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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人罪名词解释摘要：一、出入人罪的概念解释二、出入人罪的类型与特点三、出入人罪的法律责任四、如何防范出入人罪的风险五、结论正文：出入人罪，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不利的判决或者处理，导致其受到不应有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
这种现象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治形象。
一、出入人罪的概念解释出入人罪，又称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滥用职权型：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对案件作出有利于特定对象的判决。
2.收受贿赂型：司法人员收受当事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贿赂，对案件作出有利于行贿人的判决。
3.关系案、人情案：司法人员受到亲情、友情等关系的影响，对案件作出不公正的判决。
4.追求业绩型：司法人员为追求个人业绩，对案件草率审理，导致无辜者受到惩罚。
二、出入人罪的类型与特点1.隐蔽性：出入人罪往往发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易被发现。
2.复杂性：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容易滥用职权。
3.影响力广泛：出入人罪不仅损害当事人权益，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三、出入人罪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出入人罪的法律责任包括：1.刑事责任：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等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行政责任：对司法人员予以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行政处分。
3.赔偿责任：赔偿当事人因司法不公遭受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
四、如何防范出入人罪的风险1.完善司法制度：强化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司法监督机制。
2.强化法治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法治的认识，增强法治观念。
3.加强律师辩护：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公正性。
4.公开审判：增加审判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五、结论出入人罪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恶劣现象，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法治形象。
只有强化法治建设，完善司法制度，加强监督和公开透明，才能有效防范和遏制出入人罪的发生。
第38卷第4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38 N o.4 2020 年8 月_________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________A u g.2020【法坛论衡】DOI:10.15926/ki.hkdsL2020.04.011性贿赂入刑问题探析李鑫源(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75)摘要：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尚不具备条件。
在定罪方面，性贿赂入刑的底线是与职务无关的个 人性行为不能成为性贿赂犯罪惩罚的对象，但现有的理论与技术无法准确对性行为与权色交昜进行区分。
在量刑方面，对于不能以金钱计价的性贿赂而言，按情节量刑的理论构想尚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性贿赂入刑还可能会影响刑法结构的协调。
利用现有的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的双层次惩处模式来遏制性贿赂的效果值得期待，并非到了如果不将性贿赂入刑就难以遏制的地步。
关键词：性贿赂；入刑；定罪量刑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3910(2020)04-0069-07在我国目前的反腐败实践中，性贿赂已经成 为腐蚀官员的强酸,接受性贿赂甚至已经成为某 些腐败分子衡量自己权利与地位的标准[1]，性贿 赂相对于普通的财物贿赂也随之成为更加高级的 行贿方式。
所谓性贿赂，包括行贿与受贿两个方 向，又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权色交易与非国家工作 人员权色交易两个范围，其本质上都是权色交易。
现阶段学术界以及新闻报道中关于这一问题的争 论基本是以国家工作人员权色交易为角度展开 的，本文也采用这一视角。
在这一视角下，对于国 家工作人员即受托人来说，性贿赂表现为性受贿 行为，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他人发生 性关系，并基于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请托人来 说，性贿赂表现为性行贿行为，是指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与国家工作人员发生性关系。
2022年考研考博-法律硕士（非法学）-综合课考试全真模拟易错、难点剖析AB卷（带答案）一.综合题(共15题)1.单选题下列关于法与经济的一般关系的表述，能够成立的是（）。
问题1选项A.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有发达的市场经济B.商品经济越发展，社会对法的要求就越高C.法律的数量越多，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D.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法治状况的重要标志【答案】B【解析】【考点】法与经济的关系法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内容：法与经济基础、法与市场经济、法与科技。
关于“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法的产生和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商品经济越发展，社会对法的要求就越多，法就越兴旺，法的权威性就越高，法的部门就越多，法的体系就越发达，法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就越大，由此可知B选项正确。
但反过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并不意味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
法和法制的发展，的确能给予商品经济以更有效的影响，但是并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只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还有其他许多别的因素的影响，A、C选项错误。
