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叙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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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序》的现代解读与阐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学专著。
它是由东汉许慎在总结前人字书和文字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字观念逐渐以之为准绳,走上一条自觉服务于社会的规范化发展轨道,并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继续延伸。
许慎的文字观念在《说文解字序》中有集中的体现,值得认真辨析。
在这篇序言里,许慎追溯了从文字起源到东汉末期的发展演变历程,阐述了造字、用字的基本法则,对当时诸多社会文字现象中的迷误与混乱提出批评,并对自己的文字观念及撰述《说文》的用意作了明确的阐发。
千年以来,学者们对《说文》的理解更多地秉承传统的研习方式,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因而《说文》常常被当作单纯的学术著作。
今天,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重读《说文解字序》,并试着通过对其中政治文化意识的分析,更好地理解《说文》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产物,使隐藏在其中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学理脉络和学术立场得以彰显,也使相关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
文章一开始就从文字的起源说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现象。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①]其实这段话并不是许慎的个人见解,《易·系辞下》中就有相类似的表达,甚至连表达方式都比较接近。
其一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盖取诸‘离’”;其二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②]。
《周易》中的两段文字分别说了文字起源和产生两个阶段:庖(包)牺氏作八卦意味着书写符号及符号观念的诞生,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字出现的萌芽,而书契取代结绳,则应该是文字的正式产生。
《说文解字·叙》中的汉字形义统一论《说文解字叙》是中国古代汉字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它历史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它首先从形象的角度出发,让读者了解和体验汉字的表意、表音特征,为今日汉字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说文解字叙》的形义统一论,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分析:一、有关汉字形义统一论《说文解字叙》提出了汉字形义统一论,即汉字的形式应当与其语义相统一,从而使汉字的表达更加准确、鲜明、有力。
例如,字“人”的形式反映了人的外形,而字“头”的形式则可以暗示人的头部特征。
这里,汉字的语义同其形式形成一个良好的对应关系,而形义统一论又成为一种有效性和可行性的参考。
二、有关汉字表意除形义统一论外,《说文解字叙》还提出了汉字表意理论。
据说,汉字是根据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示抽象概念的,它可以通过直观的形象、叙述性质等表现出一种抽象的内涵。
例如,字“家”和“宫”的表意,都表现出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家”与“宫”的表意则直接反映了它们表示的抽象意义。
三、有关汉字表音汉字通过其形式可以表达一定的抽象意义,同时还可以表达一定的音韵性,这就是汉字的表音特征。
汉字的表音特征可以用来辅助汉字的读音,例如,“日”形似拨日之东西,可以帮助人们记住“日”的读音。
不仅如此,汉字还通过表音特征传递出抽象意义,这也是汉字读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四、《说文解字叙》在今日的意义《说文解字叙》是中国古代汉字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它首先从形象的角度出发,让读者了解和体验汉字的表意、表音特征,为今日汉字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字的重要视角,包括形义统一论、表意理论、表音特征等,对于今天汉字的理解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说文解字叙》是中国古代汉字学研究的杰出著作,其形义统一论、表意理论以及表音特征为汉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理解,彰显了汉字的实用性和美感性。
说文解字序许慎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夬,扬于王庭”。
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着于竹帛谓之书。
书者,如也。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
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
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
大发吏卒,兴戍役。
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
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
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解读《说文解字·叙》之十
解读《说文解字·叙》之十
原文:
《说文解字·叙》:“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
解读:
鸟兽蹏迒之迹是猎人追踪猎物的依凭。
有了鸟兽蹏迒之迹的依凭,猎人追踪猎物就有了方向。
“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
可以是在说根据鸟兽蹏迒之迹的具有分别导向的原理来造“书契”。
这可以根据文字意义的取向来证实。
而根据象鸟兽蹏迒之形来造“书契”的说法必须有实证。
否则的话只能作猜想或推想。
清卢虬《灯花记》:“夫兰釭一什器耳,灯心一细草耳,而无端如四象之生八卦,如蹄迒之形文字,宁非至异哉?”。
章炳麟《訄书·订文》:“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而假蹏迒以为文字。
”。
蹄迒之形文字?假蹏迒以为文字?这种理解我觉得有商榷的地方。
《说文解字》:“契,大约也。
从大从㓞。
”。
人张开两手、两
足之正面形是大之范式。
