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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的标准苏中杰中国当代作家。
本文选自《皇帝与流氓》，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1959年，以路宪文之流为首的信阳地区领导班子在大搞浮夸风，为突出自己“高举三面红旗”的政绩，9个常委就有8个人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成70多亿斤，并以这个数向农民强行征粮。
征不够，再开展“反瞒产运动”，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
到了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横尸室内外，有的地方人饿死后都无活人去埋。
其间，求生的饥民煮野菜和红薯叶吃，而路宪文之流怕这样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就派人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就指示各县市设卡，拦截讨饭者，不准外出。
农民面对堆满官仓的粮食，面对暴虐的干部，温良谦恭，舍命以忍，成为饿殍，也没采取半点争取活命的“过激行动”。
1998年某传媒披露这段令人哀其不幸、悲其不争的沉痛历史时，文章前边加了转发者写进去的话，话语里没有对死者的同情和悲悯，而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盛赞：多好的群众啊!某些官员读后也情不自禁地赞之曰：是啊，多好的老百姓啊!听到这样的盛赞，使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老百姓死多少和如何死并不重要，而头等重要的事是当长官们治下的“好百姓”；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百姓”，“好百姓”的标准是什么?根据文章所披露，那时面对那场灭绝人寰的人祸，向上级写信反映“反瞒产运动”的群众成千上万，有些群众怕上级不相信，还写了血书。
他们呼喊开仓赈济，免饥民一死，他们算不算好百姓呢?看来是不算的，因为盛赞者所说的“好百姓”分明是指面对粮仓无分外之想，听凭长官把他们饿死的人。
由此可见，好百姓的标准是：宁肯让官员们把自己逼得饿着去死，也不给官员们的“政绩”抹黑——不揭露官员们的丑恶嘴脸，不向上级如实反映社情民意，更不采取争取人的生存权的任何行动。
盛赞者用这样的标准去盛赞，无疑是希望中国所有的百姓都是这样的“好百姓”。
然而这种好百姓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愚忠，渗透了奴化和愚化的意识。
文化纯洁性与个人选择秋风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原载“思想评论网”。
面对全球化，其实我们应该具体去问每个个人，他自己作何选择，空洞谈论国家、民族、传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该最终全球化到底是利是弊，能够作出判断的只能是个人，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替另一个人或集团作出判断，并把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强加于他人。
我们以法国为例，当法国政府通过法令限制人们观看美国电影或者不准商家挂出英文招牌的时候，是不是侵犯了那些喜欢观看美国电影和希望吸引美国游客的法国人的权利？我觉得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林说得很好，当法国人反对麦当劳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去攻击麦当劳的餐厅，因为麦当劳之所以入侵了法国，是因为法国人选择了麦当劳，因为他们的消费，才使麦当劳把店开到法国，如果法国没有一个人去吃，那么出于资本的天性，麦当劳绝不会在法国多停留一天。
许多人恐惧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其实资本——整个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媒介，我们透过它可以发现外部的世界，可以用力无数我们并不相识的人们的知识，市场也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欲望，并由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不知道生活在哪里的人来满足我们的欲望。
因此，如果你没有欲望，那么资本对你就不可能产生影响。
圣人如果要做圣人，那它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是圣人。
于是房宁先生提出要改造人们的需求，其实这一点都不新鲜，曾经被半个世界的人在半个多世纪中被强制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当然他们的欲望也必须按军事化的原则来满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造思想、改造需求、管理欲望的社会工程。
当今时代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朝鲜，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选择自我封闭吗，它由此最坚定地维护了自己文化的纯洁性——至于受到另一种也许更具有毁灭性的意识形态的压制、破坏常常另一回事——然而，我们要追问：此种封闭是朝鲜无数个体所自愿的还是被强制？朝鲜人是本来就没有欲望，还是他们的欲望被强制性地压抑了？当人们暗示要管理普通人的需求、按照某种原则对人们的需求从高尚到卑俗编制排行榜的时候，我们隐约看到的是反面乌托邦的影子，闻到的是古拉格的气味。