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标志包括：完备而良善的法律体系，健全高效的法律运行体制，高素质的法律执业队伍，较高的全民法律意识，良好的法律秩序。
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衡量法治状况的重要标志，世界有些国家虽然经济很发达，但是法治状况却并不理想。
D选项错误。
2.单选题依照唐律的规定，因“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而杀人是（）。
问题1选项A.误杀B.过失杀C.斗杀D.戏杀【答案】B【解析】【考点】唐朝“六杀”制度此题考核唐朝的六杀制度。
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
“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之下已经有了杀人的故意；“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出罪与入罪：宽严相济视阈下罪刑圈的标准设定——一个基于实证范例的考察关键词: 宽严相济/罪刑圈/保障法/入罪标准内容提要: 在宽严相济渐成我国刑事法治领域一项基本刑事政策的时代背景下，罪刑圈作为国家刑事权与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分界线，应当应社会客观情势与民众主观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出罪与入罪两个相反向度上作出相应调整。
仅单向关注犯罪圈之扩张是对宽容精神的不当贬抑，易助长背离刑法文明、谦抑理路的“刑罚冲动”。
确立一套严整、合理且具可操作性的入罪标准，可为刑罚权之发动注入理性、科学因素，以彰显宽严相济之宽的政策诉求。
一、问题之导出：刑法的边界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出现了在刑法中增设新罪的建言建策，比如，针对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屡禁不绝，全国人大代表方潮贵在提案中建议尽快修订刑法，增加欠薪罪，对相关责任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金。
①代表委员们参言刑事立法工作，使国家立法机关的话语体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发生能量对冲和信息交换，从而增强刑事立法的民意基础。
但从另一角度观之，任何新罪名的创设都意味着一个犯罪化过程的开启和随之而来的刑事责任归咎。
刑罚作为刑事责任的主要实现方式，意味着对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予以限制或剥夺，较之其他部门法制裁手段具有无可比拟的严重性。
②故此，刑罚权不可轻言启动，更不可任由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功利心态演绎为一种不加制约的“刑罚冲动”，从而导致公权力过多介入市民社会的生活空间。
要避免上述问题，必须对刑法（刑罚）的本质与机能，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相互关系、共生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确立准确认知和清晰定位。
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将刑法的机能归结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三个方面。
其中，秩序维持机能首先表现为法益保护，虽然在其他法领域也用种种形式进行着法益保护，但是，刑法以刑罚为手段，以期保护得更彻底。
所以，只有在通过其他的法律不能进行充分保护时，才应认可刑法中的法益保护。
作者： 王弘宁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100815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战线
页码： 236-240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9期
主题词： 非法经营罪 口袋罪 空白罪状 “兜底条款”
摘要：解决《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问题,需要对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成因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探究。
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成因不是单一的而是成体系的。
从入罪方面来看,是因为“国家规定”范围的不确定以及“兜底条款”含义的不明确;从出罪方面来看,是由于《刑法》第3条前半段对出罪的阻碍作用。
根治非法经营罪之“口袋化”,必须围绕以上几点进行辨证施治。
具体而言,非法经营罪去“口袋化”主要有以下三条路径：明确“国家规定”的范围、明确“兜底条款”的行为类型以及保障刑法第3条的出罪功能。
研读2023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心得体会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官微推送了2023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
这些案件均是2023年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较为典型的法院裁判，传达了司法判例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回顾重温裁判背后的司法要旨对塑造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刑法方面，十大案件选取了河南胡阿弟非法经营案与牟林翰虐待罪案。
这两起案件中，河南胡阿弟非法经营案虽然符合刑法构成要件，但因其社会危害性较小，由此被法院出罪；牟林翰虐待罪案虽然看似不受刑法规制，但法院坚持实质审查，通过“共同生活事实，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等认定牟林翰与被害人之间的同居关系系家庭成员关系，突破了是否领取结婚证这样的形式认定。
两起案件一正一反，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具体裁判中的司法运用。
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并非是割裂的，总则相关规定及精神对适用分则具体罪名有指导和规制作用。
如刑法第五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司法裁判也必定要有所遵循。
胡阿弟非法经营案被舆论认为是现实版的“我不是药神”。
胡阿弟是罕见癫痫病患儿家属，因从海外代购氯巴占并向其他患儿家属销售，被警方以涉嫌毒品犯罪采取强制措施，检方意见认为，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问题在于，尽管符合该罪构成要件，但其行为帮助了罕见病患者，无论是在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层面都极小。
因此，以符合刑法构成要件入罪，以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出罪，更符合法律、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将两案选入十大案例，既是在弘扬法律所倡导的法治精神，也是对各级法院准确适用刑法做出的提醒。
2023年最高法报告指出，坚决纠正机械司法、就案办案等错误做法，坚持法理情相结合。
如何纠正、如何坚持，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裁判彰显法治的内在价值，就是通过将那些典型案件加以传播从而表明司法态度。
