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

刑法解释的限度——合理的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刑法解释的限度，是刑法解释论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

之所以说是一个重点问题，是因为它关系到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活动中能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而之所以说是一个难点问题，是因为在解释刑法规范时，判断某一具体结论究竟是否是该刑法规范所真正包含的合理含义、是否过限，往往并非易事，分歧重重，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某一解释究竟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合理扩大解释还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的争论上。

因此，研究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主要应研究什么是合理的扩大解释，什么是类推解释，两者如何区分?下面笔者拟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刑法解释的极限化——合理的扩大解释所谓刑法解释的极限化，就是将刑法规范可能蕴涵的最大含义揭示出来，尤其是将那些确实为刑法规范所蕴涵而又超出字面含义的意思揭示出来，因此，所谓的刑法解释的极限化，实际上就是指合理的扩大解释。

笔者认为，扩大解释有合理的扩大解释与不合理的扩大解释之分，刑法解释的极限化，仅仅是指合理的扩大解释，而不包括不合理的扩大解释;不合理的扩大解释，往往是超出刑法规范的实际蕴涵进行解释，因此是不能允许的。

(一)扩大解释的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与合理的扩大解释的相容性罪刑法定原则是近现代社会一项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n crimen sine lege)，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un crimen sine lege)”。

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到现在，经历了从绝对罪刑法定转向相对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

绝对罪刑法定由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其派生的基本内容是： 1.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2.排斥习惯法的适用;3.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4.禁止适用事后法。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 [1]，形成当前为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派生出新的内涵，即：1.从完全禁止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2.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的场合容许类推适用;3.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采用从旧兼从轻，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4.从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到采用不定期刑;5.排斥习惯法等 [2]。

