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湛仁:吴门名医吴怀棠先生及其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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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2015年11月第10卷·680·结节红斑面积减小。
舌红苔中根腻,脉浮。
腹诊:脐右稍有压痛。
处方:上方加牡丹皮10g。
7付。
后以上方为基础方加减,服药一个月,结节红斑痊愈,其他症状也有所减轻。
刘保和教授腹诊理论,与相应经方应用小结:在临床治疗疾病过程中,刘教授擅长抓住疾病的本质,和腹诊的特点,以及经方运用的规律,将理、法、方、药统一起来,刘教授腹诊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结合运用,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腹诊是四诊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腹诊理论与经方结合起来,能够使临床辨证更加准确,从而早期发现疾病变化,提高疗效。
腹诊方法和脉诊、舌诊相比,相对来说更容易学习,更容易掌握,也更加客观,有必要进一步推广。
腹诊起源于中国,作为中国中医工作者就更有责任和义务将其继续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1]曹丽静,刘保和.刘保和依据《难经》腹诊理论活用经方经验[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4, (2).[2]宋金岭.伤寒杂病论,腹诊理论及临床应用研究[D].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1. DOI:10.7666/d.y1992123[3]庄昭龙.中国腹诊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对照研究[D].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MLA[4]岩崎.GB/T 7714. 日本汉方伤寒派腹诊方法与理论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5]张朝玉,崔向南.黄帝内经》腹诊理论初探.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5(3):12-14.[6]候美英,余晓清.《金匮要略》腹诊运用浅析.江西中医药,2006 1(37):15.[7]周埼,刘敏.从“腹诊”看日本汉方医学的没落.辽宁中医学大学报,2010.12(6):152-153.[8]宋金岭.愈根初对腹诊的发挥与贡献.中医研究,2014.11(27): 62-64[9]李夏平,腹诊在恶性肿瘤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8.22(7):75—77.[10]陈锦团.腹诊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及应用.江西中医药,2011,10(42): 7-8[11]王琦.中医腹诊研究与临床.中国中医药,2012-8-1.作者简介:刘丽,女,出生于1968年9月份,本科学历,天津中医药大学在读硕士,职称:副主任医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
吴门名医录》之曹鸣高学术思想简介曹鸣高(1907-1985),江苏苏州吴县人,生前为南京中医学院教授。
其祖父沧洲,系清光绪帝御医。
曹氏世传六代业医,擅治内外诸疾。
曹老幼承家学,自幼随祖父曹沧州,父亲曹黼侯学医,17岁即悬壶行医。
1954年为了振兴江苏中医事业,曹老应聘前来南京,参加江苏省中医院筹建工作。
嗣后,主持门诊部和内科工作。
曹老家学渊源,医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对肺系病和调理脾胃尤有专长。
诊治杂病,于温阳、活血通脉方药之运用尤有独到经验,屡起沉病,声誉卓著,曹老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热心教学工作,1964年还被特邀参加全国中医学院二版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繁忙工作之余,曹老还经常记录读书心得,亲手整理典型医案,撰写学术论著,晚年虽已多病体衰,但还亲自审订《吴门曹氏三代中医学术经验选集》,为继承发扬吴门曹氏学术成就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将给后学以有益的启迪。