在民法方面，江苏孤寡残疾老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案入选十大案件。
该案的意义既在于丰富了遗产处理中“利害关系人”的理解，又实现了“好人有好报”的社会效果。
2010专业综合课（非法学）三、简答题(64-66小题，每小题8分，共24分。
请将参考答案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64.简述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要素。
2（1）假定(条件)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的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的部分，即规则在什么时间、空间对什么人适用以及在什么情景下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问题。
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即法律规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生效，对什么人生效；二是行为主体的行为条件，包括行为主体的资格构成和行为的情境条件。
2（2）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具体行为的方式的部分，包括可以这样行为、应该这样行为和不得这样行为三种模式。
2（3）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则中对遵守或违反规则的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的部分，包括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法律后果。
265.简述我国宪法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规定及其意义。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4（2）意义：各民族在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上享有平等权利，有利于少数民族利益的保护，加强民族团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体现权力分工与制约原则，确保各职能部门的相对独立，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做好本职工作。
4PS：全国人大常委会乃至其他国家机关的有关宪法规定需要牢记，最好将宪法的全部相关法条背诵下来。
66.简述清末的领事裁判权制度。
（1）领事裁判权指一国通过其驻外领事对在另一国领土上的本国国民按照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属于“治外法权”的一种。
2（2）清末领事裁判权制度确立于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后的《虎门条约》，并在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
“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方式探讨———以合同诈骗罪为视角马树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广西南宁530000摘要：对于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含义的界定应当采取不法所有说的立场，具体表述为完全或部分剥夺原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并将该财产视作自己所有而进行利用、处分的心理。
对“非法占有目的”形成时间的界定，应当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将以下三种情形视为成立犯罪：在合同签订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签订后，履行合同前形成了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签订之后，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目的。
在“非法占有目的”具体的认定方式上，应当采取刑事推定的方法，既要严格遵守刑事推定的基本原则，也要考虑刑事推定的具体因素。
关键词：非法占有；形成时间；具体方法；刑事推定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2－0005－04作者简介：马树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我国《刑法》第224条明确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前提，进而对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就成为了区分罪与非罪（主要是民事欺诈）、此罪与彼罪的关键点。
近年来，学界围绕“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展开了一些探讨，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依然“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拟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并求教于学界各位同仁。
一、“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界定对于如何准确界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成为了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前提。
本文通过比较法的视角，对中外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界定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人观点。
（一）国外关于“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界定以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德国和日本为例。
在德国，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均有法条明文规定，①同时在理论界一般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具有排除占有（消极要素）和新建占有（积极要素）两种意思表示。
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管，目的之一就是降低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减轻居民、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因此，高利放贷行为（以下简称“高利贷”）成为重点治理对象。
在刑事领域，法律和司法解释也作出相应调整，以严厉的刑罚手段对高利放贷及相关行为进行处罚。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非法放贷案件意见》），明确经营性、经常性、涉众性的高利放贷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但高利贷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债务设立过程中违反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体现在债务催收过程中滋生暴力行为，危害公民人身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
