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及评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高校学生的经济救济第22卷第4期2007年4月乐山师范学院JournalofLeshanTeachersCollegeV o1.22,No.4Apr.2007抗战日寸期国民政府对高校学生的经济救济王朝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抗战时期,FI军刻意破坏我国文化教育机关,妄图摧毁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以毁灭中国人民的抵抗精神.为保存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国民政府联合社会各界及各高校,积极行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采取多种救济措施,对战时高校学生给予经济及其他方面之救济,帮助其完成学业.抗战时期,高校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国家高等教育不至中辍,一定程度上依赖此种救济.鉴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关键词: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经济救济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07)04-0096—04抗战爆发后.我国高等学校因遭到日军刻意毁坏而纷纷迁往内地.战区学生为求学深造,也跟随学校迁往内地入学.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救济学生的法令,政策.关注学生战时生活便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然而抗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专门研究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的着作较为少见,即使直接论述高校学生生活的文章,也因为论述的主旨不在于高校学生救济,所涉及的内容就很少,有些仅略为提及,寥寥数语,语焉不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大学及其中的一些问题关注逐渐增多.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以来高校学生救济的研究仍然较少,同本论题最为相关的论文有凌兴珍《民国时期的学生免费公费制》(《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6期)一文,研究了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政府及学校在民国教育收费FI趋高昂,社会政治经济FI趋恶化,教育平等思想FI渐普及以及战争等特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学生免费公费制及其作用和影响.救济:按刘家丰主编之《现代汉语辞海》(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解释,指用金钱或物资帮助灾区或生活困难的人.教育救济是国家或社会为保障适龄人口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物质和资金上对贫困学生提供的一种必要补充,对困难家庭子女实施有效的救助.是普及初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公民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tl.教育救济政策属于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救济是政府开展的社会救济项目之一.而社会救济简单说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就像因某种疏忽脱节,失调与冲突而发生不幸,不良,不平或不安之状态时,而加以援助纠正调整或改善的一种社会工作或体系.社会救助是一种不同于社会保险和其他形式社会保护制度的制度安排,它有自己特定的对象群体和服务手段.从以上概念出发,教育救济就是国家通过财政拨款以现金或实物(服务)的形式帮助贫困个人或家庭接受教育的行为.本文所讨论之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经济救济是指在抗FI战争的特定时期,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管辖之高校经济来源断绝之战区学生进行的经济援助.抗战爆发后.日军认为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为达到长期统制中国的目的.他们极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残我教育文化机关,妄图以此消灭我国固有之文化(《教育通讯》,1947复刊第2卷第9期第3页).因此,战争开始后,我国教育文化的损失非常惊人.到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遭到战争破坏的有91所,其中全部被敌人破坏的达10所.25校不得不因战争而暂时停办.战争爆发前,各校教授教员共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22人.战争发生后,受影响的教员达2000余人,学生20000余人,占全数的50%.