论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理性选择及其实现路径李金玉;金博【摘要】为了科学确立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并探求其实现路径,利用逻辑分析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分析论证了我国刑法解释应选择综合性目标观,即解释者结合对社会情势变迁以及道德观念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根据社会的现实需求,在刑法文本客观可能具有的文义射程范围内,揭示其内在独立的立法意蕴,从而在维护刑法安定价值的同时,实现刑法解释的具体公正性和社会功利性；该目标需要采用开放的目的解释学与社会解释学等路径来辅以实现.%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 the targe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and to seek the way to implement its selection, the paper presents a view of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target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nd moral values taken into account.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needs, the interpreter reveals the criminal law's separate inherent implications within the possible and objective rang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us achieving the law's its special natures of justice and social utility as well as its value of stability. The target selec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target hermenentics and social hermententics.【期刊名称】《西安工业大学学报》【年(卷),期】2011(031)006【总页数】6页(P583-588)【关键词】刑法解释;解释目标;正当性分析;实现路径【作者】李金玉;金博【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32;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4.1刑法解释的目标，指解释者遵循一定的解释原则和解释方法，通过对刑法文本进行阐释与说明，所欲探求刑法规范的法律意蕴.但该法律意蕴，究竟是指立法者制定刑法时的主观意图，即立法原意，抑或是法律文本现在的内在含义还是其他含义？各国理论界对该问题的回答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理性选择进行探究，并对其实现路径问题进行探讨.1 两大法系关于刑法解释目标的理论分歧及其评析关于刑法解释目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有主观说（原意说）、客观说（文本说）和折衷说、解释主体说等不同观点.主观说（原意说）认为，探知和阐明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的真实意思，就是刑法解释的目标［1］.客观说（文本说）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是探求刑法条文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刑法的内在意旨，法律解释的任务就是在法律条文语义上可能的若干种解释中，选择使法律条文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解释，而立法原意是刑法制定当时立法者的意思，它无从探寻且不可能与时俱进［2］.客观说是西方国家当今刑法解释的主流选择.折衷说试图克服主观说和客观说各自的缺陷，要么是以主观说为主客观说为辅［3］，要么是以客观说为主，辅之以主观说［4］.解释主体说否定上述传统解释学观点而采用哲学解释学的观点，认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解，解释者的看法就是法律文本的含义［5］.上述诸说中，主观说是顺应19世纪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的，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据西方法律解释理论的支配地位.三权分立学说是其政治学基础，追求稳定、安全立法价值的法律理想是其法学基础，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情绪和极度的理性主义是其文化背景［6］.主观说对于保障人权、反对司法专横和罪刑擅断有重要意义，但为保障法的安定性而无视社会发展，固守模糊难断的立法原意易使刑法条文僵化保守，从而日益被理论与实践所不采.客观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经济急遽变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法律解释理论的主流观点.绝对三权分立理论的动摇为其奠定了政治学基础，追求公平立法价值的法律理想是其法学基础，理性主义的破灭和文化国观念的转型是其文化背景.其巨大贡献在于强调社会现实的需要对法律解释的作用和意义，符合社会防卫的需要也利于刑法文本的发展，但过分关注法律条文合乎现实目的，存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忽视人权保障的危险.而两种折衷的观点也难以摆脱客观说或主观说的固有诟病，仍遭受批评.解释主体说关注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符合客观事实及人类的认识规律，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完全忽视了刑法的客观规范性观点，也消减了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由此可见，上述不同解释目标选择各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又有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单一使用都有一定的缺陷.2 关于刑法解释目标选择的争议归纳我国学者有关刑法解释目标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主张采用客观说，认为立法原意是不可确定的，且是滞后的，对于法律的解释必须同解释时的社会需要相一致［7］；（2）主张采用主观说，认为这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明确性的要求［8］；（3）主张采用折衷的观点，其中又有三种意见：①以主观说为主、辅之以客观说［9］；②以客观解释论为基础、以主观解释论为补充［10］；③采用二分说，即我国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解释目标选择应有所区分，刑法司法解释应选择主观为主、客观为辅的折衷说，刑法立法解释应选择客观说［11］；（4）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但具体内容所指完全不同：解释者在进行解释时不可避免带有自己的主观认识或前见，解释者在进行解释时，都是带着自己的前见从自己的当下情景出发，去理解和解释文本并把握文本所揭示的客观意旨，而非立法者的意旨［5］；（5）整体解释论，即应当从规范或者法律秩序的整体上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各种主观、客观的因素都要考虑进来［12］.