曹老从医六十年,以内科杂病为长。
他临床辨证精确,用药严谨,对疑难杂症往往用变法而获效。
今择其鳞爪,以供同好。
哮喘之治重在培本曹老治哮喘,宗丹溪“未发扶正,已发攻邪”之旨。
根据哮喘的发作特点和兼证,分为重寒、寒包热、痰火及湿痰四证。
按常法治疗,并注意患者每一细小变化进行加减,对控制哮喘每获速效。
如有一哮喘患者,持续发作五月,日夜频发二三次,发时胸闷,胁痛,鼻煽,烦躁不得平卧,痰黄粘稠,口苦而腻,舌苔白、质红,脉左细弦、右弦大。
经用射干麻黄、温胆、泻心等法治疗,势缓而未能控制。
详察发病原因与缓解过程,多与饮食与大便有关,倘多食则发作势剧,大便通畅则缓减。
曹老从阳明痰火上逆,肺失肃降辨治,用承气汤合射干麻黄汤加减,并嘱控制晚餐。
服药五剂,哮喘控制。
对小儿及青少年哮喘,曹老多从辛温苦寒,散邪清里并进,以小儿、青少年不知调其寒温,外邪易侵,兼之食物偏嗜,痰热内盛之故,每投射干麻黄汤合泻白散加减以平哮喘,后予养肺阴,固卫气,健脾运,清痰热以治本。
《吴门名医录》之名医陆观虎学术思想简介陆观虎,江苏吴县人,(1889~1963),系清代名医陆九芝后裔,家学渊源,早年从师苏州名医李彤伯先生门下,造诣颇深,时曾叔祖陆晋笙公业于京,颇负盛名,遂为其叔所赏,授自著《(鱼孚)溪医论》十余种。
先生乘承祖训,颖而好学,锲而不舍,遂得其所长,且能融铸古今,贯穿各家,而自成一家。
先生对温病、妇科研究颇深,并有独到之处。
自1930年初悬壶于津门,因医理深邃,疗效显著,求诊者门庭若市,络绎不绝,先生每起沉珂,名噪当时,在国内称为上手,为全国名医之一。
陆先生,素以辨证精细,立法严谨,处方轻灵,方药简练而著称。
用药只廖廖几味,看似平淡无奇,但效果非凡,深得国内外病家信仰,此皆得力于天士、士雄之学也。
先生虽诊务繁忙,然平易近人,在救民疾苦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陆老医德高尚,不仰权贵,不鄙低贫,诊费低廉,有求必应,常为贫苦者施诊施药,深受群众爱戴,号称“壹毛先生”,每开一方必经细审,用中指点药核对,药味份量,炮制禁忌,逐一斟酌,然而医界流传,化符念咒实属诽谤,这正是陆先生精细之处,为医务界树立了一生分毫无差错的一面旗帜。
陆老不但是临床实践家,而且积极从事祖国医学的教育事业,培养后学,举办传染病防治学习班,创办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医院、中医学院等,贡献殊多,曾获得很高的荣誉,先后任中医医院院长,中医学院院长,中医学会会长,并任天津市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曾多次为灾区捐款,购买飞机大炮为抗美援朝献金。
在晚年,自愿将一生所珍藏的图书,捐献归公,为后世中医造福。
真可谓“爱国医民两大纲,承先启后重医林”。
祛邪宜早达邪务尽一般治外感时邪,阳症以祛邪为主,阴证以扶正为主,此为常法,先师对外感热病的论治主张祛邪宜早,达邪务尽。
对于这一论点,既不要脱离理论,具体情况要灵活运用,既要了解《内经》所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一方面,又要了解“虚处受邪,其病则实”的一方面,所以《内经》所说的“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吴瑭重阴救阴学术思想探讨标签:温病学;重阴救阴;吴瑭;中医各家学说清代吴瑭《温病条辨》是温病学说的标志性专著,“重阴救阴”学术思想贯穿其中,在酸苦辛甘咸淡中审度,由寒热虚实中辨证立法,创立了理法方药较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
其学术思想对中医立法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方法的革新和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大意义。
现探讨如下。
1 理论渊源《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
”在阴阳基本关系中,阳气是主导,具有主动性,阳以阴为用,在消耗阴精以维持生命活动的同时又对阴精有顾护和滋长的作用;但阴阳互根互用,如阴精耗尽,阳气则无所依从。
故《伤寒论》在扶阳气基础上,注重存津液的重要性,并强调津复以“小便利”为指征来判断疾病由重转轻向愈方面转化。
之后,朱丹溪“治伤阴者,重在脾肾,以精血为要”,其“阴”泛指供“阳”为用的各种储备,如气、血、精、津、液等有形或无形的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救阴”实质是保全精气、正气[1]。
吴瑭“救阴”思想遥承《内经》、《伤寒论》、朱丹溪等。
《温病条辨·原病篇》说:“盖谓冬伤寒则春病温,惟藏精者足以避之……盖能藏精者,一切病患皆可却,岂独温病为然哉。
”指出人体阴精充足,机体抗病能力强,外邪无隙可乘。
