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市民社会演变中的社会治理变革*张康之张乾友提要: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市民社会观念的同时,也宣告了社会治理的/国家主义0时代的来临。
在反抗绝对国家的过程中,市民社会开始与国家相分离,市民社会的形象经历了从政治社会到/需要的体系0的演变,并最终沿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边界确立起了自己与国家的界线。
19世纪晚期以后,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趋势发生了变化,国家一步步地侵入社会,并最终形成了一种政府与社会相重叠的/行政国家0,它标志着国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结构出现了重组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新市民社会0。
这种新市民社会必将终结国家主义的历史,使社会治理迈入/后国家主义0时代。
关键词:市民社会新市民社会国家主义后国家主义作者张康之,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乾友,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北京100872)近代历史是一段由市民社会与国家所共同书写的历史。
自中世纪城市衰落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便构成了社会治理活动演变的基本历史线索。
市民社会是产生于绝对国家之中的,绝对国家打破了地域间的割据状态,将君主的臣民们及其生活空间凝结成了一个社会。
同时,市民社会又天然地与绝对国家相对立。
绝对国家打破地域割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其臣民实行最为严密的控制,而一个统一的臣民共同体反而最不利于任何形式的控制。
所以,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一直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中,这种矛盾在现实中也就表现为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革命。
从社会治理的形式方面看,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是建立起了法治国家,即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取代了绝对国家,但就社会治理的性质而言,它们都还属于一种/国家主义0状态,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治理。
在这一关系中,国家是治者,市民社会则是被治者。
虽然国家为市民社会准备了民主制度,使后者能够参与到对自己的治理中来,而实际上,治与被治的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改变。
收稿日期:2007-06-05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乾友(1986-),男,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级本科生。
《探索》2007年第4期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张康之,张乾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人类社会生活经历了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的演变。
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式共同生活是一种自主生活,不具有公共性,因为,这个社会的生活是由完全不同的系统构成,不同的系统之间没有统一性的内容。
在近代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或者说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同时,也由于私人生活的出现而同时造就了公共生活。
然而,到了现代化走向完成了的阶段,由于自主性的缺失而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和自主性造成了损害,使公共生活走向了衰落。
人们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是如何从这种衰落中再度发现共同体生活新形态。
关键词:共同生活;公共生活;现代化;后现代转向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4-0070-06 严格说来,“公共生活”一词是一个现代术语,它是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活动的一种归纳。
在国家与社会尚未分离之前,不可能存在着公共生活的形态与观念。
不过,正如哈贝马斯出于理论说明的必要而把雅典城邦称作为古代公共领域一样,也可以把城邦生活纳入“公共生活”的视阈中去考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城邦生活属于公共生活,我们只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使之最大限度地涵盖人类历史上那些群体性的或集体性的生活方式。
在另一重意义上,我们也是为了说明现代公共生活是有历史源头的,与古代社会中的那种共同生活之间是有着历史联系的。
也就是说,对公共生活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是可以从古代的共同生活开始的,是有必要去发现共同生活如何转变为现代公共生活的。
一、古代社会的共同生活“公”与“私”的分离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市民社会名词解释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基础。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其基本含义是“城邦”。
后来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那里被广泛使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使用“市民社会”概念，一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是指制约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经济基础。
市民社会概念有深厚的欧洲思想渊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所特有的城邦政治思想，指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态。
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源于洛克的学说，洛克将市民社会视为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而且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重叠的，甚至是等同的。
之后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就常用这一范畴，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都对其有深刻论述。
他们通常用这个范畴表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而用与之对称的“政治社会”来表示国家和法律等政治关系，并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黑格尔不满于洛克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国家，他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做出了严格区分，并展开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是同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相对立的。
总之，市民社会是具有特殊性的利己社会，而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是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
因此，国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必须在“国家的最高观点”上被克服。
黑格尔描写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对立和冲突，由此可见，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性质，但它是唯心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考察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张康之张乾友内容提要公共利益是当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公共行政的全部活动目标都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在农业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只存在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在王朝治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身份共同体的瓦解而生成的。