高校蒙受的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可知者即达收稿日期:2006—10—30作者简介:王朝辉(1978-),男,湖北孝昌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3636万元之巨,间接损失无法估量,"以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随着战区的扩大,长江下游及华北各大学学生为了完成学业,纷纷随学校迁移至内地或其他安全地带求学.这些学生与陷在战区的家庭隔断,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困难,亟待救济.他们向国民政府呼吁:"教育为立国根本,虽在战争紧急时期,亦绝不可完全废止.故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尤其是教育部当局,尤要重视青年的学业,对平津以及其他战区同学的求学问题,能谋妥善的补救办法,……同时我们还希望政府及教育部能够顾念到我们学生实际的困难,平津以及其他战区的同学,现在不仅是失去了学校,而且失去了自己的老家,不仅是学膳费用无所出,而且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于维持,希望政府能够切实救济."为维持学生生活,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流亡学生进行了经济救济.其经济救济方式主要可分为三种:贷金,免费公费及奖学金.资金,亦称贷学金,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贷款给战区学生以维持生活的一种经济救济措施,包括膳食及衣服等各项费用.所谓战区,即战事已发生之地区或国内一切最易受敌人攻击之地区,由教育部会商军事机关后以密令通告目.国民政府贷金之目的为救济由战区退往后方之求学青年,并以此争取战时青年学生.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实施这一措施有两大意义:一是救济家在沦陷区学生,以收揽沦陷区学生家长之心,免其充当汉奸.二是同共产党争取青年.悯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1条,规定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需救济者,得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二种,按当时膳食价格,全额每月8元或10元,半额每月4元或5元,以所在地生活费用及学生之实际需要决定之(《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1,2,3期合刊,1938年版第26页).1939年秋,鉴于家在战区之贫寒学生多无力制备棉衣,教育部订定《二十八年度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发给战区贫寒学生棉衣费贷金办法》,规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确属贫寒之战区学生,1939年度可向所在学校申请棉衣费贷金.规定学生棉衣费贷金全额每名不得超过20元,半额每名不得超过10元,其数目由各校视所在地情形酌定之.学生所领棉衣费资金,其偿还期间不得超过抗战结束三年以后.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亦得参照该办法发给战区贫寒学生棉衣费资金,并呈请教育部酌量补助(《齐鲁大学校刊》1939年第1期第3—4页).1940年,物价不断上涨,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甚钜,乃重新修订贷金办法.以每人每月食米二市斗一升市价,另加燃料油盐菜蔬厨工工资等费用为计算标准,全贷者每月给全数,半贷者月给半额.同时对自费生亦补助膳食贷金,其办法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为全补半补两种,全补者除学生自缴18元外,补助其超额之半数,半补者补助其超额之半数.此外又订零用资金,特别贷金等办法,前者规定每名3元,经济较困难之学生可以申请此项贷金,但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总人数百分之六九,后者分服装书籍两项,金额每名每学期20元.半额l0 元,经济特别困难之学生于膳食贷金外,尚可申请此项贷金,惟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总人数10%(《申报》, 1940年1月10日,第二章,教育消息).1941年,又将上述规定予以综合,公布了《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资金暂行规则》.其要点为:第一,战区生膳食分为甲乙两种,以每人每月食米二市斗一升,照学校所在地中等熟米市价,另加副食费(即燃料油盐菜蔬T资等)为计算标准.凡属战区生经济来源断绝者视其私生活情形,分为甲种或乙种贷金,甲种贷给全额,乙种除由学生自缴18元外,贷给其超额.第二,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亦分甲乙两种,甲种与战区乙种贷金相同,乙种除学生自缴18元外,贷给其超额之半数(《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2卷第1 期,1941年,第2-4页).同年8月,教育部颁布《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对战区生贷金的种类标准,申请审查,奖惩办法及偿还办法等都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规定(《教育公报》第13卷第15,16期合刊,1941年8月31日,第2-4页).