我们认为，上述客观说、主观说、二分说以及折中说，均是对两大法系传统解释学观点的直接采用，没有摆脱其固有缺陷.第（5）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的综合性理论，但其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具体所指内容，对于解释主体应否包括在内，交代不明，规范或者法律秩序的整体含义，尚显含糊.第（4）种观点认可了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的参与能动性，符合司法审判活动的客观事实与规律，同时又坚持了客观解释的实质立场，基本上是合理的.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各种学说的利弊得失，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国刑法解释目标应当选择综合性的主客观结合说（下称综合性解释目标说）.这里的主观，并非指立法原意，而指解释主体在解释过程中根据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主观能动参与，因为真正的法治应该是解释者参与其中的法治.解释者不可能以压抑和排斥自身的主体意识性而去片面追求所谓解释的客观性，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离开解释主体便无所谓解释，离开法律就无所谓法律解释……”［13］.这里的“客观”，不仅指法律文本意思内容的客观，还包括社会现实需要的客观；亦绝非完全客观的超越，一般情况下只是事物最根本方面一种点或面的发展，而非整体的重新构建.这里的“客观”，绝非纯粹的客观，纯粹的客观只是一种假相而已［11］，以刑法文本形式所体现出来的立法机关对社会秩序的保护和公民利益的保障，即立法意旨（或目的）的客观存在，是刑法解释者也必须接受的，这也是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的基本依据.这里的“综合”，一方面体现在上述主客观内容的互为表里的依附关系，同时也表现在刑法文本所具有的“立法意旨”内涵本身的综合性与包容性.立法意旨（或目的），不仅指原先制定该法律时的目的，也可以指探求该法在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既可以指整部法律的目的，也可以指个别法条、个别制度的目的.在解释法律时，由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法律词语的通常含义并不能反映立法意旨，不能适应社会情势变迁，但可以对该词语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正，从而赋予满足今天正义要求的意义.由于刑法文本客观所体现的立法意蕴具有近期目标和远期追求的双重性，因此，对立法意蕴的解释、探究，可以与时俱进.当然，立法意旨与主观说所强调的立法本意不同，前者从根本上是向前看，强调为适应新的问题而解释法律，强调法律现时所具有的合理意义，而后者是向后看的，强调的是忠实于过去［14］.刑法文本的客观意旨，只能在刑法语词文义的射程范围内，不会破坏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足以防止司法专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高度一致.故此，在保障与尊重人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指引下，刑法解释的任务和目标就是通过法律解释者能动性的阐述，根据自己对社会客观情势变化和对道德等因素的适当考量与评价，借助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在不突破刑法条文最远射程的含义范围内，揭示刑法文本所客观蕴含的立法意旨，或探究刑法文本在当下的客观意旨，从而恰当的定纷止争，既能维护法律的稳定，又能实现法律与现实的平衡与和谐.这种主客观相融通的综合性解释目标观，是我国刑法解释的理性选择.3 刑法综合性解释目标选择的正当性分析上述我国综合性刑法解释目标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主要理由有下列几个方面：3.1 综合性的解释目标是平衡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必然选择法律解释本身承载着消除歧义、统一司法和执法、协调法律与道德的功能，与社会主义和谐理念有暗合或共通之处.综合性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解释目标观，有利于妥善处理刑法适用中出现的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与冲突，推动刑事法治的进步与社会和谐.法律与道德的和谐是法律良性运作的客观需求，二者的合力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石.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会随着时代推移与历史发展而逐步演进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也日益随社会发展呈多元化趋势.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但法律的字面意思或通常含义与一般的道德观念的冲突不可避免，其可能根源于某种道德观念的根深蒂固，也可能源于语言文字含义的发展变化，抑或是立法目的的滞后.法律与道德的恰当衔接与融合，需要借助于法律解释.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可以引领道德内容更为进步文明，法律也应通过解释技术符合社会道德要求.卡多佐认为：“法官有义务在他的创新权的限度之内、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在法律的戒律与那些理性和良知之间保持一种关系……不断坚持说道德和正义不是法律，这趋于使人们滋生对法律的不信任和蔑视，把法律视为一种不仅与道德和正义相异而且是敌对的东西.”［15］综合、客观考量了社会道德层面因素的司法裁判活动，不仅能增强司法审批的公信力与执行度，同时也极大地维护了刑法文本的权威与正义.因此，法律解释主体使用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在考虑社会道德因素的基础上，在刑法文本含义范围内通过张弛有度的解释活动，使得司法审判结论与社会正义感与道德观保持一致，不仅有利于提升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更使得抽象艰涩的立法规定自身与文明的道德规范相契合而获得了不言自明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德治与法治融洽并行才会让社会更为和谐有序.3.2 综合性的解释目标是调和法律与现实需求矛盾的当然要求刑法解释是解释主体根据对法律的认识和分析技巧所进行的，以解决特定刑法条文的理解和适用难题为目的的解释活动.当刑法条文的通常含义与客观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与具体个案纠结不清时，司法者对法律的适用问题，除了规范性知识和上述道德因素影响外，必然较多的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需求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对互相矛盾、冲突，或含混、边缘状态等问题进行权衡取舍.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对国家刑事政策的考虑.