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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与历史价值-近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与转折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向中国旧的文学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引入和盛行情况，着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做评价: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因此，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开始大量融入中国，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
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
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巧,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
由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先进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
以推动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40017)。
[作者简介]刘颂,女,湖南浏阳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育。
语言思维与翻译 ———晚清至民初西方小说的译介○刘颂(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1)[摘 要] 晚清至民初知识界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
晚清知识分子为强调小说对“群治”的重要作用,鼓吹小说乃“国民之魂”,对于其地位作用的误读,引发了小说译介创作的空前繁荣。
从晚清强调小说译介以实现文化重塑到民初反对政治功利转而重视消遣怡情的小说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白话化”。
而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变化同样反应在小说的翻译及创造中,对于语言通俗之追求促成民初通俗文学热。
[关键词] 晚清至民初; 小说译介; 语言; 思维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7-0037-02 在整个文明进程中,翻译对于语言思想的历史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整个汉语文化思想乃至语言本身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翻译有者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外有坚船利炮,内有改革变法,继翻译佛经以来的第三次翻译高潮由此出现,外国文学尤其是小说通过译介进入中国读者视野,晚清文学自此开始了小说为主流。
翻译高潮中,译介小说在多寡上与同期原创小说相比,占据明显优势。
西方语言哲学认为语言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联系,是文化之深层基础。
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变革最终乃透过语言之变而完成的,也是借助于语言而沉淀下来的。
哲学诠释学将人文学科文本翻译视为不同文化思想间的解释与对话,而非仅仅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作品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能动解读中。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对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
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1. 引言1.1 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兴起清末时期，随着中日交流的增加和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清末汉译日文小说逐渐兴起。
这一现象主要源于日本文学在中国传播的需求，同时也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市场对新奇、异域文化的追求。
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兴起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传播，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新颖的阅读体验和文化启发。
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兴起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市场，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和对话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两国文学之间的互相借鉴和交流。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兴起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影响深远而独特。
1.2 背景介绍清末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清朝末期，大致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时期。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思想文化交流频繁，外来文化的传入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明显，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就是清末文化借鉴与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种种问题，传统文化日渐衰落，人们开始对外国文化和思想产生浓厚兴趣。
日本作为近邻，被视为新兴的学习对象，而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当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写照，颇受青睐。
由此，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逐渐兴起。
背景介绍中，我们还不能忽视晚清政治动荡、社会转型的环境，这也是促使汉译日文小说得以传播的重要背景因素。
随着清朝逐渐衰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一部分人士开始向西方文化学习，而另一部分则将目光投向日本，希望能够从日本的先进文化中找到启示。
这种思潮推动了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与传播。
2. 正文2.1 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过程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过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文人开始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翻译将其引入中国。
最早的汉译日文小说可以追溯到清朝末期民国初年，当时一些学者和文人开始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
浅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摘要清末民初是翻译小说的大盛时期，但由于译者在翻译中不忠实原著而受到传统翻译理论价值体系的批评，因此这时期的作品不能跻身于正统的“翻译作品”之列。
但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翻译活动自身却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因此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必须从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来认识，即描述和理解一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及翻译规范、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但要审视其文学价值，还要考虑到其文化特征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清末民初翻译规范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清末民初出现的小说翻译高潮，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晚清小说翻译”，有的称之为“近代小说翻译”。
本文以林纾在1898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到“五四”前夕的小说翻译为背景，因此称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一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起因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如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收翻译小说608种，日本学者樽木照雄教授等人编有《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在这些翻译小说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所谓的通俗文学，即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
这些小说盛行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愿望和需求。