地方国家消亡论汤因比池田大作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
池田大作(1928- )，本佛教学者。
本文选自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本文有删节。
池田国家威信在丧失，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值得注意的倾向。
特别是在国家形态高度完备的所谓发达国家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但是国家这一概念，如博士所说是对古代集团力量崇拜的复活，近世以来很不容易才明确起来的。
对人类来说，不能否认国家是有用的，但不是不可缺少的，也不是什么尊严的东西。
倒可以说，作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对人类有害的一面更大些。
汤因比国家主义——对地方民族国家集团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脱离基督教时代的主要宗教。
比起任何其他宗教来有更多的人虔诚地信奉这种宗教。
这种信仰遍及全球，今天大约有140个正式的地方主权国家。
每个国家都被奉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圣权力，以前地方主权国家，无论在理念上或实际上都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但像您所说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地方民族国家的崇拜思想减退了。
池田这是因为什么呢?我想第一是经济文化以及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国际交流频繁起来了。
这些活动越出了国家权力干预的领域。
人们感到国家的存在反而会妨碍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的自由。
第二是今天被认为是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时代。
这种战争的规模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处理得了的。
我想这是国家权威低落的重要原因。
就是说，在国际纠纷中超级大国有着强有力的发言权。
但是超级大国也不是具有一切职能的。
因此，就不能不依赖集体防卫体制等同盟形式。
然而在这种集体防卫体制中，也始终是持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掌握着主导权，中小国家尽管大胆发言，也总是被忽视的。
换句话说，以前单独进行战争是国家的特权。
今天由于核武器的令人恐怖的破坏性，任何国家都难于单独进行战争了。
汤因比我也认为您说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是今天历来被神化了的地方国家权威跌落的主要原因。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1930- )，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选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有删节。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
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
……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第475页)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
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
例如邹容①《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
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
宋恕②《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
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
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一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
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
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
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
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左拉与德雷福斯案件贝尔纳法国作家。
本文选自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标题为编者所加。
1894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
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
同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
1894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月15日前才回来。
我在罗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