政策是法律的灵魂.一国的刑事政策主要是针对社会当下的法律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对刑法问题所做出的指导性或规范性的引领，旗帜鲜明地反映出国家对特定行为或现象进行或宽或严的价值定位的基本立场，很容易对解释主体的法律观念产生强烈指引，必然影响到解释主体对特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以及程度大小、行为人的有责性等事项的分析判断，进而又影响到解释者对刑法文本意旨的阐释与说明.刑事政策影响到刑法解释活动的价值指导原则，刑法解释将刑事政策予以具体化，成为刑事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16］.刑法解释者通过综合考虑到这些客观现实因素，才能使刑法保持适度弹性并与时俱进地合理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价值，保护法益，避免出现由于过于强调立法原意，立法者在罪犯背后亦步亦趋地修改刑法的尴尬局面［6］.3.3 综合性解释目标选择与我国目前司法解释体制现状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律解释，是指法官在适用法律处理案件时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与说明，我国当下的司法解释，采用的是以“两高”为解释主体的抽象的二元一体的司法解释体制；在解释方式上，一般不是针对具体案件适用法律的阐释，而是针对法律所进行的细化性的规定；不是说理性质的，而是规定性质的［17］，虽然曾因有“准立法”之虞而饱受指责，但毕竟对我国法律的发展与良性运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还将客观存在.我国许多学者对客观说或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折中说的担忧与排斥，就直接根源于对我国司法解释主体的不信任.而实际上，纯粹或过度强调主观是不科学的，对立法原意的固守只会让解释者束手束脚，不能发挥刑法解释填补法律漏洞、丰富发展刑法文本含义的积极功能，导致刑法僵化不前而丧失活力.我国目前这种抽象式司法解释的实际运作，反而决定了对刑法解释目标的选择不应该是倾向于立法原意的探寻，而更侧重于高素质的解释主体以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结合社会情势变迁，对刑法文本的客观意旨进行揭示，去探求与时代相契合的内在于法律中的合理意义和目的，从而能够使法律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生活对法律的期盼.当然，不论法律解释的主体是谁，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解释方法与规则，即便是扩张解释，在考虑处罚必要性的同时，绝对不能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罪刑法定同样是刑法解释应遵循的金科玉律.4 综合性刑法解释目标的实现路径方法总要受到目标的制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目标的实现与采用方法是一致的，二者是有机统一体.在刑法解释的目标确定之后，刑法解释方法就应该与之相适应. 我们认为，为实现刑法解释综合性的主客观相一致的解释目标，刑法解释方法也应该是开放的、广泛的，具有多种适应性.目的解释方法和社会学解释方法是妥当且有效的.目的解释是指以解释规范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是德国学者耶林在19世纪后期提倡寻求法的目的以后所出现的.后来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青睐.目的为解释法律的最高准则.何为目的解释之“目的”，学者间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是指法的整个目的；有人认为，除法律之整个目的外，似应包括个别法条、个别制度之规范目的；且个别规定之规范目的，与该规范之意义内容不同，前者为立法者制定该规范时之所欲，后者依主观说为立法者事实上赋予规范的意思，以客观说为法条现实所具有的合理意思［18］.如前所述，目的解释中的“目的”，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近期与远期追求双重属性.按照目的解释方法，在解释法律时应首先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它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然后以这个目的或者这些目的为指导，去说明法律的含义，尽量使有关目的得以实现.然而，许多情况下，解释者据此并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需要根据社会的客观需求，对刑法文本的客观意义进行丰富和一定程度的演进，使其显然能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对接共融，从而使法律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品格.“对法律中因疏漏而发生的以及其通常含义会背离立法目的的文字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常常是合法的，因为这是必要的.甚至取代与立法目的不适的单词与文字也是必须的，因而是合法的.”［7］刑法解释同样应该采用社会学解释方法.刑事法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必须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本身来加以理解.社会学的解释方法，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19］.社会学解释方法不仅注重社会的整合，更关注社会环境变化和社会效果的预测，关心社会需求的变迁.这种解释方法强调社会本位，无疑有利于克服法律与现实的矛盾.当然，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都不能突破法律解释的最低防线，即刑法文本可能具有的文义射程范围，否则，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正无异.【相关文献】［1］何秉松，杨艳霞.论刑法解释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77（5）：167.HE Bing－song，YANG Yan－xia.On the Views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riminal Law［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2006，177（5）：167.（in Chinese）［2］王军仁.刑法应当客观解释［J］.人民检察，2007，32（3）：59.WANG Jun－ren.Criminal Law Should be Interpreted Objectively［J］.People’s Procuratorial Semimonthly，2007，32（3）：59.（in Chinese）［3］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YE Sekeo Hanso Heinricho.Germany Criminal Law Textbook（Remarks）［M］.XUJiu－sheng，Translated.Beijing：Chinese Legal Press，2001.（in Chinese）［4］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Karlo Larenz.Methodology of Law［M］.