以刀割草使之不再散乱是㓞之范式。
大、㓞两范式叠加。
如刀整理后或刻下之(大而合者)约定是契之范式。
根据鸟兽蹏迒之迹的具有分别导向的原理用刀刻录一些具有分别导向意味形迹作为约定便是所造“书契”。
在仓颉以前是以结绳记事,从仓颉开始记事用“书契”。
“书契”取代“结绳记事”用来“以垂宪象”。
“书契”本身就是有形迹的,也可以是一种“宪象”。
比“结绳记事”更适合“以垂宪象”,而不易饰伪。
说文解字序前三段分析
说文解字序前三段主要讲的是汉字的起源,演变与造字。
《说文解字序》,又作《说文解字叙》。
大致讲了五层意思:一、阐述周代以前文字的源流;二、介绍自周代到秦文字的演变;三,介绍汉以后文字的概况及其研究;四、指出后汉尊崇隶书反对古文的错误;五、说明作书的态度、意义和体例。
其中心,是阐述汉代书体与古文的联系、分析传统六书,讨论文字与象形的联系,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古文,不要忘记文字象形的特点,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文字的内涵,懂得作书的意义。
这篇叙,既是对《说文》提纲挈领的概述,也对书法、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说文解字》序前三段首创汉字部首,顺应了统一规范汉字的时代要求,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的原则,以字形为纲,因形立训,将汉字中相同的形旁作为分类的基准,分540个部首排列,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同部字的第一个字就是部首,并用“凡某之属皆从某”标明。
凡同从一个偏旁的字都列在一起,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措意于揭示词语的内在规律和词义系统。
正文部分重点在字形的分析,“说文”以“文”(独体为主);“解字”重点在字义的解释,以“字”(合体为主),小篆是全书的说解对象,通过字形的分析,来肯定字的性质和类型,说明文字义形音三种要素和三者的密切关系,说解次序就是对每个字先说解其意义,次说形体,后说读音,全书以“六书”为书例,统全书文字。
許慎《說文解字敘》全文及翻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
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題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夬,揚於王庭。
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
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往古的時侯,伏犧氏治理天下,(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形象和大地的脈理,近的取法自身,遠的取於它物,在這個基礎上,才創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
到了神農氏的時代,使用結繩記事的辦法治理社會,管理當時的事務,社會上的行業和雜事日益繁多,掩飾作偽的事兒也發生了。
(到了黃帝的時代,)黃帝的史官倉頡看到鳥獸的足跡,悟出紋理有別而鳥獸可辨,因而開始創造文字。
(文字用於社會之後,)百業有定,萬類具明。
倉頡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於《夬卦》,《夬卦》說,臣子應當輔佐君王,使王政暢行。
這就是說,倉頡創造文字是為了宣揚教令、倡導風範,有助於君王的施政。
君王運用文字工具,更便於向臣民施予恩澤,而臣民應以立德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撈取爵祿。
&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著於竹帛謂之書。
書者如也。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
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倉頡初造文字,是按照物類畫出形體,所以叫做「文」,隨後又造出合體的會意字、形聲字,以擴充文字的數量,這些文字就叫做「字」。
叫它為「字」,是說它來自「文」的孳生,使文字的數量增多。
把文字寫在竹簡、絲帛上,叫做「書」。
「書」意味著寫事像其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注释与翻译许慎《说文解字序》注释与翻译00〔题解〕本文选自《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系东汉经学家许慎著作的一部文字学专著。
在序言中,许慎对汉字的源流发展、体式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我们了解古文字的发展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许慎,字叔重。
东汉汝南召陵人。
曾太尉南阁祭酒等职。
师事贾逵攻古文经学。
为正秦汉以来书体错乱和今文经派臆解经义之谬,积二十年之力撰写了《说文解字》。
为我国古文字学的开山之作。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①。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②。
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箌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③。
“百工以又,万品以察,盖取诸④。
”,“扬于王庭⑤。
”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⑥。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⑦。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⑧。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乱而蜪多也⑨。
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⑩。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
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11。
〔注释〕①庖牺氏:也写作伏戏、宓羲、伏羲、包牺。
传说中远古帝王之一,指导渔猎畜牧,创制八卦。
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察各种天象地理。
鸟兽之文:“文”指行迹。
地之宜:宜者,仪也。
即地理现象。
八卦:古代哲学推理的符号化系统。
用阳爻“-”和阴爻“――”,代表矛盾的两个方面,按照阴阳因素的多少和位置顺序,组成八种图形,代表矛盾发展变化的八种类型,叫八卦。
即: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离卦、艮卦、兑卦、。
前文“近取诸身”,据《说卦》的解释,就是:“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远取诸物”的一种情况,就是:“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以垂宪象:来显示事物变化的基本法则模式。