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
1897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
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
一位军官，皮卡尔中校，于1896年告诉上司，他确信艾思特哈茨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提供清单的主谋。
但是有人强迫他保持沉默，派他到北非去出差。
国防部各办公室不打算推翻前审。
他们认为复核案件有损于军队的威望，有可能表明审理此案的方式有多么的武断。
如果左拉在巴黎生活的话，他或许会对当时在全城开始扩散的传闻十分敏感。
但是他住在梅塘，全神贯注地在写他的三部曲：他对德雷福斯案一无所知，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把这个案件看做是一般的通敌案，并未予以过多的注意。
然而不安的情绪在增长。
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他的正直是无可非议的，他是一个受人普遍尊敬的人。
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
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
他被关在撒旦岛的一间牢房里，有12个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
最后，贝尔纳·拉扎尔也参加到激烈的斗争中来了，他公开地向舆论发出了危险的警报。
四大自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曾任美国总统。
本文选自《美国读本》，林本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我想，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明白，民主生活方式此刻正在世界各地遭受直接攻击——或因武装侵略，或因一些人秘密散布恶毒宣传，竭力在仍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中破坏团结，制造分裂。
在十六个月的时间内，这种攻击已在数目惊人的大大小小独立国家里摧毁了民主生活的整个模式。
这些攻击者还在进军，威胁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第一，根据公众意志的感人表述而不去考虑党派之争，我们保证加强国防，寸土不让。
第二，根据公众意志的感人表述而不去考虑党派之争，我们保证全力支持抵抗侵略从而使本半球免遭战祸的世界各地一切不屈不挠的民族。
通过这种支援，我们表达民主事业必胜的决心，同时加强我国自身的防务和安全。
第三，根据公众意志的感人表述而不去考虑党派之争，我们保证贯彻这一主张，即道德原则和对我们自身安全的考虑决不允许我们默认由侵略者支配、由绥靖主义者倡议的和平。
我们知道，持久和平是不能以他国人民的自由为代价买到的。
……因此，立即需要迅猛增加我们的军械生产。
……让我们对所有的民主国家说：“我们美国人对你们捍卫自由的斗争极为关切。
我们正在付出我们的精力、资源和组织能力，以给予你们恢复和维护自由世界的力量。
我们将向你们运送越来越多的舰艇、飞机、坦克和枪炮。
这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保证。
”……正如人不能光靠面包生存，人也不能光靠武器战斗。
守卫在我们的防御工事的人以及在他们身后建设我们的防务的人必须具有毅力和勇气，这种毅力和勇气来源于对自己正在捍卫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行动不能建筑在对值得为之战斗的—切漠不关心的态度上。
为了使我国人民意识到维护美国民主生活同他们的个人利害休戚相关、己做了很多工作，国家对此十分满意并从中汲取巨大的力量。
这些工作使我们的人民性格更为坚强，信念得以恢复，更加忠于我们准备保卫的制度。
有关于国家与个人的范文
近年来，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得到了显著提高。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是一
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既需要国家的支持和保障，也需要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奉献。
首先，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奋斗。
国家所显现出来的强大和繁荣是由亿万个人
的努力、辛勤付出所铸就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
上的。
因此，个人的努力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基石，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努力成果，
爱护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家庭，同时也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所能
提供的力量。
当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国家提供保障和个人享受福利，更要求人民以自己
的行动和态度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进步发挥自己的力量。
在现代社会，人才是社会
发展的核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梦想，为之努力奋斗，不断地提升自己
的素质和能力。