若阴精耗损,机体抗病能力弱,邪气乘虚而入,易发温病,故“病温者,精气先虚”,强调“伤阴”是温病发展变化的病机关键,阴精的盛衰是关系温病传变预后的关键,阴精“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
温病中的死证以阴精消亡为主要原因,治法上“泻阳之有余,即所以补阴之不足”。
故临证应重视“救阴”,治宜“救阴为主”。
2 救阴法则因温病不同时期其病理机制各异,故救阴之法又有坚阴护阴、育阴养阴两大法门。
坚阴护阴重在消除热邪,坚固、保护阴津;育阴养阴即重在培育滋养阴津。
此二法分别着重于祛邪与扶正两方面来达到救阴之目的。
2.1 坚阴护阴本法主要通过清热、泄热等祛邪手段达到保护阴津目的。
吴门名医心诚善手到病除为良医作者:李福来源:《现代养生·下半月版》 2019年第11期李福谭福泉,字志清,号谭院。
男,1956年生,籍贯苏州吴县人。
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从事医学教育,临床工作四十余年。
在国内外医学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有较高的医学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后又经浙江大学EMBA 经典总裁班深造,已经成为复合型专业人才。
谭福泉主任,擅长中医,贯通西医。
研究吴门医学精髓,传承吴门医学精神,夯实中医内科功底,也精于骨伤科领域,耕耘出许多成果。
率先进军“治未病”范畴,触类旁通基因检测,细胞抗衰老,干细胞和中药抗肿瘤。
在中医整体观念,辩证施治,二十四节气养生保健,调理康复等方面精益求精,均有很好的建树。
吴地多儒医谭福泉与中医结缘,是顺其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提及吴门医派延传数百年的辉煌历史,谭福泉的眼神中就充满了自豪感。
出身于吴地的谭福泉,从小就氤氲在吴门医派浓郁的医学氛围里,吴门中医医理精微深奥,名医辈出,常年的耳濡目染,让他对于中医的喜爱日愈加深。
而让他坚定做一名中医的想法是因为一次意外,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谭医生在一次意外中不小心关节脱位,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让他的病情耽误了两三天,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让谭医生意识到中医的重要,也让他下决心当一位可以治病救人的中医。
经过刻苦的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的进入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进修深造,从此走上从医之路。
大学毕业后谭福泉医生跟随吴地名医研习中医之道,在苏州中医院兢兢业业工作10年间,他精研吴门医派精髓,将中医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医学知识与临床经验相结合,不断积累自身的知识和经验。
在工作之余虚心向苏州知名老中医请教,跟随他们为病人诊脉、开方,在传承中医的道路上,充分发挥所学,为他在内科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由于他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慕名前来找谭医生看病的患者始终络绎不绝,他的诊室每天都人满为患。
在看诊过程中,无论多忙,他始终保持亲和的态度去对待病人,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淡定从容与医者正气。
吴湛仁:吴门名医吴怀棠先生及其学术思想一、吴先生传略家父吴怀棠,江苏省名老中医。
名文棨,1917年7月出生于姑苏阊门石塔头,殁于2011年3月,享年95岁。
幼时曾就读于周王庙弄培养小学,继至上海民立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1934年师从苏州名医经绶章先生,1939年学成在金门香肠弄开业行医,精研岐黄之学,常怀割股之心,视病不分贫富,遣药重在效用,专攻伤寒温病,以至获效甚众,三五年后,已誉满阊胥,在当时“五洋帮”、“眼镜帮”、“苏北帮”中名气甚响,还和麺馆业建立了特约就诊关系。
与同门师弟兄朱襄君、沈养吾、沙星垣、奚凤霖、吕一平等共同创立“经氏学社”,一起探讨中医学术,交流临证经验,在苏州中医界有一定影响。
解放前几年,西医在苏州发展甚快,由于“盘尼西林”、“雷米封”等西药较多使用,中医业务大受影响,父亲因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了六年中学,英文基础扎实,在徐维达等有名西医的帮助下,自学了解剖学、生理学、近世内科学等西医知识,还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但坚持西学中用,救人为先。