教育部关于贷金的法令颁布以后,各高校大都按照教育部制定之办法实施贷金,同时也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酌予变更,制定更为细致的实施办法.1938年教育部颁布贷金办法后,西安临时大学将战区学生服务津贴改为贷金.为保证贷金确实救济真正贫寒战区生,西安临时大学规定了不能申请贷金的情况,使贷金申请的范围更为明确,保障了战区清寒学生的利益.西南联大因战区学生须救济者人数较多,乃临时变通,将月贷金金额酌予减少至7元,而将学生贷金名额稍为扩充至341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5)学生卷,第616页).用同样的经费救济更多的战区贫寒学生.四川大学规定"每月发放贷金期间如有逾期不领者,由出纳课通知会计室制票收回"(《国立四川大学校刊》,1939年第七卷第十八期,第9—10页).在贷金的发放上,各校因经费紧张,均倾向于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救济最多的学生.与充分利用资金相反的是贷金的浪费.表现之一为一些学校审查贷金过于宽泛,致使贷金不能真正起到救济战区贫寒学生的作用.学校贷金名单中,不少为富有子弟,许多不开明的家长,存着"钱不怕多"的心理,不必申请的也来申请,而真正贫寒的学生,却因离乡背井找不到证件等原因,不能申请贷金.学校在贷金审查中宽严不当,审查不力,致使不少"力足自给,或经济来源仍裕"的学生,"乘机捏报事实,巧饰蒙请".获得资金之后,"酒肉征逐,恣情挥霍".政府救济的善意反而养成青年欺诈的恶习(《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第2卷第1期,1941年,第卜2页).而贫苦学生却在申请之前煞费苦心,申请之后,却终日焦虑,一旦公布无名,常是情绪不宁,生活不安.为严格审查贷金,使政府所发贷金真正用于救济战区贫寒学生,教育部于1940年9月发布训令,令所有学校开学之始,对贷金之给予,"不论新生旧生,均须破除情面,严格审查,倘非真正贫苦无依之人,决不轻予任何贷金待遇.凡经受贷金学生,随时加以考察,一经发觉其经济状况并非枯竭者,立即取消贷金.并为砥砺青年品格,执行学校纪律计,予以相当惩戒.为求严密起见,可由各该校规定学生自行检举办法.倘有家庭接济或有其他补助,自愿将本人贷金名额向校呈明退出者,由校嘉奖报部备查"(《齐鲁大学校刊}1940年第8期第卜2贞).此项训令颁布后,各学校遵照执行.但因教育部没有制定资金审核的具体办法,各学校只好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定具体考核办法.同年11月,教育部发现交通大学唐山_T程学院所定审核贷金要点七项比较周详,于是通令各校参考(《西北联大校刊}1940年第6期,第1页).1941年1月,据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建议,教育部训令"凡经核准贷金之学生应由学校通知家长,其家长如不赞成领受贷金,学生自当放弃,如赞成则必稍减其接济费,学生亦不能腾出款项以为享受"(《教育公报》1941年第13卷,第1,2合刊,第16页).嗣后,教育部在同年颁布的<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贷金暂行规则》和<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规则》中进一步规范了学生申请贷金的标准,程序和奖惩办法,以期更好地利用有限资金救济经济来源断绝之学生.免费公费制度:1936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各级学校设置免费公费规程,规定各级学校为奖助家境清贫,体格健全,资禀颖异,成绩优良之学生起见,应遵照本规程之规定,设置免费学额及公费学额.专科以上学校应设置全校学生数10o/o以上之免费学额,1936年度至少应设置5%,以后应逐年增设.限至1939年度一律达到10%的标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1936年度至少应设置全校学生数2%的公费学额.以后并应逐年酌量增设,各级私立学校之经费比较充足或受有政府补助者,亦应酌量设置公费学额.~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各级学校1936年度原设之免费及公费生名额不得减少,1937年度仍须筹划酌量增加.并规定,学校自行设置之奖学金自1937年度起应遵章设免费及公费名额;各校免费,公费名额办法及名额自1937年度起应分别载人招生简章并报教育行政机关备核.c9l此后.面对战时严重的贫寒学生求学问题.各地方政府及各高校分别制定了救助贫寒学生的地方法规和学校规则.积极以免费公费学额的形式救济贫寒学生.山西省政府1937年颁布津贴办法救济本省籍国立专科以上学生.规定凡考入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除文法等科外,其科系本省尚未设置.或其同类之科系,本省亦未设置者,每人每学年发给津贴洋100元.重点实业科目每人每学年发给津贴洋200元,且不限名额(《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37年第6卷第3期,第8页).四川大学对战区生,边区生分别对待.各予不同免费.规定战区生免缴学费,试验费,体育费,电灯费.边区生免缴学费,文法学院学生免缴试验费,通学免缴电灯费(《国立四川大学校:~l}1939年第7卷第24期, 第4页).1940年广西大学规定:"公费免费学额按各学院各年级学生人数分配,学生学绩须在75分以上,操行须在乙等以上方得享受公费或免费待遇.新生请求公费免费应以入学成绩为标准,入学成绩在6O分以上者给予公费待遇.50分以上者给予免费待遇.战区学生请求免费及资金者,得免费外每月只准贷金5元,仅请求贷金者每月资金8 元."(《国立广西大学周:~l}1940年1月第1卷第3期,第15—17页.)1941年,浙江大学公免费奖学金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议决;公费生由校供膳食并且除免收学费,杂费,体育费,图书费,实验费外,每名每学期并给予公费130元.