宪:大法。
许慎《说文解字序》及其释文《说文解字》的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万象,它的价值不仅限于解说汉字,研究汉字本身,可以说《说文解字》是东汉末以前的百科全书。
正如许慎的儿子在《上说文解字表》里面所说:“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贾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身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说文解字》吸取前辈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部研究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系统的专著,不但对于后人研究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是唯一的经典著作,就是整理文化遗产也都是不可缺乏的阶段。
《说文解字》不仅在体例上和过去的启蒙识字的字书不同,即在所收字数上,也比这些字书都多,如汉初把《仓颉》、《爱历》、《博学》三书合编为《仓颉篇》,共3300字。
西汉末,扬雄的《训纂篇》共5340字,东汉贾鲂的《谤喜篇》共7380字。
《说文解字》里面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共10506字,比《谤喜篇》还多了1973字。
不论《尔雅》对于汉字的训诂,《方言》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或《释名》的音训,《切韵》、《广韵》的声韵,无一不在《说文解字》的范围之内。
现在让我们就《说文解字》的创造性,结合他所保存的原始资料,来看它在汉字学史上的重要性。
1、《说文解字》创造了字典式的体例。
被称为字典的鼻祖,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汉字的著作。
《说文解字》的“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偏旁分中的编制方法,一直成为编字典的一种主要体例。
2、《说文解字》总结小篆线条的规律,同时保存古文,籀文和小篆的原来面貌。
3、《说文解字》创造了“六书”的定义,并把“六书”具体化,因而保存了研究汉字发展历史和规律的资料。
4、《说文解字》通过小篆形体的分析,说明造字的本义,不但成为古汉语语音和词汇的宝库,并且保存了有关古代历史、文献、社会文化、经济的原始资料。
两千年来,《说文解字》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
从《说文解字·叙》看许慎的文字观
《说文解字叙》是许慎所著的一部古代文字类著作,集中表达了许慎的文字观。
在这部作品中,许慎提出了文字的“心理解释”,即
文字是有特定的内在结构和意义的。
这一观念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文字观,也影响了之后的文字分析和语言科学研究。
许慎认为文字具备实际性和意义性,这是他对文字的综合理解。
首先,他认为文字具有实际性。
这样的观点可以在《说文解字叙》的第六章里找到证据。
在这一章中,许慎认为文字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比如字、词、句子和议论等,这些文字形式的存在有助于将抽象的知识转变成具体的语言表达,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播。
其次,许慎认为文字也具有意义性和能力性。
他认为文字具有特定的内在结构,而这种结构产生了特定的功能,可以归纳总结实践知识,引导和开展思考,以及指导人们思考和认识这些知识,最终帮助人们正确理解知识的实质及其应用。
此外,许慎认为文字是一种弱势和表达艺术,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交流形式。
他指出,文字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手段,而是一种思考和表达工具,可以唤醒人们的精神,创作出更加精美的文字。
以上就是许慎关于文字观的基本思想,其中涵盖了文字的实际性、意义性以及弱势等几个方面。
对于今天的语言科学研究者而言,许慎的文字观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他的文字观的理论和思考可以为当今的文字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撑。
总之,《说文解字叙》概括了许慎的文字观。
他的文字观不仅改
变了古代中国的文字观,也为当今的文字理论提供了许多启发和支持。
因此,对于许慎文字观的研究和分析,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字研究、语言科学研究以及文字理论框架。
读许慎《说文解字叙》贵州班邓向侯 201511588001一本书衍生出一种学术体系的并不多,这对于《说文》、《红楼梦》、《昭明文选》以及《易经》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一篇叙文能引发那么多学者前仆后继的研究、反复研读更是令人惊讶叹的。
这除了《说文》本身的价值和魅力外,可能就是《叙》本身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了。
下面是我读《说文解字叙》(以下简称叙)的一些感触和体会。
一、《叙》的主要内容在《叙》里,许慎主要提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记录文字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从伏羲观察天地万物创造“八卦”,到先民们的“结绳记事”,再到黄帝的史官仓颉观“鸟兽蹄迒之迹”而作“书契”;到甲骨文、金文;再到春秋战国的不同形态的七国文字……一直到先秦时的大篆以及秦汉时的小篆和隶书。
许慎记录了汉字这样一个发展脉络。
第二,汉字的政治历史作用。
文字是用来记录历史的,从文字产生的雏形时代开始,几乎就被赋予了这项功能。
再者就是统治者用来教化于民、“立本立道”的。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第三记录古文的发展及灭亡以及今文的产生。
从“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到“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等,记录了古文今文的状况。
第四,孔府壁中书以及引发的今古文之争及文字训诂乱象。
“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
”时人极力否定古文,推崇现行文字。
文字训诂和字形分析更是乱象横生。
二、许慎作《叙》的原因首先是古文和今文之争,导致训诂文字的种种乱象。
“古文”指的是汉代隶书之前的文字。
“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的‘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
”1今文指的是汉代流行的隶书。
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代五经都立了博士,有古文经博士和今文经博士之分,一开这种先例之后,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纷纷争取给自己研究的经学立博士,争“名次”。