解放初期,曾到邮电局筹建职工医务所,由于这一经历,为日后投入中西结合教学工作打好了功底。
由于热爱中医,二年后又自行开业,并收金士璋、徐文华、许祖浩、曹福英、吴定娟五位门人,家中一时书声朗朗。
当时正在开展合作化运动,为响应号召,与同道金绍文(儿科名家)、施和生(推拿科名家)、朱筱良(外科名家)等在西中市创办中市联合诊所,业务非常兴旺。
1956年12月奉调参加中医教学工作,曾任苏州中西医结合讲师团讲师,后又任苏州市卫生局教学办公室主任、苏州中医专科学校教务科长、苏州市中医医院科教研办公室主任,期间还兼任苏州市中药固有成方配本整理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中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学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协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从事中医教学工作的十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由于当时缺少中医教材,有的都为刻写的油印本,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大都从临床医师中抽调而来。
吴瑭及其《温病条辨》的学术思想研究关键词吴瑭温病条辨温病三焦辨证中医学术发掘文献研究《温病条辨》由清代著名医家吴瑭著于嘉庆三年(1798)。
该书创立三焦辨证纲领,由上及下、由浅入深,旨在“认证无差”。
后世认为,此书创立的三焦辨证体系与张仲景伤寒六经辨证理论、叶桂温热病卫气营血辨证理论互为羽翼,成为温病创新理论之一。
1吴瑭其人其书吴瑭(1758—1836)。
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清代著名医家,其学术思想对后世温病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吴瑭少时习儒,19岁时其父亲病重年余,终至不起。
吴瑭悲痛欲绝,心中愧恨难言。
觉得身为人子,却因不懂医学,而在父病之时无能为力。
于是,他在习儒之余,兼以自学医理。
后来,看到了张仲景《伤寒论》中“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
慨然决定,放弃举子业,专心攻读医书。
至学医4年,其侄巧官患温病喉痹。
先请外科医师,用冰硼散吹喉,病情加重。
此后,又延请了多位医生,所用之药大多是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类,依然无效,其侄发黄而死。
当时,吴瑭医学造诣还不高,不仅未能对此进行评价,还不知道应当选用何方。
这更坚定了吴氏研究医学、专攻温病的决心。
又3年之后,吴塘去京师参加检校《四库全书》,得到了接触大量医学著作的好机会。
他广泛阅读。
用心体会,逐渐有了较深刻的感悟,学识大有长进。
但是,吴氏生性谨慎,未敢轻易为人治病。
一直到了乾隆五十八年(1794),吴瑭已经36岁,北京温疫大流行,在朋友们大力劝说下,吴瑭才一展身手,救治了重病患者十数人。
在医疗实践中,吴瑭深切地体会到当时的医生治病缺少正确的理论和治法,十分感慨“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长期的阅读积累,又经过成功的临床实践,吴瑭开始著书立说,希望能完成一部真正切合温病临床实用的医学著作。
他广泛采辑自《内经》以降历代名贤著作,去其驳杂,取其精华,并附以本人的学术见解与临床经验,合成一书,名日《温病条辨》。
吴门医派的精髓——温病学说温病学说可以说是吴门医派的精髓中的精髓,正因为温病学说的创立,吴门医派一脉传承的灵与魂才得以完美统一。
温病学说明确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从理论到治法上都拓出了一条新路,温病学说的创立是对中国医学发展的一项巨大贡献,是整个中国医学发展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继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中医又一大发展创新。
而今,运用温病学理论,雷允上药业的六神丸、香菊感冒颗粒等中成药,在对抗非典和预防禽流感等方面都起到独到疗效,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医传统医学在明清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温病学的兴起与发展是清代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耀眼的亮点。