免费生除免缴学费,杂费,体育费,图书费,实验费外,每月应自缴膳费18元,其超出之数,由校设法补足之.(<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41年复刊第102期,第2页.)私立学校也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免费公费办法.如复旦大学规定学生每学期考试成绩(包括期终,期中及平时的各种成绩),各科总平均分数在A以上者列为优等生,免缴下学期学杂费用I1~(P203)华中大学为救济在校学生并鼓励求学起见,于1941度起免收学杂费,每人每期仅收宿费16 元,实验费数元(<教育杂志}1941年第31卷第1号,第37 页).1943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订<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并于1943学年度开始实施.该办法主要内容为:1943年度所招新生,贷金制度不再适用,另订公费生办法.公费生分甲,乙两种.甲种免膳食费,并分别补助其他费用;乙种免膳食费.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按下列标准确定公费名额:师范,医药,工各院科系学生,全为甲种公费生;理学院科系学生.以80~4为乙种公费生;农学院学生,以60%为乙种公费生;文,法,商及其他各院科系学生,以40O,4为乙种公费生.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新生享受公费的比例为:医药,工各院科系学生,以70%为乙种公费生;理,农各院科系学生.以50%为乙种公费生.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新旧研究生,一律比照甲种公费生办理(<教育部公报}1943年第15 卷第8期,第2-3页).各学校依据此办法施行救济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寒学生的一些问题.如西北农业大学自1944年度起,新生一律按规定实行公费.其规定是:甲种,学习成绩甲等者方准享受全免宿,膳费,并补助其他费用;乙种,免膳费,其名额不能超过入学名额的60%.(<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1944年冬至1945年春,因战区扩大,流亡学生增多,原有办法难以适应,国民政府教育部遂制订<战时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给予公费办法》.于1945年8月开始实施,公费的范围,名额有所扩大.(<国立四川大学校刊》,1945年第17卷第6期,第6页.)公费生之待遇,分食米与副食两项.食米原定每名每日7合计算.每月为2市斗1升或面粉42斤.自1943年6 月起,改为每人每月食米2市斗3升或面粉46斤,均照当地市价逐月提前发给.1946年停发实物,依照2市斗3升, 按各地中等粮米市价,由学校取得当地县市政府证明,报部核发代金.学生副食费在1940年时,每人每月最高者为4O元,最低者为15元.依各地物价而有差异,物价继续高涨,亦随时予以调整增加.1944年8月,改照中央规定各地公务员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四分之一支给.1945年5月份起,发给特别补助费,最高者每生每月达5000元,最低者1250兀.l0战时高校学生经济救济除贷金和公费免费外,还有各种奖学金.奖学金形式多样,有的由中央设立,如中正奖学金,林主席奖学金;有的由地方设立,如云南省龙云所设"龙氏奖学金";有的由个人设立,如浙江大学侠魂女士奖学金等.这些奖学金也给了清寒优秀学生一定的经济帮助.从国民政府教育部经济上救济高校学生的措施中,我们发现战时高校学生救济的一大特点为应急性.国民政府事先准备不足且国内学生救济制度尚未建立,面对敌人的突然进攻,国民政府只能针对不断发生的具体情况,连续制定相关办法以救急.这些办法往往是应对某一已经发生的情况,具有事后补救的性质,是一种比较消极被动的救济.抗战初期,日军进攻迅猛,内迁学生求学困难不断出现,国民政府的救济办法也频繁变更,极不稳定.国民政府经济救济的第二个特点为多方协作.这个首先表现在各高校紧随教育部颁布办法之后.立即制定了本校学生救济办法并予以实施,各高校一有好的实施方法,往往被教育部采纳,然后以部令形式通令其他学校参考.在救济措施上,各高校与教育部共同推进切实可行的救济办法的逐渐完善.其次,经济救济的实施,还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参与.1938年,贵州省政府为救济有志深造而无力升学之贫穷学生起见,特制定国内专科以上学校贷费生章程,自1938年下半年起,设置贷费生名额50名,以后逐年增50名至200名为止,视其肄业学校分别给予贷费, 俾有志升学之贫苦学生得资补助.(《国立四川大学周刊》, 1938年第7卷第6期,第2页.)四川省政府接到四川大学1938年193号公函及请予救济战区来川借读各生调查表后,即由教育厅召集救济战区来川借读大学生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战区学生资金的发放.(《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38年第6卷第19期,第3—4页.)1939年,广西省政府感于专科以上学生求学费用日趋窘迫,乃于该年八月公布国内自费专科以上学生修学贷金章程,依法申请准贷者,省外每名每年约100元,省内约80元.闻国立广西大告该校本省籍沦陷区学生所得教育部之贷金过少(每名每月8元)后,又破例特准贷予此种学生每名64元. (《教育杂志》,1940年第30卷第9号,第卜2页.)国民政府经济救济的另一个特点为救济的质量低下.抗战时期,虽然国民政府岁出教育经费的绝对数字在不断增长,但因通货膨胀的影响,教育经费特别是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岁出经费数中的比率有不断减少的趋势.