也就是说,法律对主权者的替代,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臣民的对立的消解以及最终统一于公民这个概念之中,才是公共利益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
从当前的学术界来看,普遍认为法治国家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
其实,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法治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在形式上追求公共利益的增长,而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是难以实现的。
关键词公民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法治国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公共利益并不是与人类社会一道产生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
历史地看,在农业社会,人类共同体中所存在着的是共同利益。
在以/身份0为标识的农业社会,人的个别存在被糅合进了共同体的存在之中,所谓/个人0,实际上是以一种身份的面目出现的。
因此,某种身份所对应的利益既是这个身份共同体的利益,也是其中每一个成员的利益。
同一身份中的不同成员之间,并不具有利益上的异质性;不同身份的人们之间,也不具有利益上的同一性。
也许人们会说,一个地区以及一个族阈共同体中,会存在着诸如秩序之类的/普遍性0需要,但是,这些关涉到一个族群的共同命运的所谓利益,也只能被看作是某种共同利益。
公共利益的出现是近代早期身份共同体解体的结果。
正如梅因所说,近代历史是一段/由身份到契约0的历史,契约用它的平等性消除了不同身份之间的隔膜,并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将所有身份抽象为一个/公民0的概念,与此同时,所有身份共同体也就被/国家0所统合。
尽管国家最初同样是由身份共同体组成的,但这些共同体的身份属性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褪色。
第3章公共管理中的政府1.简述政府类型的演进历程。
答∶随着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政府类型先后出现了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典型形式。
（1）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府转型发生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业社会以王朝治理形式出现的"统治型政府"被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管理型政府"所取代。
管理型政府的管理技术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未20世纪初的管理革命。
管理型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地位，以及以法制为主的规则体系和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它只能以""管理"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
（2）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后工业社会阶段，正如统治型政府无法适应工业社会的治理需要一样，管理型政府也已无法满足后工业社会的治理需求。
服务型政府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取代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将是一次全方位的政府转型革命，服务型政府与时俱进，摒弃管理型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路线，放下管理型政府的"行政傲慢"，积极地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扬弃官僚制组织形态，转而采取更为灵活的合作制组织形态，以“政府引导合作”为宗旨来履行引导型职能。
2.怎样理解服务型政府兴起的历史必然性?答∶在公共管理中，政府类型实现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主要是由变革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决定的。
政府的存在与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社会就是政府面临的生态环境，因而，社会所呈现出的复杂性程度决定了政府的存在形式和性质。
历史地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两次大转型，政府类型的转变已经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变，而当前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型，即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将是一次全方位的政府转型革命。
并且这样一个替代过程将贯穿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始终。
2018 年7 "第19 .第4期#豪古&会科学（*文版）I44ERM04G0LIAS0CIAL SCIENCES—1. 2018Vol.39 >.4D0I：10. 14137/ki.issn1003 -5281.2018.04.010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过程与依据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公共管理学的兴起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
作为一门学科，公共管理学是在20世纪 后期兴起的，可以说是一门在21世纪成长起来的新学科。
20世纪后期以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许多 新的问题出现了，传统的成熟学科对这些问题的把握显得力有不逮，更不用说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 案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学应运而生。
在公共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建构过程中，中国学者发挥了重 要作用。
但是，时至今日，这门学科还仅仅代表的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就学科体系而言，其尚未建立起来。
所以，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成长中的学科。
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比较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已经实现了中轴性 知识的转移。
这是因为，公共管理学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出于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新问题的需要而 走上学科建构的道路。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研究视角；新兴学科[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5281(2018)04 -0062 -10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成长只有不 到20年的历史。
对于一门学科的成长来说，这只 能说是刚刚起步。
为了使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能够 走在一条健康的道路上，为了使其更多地助益于中 国的社会治理及其变革，同时也出于对整个世界遭 遇全球化、后工业化挑战时所谋求的社会治理变革 作出贡献，我们需要对这个学科范围中的研究进行 总结和反思，需要对这个学科在中国社会治理变革 中已经发挥的作用作出评价，需要对公共管理学科 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需要对公共管理 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所应承担的科学使命提 出一些预测性的意见。
在2008年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人类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重心。
人类社会每一阶段的社会治理总是与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以及结构特征相适应的。