可能正是因此,范行准说:“传染病在各历史时期,一向占重要地位,因它占各病中十之九……。
清代三百年来医家的聪明才智,几乎都尽于此。
所以清代医学上最重视传染病,也是中国医学历史上最突出的一个现象。
”而且,温病学是在江南或其周边区域发展起来,温病学的中心在江南。
温病学说作为吴门医派的精髓,是在吴地中医理论研究者与临床医学专家的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温病学派的诞生,促进了中国中医药史的巅峰。
自古以来,旱涝、风蝗、地震、海啸各种灾害往往都会增加疫病暴发或流行的机会,历史上继发于灾荒之后的疫病屡见不鲜,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荒之后,必有大疫”。
据文献记载,汉唐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苏州及邻近地区先后发生过数百次的疫病流行。
明代二百七十六年中有六十四次疫病流行,清代二百九十五年中大小疫病流行不下三百多次。
由于干旱、水涝、海啸等灾害摧毁了城镇村落,生活环境恶化,饮水被污染,淹溺、受伤、冻馁及病死的人畜众多,尸体浅埋处理或暴尸荒野道旁,形成污染源,造成了疫病流行的条件。
因此,对瘟病的关注和研究,向来是医家们关注的焦点。
相传先秦时的《黄帝内经》,曾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可见华夏先民们已注意到这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疫病。
东汉时河南张仲景亦曾痛感建安以来疫病的流行,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然而未满十年,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就有七十人。
吴湛仁:吴门名医吴怀棠先生及其学术思想一、吴先生传略家父吴怀棠,江苏省名老中医。
名文棨,1917年7月出生于姑苏阊门石塔头,殁于2011年3月,享年95岁。
幼时曾就读于周王庙弄培养小学,继至上海民立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1934年师从苏州名医经绶章先生,1939年学成在金门香肠弄开业行医,精研岐黄之学,常怀割股之心,视病不分贫富,遣药重在效用,专攻伤寒温病,以至获效甚众,三五年后,已誉满阊胥,在当时“五洋帮”、“眼镜帮”、“苏北帮”中名气甚响,还和麺馆业建立了特约就诊关系。
与同门师弟兄朱襄君、沈养吾、沙星垣、奚凤霖、吕一平等共同创立“经氏学社”,一起探讨中医学术,交流临证经验,在苏州中医界有一定影响。
解放前几年,西医在苏州发展甚快,由于“盘尼西林”、“雷米封”等西药较多使用,中医业务大受影响,父亲因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了六年中学,英文基础扎实,在徐维达等有名西医的帮助下,自学了解剖学、生理学、近世内科学等西医知识,还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但坚持西学中用,救人为先。
解放初期,曾到邮电局筹建职工医务所,由于这一经历,为日后投入中西结合教学工作打好了功底。
由于热爱中医,二年后又自行开业,并收金士璋、徐文华、许祖浩、曹福英、吴定娟五位门人,家中一时书声朗朗。
当时正在开展合作化运动,为响应号召,与同道金绍文(儿科名家)、施和生(推拿科名家)、朱筱良(外科名家)等在西中市创办中市联合诊所,业务非常兴旺。
1956年12月奉调参加中医教学工作,曾任苏州中西医结合讲师团讲师,后又任苏州市卫生局教学办公室主任、苏州中医专科学校教务科长、苏州市中医医院科教研办公室主任,期间还兼任苏州市中药固有成方配本整理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中药学术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学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协会副主任、苏州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从事中医教学工作的十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由于当时缺少中医教材,有的都为刻写的油印本,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大都从临床医师中抽调而来。
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他常为编写教学讲义至夤夜,常为教学进程而无眠。