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03.（in Chinese）［5］黄奇中.论宪政维度的刑法解释目标观［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54（6）：100.HUANG Qi－zhong.On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Ultimate Values Implied in Constitution［J］.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7，54（6）：100.（in Chinese）［6］陈兴良.刑事司法研究——情节·判例·解释·裁量［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CHENXing－liang.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Circumstances，Case，Explaination，Discretion ［M］.Beijing：Chinese Founder Press，1996.（in Chinese）［7］吴笛.论刑法解释目标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抉择［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7，67（2）：73.WU Di.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Realistic Choice of the Aim of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J］.Journal of Fujian Public Safety College，2007，67（2）；73.（in Chinese）［8］李国如.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刑法解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LI Guo－ru.Criminal Expla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ciple of Legality［M］.Beijing：Chinese Founder Press，2001.（in Chinese）［9］林山田.刑法通论［M］.台湾：兴来印刷有限公司，1986.LIN Shan－tian.Criminal Law Theory［M］.Taiwan：Xinglai Printing Co.Ltd.，1986.（in Chinese）［10］张明楷.刑法的基本观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ZHANG Ming－kai.Basic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M］.Beijing：Chinese Procuratorate Press，1995.（in Chinese）［11］李金玉.论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目标－兼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J］.政法学刊，2009，26（3）：3.LI Jin－yu.On the Goal of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 ［J］.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09，26（3）：3.（in Chinese）［12］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HUANG Mao－rong.Methods and Modern Civil Law［M］.Beijing：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1.（in Chinese）［13］陈金钊.法律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CHEN Jin－zhao.Legal Hermeneutics［M］.Beijing：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6.（in Chinese）［14］赵秉志，曾粤兴.刑法解释方法研究［C］／／中国刑法学会年会论文集——刑法解释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9.ZHAO Bing－zhi，ZENG Yue－xing.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Code［C］／／Chinese Criminal Law Society Annual Meeting Engineers－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Code.Beijing：Chinese Founder Press，2003：9.（in Chinese）［15］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Benjamin 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M］.SU Li，Translated.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98.（in Chinese）［16］赵秉志.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关系论［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05（2）：2.ZHAO Bing－zh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riminal Policy and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J］.Journal of Hena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2008，105（2）：2.（in Chinese）［17］李金玉.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浅析［J］.政法学刊，2006，24（2）：43.LI Jin－yu.An Interpretation to the Legisl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J］.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2006，24（2）：43.（in Chinese）［18］梁彗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LIANF Hui－xin.Civil Law Hermeneutics［M］.Beijing：Chinese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0.（in Chinese）［19］肖文，朱千里.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8（3）：52.XIAO Wen，ZHU Qian－li.Ethical Elements Considered in Applying Criminal Law ［J］.Journal of Swupl，2006，8（3）：52.（in Chinese）。