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将使用暴力或软暴力催收高利贷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补齐了高利贷全流程治理的重要一环。
“非法催收债务罪”的正确适用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何为高利贷？纵观《刑法》全文，并没有对“高利贷”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做进一步的澄清。
在刑法之外，民法意义上的高利贷定义则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最新的民法规定已经不再使用高利贷的称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中性的表述——“不受法律保护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东理工大学校内科研基金“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研究”（T100-7191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韩康，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法学博士；裴长利，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市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法学博士。
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对暴力催收高利贷的行为进行打击，但高利贷的认定标准并不明确，使该罪的适用存在扩大化的风险。
债务依其法律性质可以分为合法之债、自然之债、非法之债，其中合法之债、自然之债受到民法的承认，不满足行政犯“二次违法性”的认定原则，应当排除在高利贷概念涵摄的范围之外。
浅谈非财产性利益的出罪与入罪论文摘要虽然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入罪的问题还存争议，但是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已为社会所公认。
本文将从我国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立法沿革出发，对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入罪进行分析，以期对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贿赂范围非财产性利益出罪入罪一、我国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立法沿革新中国成立以来，贿赂犯罪的作案手段日益翻新，贿赂犯罪的范围也相应变迁。
首先，1979 年的刑法典在法律条文中直接将贿赂犯罪范围确定为“贿赂”，这种法律用语方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但却造成了该罪贿赂范围的不确定性。
其次，将贿赂犯罪的范围限定为“财物”。
1988 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将贿赂对象明确规定为仅指“财物”。
1997 年修订后的刑法第385 条关于贿赂对象的规定延续了一贯适用的“财物说”。
第三，2007 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可以计价的财产性利益。
另外，2008 年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将商业贿赂的范围确定为金钱、实物以及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
从上述情况来看，目前关于贿赂范围的最大争议是非财产利益是否入罪的问题。
二、非财产性利益出罪理由（一）非财产性利益入罪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习惯用馈赠礼物等形式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而国家工作人员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人情往来。
如果立法机关将非财产性利益（包括了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一切利益）纳入到贿赂范围内，会产生贿赂犯罪与人情往来无法区分的情形，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
另外，严格执行党纪、政纪的相关规定来规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决上述问题，而不一定要将其入罪。
另一方面非财产性贿赂行为也存在刑法上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上述行为往往与其他犯罪杂糅在一处，如贪污、渎职等，可以按照相应罪名进行处罚。
因此，非财产性利益入罪应当慎重。
（二）非财产性利益入罪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运用在司法实践中，非财产性利益入罪存在难以取证、无法量化等问题。
1.针对机会类和职位类的受贿犯罪，即用安排入学、迁移户口和晋升职务等方式进行贿赂或提供“后门”便利的。
此类非财产性利益不仅入罪的标准难以掌握，而且案件办理中的具体认定也存在问题。
例如：某国家工作人员甲利用自身职权，为某领导乙的亲属违规办理农村户口的落户手续，而后该领导提拔甲为主任。
甲利用自身具有审批农村户口落户的权力，为领导乙的亲属违规办理农村户口落户手续，并收受贿赂（领导提拔其为主任）。
我们摆开领导给下属行贿的现象是否合理不说，犯罪的认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领导乙提拔甲的行为与先前甲为领导乙的亲属违规办理入学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这里存在三种可能性分别是甲有意利用职务便利为领导乙谋取利益而领导乙并不知情；甲因工作失误为领导乙谋取了利益而领导乙知情后给予贿赂；甲利用职务便利为领导乙谋取利益而领导乙给予贿赂，双方存在合意。
上述三种情形，只有第三种情形符合刑法总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另外两种情形无法认定双方具有行贿或受贿的主观故意。
二是提干本身的标准就难以量化，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判断甲是否本身是符合提干的要求，而这直接影响“贿赂”是否存在。
安排就业岗位也是如此，就业岗位的标准无法确定，是否违规安排则更难把握。
2.针对性贿赂的定罪量刑受贿犯罪，标准更难把握。
根据提供性贿赂的对象不同，可将性贿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出资购买从而提供性服务，即为公职人员出资寻找卖淫者从而提供性服务；第二类是奉献亲友型或者自己献身型的性贿赂，即进贡妻女亲友或自己充当情妇等以换取利益。
笔者认为第一种性贿赂具有市场交易性质，可以用金钱衡量，与财产性利益贿赂具有相同本质，且按照财产性利益衡量入罪已有先例，如浙江丽水城建公司副总经理温某因收受嫖娼费而被认定为受贿罪，此处不赘述。
我们分析第二类情形，如果单位内某女同志获得了提拔，且该女同志与其领导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情形。