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虚伪的共和制度及列强的压迫下，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科学力量的伟大，人们迫切地想从所翻译的政治小说中领悟到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到科技的力量、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正的法制。
当时的译者带有的这种翻译动机，迎合了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和启迪民智的需求，给民众带来了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和竞争进取的精神。
从创作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在价值观念、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当时一些小说家明显地从类似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进行小说创作。
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曾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谈到晚清翻译小说，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这些文字在文学界和翻译界至今仍广为人知。
试论晚清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翻译小说陆国飞【摘要】晚清是小说翻译的初创时期.由于译者缺乏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加上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主体价值观的操控,使得当时的小说译文普遍存在着不忠实现象.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在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方法以及对译文的处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体把握晚清翻译小说的概貌,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轨迹不无裨益.【期刊名称】《宁波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12)005【总页数】5页(P53-56,65)【关键词】晚清;文化语境;翻译小说【作者】陆国飞【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浙江,舟山,316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42晚清期间小说翻译高潮迭起，译者人数逾400，翻译小说上千种，其繁荣景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翻译小说“不仅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类型最全，而且于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最为显著，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1]翻译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制于特定社会语境和目的语国家的传统文化规范。
特定的社会文化在各方面会潜在地制约着翻译的形式与内容、过程与结果，从翻译目的确定与翻译原本选择到翻译策略选择与语言表达方式，体现出特定时期的翻译文本特征。
由于社会意识形态、译者主体价值观的操控，在原语转换成目的语的过程中，造成原语文化的失落、增添、扭曲与变形在所难免。
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活动也不例外。
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作用，晚清时期的翻译小说自然会表现出其自身的一些时代特征。
对晚清社会文化语境下形成的翻译小说特征作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深入阐释其成因，不但具有历史借鉴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
一个时期翻译小说种数的多少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而小说原本选择的国别频数则反映出该国在全球的文化地位与对译入语国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晚清时期，我国翻译小说种数之多，选译的小说国别涉及面之广，可谓空前。
马祖毅根据当时可算是收录小说最多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统计出400百种翻译小说，出版日期最迟为宣统三年（1911年）。
从操控理论看我国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原因摘要：本文简要介绍晚清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兴盛状况和影响力，并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从译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方面分析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原因。
关键词：晚清小说翻译；操控理论；盛行；原因一、晚清小说翻译的盛况中国晚清翻译史（有学者也将之称为清末民初或近代翻译史）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
翻译文学在此期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粗略统计，约250人译者共翻译小说2545种、诗歌近百篇、戏剧20余部，另有散文、寓言、童话若干。
其中，小说翻译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其数量大约等于这一时期其它西书翻译的总和），而且类型全（社会、爱情、历史、政治、教育、科学、侦探，各路题材皆有包括，且后四种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
二、“操纵理论”概述“操控理论”最早由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
该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也是对文本的操纵，翻译活动是文本之间语言层面的互换，更折射出译语社会中政治、文化、文学等各种文本之外因素的作用。
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文化体系、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翻译与语言发展以及教育等因素都参与操控翻译过程，并制约翻译文本的生产。
操控理论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者(patronage)和诗学(poetics)，它们对翻译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阐释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主要原因。
三、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意识形态本文所指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
根据操控理论，翻译的目的、选材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译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译者自身意识形态。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朝廷的衰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
闭关锁国了几百年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不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科技、社会体制，不进行改革，必将亡国。
晚清域外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热摘要：本文简要概述了晚清域外小说翻译的基本情况，外国文学翻译热不但引入了新思想和新艺术，而且还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基础，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晚清域外文学翻译热影响引言外国文学的大量涌入，是上世纪初发生于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
当下，仍有许多学者指出，外国文学的翻译真正开始于五四时期，而在此之前，除了林纾翻译过一些作品之外，译者非常少。
事实上，晚清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非常可观，其中还不乏世界名著。
这些域外小说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还带来了新思想和新艺术，全面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晚清域外小说翻译概况据权威统计得知，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翻译域外小说，直至1916年五四运动期间，共翻译并出版了外国小说八百种。
可以说，晚清是小说翻译的黄金期。
但是对于固步自封，骄傲自大的晚清来讲，摒弃传统观念，译介国外文学并非易事。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晚清是在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翻译活动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下，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寻求强国之路。
人们一方面对本国传统文学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出于富国现实需要，不得不向西方学习。
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晚清翻译以意译为主，采取一种“暴力”行为，增减、改写等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