高等教育的经费比率由战前的3.9%减少至1945的0.5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年6月第19期. 第451页.)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问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很不够的,从1937年9月起,国民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教育经费,将原核定的各国立学校经费改按七成拨付.即使这个七成也往往不能及时拨付,各大学收支常常人不敷出.为筹措经费,各大学校长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求补助,并向银行透支和借债.因教育经费的缺少,各高校在救济学生的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致使多数学生营养不良.以昆明为例.1937年至1946年间,物价上涨了5000多倍.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人均伙食费每月只需6元.1939年下半年.上涨到每月30多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1940 年,昆明物价陡涨,伙食费涨到每月200元.1942年,若按年均标准每人每日1元的副食费,"尚不足食蔬菜一棵".其后,1944年每人每月膳食费涨到1000元,1945年为5000—6000元.It哔生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吃的是掺水发霉的黑米,菜是不见油盐的白水煮青菜.即使这样,学生还不得不把一日三餐改为两顿.ftq一些大学也不得不承认:大学学生伙食,以战区生及公费生较为刻苦.然以物价过昂,其每人所领公费,仍虞不敷.学校经费困难,对此超额,无法垫付.(《国立四川大学校刊》,1943年15卷第7期,第1 页.)战时学生饮食难求一饱,普遍营养不良,学生身体不断衰弱,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加上战时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1938年,浙江大学迁到桂林后,两个月内患疟疾者即达146人.其中,恶性病患者占77%.因经费不足,缺医少药,随后新染者接踵而起.1939年6月,学生患疟疾者已达1/3,其数惊人,以致浙大校长竺可桢谓"广西之疟疾比日本炸弹更为可怕也".n锯1942 年统计,武汉大学因卫生,营养条件甚差,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学生死于地方病的就达60 人之多.P~(P229)由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忽略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大肆扩张高等教育,高校及高校毕业生数量上虽然增长较快,但总体质量不高.抗战时期高校里多数学生虽享受到政府和各界经济救济,但仍然处于饥饿的边缘,身心遭受双重创伤.他们在苦难中勉强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参考文献:【1】李彦昌.城市贫困与社会救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28-129.【2】柯象峰.社会救济【z】.社会部研究室,正中书局印行.1944.1. 【3】抗战中的巾国文化教育【z】.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 28—29.32.14l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A】.教育(一)【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38—139.【5】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A】.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第3辑)【q. 193821[6】陈立夫.成败之鉴——{9j泣夫回忆录团.台北:正中书局.1994.286. f7】大后方学生的非人生活【N】.解放日报.1943-08-26(4).【8】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A】.教育【q.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88.【9】中国现代教育大事~(1919-1949)I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363.【1o】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z】.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203.【11】西北农业大学校史(1934—1984)[21.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37-38.【12】杜元载.革命文献(第五十八辑)【c】.1972.427—428.【13J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84.【14]~t京大学校史(1898—1949)[2].上海:上海教育版社,1981.229. 【15】竺可桢日记【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3,338.。

