-1986年，起步于福特总统时期，在卡特和里根的任期内达到高潮。
里根时期，从航空，铁路等到能源，电信都进行了改革。
到克林顿上台后，彻底解除了电信也的管制，从而引发了美国电信业的新一轮重组和跨行业兼并的浪潮。
英，日，法等国家也学习美国，展开了类似的改革，打破了行业垄断，推动生产力发展。
国有企业民营化是西方国家压缩政府规模，优化政府职能的重要措施之一。
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有企业民营化起步最早，最突出的国家。
在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把英国最大的卡车公司、50万套公有住房、化工企业、电子公司、电话系统和天然气公司交给私营公司经营，随后又讲通信公司、煤炭公司，航空公司私营化。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国有企业私营化最多的国家。
日本私营化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三大国有企业（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日本烟草专卖和日本国有铁道公司）都交给了私营公司经营。
其中国有铁道公司在私营化后，为政府摆脱了12000亿日元的财政赤字，年度利润达到了1500-2000亿日元。
到桥本龙太郎时期，民营化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重点；2、收缩政府的社会职能改革的举措有以下几点：（1），提高接受福利者的资格，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减少接受福利人数等；（2），以工作福利取代社会福利，克服坐吃救济，不劳而获等不良行为，让自愿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3），将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社会福利交予私营公司经营，政府只负责制定规则和严格监督规则的执行；（4），适当增加个人负担部分份额，已减少政府财政压力；（5），在明确政府开支的条件下，将部分福利项目下放到地方政府管理，将管理层次更接近收益者，并转移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 (1)序言 (4)导言 (6)第一节治道梳理 (6)第二节变革进程 (9)第三节框架结构 (10)第一章政府与市场的选择 (12)第一节自由至上 (13)一、消极自由 (13)二、无知自由 (14)三、免于强制 (15)第二节有限政府 (17)一、制止合谋 (17)二、限制政府 (18)三、自食其力 (21)四、最弱国家 (22)五、取消政府 (23)第三节公共选择 (24)一、个人至上 (24)二、外部效应 (25)三、选择悖论 (26)四、宪政制约 (27)第四节保守自由 (29)一、自由的历程 (29)二、保守的复兴 (32)第五节理论与实践 (34)一、价值与政策 (34)二、英国的选择 (36)第六节美国的实践 (39)一、里根时代 (39)二、克林顿时代 (47)三、改革的障碍 (59)第七节从规模到能力 (62)第二章重塑与重理的重奏 (66)第一节重塑的原则 (66)一、从划桨到掌舵 (67)二、从服务到授权 (68)三、从垄断到竞争 (69)四、从规章到使命 (70)五、从投入到效果 (71)六、从官僚到顾客 (72)七、从浪费到收益 (72)八、从治疗到预防 (73)九、从集权到分权 (74)十、从计划到市场 (75)第二节重塑的反应 (77)一、实践蓝图 (77)二、管理之外 (80)三、传统之内 (81)四、政府与市场 (84)五、两难权衡 (86)第三节重理的理论 (89)一、传统危机 (89)二、重理之路 (90)三、典型案例 (92)四、重理界定 (94)第四节重理的实践 (96)一、公私之分 (96)二、成功典型 (99)三、失败原因 (100)四、重理之道 (102)第五节重理与重塑 (104)一、差异和共识 (104)二、激变与渐变 (105)三、审慎中取舍 (106)第三章政治与行政的调整 (108)第一节执行局的故乡 (108)一、问题的关键 (108)二、美国的历程 (110)三、执行局的新问题 (113)四、新时代的新因素 (115)第二节英国 (116)一、富尔顿报告的命运 (116)二、问题与变革 (119)三、改革前的状况 (120)四、变革中的进程 (121)五、改革后的格局 (125)六、经验教训 (128)第三节荷兰 (130)一、自主化的内涵 (130)二、80年代的回顾 (132)三、90年代的发展 (135)四、管理与治理 (138)第四节丹麦 (140)一、管理处 (140)二、集权与分权的权衡 (142)三、教育部 (145)四、政治与行政的缓冲 (147)第五节加拿大 (148)一、共同的起点 (149)二、任务小组 (150)三、特别运作局 (150)第六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152)一、彻底执行局化 (152)二、大部制的尝试 (154)三、拭目以待 (155)第七节理论思路与实践风格 (156)一、分与合的效应 (156)二、双向治理 (157)三、多样化的进程 (159)结语 (161)第一节新公共管理时代 (161)一、趋势 (161)二、内涵 (162)三、从私到公 (164)第二节民族风格与普遍趋势 (166)第三节官僚传统与现代化 (168)第四节医疗保健中的案例 (171)一、政府干预的理由 (171)二、控制费用的措施 (172)三、改变激励的机制 (172)第五节从西方到东方 (174)一、东西方的协奏 (174)二、1998及将来 (175)参考及阅读文献 (181)序言1111390122序言自1994年夏以来，我们通过国家行政学院、中国行政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人事部等单位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接触西方政府改革的文献和资料，后来通过因特网以及许多热心的英美著名学者，接触了许多新的资料，发现西方国家普遍都在进行政府改革。
国外政府改革趋势和大部门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摆脱财政困境和提高政府效率，掀起了一场“新型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政府机构设置也折射出一些共同的特性和趋势。
在经济调节职能上，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重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指令等；在政府组织形态上，实行“少机构，宽职能”的大部门综合管理体制。
这种由管理创新带动的体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发展背景和演变过程，认识国外政府管理创新和机构设置的情况和特点，对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和管理创新，非常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国外政府改革的五大趋势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新型公共管理改革”，是一次具有划时代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行政改革，内容涉及政府治理理念、政府运营方式以及政府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大致表现出五个主要趋势。
（一）公共行政的民主化。
实行决策权能与执行权能相对分离。
一些国家将政府部门分解成决策部门和具有特定服务功能的执行机构，使执行机构在财力、人力等资源配置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同时对后果也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具体做法上，通常采取签订责任书的方式，明确执行机构的责任范围、工作目标及考核标准。
英国是这一改革的典型，目前近三分之二的文职人员已转到执行机构，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爱尔兰、新加坡等国也有类似做法。
实行地方分权。
许多国家在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将更多的事权、财权、项目管理权、法规制定权等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性。
如法国、日本、西班牙等中央集权国家在维护单一制国家结构和政令统一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二）公共部门的民营化。
各国都基本认识到政府失灵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职能的过于庞杂，而且在于政府自身属性和规模的模糊界定。
一些国家在改革中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这类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卸载）改革是“政府瘦身”的重要举措，这方面韩国比较突出。
韩国政府采取了对原有国有企业分类的办法来实施民营化改造。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与管理模式转换内容提要从70年代末期开始，行政改革在西方进入了新的高潮。
政府面临困境是行政改革的主要动因。
公共选择和管理主义是改革的主导理论。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①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②利用社会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③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
当代行政改革赋有探讨适应信息时代行政管理新模式的使命，因而其意义尤为重要。
研究西方行政改革的总思路、具体措施和实际效果，对实现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共服务社会化层级制行政模式后层级制行政模式行政改革在西方从未停止过。
所谓“当代”，指的是从70年代后期至今。
这一时界划分主要基于两条理由：第一，70年代后期的客观环境使改革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西方行政改革的普遍性、广泛性、全面性可谓前所未有。
第二，这一时期西方主要国家在行政改革的总方向上趋于一致，且这种趋同似乎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其结果是当代行政改革与过去的改革在总方向上有不同特征。