笔者认为此处同样存在很多种可能性，由于提拔标准本身难以量化，可能是该女同志确实很优秀符合提拔的条件，或者是该女同志真心爱上该领导而后得到提拔；亦或者是双方真心相爱而获得提拔。
因此，领导和下属之间的情感关系是否是一种交易关系，无法量化。
同时，情感关系也是个人隐私，更加重了取证的困难，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掌握。
（三）非财产性利益入罪不符合现行刑法“计赃论罪”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最重要的依据，另外，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该解释规定进一步明确了“计赃论罪”的贿赂量化处理手段。
如果要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就必须突破“计赃论罪”原则，需要调整现行刑法对于贿赂犯罪的处罚模式。
三、非财产性利益入罪理由（一）非财产性利益入罪符合严峻社会形势需要一方面，提供职务晋升、迁移户口、提供性贿赂等以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形式，具有隐蔽性强、风险较低而又能够满足某些官员精神上、生理上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受贿者趋之若鹜的目标。
另一方面，财产性利益贿赂往往是一次或者多次才能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往往更有效、更持久，社会危害性也更大，比如提供性贿赂。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1月至7月因党的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而落马的15名省部级高官至少8人涉及情妇问题。
而目前，权色交易问题往往是作为官员的“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问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显然，这些手段无法遏制这股不正之风，必须利用刑法手段加以严厉打击。
（二）非财产性利益入罪符合刑法立法精神“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
也就是说，犯罪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来衡量的。
如前所述，非财产性利益贿赂与财产性利益贿赂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甚至更为严重。
与财产性贿赂相比，非财产性贿赂更能够满足某些国家工作人员的需求与欲望，同样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即侵害了受贿罪的客体。
因此，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犯罪的本质，就必须通过刑事立法让其进入贿赂犯罪的范围，让其受到法律的规制。
（三）非财产性利益入罪符合国际刑事立法趋势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 、16 条规定中所涉及的“贿赂”均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此处的概念既包括物化的利益又包括抽象的利益，既指已得到的利益也指期待利益，既可以是腐败犯罪的诱因也可以是腐败犯罪的结果。
我国应尽快调整国内刑事立法，履行国际法义务，从而适应日益复杂的反腐败斗争需要。
从国外立法潮流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法律的规制范围。
如日本的判例中就明确将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包括提供娱乐活动、提供性服务等都作为公务员、仲裁人的职务有关的不正当报酬的利益，即认为是贿赂。
因此，为了履行国际反腐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与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保持一致，更好的打击预防各种职务犯罪活动，应将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纳入刑事立法的范畴。
四、我国贿赂犯罪体系的刑事立法完善建议（一）将贿赂范围由“财物”转变为“财物或其他利益”我国刑法将贿赂范围规定为“财物”，虽然能够通过司法解释将财物范围扩展至“财产性利益”，但是如果要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涵义，就可能超出了人们的预测范围，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者刑事立法将贿赂范围修改为“财物或其他利益”。
一方面，维护了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将“其他利益”的范围通过列举的方式逐步明确，使得司法机关能够有时间适应和解决非财产性利益入罪所带来的取证困难、难以量化等司法技术问题。
（二）单独设置受贿罪的处罚条款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参照贪污罪的法定刑条款来对受贿罪加以处罚。
贪污罪是直接利用职务取得公共财物，主要表现具有财产性，主要通过数额来确定其法定刑，其他情节作为辅助具有合理性；受贿罪侵害法益的主要表现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除了数额因素可以体现其社会危害性大小外，其他犯罪情节如索取贿赂的情形是否存在、社会影响是否恶劣以及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是否遭受严重损害等。
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其他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比受贿数额的危害性更大。
因此，基于两罪侵害法益的主要表现不同，建议单独设置更为科学的受贿罪法定刑条款。
（三）确立贿赂犯罪“数额和情节”双重定罪量刑标准一方面，对于财产性利益贿赂的打击，可以数额为法定刑基础，将非财产性贿赂的情节作为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情节，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调整受贿罪的量刑起点和刑度。
具体可以参照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具有犯罪前科等十种情形的盗窃案件，调整其定罪量刑起点和法定刑档次的数额为原数额的百分之五十，抢夺罪、敲诈勒索罪的最新司法解释也有类似规定。
另一方面，对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定罪量刑要以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所造成的侵害程度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并把受贿人收受的手段、次数及持续时间，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的非法利益大小，给国家财产损失造成的大小等综合起来考虑。
当然，关于贿赂犯罪“数额和情节”双重定罪量刑标准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相关法条的修改，需要深入研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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