《说文解字序》的现代解读与阐释《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学专著。
它是由东汉许慎在总结前人字书和文字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字观念逐渐以之为准绳,走上一条自觉服务于社会的规范化发展轨道,并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继续延伸。
许慎的文字观念在《说文解字序》中有集中的体现,值得认真辨析。
在这篇序言里,许慎追溯了从文字起源到东汉末期的发展演变历程,阐述了造字、用字的基本法则,对当时诸多社会文字现象中的迷误与混乱提出批评,并对自己的文字观念及撰述《说文》的用意作了明确的阐发。
千年以来,学者们对《说文》的理解更多地秉承传统的研习方式,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因而《说文》常常被当作单纯的学术著作。
今天,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重读《说文解字序》,并试着通过对其中政治文化意识的分析,更好地理解《说文》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产物,使隐藏在其中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学理脉络和学术立场得以彰显,也使相关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
文章一开始就从文字的起源说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现象。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①]其实这段话并不是许慎的个人见解,《易·系辞下》中就有相类似的表达,甚至连表达方式都比较接近。
其一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盖取诸‘离’”;其二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②]。
《周易》中的两段文字分别说了文字起源和产生两个阶段:庖(包)牺氏作八卦意味着书写符号及符号观念的诞生,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字出现的萌芽,而书契取代结绳,则应该是文字的正式产生。
符号和文字是怎么形成的呢?《易·系辞》和许慎作了大致相同的解释:远古庖牺氏治理天下,通过象天法地制作了八卦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套神奇符号的产生受到天地万物的启发,当它产生以后,也就同时拥有沟通神明和统摄万物的功能;而仓颉造字,同样是象天法地,从鸟兽蹄迒之迹中得到启发,“知分理之可相别异”,而又用来使“百工(官)以义(治),万品(民)以察”。
由此可见,庖牺八卦和仓颉文字的创造方式、法则和目的并无二致。
传说中的庖牺氏和仓颉都可以沟通天地神人,这种神异的智慧也都被他们寄寓在自己创制的符号或文字中,用以传达天地间某些神秘的信息,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即由此而起。
这种智慧被固化在形象或抽象的书写符号中,作用于国家统治和社会秩序,就有了“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圣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意义,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核心,受到世世代代的尊奉和延续。
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恰好和“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兹乳而浸多也”的文字繁衍过程具有高度的交叉与同构关系。
在概述“五帝三王之世”以下“七十有二代”的文字发展历程以后,许慎谈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的情况。
《周礼》被认为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的著述。
其《地官》一章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把六书列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艺之一[③],由此可见六书在教化万民中的地位和作用。
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释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④]郑玄注《周礼》:“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⑤]而许慎则将六书的名称和序列确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又对之作了具体解释,进一步体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的文字演进观,而“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文字则成为这种演进的本源、核心和基础。
这以后,许慎对“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的历史作了较为肯定的叙述,称其“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认为他们较好地沿袭了庖牺氏、仓颉以来的古文传统。
而春秋以下,“诸候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国家分裂,诸候割据,礼崩乐坏,政治上变乱古法,导致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混乱,“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形也就在这时候出现。
到了秦始皇帝兼并天下,国家的一统带来了对文字的规范,“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事实上,许慎对李斯等人的文字政策颇有微词。
天下一统,本是恢复古文传统的大好时机,但李斯等对六国文字的统一却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国文字继续通行,并在此基础上参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形成了所谓小篆。
这一点,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
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
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
”在班固、许慎等人看来,李斯等人并非没有恢复古文传统的时机和条件,只是“人用其私”,才导致了“其浸不正”的结果。
[⑥]至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由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在班固看来,是“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而在许慎看来,则更是“古文由此绝矣”的祸首。