同时，人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充满爱心和同情心，关注社会上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多为他人做好事，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关系。
每个人应该意识到
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发展，为国家的繁荣进步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同时，国家也应该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照顾和保障，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只有这样，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密切、和谐。
民主阿克顿(1834—1902)，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选自《自由与权力》，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
哪里不存在强有力的民主制度，哪里就不存在强有力的自由。
谈到民主，我想下述情形是正确的：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极容易被偏见和狂热的煽动所欺骗，并导致他们的思想观点常常不稳定，以致要向他们解释清楚经济问题很困难，向他们解释应如何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也很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不对个人财产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话，也会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一个民主主义者明显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永远在自己心目中牢记这些危险。
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在于：你不可能不打碎一个鸡蛋就能制作一个煎蛋饼——有失才有得，政治生活不只是由阴谋诡计所构成，也由真理，由那些早已广为人知的真理所构成。
民主的实质：像尊重自己的权利一样尊重他人的权利。
这不仅是斯多噶学派的观点，也是一条来源于基督教的神圣的规约。
民主制并非必然仇视君主制或贵族制。
贵族制是通过财富来维系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维系财富的自然影响力。
1861年以前美国就是受贵族政治统治的。
只要允许贵族寡头维持他们的自然优越性，他们就要影响国家事务。
民主制往往是在中产阶级与贫困阶级共同联合起来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
这两者分道扬镳的话，民主制就失败。
在古希腊则不存在这样的阶级。
民主制容易蜕化为专制主义，因为陈旧的权威体系和自由能为人民大众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一半的民众被抛弃在完全无知、悲惨的贫困之中；更糟的是一个富人儿童的生存竟以四个贫困儿童的死亡为代价；社会上犯罪现象不断滋长；公共事务荒废。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短暂而迅速的来源是专制主义。
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自由，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民众需要的是进步、财富、安逸。
而自由对进步是一个障碍，因为民主同社会运动一起在目的和力量上已经占绝对优势。
中国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茅于轼周鸿陵茅于轼(1939- ).中国当代学者。
周鸿陵，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选自周实编《精神档案》，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茅于轼：民主精神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和百姓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
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关系，它的成功在于双方对契约的认可。
要实现民主，一方面要政府承认自己是纳税人养活的，懂得自己管理公共事务的处世原则。
另一方面，每一个公民要明确在民主制度下的处世原则。
例如，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公民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意识。
他们不但遵守公共秩序，而且勇于制止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
如果在红灯前面要抢行，要有交警在场才能维持秩序，这样的人群已经习惯于被别人管制，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民主社会可以由这样的人群所组成。
又譬如，即使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也无权剥夺任何人的公民权利，或者说，公民权具有庄严的可侵犯性。
再如对法律作用的认识，要理解法律不是用以限制人的，恰恰相反，法律的出发点是保护人。