本文拟对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历史背景、指导理论、主要内容和改革中正在形成的新的行政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作一概括讨论。
一、政府困境与改革的动因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源于四大动力：①政府面临的困境；②公众对政府期望的增高；③私人革新成就对政府的压力和示范效应；④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日益增长的监督作用。
其中政府面临的困境无疑是改革的主动因。
政府面临的困境可归结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
这些危机被认为是政府职能扩张和规模膨胀的结果。
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但就政府管理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放任时期。
“政府是必要的祸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是这一时期的主导哲学。
政府职能的大规模扩张始于30年代中期。
扩张主要体现在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两个方面。
经济职能的扩张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和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其主要标志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盛行和随后的微观经济管理活动（如市场管制、保护产业的规制等）。
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政府形态史的分析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政府形态史的分析【作者】张丽曼【作者简介】张丽曼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是紧紧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展开的。
从15 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至今天的400多年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大体上已经转变了6次政府管理模式，走过了若干个干预——放任——干预——放任的轮回。
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将成为政府形态不断演进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政府管理模式/干预/放任/转型政府行为是人类有组织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同时改造人类本身的自觉行为，这必然伴随人类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自己的职能、组织机构、行为规则以及行为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从而形成不同的政府管理体制的类型或者“模式”。
在这里我们所要考察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一般状况。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政府管理模式，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和发展，经过多次转型而逐步完备起来的。
从政府形态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基本上有以下三种情况：（一）当国体发生根本性变革，同时政体随之发生转变的时候，政府管理模式的发生转型；（二）在国体与政体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三）国体基本稳定，政体发生变革，政府管理模式随之转型。
如果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实践活动，以15世纪专制王权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起点至今，可以把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形态史分为五个阶段，发生过六次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
第一个阶段，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到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前，即约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末，大约经历了300多年。
这一阶段，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同时整个西欧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西欧国家的国体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较量中逐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到保护作用的，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而是由封建君主制逐步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专制政府。
当时的封建君主为着同罗马教皇和地方贵族势力争夺权力，不得不同新兴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贵族割据势力和宗教势力。
所以当时的专制主义国家表现出双重阶级属性，带有明显的转型社会的过渡性质。
从国体上看，这些政府基本上是封建主阶级掌权，但它并不是纯粹的封建主阶级的专政，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封建阶级的利益，而且开始转向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利益。
在政体上，基本上采取了专制主义的方式。
君主们通过同地方贵族割据势力和教会势力的激烈争夺，逐渐集立法、行政、司法、宗教等诸权力于一身，形成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管理模式。
在政府同社会的关系上，由于当时的专制主义政府基本上实行高度集权和积极干预的政策，对社会活动采取的是强制干预的行为模式，造成了一种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重叠的状况。
从国家全面干预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这一点来说，这一时期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小社会大政府”式的政府管理模式。
这种政府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在经济职能方面。
这一时期的专制政府基本上都积极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反映了15—17世纪西欧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专制王权与早期商业资本相结合，共同推进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利益关系。
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特点是推行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早期重商主义，不仅限制私人经济活动范围，而且以国家垄断的方式直接控制私人经济活动，不仅采取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而且采取政治手段、外交手段乃至大规模的暴力和军事手段达到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
晚期重商主义使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达到最高峰，使专制极权和国家垄断相结合，完成了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促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迅速发展，一方面使封建制度加速崩溃。
正如马克思分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官厅、僧侣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分工原则建立——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
”〔1 〕正是这种高度集权和积极干预的政府管理模式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新兴资产阶级成长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二个阶段，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到工业革命完成，即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大约经历了90多年的时间。
这一时期，在经济上，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战胜了封建生产关系，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将这一现代化成果推向全世界。