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高教政策作者：于思雨来源：《大观》2015年第03期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狂轰滥炸，恣意破坏，妄图毁灭中国文化，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本的侵略事实置若罔闻，兼之“速亡论”和“速胜论”的盲目情绪充斥国民党，使刚成长不久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面临严重的危机。

但广大高校师生以及仁人志士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随着抗战思潮的兴起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调整，一系列或自发或由国民政府引导的高校开始了可歌可泣的内迁历程。

关键词：国民政府；高教政策1938年3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称：“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教育之任务，在为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

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视之，读书实为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即国家存亡之危机。

”同时强调：青年愿从事军事工作者，送往军事工作地点，认为不适合军事工作者，送往学校；无论在何期学校肄业之青年，遇国家需要时，应随时放弃书本，以应国家征调。

同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以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重申“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必大有异于平时也”。

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确立了在战争期间不能放弃发展教育的原则。

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的训词，其中指出：“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

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期间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从此，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总方针得以正式确立。

在这钟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高校内迁”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抗日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作者：苏林琴杨家榜来源：《高教探索》2016年第09期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通过确立“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分别从教育方针、课程与教材、师资队伍、招生考试等方面，严格高等学校课程设置和大学用书管理，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和毕业考试制度，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有效地维持了战时高等教育质量。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质量保障虽然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终止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严重地拖延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但是，我国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战时需作平时看”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仍然取得了许多令人称奇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但体现在高校的数量扩张上，而且更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质量维持上。

[1]从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来看，“战时需作战时看”教育方针的确立，实际上意味着一整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

一、“战时需作平时看”教育方针的确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学界人士围绕战时如何办教育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以李公仆、黄觉民、李蒸为代表的“战时教育”派认为，在国家面临灭种危机之际，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理当树立起为抗战服务的意识，自觉为全面抗战贡献力量。

战时教育应以壮大抗战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最终目的。

据此，他们有的主张调整现有学科，开设与抗战服务相关的课程；有的主张改组和停办与抗战无关的高等教育学校；有的主张改革现有学制，实施全民教育和自修教育；还有的建议学生走出教室，直接参与前线或者后方抗敌服务。

[2]而以胡庶华、胡适、王星拱、吴俊升为代表的“平时教育”派则认为，教育事关百年大计，实施“战时教育”可能会损害教育质量，动摇国之根本，所以反对实行“战时教育”。

[3]他们有的认为培养国民为战时服务的能力与意识本该寄寓于平时教育之中，而非短时就能造就；有的认为即使在战时，教育的发展也应该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不可随便变更；有的认为学校的使命就是培养人才，学生的责任就是学习知识、增长本领，即使在战时也不应该自乱阵脚。

第14章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一、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1.“党化教育”的实施和废止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并模仿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

“党化教育”的概念由此推衍而出。

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提出“党化教育”口号。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上也提出要实行“党化教育”，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阐述了“党化教育”的涵义：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求得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把教育方针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下，按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的精神重新改组学校课程，不仅造就各种专门人才，尤其要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做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所提倡的“党化教育”目的在强化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出台后立即受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国民党内部对“党化教育”的解释也存在分歧，后以“三民主义教育”代之。

2.“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颁行（1）“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产生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教育方针及实施原则案》，认为应当确立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和实施原则，并指出“中华民国今后之教育，应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

经大会议决的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于4月26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以《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通令颁行，其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同时配套公布的还有《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如何落实“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作出了具体规定。

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最终形成。

（2）“三民主义”教育的实施原则为了落实和强化“三民主义”教育，1931年6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民国教育宗旨及其方针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及评述摘要：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陷入空前危机。

国民政府及时调整教育政策，采取内迁高校、整理课程设置、创设贷金制、教师资格审查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保留并得以发展。

战时教育政策更是体现出国民政府的远见卓识，为战时与战后教育发展、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促进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了极大破坏。