西汉时期,政治的统一和强大带来了文字和文字学的迅速发展,《汉书•艺文志》记载:“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元始中,扬雄作《训纂篇》。
与文字发展并行的是对文字规范的强调和重视:“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汉书·艺文志》说得更明确:“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但由于当时通行的“皆《苍颉》中正字”,加上年久岁远,朝廷和社会“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后经过汉宣帝、汉平帝的努力恢复和讲习,古文字的传统才得以一线不绝。
到了王莽篡权,“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发动了一场意在政治的文字与学术之争。
这场论争的延续甚至贯穿了整个东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
一番改定下来,“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在许慎看来,“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
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传。
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这些文字及其所保存的经典才是古文字及传统文化的正脉。
但是,令许慎等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古文字经典的再现于世,并没有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效果,反而是“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
真假颠倒的结果,“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
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
更有甚者,法律条文中有“苛人受钱”之罪,本意指强行勒索他人钱财。
但在隶书抄写的法律文本中,“苛”字被讹写作上止下句的“”字。
廷尉以字断法,就错把表示呵责的“苛”字讲成“止句”,完全乖离了法律的本意。
尽管这样的人和事“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并造成社会治理中的种种混乱,但“俗儒啬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
”他们甚至“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许慎慨叹“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于是,许慎引用《尚书》的话,肯定其中“必尊修旧文而不穿凿”的态度,并指出那些别有用心变乱文字的人“盖非其不知而不问”,只是为了一己之私,遂混淆是非,便辞巧说,“使天下学者疑”。
许慎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在这里,文字被当作了一切学问文章的根本和政治法则的开端,也被当作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依据和准绳。
只有本立而后能道生,所以以古文字为代表的传统本原绝不可随意变乱。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在引用《周易》的时候所作的调整。
“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一句,语出《易·系辞上》,其一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郑众注:赜,谓幽深难见),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这种表达与前引包牺氏制八卦语适相吻合;其二曰“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⑦]这段话的本意是说,圣人所作的卦象爻辞都暗合着天地间幽深难明的道理,虽有吉凶福祸的差异,却不能因利害好恶而人为地趋避或改变它。
许慎在引用的时候,将两句话合为一句,意在说明从文字创始起就蕴藏在其中的传统核心价值绝不容许被随意淆乱,否则,就将可能导致经艺无本,王政无端,传统无绪的危局乱世。
正因为这样,许慎才撰著《说文》,以篆文为正字,务求“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大小,信而有征”。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
”许慎要求自己的这部著作能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
……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从总体上看,许慎在这篇序里完成了两个任务。
一个是对从庖牺氏制八卦到王莽改定古文的文字发展史作了历时性清理,另一个是对东汉以来的社会文字现象作了共时性描述。
二者的结合点,则是序言全文甚至是《说文解字》全书的根本立场。
这个立场共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一,蕴藏着“天下之至赜”的古文传统;二,古文传统与社会政治兴衰与共的相应关系;三,通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努力,兴继绝学,弘扬古文传统,以达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终至“百工以义,万品以察”,天下大治的主观意图。
可见,这一立场的核心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
围绕《说文解字》全书的语言文字活动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目的鲜明的政治文化活动。
在整篇序言中,许慎作了三处较为集中的批判。
第一,春秋以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导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使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第二,秦兼天下,李斯奏罢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合者”,又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秦始皇“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并兴起隶书“以趣约易”,致使“古文由此绝矣”;第三,东汉时期,古文尽出,“虽颇复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但世人或“玩其所习,蔽所希闻”,或人用己私,巧说邪辞,对古文极尽诋毁,导致是非颠倒,真伪错乱,“使天下学者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