在这一时期，西欧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国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封建主阶级的专政已经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资产阶级由被压迫阶级转变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政客最终从政府中排挤掉了新老贵族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成为独掌国家政权的阶级。
随着国体的这一深刻变化，西方国家的政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专制主义的职能不分的“大政府”开始向职能分化，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政府转变，高度极权的专制君主制度被以分权制衡为原则的议会民主制所代替。
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一经形成，就迅速地向资产阶级集权政治方面转化，由于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使资产阶级不得不加强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
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以阶级分权的方式造成的所谓“狭义政府”，即行政组织，因为独立地履行资产阶级所赋予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职能，由不完备逐渐趋向完备，而逐渐完备起来的行政权力，立即同议会权力相脱离，追求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开始自己独立的发展过程。
资产阶级政府行政组织独立化的趋势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
这一时期，工商业资本迅速成长起来，但往日高度集权的国家强干预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并不能马上退出历史舞台。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虽然在当时的工业强国英国受到欢迎，被英国政府作为主导性经济政策，但是法、美、德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当时正处于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完成的前夕，尚不具备同英国工业品竞争的实力。
为着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基本上采取的是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
所以，从政府管理模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府非但没有减弱中央集权，而且逐渐加强中央集权，由松散软弱的政府向坚强有力的政府转变。
而政府管理职能的加强同时必然促进政府权力的扩大和膨胀。
以法国为例，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行政权力不断强化的趋势。
启蒙思想家曾经标榜的“人民主权”、“议会至上”等政治原则，随着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而被抛弃。
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为了扩大它的镇压职能，不断加强军事和官僚机构。
1848年以后，在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机器已经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
它的魔爪伸向全国的各个地区。
这个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成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
”〔2〕在法国，行政权力支配着由50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经常和绝对地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管理、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后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
”〔3 〕行政权力不仅游离于议会权力，而且成为与议政权力相匹敌的不可克制的权力。
行政权力成了国家政权的核心部分，并且是维持议会制度的必不可少的支柱。
议会则逐渐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品。
第三个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约40年左右。
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过渡。
特别是19世纪最后10年，资本主义积累的方式由前期的自由竞争转变为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日益集中到少数垄断的大企业手中，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
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向帝国主义过渡。
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前20年，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国体）和代议制政府的基本框架（政体）都没有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资产阶级政府管理模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整个欧洲、北美以至全世界的胜利，使资产阶级牢固地占领了广阔的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从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贵族，培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为标志，暂时转入低潮。
资本积聚所造成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使资产阶级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即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超过老牌工业国家——英国，具备了与之相抗衡的经济实力。
所以，只有在这一时期，后起的资本主义政府才有条件改变高度干预的经济政策，纷纷将自由放任主义作为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所谓的“不干预主义”，形成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标榜的所谓的“最弱意义上的政府”，实行人们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
从表面上看，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政府似乎是由过去积极干预的管事较多的“大政府”转变为“管事最少”的“最弱意义上”的“夜警”式的“小政府”，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清静无为”的。
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上的放权同政治上的集权（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的独立化过程）是同时进行相辅相承的。
资产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为政府划定活动范围，政府权力的大小完全是由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决定的。
资产阶级政府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所索取的代价，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资本家需要为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所支付的交易成本，就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私域”与作为政治活动的“公域”的相对分离。
“私域”的经济权力交给了资本家，成了由他们主宰的一统天下，而“公域”政治权力则划归了资产阶级的政客集团，成为他们盘踞的进行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活动的地盘。
资产阶级必须把政治活动领域交给政客集团，任他们在政治领域中纵横驰骋，进行政党分赃，否则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就不得安宁了。
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分配政府要职，攫取部长、次长、总督等行政肥缺的权力交易使资产阶级政客们忙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议会则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清谈馆”和政治交易所。
这种私域和公域的明确划分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两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分工。
这种分工只能更加有利于资本的增长。
但这段时间并不长，只有20年左右的光景。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最初10年，即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西欧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也频繁发生，造成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