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使高等教育适应了当时抗战与建设的需要，客观上保存了当时的高等教育，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效保证，也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最中心、最紧迫的任务是抵御外辱。

国民党政府适应抗战需要，适时调整了高等教育政策，试图通过实施一系列教育改革，促进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

1.及时调整教育政策为了适应战时体制的需求，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4月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突出了关于战时教育的四项纲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强抗战力量。

”纲领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纲，确定了国民党抗战时期教育的基本原则。

同时，这次大会还颁布了由陈立夫主持拟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与十七项要点，全面表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教育政策。

纲要中的九大方N-具体的表述内容是：“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农业需要工业需要并重；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以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国情；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

三一文库（）/初中三年级〔节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一、“三民主义”教育方针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教育部拟定《教育方针草案》十四条具体纲领，在教育实施方面提倡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就是要使教育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政策，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到了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改变了广州国民政府制定的“党化教育”的目的，而要以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学生，服从他的指挥。

1928年次全国教育会议讨论，以“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代替“党化教育”，1929年3月正式提出“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是年4月，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

在这个宗旨的实施方针中指出：“要使教育融会贯通，陶融儿童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可见这时所谓的“三民主义”教育，已经背离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原意。

1932年第1页共3页2月，蒋介石又提倡“新生活运动”，要求学生“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重仁爱、尚和平”。

1934年的一次国民党中常会上，甚至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定，要各级学校在孔子诞辰举行纪念活动。

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教育方针，与袁世凯时代毫无差异，所谓“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恢复旧道德运动”，要求学生安分守己，俯首贴耳，听从国民党政权的安排而巳。

二、修订教育制度1927年4月，蔡元培等建议，改变教育行政制度，设立大学院作为全国的学术行政机构。

他们认为，成立大学院，可以使它具有统一实施教育改革的学术权力，纠正教育行政纯属簿书工作机关的缺陷。

蔡元培被任命为任大学院院长，并先在江苏浙江两省试行大学区制，但由于在试行中派系纷争，这项制度难以实现。

至1928年7月，决定废除大学院制，恢复教育部，教育部对1922年提出的新学制作了适当修改，公布施行。

在中等教育方面，认为过去提出的综合中学制度，弊多利少，因为将中等学校分为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和职业中学三类，分科过多，头绪纷繁，影响和削弱了中学主要是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后备人才的任务，故决定取消综合中学制，对于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而决定取消。

浅谈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贷金制和公费制作者：李靖来源：《河南教育·中旬刊》2007年第12期摘要：施行贷金和公费制度，在抗战时期高校迁移的艰难历程中，对保证高等教育稳定、健康地发展，解决战区及贫困学生的就学困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等教育施行贷金制与公费制是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也是抗战教育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基础。

关键词：抗战时期；贷金制；公费制；高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为适应抗战时期教育发展的要求，国民政府确定“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工作总方针，维持着原有的教育体制。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国策，其中正式制定了抗战与建国双管齐下的战时教育方针。

为了保证战时教育方针的实施，大会还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了发展战时教育的具体政策。

为保证贫困学生学习费用的贷金制度也于1938年起开始施行。

为扶助家在沦陷区、经济困难、学业受到影响的学生，教育部公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上述学生可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数额“以所在地生活费用及学生之实际需要决定之”。

1940年11月初又订立《学生膳食费用补助方法》，规定战区及非战区学生膳食贷金依照经济状况分为全贷、半贷、全补、半补四级。

1940年，全国有70%的学生可以享受到助学贷金。

1943年起，贷金制又改为公费制度，所有研究生及师范、医药、工学各院系学生为甲种公费生，免学费、膳食费，并可享受其他补助；理、农、文、法、商及其他院系也可有80%到40%不等的学生享受乙种公费，免膳食费。

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也有部分新生可享受公费。

这些措施对解决战区及贫困学生的就学困难，保证教育稳定、健康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政府为此投入了大笔经费，仅1943年膳食补助费用即达6亿元，战时救济费几乎占到教育文化费总支出的60%，资助学生占在校生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