刑法论文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刑法论文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引言：刑法是国家对犯罪行为进行规范和制裁的重要法律工具，而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规定的罪名和刑罚应当明确、具体，并且事先确定，以确保司法公正和法律预见性。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犯罪形式的多样性，刑法的适用常常面临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一、刑法司法解释的作用和意义刑法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规定的具体解释和适用，它对于确保刑法的正确适用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刑法司法解释可以填补刑法规定的空白和模糊之处，使刑法更加具体和明确。

其次，刑法司法解释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犯罪形式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刑法规定，以适应实际需要。

最后，刑法司法解释可以统一司法实践，保证刑法的统一适用和司法公正。

二、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现状目前，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制定和发布。

这些司法解释包括对刑法规定的具体解释和适用，以及对一些特定犯罪行为的界定和量刑标准等。

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些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不够透明，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专家学者的讨论。

其次，一些司法解释的内容过于具体和繁琐，导致刑法的适用变得困难和复杂。

最后，一些司法解释的时效性和灵活性不够，无法及时应对新出现的犯罪形式和社会问题。

三、完善刑法司法解释的建议为了完善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加强司法解释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可以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举行专家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简化和统一司法解释的内容，避免过度具体和繁琐，以提高刑法的适用性和司法效率。

同时，应当注重司法解释的时效性和灵活性，及时调整和完善刑法规定，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犯罪形式的变化。

最后，可以加强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宣传和培训，提高执法人员和公众对刑法的理解和认同。

刑事司法解释的主要任务与限度通常认为，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法律的字义和目的所进行的阐释。

按解释主体划分，可将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中就有很大部分是刑事司法解释。

顾名思义，刑法司法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刑事法律的字义和目的所进行的阐释。

法治作为生命的肌体，乃为成长的概念。

其成长之途，端在于诠释。

立法为法治之花，诊释显法治之果。

故无诊释则无法治，百世不移之理。

无论多么睿智、理性的立法者，都不可能完完全全洞察并解决一切问题，且法律适用过程并非法官机械操作的过程，法律不是僵化的教条，法律适用也不是简单地将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对号入座，同时，司法解释的具体明确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可为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便利等，因此，当下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律实践共同表明，法律适用以法律解释为适用前提，没有法律解释就没有法律适用。

但也应该明了，司法解释的颁布有其需要完成的任务和自身应当遵循的规则，而并非随意颁布。

近年来，两高颁布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解释，虽然，司法解释可为下级司法机关和法官判案提供便利，但近些年较为频繁颁布司法解释这一本身现象便存在值得研究的地方。

诚如上文所述，法律解释已然不可避免，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进行及实现解释，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明确颁布刑事司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及颁布刑事司法解释的限度所在。

一、刑事司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分析立足并完善刑事法律文本目标说是法律解释的关键内容，而关于法律解释目标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的分歧，难以抉择，所以刑事司法解释的目标之争同样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争论，此处对争议的具体内容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颁布司法解释需要考虑的因素狠多，既要直接从刑事司法解释的任务出发来直接认定刑事司法解释的颁布是否合时宜、是否满足颁布司法解释的条件，也要从刑事司法解释的限制因素出发来间接明确刑事司法解释颁布的限度和效用。

刑法解释限度论蒋熙辉Ξ内容提要: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

刑法解释应当遵循罪刑法定主义,应被限定为在国民可预测范围内的“文义射程”。

刑法解释禁止超越文义,不得入罪重刑,也不得违反总体法秩序。

刑法解释之改进需要适时修订刑法,规范立法解释;改进解释体制,清理司法解释;整理典型判例,形成判例指导。

关键词:刑法解释　解释限度　罪刑法定引　言刑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含义的阐释。

刑法解释是“纸面上的刑法”到“生活中的刑法”的重要一环。

作为弥补成文法局限性的重要工具,刑法解释直接将社会变迁事实反馈到刑事立法,进一步促进刑事立法的完善。

解释在规范的注释刑法学中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它具有自身的相对于立法的限度。

〔1〕如何把握这一限度,宏观架构上取决于立法权与解释权的分野,是立法给解释留下的弹性空间;微观层面上,则是一个限度的具体把握问题,是对限度本体的界定。

正因解释存在限度便有超越限度之可能。

如何判断解释的越限是问题所在,而越限之解释如何纠正更成为当下刑事法治背景中的追问。

本文正是在对刑法解释限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解释的实践探讨解释限度的本体,进一步研究解释越限的判断,最后对改进刑法解释提出相关意见。

一、限度本体论:罪刑法定主义的框定刑法解释学上,一向存在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之争。

起因在学者立场的差异导致不同解释・411・Ξ〔1〕我所探讨的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立法法规定的立法解释具有明确法条具体含义和因应新情况明确法律适用依据二重功能,后者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张解释的许可?我以为,理解为扩张解释更为妥当,如果存在需要类推解释的情形可以采取立法修改的方式。

因此,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应当具有同样的限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教授。

理论中解释目标、解释方法的不同,最终造成解释限度的相异。

从主观解释论(严格解释论)到客观解释论(自由解释论)再到综合解释论,〔2〕解释方法上已经实现多元与泛化,各家观点均有意识地排斥可能构成侵犯人权的类推解释和目的解释,但在解释限度上远没有达成共识。