在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时，显然是需要对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性质以及结构特征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有价值的变革。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一种领域分化的过程中，那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由于这种分化，农业社会的共同生活也被公共生活所取代了。
但是，公共生活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与共同生活的不断较量中得以发展的。
直到19世纪晚期，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处在身份共同体解体的过程中，在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双重洗礼之下，共同生活不断地让位于公共生活。
但是，20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的官僚组织化，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以及对社会的步步侵入，以官僚制组织为依托，政治生活中又呈现出共同生活复辟的迹象。
这些新兴的官僚共同体不仅彼此隔绝、互相排斥，而且在其内部强化了层级原则，公然抗拒公共生活对所有人开放的原则，从而成为一种自我封闭的共同生活方式。
随着官僚支配的确立，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转型的进程中断了，甚至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倒退，公共生活中的公共利益受到了官僚制组织的篡改，从而使政治生活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共同利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共同生活的复辟在政治实践中的典型表现是集团政治，而流行一时的法团主义则是它的理论宣言。
进入20世纪后期，由于官僚支配的加深，学者们发现公共生活出现了某种衰落。
为了重振公共生活，学者们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了努力：名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试图通过个人替换官僚制组织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方式来复制中世纪后期以来从共同生活向公共生活转型的历史；名为2009年第10期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兴衰史*张康之张乾友*本文系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子项目“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科平台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乾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北京，100872）。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q张康之张乾友内容提要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
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0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
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0,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
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
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关键词城市市民社会国家1中图分类号2D0311文献标识码2A1文章编号20447-662X(2009)04-0066-11当我们思考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时,城市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显然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学术课题。
不过,在今天国家与城市的复杂关系中,探讨从城市到国家产生的历史,是不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逻辑关系,并对处理城市、农村与国家所构成的这一体系中的一些问题有所启发?这就成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课题了。
如果把城市与国家联系起来考虑的话,人们立即就会想起古希腊的城邦国家。
的确,在古希腊,城市与国家是一体的,而且,在近代人的眼中,城市总是某种政治理想的象征,不仅古希腊城邦历来就被视作民主治理的典范,而中世纪城市也经常被人们书写成一个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国。
其实,这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在等级制度占据支配地位的农业社会,无论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中世纪的城市,都不可能具有我们今天所赋予它们的那种民主功能。
当然,历史是具有传承性的,无论是古希腊城邦,还是中世纪城市,都对近代城市与国家的形成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尤其是中世纪城市,更是通过其历史转型而直接孕育出了近代社会与国家。
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城市就是近代社会与国家的母体。
近代文明是一种城市文明,而这种城市文明首先就是在中世纪城市那里发源的。
在中世纪的等级结构之下,城市是/自由0的化身,担负着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使命。
当然,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世纪城市传播自由的使命一度被绝对国家所压制,然而,城市有着自己的发展史,绝对国家对城市所造成的压力迫使它意识到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而维护/自由0,因此,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展开了广泛的联合,其结果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而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
进而,通过市民社会重新塑造了国家,把绝对国家改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法治国家。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一、城市是自由的发源地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西欧中世纪往往被认作是暗无天日的/黑暗时代0,但是,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黑暗世界之中却有一缕微弱的曙光。
这缕曙光的发出者就是城市,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城市乃是自由的化身,并被认为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自由的源头。
当然,也应当看到,尽管城市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自由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城市不管就其自身规模还是就其在整个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尽管它植根于中世纪的土壤之中,却是作为中世纪社会的否定性力量而出现的。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韦伯才会在他的支配类型学中将城市归纳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支配0。
在他看来,作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支配形式,城市共同体中出现了自由的因素。
而/所谓这种共同体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这种团体可以免于武力强权的支配;这里-自由.之意,是说由传统来正当化(在大部分的例子中,在宗教的方式下被神圣化)为一切权威之不二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看不到了。
0¹也就是说,城市游离于由封建制度所编织的权力结构之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才是自由的。
城市所享有的独特自由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制度性的。
从历史来看,城市的自由应当是罗马帝国覆灭的结果。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一个拥有极其严密的权力支配体系的帝国形态,而且,它的权力体系主要分布在城市之中。