人们要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受到欺凌时，应诉诸法律，而不是纠集一批亲朋好友将对方揍一顿，也不是到上面找个高干去施加影响。
同时，当法院做出判决时，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加以实施。
反过来，这也要求法院判案公正无私，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要使政府和百姓从现在的处世原则转移到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处世原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学习和讨论。
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了，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接受市场规则仍有很大的困难。
同样的，要使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的十几亿中国人接受新的政治观点，恐怕比接受市场规则加倍的困难。
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以为民主社会可以一蹴而就。
如何使得政府和百姓能创造性地解决过渡到民主法治政治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首先，需各方逐渐养成尊重对方、协商妥协的精神。
不论哪一方缺乏这种精神，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冲突，将对一切人不利，这种错误过去曾经发生过。
妥协折中的精神主要不是通过理论学习获得的，而是通过人与人的交流中学习得到的。
荣誉与爱荣誉--《人与自我》（广西大学人文）[推荐]第一篇：荣誉与爱荣誉--《人与自我》(广西大学人文)[推荐] 荣誉与爱荣誉罗家伦(1897-1969)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1941任中央大学校长。
本文选自罗家伦《新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我所提出的“荣誉”就是指英文的“Honour”或德文的“Ehrlichkeit”。
这两个外国字，本都含有人格的意义，在中文方面，很难找到适当的译名，我现在译作“荣誉”。
人生的目的不仅是为生活，而且还要荣誉的生存。
荣誉是人格光辉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生不可分解的一部分。
没有荣誉心的人，就谈不上人格；漆黑黯淡地过一世，这种生存有何意义？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
假如你说某人无荣誉，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于他最大的侮辱。
为了荣誉问题而实行决斗，也是常见的事。
这种决斗办法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荣誉的尊重，却不可小看。
英国人对于身兼枢密大臣的内阁阁员，称作“The Right Honourable”，不是恭维他是最高贵的，而是恭维他是最荣誉的。
美国西点（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训是三个字，就是“国家，责任，荣誉”（Country，Duty，Honour）；这是他们在军人精神教育上对于荣誉的重视。
欧美许多学校的考试，还有所谓“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就是教员于出题以后，立刻退出教室，并不监考；他只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字，就是“Honour”（荣誉）。
于是学生懔然于荣誉的观念，不敢作弊。
万一有人作弊，不但学校立刻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人从此不齿于同学。
（最近西点学生同时是全美冠军足球队队员九十人，因考试抄袭而全体开除，任何人不能挽回，就是一例。
1951年9月9日补注。
）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
为唤起一般人对于荣誉的认识和尊重起见，所以我特别提出这“荣誉与爱荣誉”的问题来讨论。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杜亚泉
(1873-1993)，中国现代学者。
本文选自田建业、
姚铭尧、任元彪编《杜亚泉文集》，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3。
吾国人素乏国家思想。
自寰海交通，备受列强强烈之刺激，此思想乃稍稍发生。
自民国成立，人民得参预政治之权利，此思想乃愈就发达。
比年国内优秀，既呼号奔走，敝精神捐生命于国事之一途。
其次则从事社会事业，直接间接以谋国家之福利。
即普通人民，对于国家与个人之关系，亦渐觉悟。
前年救国储金会，发起未及数月，竟能得多数之响应，集巨大之金额。
即此以观，则吾国人爱国观念，已不似从前之淡泊矣。
然而默察国内现状，尚有未许乐观者、国人虽悟个人主义之不足以立国，渐知注重于国家，顾个人与国家间，仍不免有种种之冲突，非公私混杂，则意见纷歧。
其假国家名义以营个人私利者无论已，即能以国家为职志，而或义始利终，未能贯彻其宗旨，跋前嚏（不要口）后，动为环象所推移。
年来政界之泯棼，社会之俶扰，多缘于此；究厥原因，则国家与个人，未尝区分界域之故也，论者每谓国家为全体，个人为分子，分子当消纳于全体之中，个人当从属于国家之内，决无界域之可以区画；上云诸弊，乃由于个人主义，未尽蠲除，吾人不知爱国则已，既以国家为前提，则宜牺牲个人，以附属于国家，不能使国家与个人，立于对待之境地也。
不知个人虽为国家分子，其个人地位，依然存在，未尝消灭，而欲剥除其一切之权利，阻遏其应有之生计，使受支配于国家，势必不可。