为筹划中医专校图书馆,拓宽教师和学生的思路,抓好中医经典教学,体现苏州中医传统特色,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据说他用两万元一并购买全市各新旧书店所存的中医古籍近万册,其中不泛中医善本、孤本、抄本。
现仍藏于苏州市中医医院图书馆,价值连城,可谓镇院之宝。
国内中医医院拥有如此丰富的中医古籍,确属凤毛麟角,亦为当前筹建《吴门医派研究院》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1956年至1966年,全市连续开办三期中医学徒班,近百余人,学成后充实中医临床各科,使后继有人。
市中医医院、各区医院,乃至联合诊所、厂矿卫生所都分配到学徒班毕业的中医人员。
1958年苏州中医专校开办后,招收苏州专区各地学员近二百人,由于大跃进后连续遭遇自然灾害,该校在1960年“下马风”中被停办,学员亦均遣散,有的改行,但也有相当一个部分继续想方设法学习中医,成为中医临床医师。
这种中医培养方法为苏州独有,中医功底扎实,鲜有改行者,可谓杏林春晖,橘井秋硕,桃李遍于江南。
其中姣姣者,如金士璋、徐文华、费国瑾、何焕荣、龚正丰、杨大祥等一批均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有的还享受国务院特贴。
1966年夏,文革开始,苏州中医教学工作受到冲击,原拟开办的中医学徒第四班的计划被取消,父亲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屡遭批斗。
1969年冬,被宣布解放。
他响应“六·二六”号召,同中医院一大批医务人员下放到苏州地区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市中医医院也被改为“东风医院”。
父亲被安排到太仓陆渡公社卫生院中医科工作。
至1975年,一直在农村第一线从事中医临床服务,深受当地民众欢迎。
1976年,苏州地区人民医院复业,萧伯宣仍任院长,苏州地区卫生局将父亲与其一起下放的著名中医沈养吾、尤怀玉、王寿康、杨寿元以及金士璋、费国瑾、周平、唐爱梅、严莲芳等先后调入地区医院,使其中医科力量大增,仅次于市中医医院,业务十分兴旺,每天门诊量达三百余号,还设立了中西医结合病房。
父亲曾任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地区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和苏州地区科技协会委员、江苏省中医内科学会委员等职,1979年被列为江苏省名老中医。
在此期间,他积极推动地区中医学术活动,开展县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还组织编写了一批中医学术交流资料。
又和师兄江苏省名老中医、省军区总院中医科主任沙星垣等一起推进“仲景学说”学术研究工作,1982年底,还出席了在河南南阳召开的首届全国仲景学说研讨会。
他积极参加省中医学会开展的相关中医学术活动,又带教了一些中医学生。
被聘为《吴中医集》编委会顾问组顾问。
父亲1987年10月退休,直至2000年夏,每周五上午仍在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原地区人民医院,1983年地市合并后改称)上中医专家门诊,求诊者甚众。
作为无党派社会知名人,自1957年起,父亲连任八届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提出关于振兴苏州中医和城市绿化树种多样化、环城河道驳岸清理整修的建议,均被政府采纳。
如中街路的冬清树、古市巷的杨柳树、虎丘路的银杏树等,多为那时先后栽种。
金门南新桥堍清理驳岸,竟挖出数千根木桩,虽然年代久远,但常没水中,并不腐烂,连日观看者甚众。
二、吴先生临证“三辨”和用药之道家父无论从师业医,作风严谨,重在务实,一生熟读内、难、伤寒玉涵经典,功底扎实,又不时吸纳时新,锐意进取。
家中藏书丰厚,广采博学,最喜《素灵类纂》、《伤寒贯珠集》、《金匮翼》、《临证指南》、《温病条辨》、《本草从新》、《验方新编》等中医书籍,时至九十高龄,尚能背诵诸多经典及《汤头歌诀》,百读不厌,温故而知新。
在临证中,他既坚持“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中医特点,又重视四诊合参、舌脉并重的诊察实践,力主辨证、辨病相结合,提出了“辨证(证候)——辨病(具体病种)——再辨证(证型)”的思路,在临床和中医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非常有用,因其通俗易懂,便于记忆。
如在其撰写的《金匮讲义》中,就分门别类的对各个病种之脉因证治,都详加论述,有些看法非常独特,很是实用。
他又专门写了《消渴》、《黄疸》、《痰饮》、《脾病》、《泄泻》、《小儿夏季热》、《脾胰考》等有益于中医辨病参考的文章。