所以,作为帝国生活的中心,罗马的城市是不可能拥有什么自由的。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罗马后期城市的衰败,并使整个帝国的大厦随着异族的入侵而土崩瓦解。
从长远来看,异族入侵对于整个西欧政治结构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推翻了罗马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原有的权力体系,使西欧再也无法形成如罗马一般坚固统一的大帝国。
异族入侵之后,城市中原有的所有组织只有教会几乎毫发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而其他世俗权力组织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城市0一词都含有主教辖区的意思,有人还拿是否存在着教堂作为判断城市与否的标准。
可以推断,教会所以能够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可能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异族侵略者对教会的/尊敬0,而是由于教会没有与帝国权力紧密地联为一体,因而不成其为侵略者必须加以破坏的对象。
无论如何,既然世俗权力已经被击得粉碎,教会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权力体系的核心。
这一点既导致了中世纪教权对俗权的支配,也为城市的世俗生活自由预留了存续的空间。
有城市就必然有商业,这一点,即便是在罗马的/政治城市0中也不能例外。
只不过,罗马城市中的商业所从事的主要是那些满足军事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贸易。
因此,随着异族的入侵及其对贸易的封锁,在城市权力体系土崩瓦解的同时,城市商业也近乎绝迹。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无法继续通过征服和商业获利,西欧统治阶级才被迫将注意力从城市转向了农村和土地,并在土地贵族的主导下建立起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制度之下,由于无法通过土地获利,城市难以引起土地贵族的关注,从而使城市被排除在封建统治的视野之外。
这一点从封建贵族在地理位置的分布上得到了佐证。
根据皮雷纳的考察,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无一例外地坐落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之内,同样,领主们的城堡通常也都是位于乡间的。
º此外,即便是一开始曾居住在城市里的意大利贵族,后来也一步步地迁出城市。
也就是说,至少在封建制度建立的初期,封建权力曾经主动放弃了对城市的控制。
当然,随着商业的复兴,城市又逐渐成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封建权力就不可能再无视城市的存在了。
但是,当封建权力再度涉入城市的时候,城市已经悄悄地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¹º转引自1德2韦伯:5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6,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序。
1比利时2亨利#皮雷纳:5中世纪的城市6,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40页。
2009年第4期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去与封建权力讨价还价,从而使封建权力渗入城市变得不是那么容易。
同时,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教会对城市的经营也对城市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加大了封建权力渗入城市的难度。
而且,诸种权力之间的这种/竞争0关系还为城市提供了更充足的伸缩余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城市有别于罗马城市的支配方式,它是一种韦伯所说的君主权力/缺位0的支配方式,或者说,比较而言,中世纪的城市处在一种权力的/空场0之中。
虽然说城市是自由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城市位于权力版图的某些空白之处,事实上,城市也存在着等级,城市的市民也处在等级结构之中。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由于军事贵族与商业的共同衰败,城市的居民结构也变得简单起来。
根据皮雷纳的考察,当时城市居民主要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教会成员和满足教会日常需要的仆役与工匠构成的。
在这些居民中,教会的各类成员在等级体系中都拥有自己的明确位置,而那些仆役与工匠的等级地位则相对模糊。
尤其是在封建制度建立之后,他们往往成了没有领主或暂时不处于领主之下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由于身份的模糊性而获得了某种自由的属性。
不过,由于他们能够在最终的意义上都被找出一个领主,他们的自由只是暂时性的,并不能使自己拥有一种自由的身份。
真正使自由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乃是在商业复苏中兴起的商人阶级。
即便商人也有他作为自然人的出生地,但那个出生地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他的承认与否,他若不承认,他原先的领主拿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相反,很可能还存在着他原先的领主巴结和讨好他的情况。
就此而言,商业是自由的土壤,而商人是最早获得自由的人群。
/打工仔0意义上的市民表面上看来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是不稳固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
一般认为,从11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
如果以出生率的提高为标志的话,西欧人口是从11世纪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在农村中产生了大量闲置劳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大型工程得以开展,农村也进入了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垦荒期,从而使领地的范围不断扩大。
由于领地范围的扩大,原本对城市比较冷漠的领主们出于各种目的又开始兴建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居民显然只能是那些因为闲置而流出原领地的劳动力。
重要的是,这些新建城市也拥有一种似乎是天然的自由属性。
同时,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则标志着地中海重新回到了欧洲的怀抱,结果是使东西方的商路被打通。
随着商路的开通,商业也开始复苏了起来。
在商业复苏的过程中,那些背井离乡的闲置劳动力找到了新的谋生之路,往来各处进行贸易,并自然而然地在城市中聚集起来。
在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之下,/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
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
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
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众不同。
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
可以说他们依惯例和时效而获得了自由。
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
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
0¹由此可见,商人实际上钻进了中世纪法律体系与权力结构的缝隙之中,并成为了这个缝隙之中的/自由人0。
随着商业和商人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也开始崭露头角。
当然,市民并不都是商人,但在最初,他确实就是那些与商业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人。
就市民的概念而言,除了商人以外,还包括那些从事商品的装卸与运输、生产一切经商所需用品、以及满足所有这些人日常生活需要的手艺人。
城市最初可以通过原来的那些仆役与工匠来提供这些人员,但随着商业与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类人员就只能来自城外,即从农村获¹1比利时2亨利#皮雷纳:5中世纪的城市6,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1页。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取。
与商人不同的是,这些主要来自附近农村的人并不天然的是自由人,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领主认出并带回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