法律解释之必要性及其幅度限制——从杭州飙车案和成都醉驾案论王宇*摘要：2009年中，杭州飙车案和成都醉驾案在全国引起极大关注，都是危险驾驶，却被判处不同罪名和刑罚。

为何都是危险驾驶，结果差距那么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运用是否过大，以至于社会无法接受，司法过程中法官的法律解释是否应当限制，如何限制？关键词：法律解释、必要性、幅度限制2009年中，杭州飙车案和成都醉驾案在全国引起极大关注，都是危险驾驶，杭州飙车案的胡斌被杭州中院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成都醉驾案的孙伟铭却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为何都是危险驾驶，结果差距那么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针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的联系，通过解释法律规范，来将法律事实纳入的法律规范过程中，法律解释的运用是否过大，以至于社会无法接受，司法过程中法官的法律解释是否应当限制，如何限制？首先我们来介绍下案情一、案情简介杭州飙车案：2009年5月7日晚八时许，谭卓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胡斌所驾驶的改装三菱跑车撞飞，送120急救，后不治身亡。

有目击者声称，谭卓被撞出大约5米高后再重重摔在20米以外的地方，可能当场死亡。

同日，肇事者胡斌被刑事拘留，后通过专家鉴定，杭州市公安局向媒体发布交通肇事案鉴定报告，认定事故车在事发路段的行车时速在84.1公里到101.2公里之间，且肇事车辆的发动机进排气系统、前照灯、悬挂、轮胎与轮辋、车身内部已在原车型的基础上被改装或部分改装。

案件受理过程中，受害者谭卓家属与肇事方已经达成协议，谭卓父母获赔113万元。

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

成都醉驾案：2008年12月14日，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在成都市成龙路先后和停靠在路边等待红灯的张景全驾驶的“长安奔奔”等四辆小轿车发生撞击。

浅析刑法解释之限度作者：杨逸来源：《法制博览》2016年第08期摘要：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

刑法解释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解释不能超越文义，也不能入罪重刑，亦不能违反总体法秩序。

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高度，也就是刑法解释应被局限在哪些范畴内，被称为是刑法解释的限度。

现在关于对刑法解释限度的主流学说包括有以下三个：犯罪定型说、法文语义说和国民预测可能性说。

关键词：刑法解释限度；国民预测可能性；法文语义；犯罪定型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3-0049-02作者简介：杨逸（1992-），男，汉族，四川遂宁人，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一、刑法解释限度的内涵刑法解释限度具有哪些内涵？首先，刑法解释限度内涵的首要要素就是内在规范性。

那么如何看待内在规范性？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法律法规的角度上，去根究解释限度。

即是要在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之下，对刑法自身的规范进行解释，一旦逾越罪刑法定原则的界限去解释，势必会造成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人权和社会利益便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些可以通过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有效限制。

其次，客观性也是一个重要要素。

客观性要求在探求刑法解释限度之时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而非主观的立场上。

刑法解释限度之所以会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刑法中罪刑法定这一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客观的立场下限制国家恣意发动刑罚权从而保障国民权利。

因此，刑法解释也需要联系限制国家恣意发动刑罚权、保障人权来确定其限度，也具有客观性。

二、三个主流学说（一）犯罪定型说犯罪定型说着重点在于事实类型和构成要件。

事实类型的存在，使得犯罪类型可以根据具体的事实类型而具体化；而构成要件的存在，可以将由于不同事实类型而反映出具体犯罪类型。

因此犯罪定型说主要内容是对于刑法条文解释的限度应局限于各条文所依据的事实类型反映出来的犯罪类型中，条文中构成要件的规定，不能超越各法条设想依据的事实类型反映出来的犯罪类型的解释。

刑法的目的与原则探究刑罚的价值及限制刑法的目的与原则探究——刑罚的价值及限制刑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公正和法治。