此外，晚清域外小说的翻译经历了两个演变阶段。
一是由合译到独译演变，一是由译述到意译的演变。
前者在晚清域外小说翻译中非常普遍。
合译现象主要是由于翻译者自身能力的局限而形成，通常是两到三人进行合译，一人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一人要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
当时合译最典型的就是林纾，他对英语一窍不通，但在懂外文的合作者帮助下，他翻译了许多经典外国文学作品。
而由译述到意译的演变，主要是由于最初译者外语水平有限，对外国文学不太了解，无法进行有效直译。
另外，当时翻译的宗旨是为现实服务，因此许多译者有选择地进行翻译。
晚清小说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准备
作者：胡江波
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1年第09期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小说革命的浪潮，晚清翻译小说是这次小说浪潮中坚力量，翻译小说大量输入，数量巨大，类型全面，影响深远，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本文分析晚晴小说翻译出现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译以致用为大量输入所做的文化准备，并指出晚清小说翻译的功利本质。
关键词：晚清小说革命译以致用
中国古代小说长期并且一直归属于社会的边缘，为文人士大夫不齿。
鲁迅曾感叹“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家的”，“做小说的也不能称文学家的”。
然而，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却出现了小说革命的浪潮，晚清翻译小说是这次小说浪潮中坚力量，翻译小说大量输入，数量巨大，类型全面，影响深远，在整个翻译文学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无论是中国小说，还是翻译小说，从“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上乘”，并非偶然，亦非靠几声热情的呐喊即能定音。
只有把整个翻译活动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抓住特定的历史时代主流思潮和意识形态，才能深刻地理解晚晴翻译活动。
因此，要研究晚清小说翻译，首先必须要了解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动力。
晚清小说革命是小说翻译活动的直接动力，而翻译、介绍域外小说又是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
一.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代表着当时政界、思想界、文学界先锋人物的维新派对至上而下的改革彻底绝望，认识到不能依靠保守的官吏和腐败的晚清政府来完成改革大业；只有从国民做起，唤起国民议论，振作国民精神，使改革之事成为国民共同的事业，方能成功。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小说界革命口号。
国民素质关乎救国强种之要。
在维新派的笔下，开民智、育民德一直是“新民”的主要任务。
严复根据Herbert Spencer学说，提出“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
他进而呼吁：“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梁启超①在《新民说》叙论里开宗明义指出，同是圆颅方趾，同样的日月山川，为什么国家有强有弱？不在于地利，不在于个别英雄，而在于国民。
梁启超还指出，欧美国民虽然强调个人权利，视独立、自由高于生命，但其群体观念又绝非中国民众所能及。
他批评中国人奉行“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的处世之道。
他提倡“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的新道德，即公德。
出于启蒙的需要，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得到重新认识。
在小说界革命正式提出之前，文界政界维新人士就对小说的启蒙教诲功能有所阐释。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1897）中借上海点石者之口，说“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
小说可以启童蒙之知识，引以正道，并且使他们喜欢阅读。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②严复、夏曾佑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阐述小说和人心风俗的关系：“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
”并借助欧美所传小说对开化民智的功效来论证翻译域外小说的重要性。
“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③。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④揭示了小说界革命在于启蒙、新民，是意识形态的革新，而不是文学形式的革命。
如果没有梁启超等人从意识形态上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大旗下，不给小说披上文学救国的正统外衣，为新小说的输入制造舆论和思想准备，引进新的小说价值体系，那么，晚晴小说翻译活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就会成为未知数。
二.新小说的译以致用
从时间上看，新小说是相对旧小说而言。
时人自觉把作为小说界革命产物的新小说与传统的旧小说区分开来。
从内容上看，旧小说被一律斥为“诲淫诲盗”，新小说被誉为有益世道人心，有益开民智，新民德。
《新小说》杂志宣扬，“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⑤。
时人也不厌其烦地论说新旧小说的不同，如“旧小说，文学的也，新小说，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
旧小说，常理的也，新小说，以常理兼哲理的”⑥。
总之，新小说必须富含爱国之思，科学哲理和救世济民之道，没有格致学、警察学、生理学、音律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人不能读新小说。
而在短时间内做新小说的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翻译域外小说，再现小说在欧西的神奇佐治功能。
因此，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实为翻译输入域外小说。
译以致用的思想并非晚清始创，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就是最佳先例。
明朝中期大臣王徽所言，“学问不问粗精，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⑦。
从小说界革命提出的原因、发起人的背景到它的宣言，都决定了晚清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和功利主义的性质。
然而，晚清小说翻译以致用和之前的科技翻译以致用还是有明显的差别。
科技翻译所涉及的读者人数对于小说翻译所面临的读者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从事科技翻译的译者多为西译中述，中方的参与者也多数为少量的科学家，而致力于小说翻译的则是当时
的思想文化界先锋人物率领的中国文人翻译群体，他们对于思想界、知识界和大众都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晚清翻译的材料不再是声光化电，律法史地等书籍，而是有着支配人道、左右人心之力的小说。
从传统儒家哲学体系上讲，科技翻译为用，而小说翻译为体；科技翻译为器，为末，小说翻译为道，为本。
这也就决定了同样是译介活动，晚清西方小说翻译需要先锋人物登高一呼，张其旗帜，呼唤小说革命。
不难想象，这种译以致用的文学救国浪潮给译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和历史小说由于它们富含科学知识、政治思想和爱国精神而成为最初阶段翻译的主流题材。
到后来，即使是翻译言情鬼怪小说和侦探小说，名义上也必须标榜有益于世道人心。
以林纾为例，他每译一书，都要郑重其事，作序，跋尾，再三表明他希望人们学习西方、救国保种的良苦用心。
翻译《黑奴吁天录》，正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小说中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很容易是国人产生唇亡齿寒之心，激发国人救国保种之志；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则希望国人以兵书读之；翻译《红礁画桨录》，则阐述倡女权、兴女学和救国之关联。
即使翻译鬼怪小说、侦探小说时，也念念不忘“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紧箍咒。
三.结语
晚清小说革命只是在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相继失败后的又一次革新之举。
这次革命企图依靠民众自新自救的力量达到救国保种，变革国家之目的。
晚清翻译者意识形态上的致用方向从本质上决定了其功利主义。
革命发起人希望借小说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西方小说的政治思想。
然而，要正确认识、评价外来文学，必须在翻译之前或翻译之中有相应的西方小说理论的译介。
只有这样，翻译小说才能避免被嫁接和归化的命运，才能拥有独立的艺术话语，而理论译的匮乏，只是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一大缺憾。
注释：
①严复：《原强》，《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8-54页。
②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③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
⑤《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⑥《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1907年第6、7期。
⑦王徽：《远西齐器图说录最》，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胡江波，男，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