虽谓全体之安危，即分子之安危，国家之利害，即个人之利害，国家苟臻强盛，个人之福利，自在其中；然国家所谋者，乃多数个人之利害，若其少数，讵能一一顾及?且个人之地位，各有不同，国家之施措，有此认为利而彼认为害者；则此少数之个人，及认为有害之各个人，其对于国事，不肯牺牲一己以利全体，亦固其所。
是谓举国家即可包括个人，个人无复有自谋之余地，亦非通论。
虽或激于爱国义愤，容有抛弃其个人主义之一时，然勉强而非自然，决难永久持续。
吾人为抵抗外侮，力求自卫计，固不能不激励民气，俾知爱护其国家。
然但以国家为标题，而不明个人与国家之分际，使之漫无界限，则野心家或利用之以眩惑群众，自利者复假托焉以求遂私图，而一般人民，或将陷于迷途，非莫知适从，即听人驱策，纷纭之极，其反动必将以爱国为诟病，抱其消极态度，以自甘废弃者。
是不特非个人之幸，亦岂国家之福?不宁惟是，个人所以能为国家效用者，赖有完全之人格．故得发展能力以裨益于国事也。
若但注重国家，而置个人人格于不顾，或务缩小个人之范围，使无自淑其身之余地，则个人之地位，未克巩固，其能效用者几何?岂惟不能，或且以毫无修养毫无历练之人格，卤莽灭裂以从事焉：其流弊亦非浅鲜。
由是而言，则欲使个人能尽力于国事，必使个人先尽力于自身。
当其致力于自身之时，不必悬国家以为标的也，但使各个人均有充实自治之能力，即不难随其材职之高下，学识之深浅，直接间接以分任国事。
而欲任事后个人国家间之不发生冲突，则国家所以责备于个人，与夫个人所以贡献于国家者，当各有其分量，而不容或过焉，是界限之说也。
其说维何?略举如次：
其一，当先巩固个人之地位。
所谓地位者，非指权位势力言，乃谓各个人所以自立之具，如道德、学问，以及谋生之职业是也。
吾人处国家范围之下，赖国家之保卫得以生存，则对于国家，自不能不与己身同一爱护。
但必先有身而后有国，若己身不足以自立，虽日日昌言爱国，亦复何益?《大学》言治国必先修身，《论语》谓修己以安百姓，即属此义。
譬之建筑，欲求建筑物之稳固，不可不求材料之坚实。
个人者，建筑国家之材料也。
故吾人思为国家造成有用之人才，当先就自己造成有用之人格。
人格全而个人之地位固，个人之地位固，则国家自能受裨于无形。
盖个人与国家，利害虽相联属，然其致力之点，则有本末先后之不同，而不可或混者也。
其二，个人对于国家，各有相当之责任。
盖国家所需求于个人者，其事至夥。
凡一材一艺，苟为组成国家所应有者，国家皆需要之。
故个人无日不与国家有接触之机会，即个人五日不可自致其爱国之忱。
虽为农为工为商，果能自励其事，自勤其职，其效果未尝不可影响于国家。
是则个人但就其力所能胜，分途进行，国事当无不理，且因之而个人各得其安心立命之方，既得随时随地效力于国而不至怀惭，仍得壹意专心，修其职业为无虞荒废。
若夫大疑大计，固不可无担任之人，然非普通个人所当负荷，己饥己溺，非禹不能当此重任，且亦无容当此重任。
语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乃谓匹夫有匹夫之责，非谓匹夫当负天下之全责也。
其三，毋强个人以没人国家。
近时热心国事者，往往流入此弊。
其大别有二：一为强他人没人者；一为将自身没入者。
彼其意，盖谓吾人既为国家分子，当此国事危急之秋，个人岂容自私其所有，非牺牲一切，必同陷于沦亡。
于是一言救国，即侵夺他人之自由，蔑视他人之权利，亦所不顾。
其有不愿，则以武力逼压之，或倡为牺牲少数保全多数于公理无背之说，以遂其强制之执行。
是无论必遭反抗，不能遽如所期，且因此之故，而使各个人之地位，阢陧不宁，各个人之生计，凋零殆尽，则国家愈即于危殆。
虽国家主义，欧陆固已盛行；德人尼采之超人论，及般哈提之主战论，均唱道此旨。
然欧美学者，对之颇多非难，则此主义之是否正当，尚属疑问。
且彼国人民，受千百年历史之训练，数十载教育之提倡，国家思想，较为普及，故行此主义，尚能适合；吾国程度，相离太远，贸然行之，未有不生纷乱者。
况国家者，乃多数个人集合而成，谋国家之福利，不外谋多数个人之福利；然欲为谋未来之福利，而先令失其现在之福利，此理亦嫌矛盾，日后之能否取偿不可知，而目前之痛苦，已非一般人民所愿受。
且离多数个人而言国家，谁复为国家之代表者?质言之，不过牺牲多数个人，以徇主持国事之少数人之意旨而已。
此强他人以没人国家之不得谓为正义也。
若夫以自身没人，宜若可以无弊矣，然亦未尽适当。
前已言之，个人虽为国家分子，个人之地位，依然存在；夫既存在，则不能无身家衣食之谋。
以国家之故，而使其身家衣食之谋，悉行蠲弃，既非情理之正；且担负艰巨，不可无抵抗困难之毅力，苟志愿有余而毅力不足，则稍遇挫折，即不免忧伤憔悴，无以自全。
比来爱国青年，往往陷于蹈海自杀之行为，皆热诚太过，以己身没入国家之弊也。
由前言之，则妨害个人自身之活动；由后言之，则摧残国家有用之人才。
何如审力而行，勿逾分量之为愈乎!夫国家多难，固赖有一二豪杰，牺牲一切以救危亡，然此可望诸出类之英才，而不可概之凡众。
培根有言：国家至大之功德，至美之事业，多出于独身及无子之人。
然有家室子女者，其对于将来之事业，常费至大之考虑，吾亦谓遗大投艰，非国尔忘身，不能成其伟绩；然能完全其个人地位者，对于国家之考虑，亦必较为稳健，正
不必捐躯摩顶，然后为能尽其爱国之责任也。
其四，毋强国家以迁就个人。
夫以个人为本位，借国家以行其私意，稍知爱国者，当不虞其有此。
然或自信太坚，以己之主张为必足福民利国，凭其平日冥构之理想，夙昔服膺之学说，视为一一可以实行，于是坚忍无前，百折不屈，不达其目的不止，且持可以乐成难于图始之说，排众议而一意孤行，卒之所愿莫偿，而政治进行，转受无数之波折。
微论所主持者之未必果是也，就令利害瞰然，安危所系，然当举世未悟时机未至之时，逆潮流以求伸己志，亦足妨民而病国。
况乎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政策臧否，初无定评。
我可坚持我之主张，人亦可执行彼之意志；我谓我之政策，可以推行而悉当，人亦得谓彼之政策，固已尽善而无遗，争执之余，国事将益纷纠而不可收拾。
是宜守定个人与国家之分际，毋使溢出范围之外。
遇有个人政见，与国家现势，格不相入之时，则当稍贬方针，以为妥协调和之地。
果难假借，则毋宁退出政治之外，以待时会之再来。
古昔贤哲，常有大漠大猷，谋及百世，乃为大势所格，卒不获展其抱负者，历史上不乏其例，固不独吾身始遭其厄也。
其或徇党派之偏私，怀意见以倾轧，则更当悬为厉禁，而无待申沦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