而刑罚作为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和限制。

本文将从刑法的目的与原则出发，探究刑罚的价值及其受到的限制。

一、刑法的目的与原则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并实现法律的公正和高效。

刑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达到制止犯罪、警示社会的作用，使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下发展生活。

刑法还通过刑罚的施行来实现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促使罪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回到社会中。

在刑法的实施过程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需要遵守。

首先是合法性原则，即刑法的适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这个原则保证了对犯罪行为的判罚公正合法，避免了滥用刑罚的情况发生。

其次是罪刑法定原则，即刑罚的类型和程度应该明确规定在法律中，不得随意变动和扩大。

这个原则保证了刑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使刑罚能够适用到所有的相同情况下的罪犯身上。

此外，还有量刑适度原则、人权原则、法律干预原则等一系列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刑法的实施。

二、刑罚的价值刑罚作为刑法的实体，其具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刑罚能有效地制止犯罪。

通过对罪犯实施刑罚，可以给予罪犯可感知的惩罚，警示其他潜在犯罪分子，起到威慑的作用，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其次，刑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犯罪行为的严厉惩处，能够使社会更加安全稳定，保护人民的利益和权益。

再次，刑罚能够实现对罪犯的惩罚和改造。

通过刑罚的执行，罪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新反思和改造，为再次回到社会做好准备。

然而，刑罚的价值也需要在一定的限制下实现。

三、刑罚的限制刑罚的限制是为了确保刑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避免刑罚滥用和过度扩大。

首先，刑罚应该符合刑法规定的法定性原则。

即刑罚的种类和程度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变动。

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
冯军;王成
【期刊名称】《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9(034)006
【摘要】关于刑法解释的目标历来就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争论,结合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涵及其相对性的特征,刑法解释应该采取"客观说",同时由于我国刑法解释表现出的与西方刑法解释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刑法解释之"客观说"在我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即在解释刑法时应坚持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人权保障优先性原则.
【总页数】4页(P22-25)
【作者】冯军;王成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1.01
【相关文献】
1.刑法中避险限度的目的解释——基于对建构主义刑法学的反思 [J], 石聚航
2.论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理性选择及其实现路径 [J], 李金玉;金博
3.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立场及其与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的相互促进 [J], 荣晓红
4.刑法解释的限度到底是什么——由一个司法解释引发的思考 [J], 苏永生
5.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和原则 [J], 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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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关于《刑法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具体运用》，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内容提要：由于刑法规范不是为了表达立法原意而存在的，且立法原意在相当多的场合也难以把握，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揭示立法原意。

刑法解释的目标也不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在技术上没有制约作用。

重要的是合理地运用解释方法，以得出刑法解释的合理结论。

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在刑法解释中运用广泛，可以实现刑法规范保护法益的目的，使刑法规范和用语的解释相互协调。

主题词：刑法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例示一、引言：刑法解释的目标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刑法解释的过程。

因此，从规范刑法学的角度看，刑法解释是刑法学中最为基本的范畴。

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刑法解释目标与刑法解释方法。

在历来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学者对刑法解释目标与刑法解释方法都给予了关注，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鲜有深入论述，或者说将两者彼此分离、割裂的研究比较普遍。

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本文旨在通过一些刑法规范的解释，显现目的解释方法和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以求触类旁通地为合理解释刑法作些例示。

但是仍需简单阐明，研究刑法解释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刑法解释目标决定着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方向，关系到刑法解释规则的厘定。

倘若离开刑法解释的正确目标去进行刑法解释，即使解释方法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解释的结论也可能极为不合理。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什么？是遵从立法原意还是实现刑法的正义？是尽力揭示法律条文背后蕴涵的所谓立法精神，还是将刑法作为一种客观的、用文字表述的规范予以对待而揭示文字包含的意义？这是学者们一直苦苦追索的问题。

1997年刑法修订后，刑法解释成为刑法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人们的分歧仍十分巨大，而争执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刑法解释的目标。

传统学说强调解释的目标要遵从立法原意，①但笔者认为，当有立法文献资料可以查找时，立法原意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从罪刑法定原则之基本要求来看，这样的立法原意应当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