在我随父亲学中医的几年中,要我同时整理历代中医所用的病证名称,从中发现,中医其实历来都非常重视辨病,如伤寒、痢疾、中风等急慢性病名一直沿用至今,包括食道癌(隔气)、胰腺癌(伏樑)、肠癌(肠蕈)、乳腺癌(乳癖)、消渴(糖尿病)、痨病(结核病)等,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医典籍中都有记载。
当时还立项(江苏省中医管理局指导性课题)开展中西病证名对照科研工作,在古旧书店以及旧书摊上还真的觅到了余云岫的《中医病证源流》和《病源辞典》、《简明中医病证名词典》等相关书籍,抄录了二千余份病证名词卡片,对中医临床很有帮助。
在当今,无论写录病史还是与患者及其家属解释和沟通病情,只讲辨证不讲辨病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家父在中医教学和平时带教过程中,一直坚持这一观念,对他们都是非常有益、非常实用的。
至于用药之道,父亲常说用药贵在切病,千万勿执一,勿畏缩,勿焦躁,勿好奇,勿迟误。
虽风俗习惯有古今南北之不同,人体稟赋有强弱优劣之差别,但只须对症下药,务求切病,自然会有良效。
轻病不用重药,重病不用轻药,配伍要精当,用药要简廉,经常给我们讲述姑苏名医曹沧洲进京为太后诊病的故事,治病用药不看贵贱,用三钱罗卜子治愈了太后的食滞气郁的病证,就是直达病所。
不要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贯用补剂了事。
因此,当泻则泻,当寒则寒,当温则温,当补则补。
虽抵当、承气之类不嫌其猛,桂附、理中之属不嫌其温,参、芪厚味之品不嫌其补,知柏、龙胆之剂不嫌其寒,良医善用峻猛之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有病病当之矣。
回想随父临证多年中,有些病例记忆犹新。
如1981年春,我同场好友之妻沈某,因妇科疾患住院治疗,继而出现“DIC”证,龈血、尿血、宫血如注,用西药止血无效,发出病危通知。
后请我父亲会诊,认为属血脉瘀阻,气阴两亏所致,乃用犀角地黄法治之,其中用生地、太子参各125克,丹皮30克,赤芍30克,另用广角粉一支,连服二剂,竟力挽狂澜,血止而转危为安,继用益气补血之剂以善其后。
家父云,治血证用此法不为奇,而用此剂量则罕见也。
因其阴虚而血热,再因气虚而血瘀,故非投大剂凉血化瘀、补气摄血之品不可。
嘱我读唐容川《血证论》,自可理解中医治血证之妙法矣。
我满师临证后,亦曾用此方治多例血崩,神效如前,并不因所谓吴门中医一贯用药轻清而坐失良机。
经方味少而性专,使药力直达病所为其特点,施用“毒药”(峻猛之品)亦不在少数,其中十枣汤就是一例。
记得在1980年,有一年壮之渗出性胸膜炎患者住我院治疗,因久闻父亲善用十枣汤治此病证,故请会诊,详读病史,属悬饮无疑,即用此法逐水消饮。
用生芫花、生大戟、生甘遂各3克焙干研末混和,大枣二十枚备用。
翌晨空腹用十枚大枣煎汤送服药末3克,不得再进水进食,患者在此一上午,腹泻十余次,后都为稀水,午后令服温粥一碗,其泻立止。
虽然大泻十余次,病者反觉轻松,胸闷咳呛大减,五日后复摄胸片,示胸水吸收几净,免受抽液伤体(因大量蛋白流失)之苦,西医继用抗痨药治之而获全愈。
家父云,大病用重药如乱世用重典,生芫花等三味逐水之品虽为峻烈,但只要切病,又用枣汤护胃,不足虑也。
父亲早在1956年就在《上海中医杂志》发表过关于十枣汤治悬饮的多篇论文。
他还根据名医马友常先生经验,善用含巴豆制剂的三物备急丸治产后、手术后、老年人虚秘和寒秘,效如鼓桴。
惜乎!因上药碍疑有毒,在不做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已用千年之效方,近年却被简单地宣布禁用,中医治病之利器被夺也。
其实目前的西药,如化疗药、激素、乃至抗生素的毒副作用亦路人皆知,还有滥用之弊,却还在推波助澜。
又如德国人发明用中药砷剂(砒霜)治白血病,出口转内销而又被国内医药界认同,这个双重标准值得反思。
中医治常见病、多发病,贵在“简、便、廉、验”四字。
在下乡太仓期间,当时农村都为劳作辛苦之人,起早带黑,受风寒、饮冷水、染虫毒者甚多,故研用“赤石脂散”以治疗胃病、上消化道出血,研用“皱肺丸”以治疗慢支肺气肿,研用“硝石矾石散”以治疗胆囊炎、胆结石,研用“消风散”以治疗感染钩虫之急性咳嗽,价格低廉,效果明显,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三、吴先生三大学术成果述要父亲行医教学六十余载,著述颇丰,其影响较大者有三,一是由其主持编写的《固有中药成方配本》,一是《伤寒论提要》和《金匮讲义》,一是《脾胰考》。
固有成方是中医学的宝藏,但因年代久远,辗转传抄,往往失真,同一成方,各中药堂号配方不尽相同,以致影响疗效。
1955年,苏州市卫生局成立了苏州市中药固有成方整理工作委员会,父亲任副主任,组织有关中医中药人员,对本市有效的成方进行了整理,前后经三百五十二次会议,最后总结选定出成方三百六十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