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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吴玉文1927~1937年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除了它在政治上的反共内战目的外,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作者:吴玉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开封475001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以复苏经济,稳固政权。
这些新经济政策,包括关税自主、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
为了保障新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而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10月改组成立中央造币厂。
1929年1月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
1930年9月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保证上述新经济政策的落实。
一般的经济史及历史著作也提到上述事件,但都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联系在一起。
下面就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谈点看法。
一、关于关税自主关税自主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制定本国关税税率、管理本国的海关和处理海关收支的权力。
关税自主是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标志。
在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5南京条约6规定/秉公议定则例0即规定协定税率开始,中国的关税就被外国侵略者控制。
1912年帝国主义国家又以中国不能如期偿还外债为借口,以清理积欠为名,草拟办法/八条0,将中国所有关税完全移交外国银行。
这样就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海关税率、关税收支与保管等业务,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一大0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之际,要求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0。
7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指出: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满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尚未期满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定;旧约已满期新约未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1928年7月,美国首先与国民政府签订5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6,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0。
作者： 胡子祥
作者机构：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出版物刊名： 江海学刊
页码： 150-155页
主题词：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税制改革;南京市
摘要：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税制改革活动.关于这一改革得以启动的缘由,本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解决极为严重的财政困难,挹注浩繁的军费开支;二是统一全国财政税收大权,巩固国民党南京政权;三是清除积弊,简化税制;四是时代形势所迫,为笼络人心之举.。
第七章 1927---1937年的中国经济一、建立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一）整顿财政体制建立和加强财政管理机构，明确地方收入和国家收入的划分，确立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体系，基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财政体制。
十年建设期间财政经济状况的表现：1、财政赤字多2、内债与外债多3、税收数量多4、军费开支多（二）实行税制改革1、关税自主：新的关税条约的制定（改变了单一平均税制的状况：差别税率；改变了海、陆关税不统一的状况）2、清理盐税：1931年颁布《盐法》，盐税合并为三种：正税、销税、附税3、裁厘改统（三）建立金融体系，进行币制改革币制改革：1、1932年废两改元：7钱1分5厘合银币一元2、1935年法币政策，废止银本位货币制度，实行法币制度。
币制改革的具体内容：1、统一货币发行权2、法币准备金：现银六成（白银和外汇）和有价证券4成3、确定法币的对外汇率：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4、推行新辅币：两类五种（1）镍币：20、10、5分（2）铜币：1分和半分二、四行二局（一）中央银行：1928年10月5日设立并于11月1日开业国民政府授予中央银行的特权：1、遵照兑换券条例发行兑换券2、铸造及发行国币3、经理国库4、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事务（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具有代理国库、经理和募集公债、特准发行钞票、铸造银币等职权交通银行是官商合办，除了一般业务外，主要经营交通部所属轮、路、邮、电收支（三）中国农民银行孔祥熙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徐继民为总经理（四）邮政储金汇业务和中央信托局1935年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三、国民政府兼并和控制私人商业银行的方式1、采取所谓“官商合办”：中国国货银行2、利用所谓“经济援助”加以控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商业储蓄。
3、利用金融恐慌，对个别银行实行收买：广东银行4、利用人事改组对银行进行间接控制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铁路：1932—1937年铁路建设发展最快，年均筑路1133公里在国民政府新筑的铁路中最重要的三条：（1）完成了南北大动脉北京至广州线的衔接（2）完成了东西大动脉陇海线的衔接与扩展（3）完成了连接东南各省的浙赣线的修筑2、公路中国于1906年修筑了第一条公路，由龙州到镇海关，长约50公里，截止到1936年底，全国共有10811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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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报告范文。
白驹过隙，一转眼，我们已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这也就意味着再等到新学期开始我们可就是学长学姐了，让我不得不再次感慨时间飞逝，是啊，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而已，准备用整个暑假的时间把高中三年的压抑释放出来，而现在已然是一名大学生一年有余了（当然，如果按开学时间来算自然是不大到一年），弄不清是什么时候褪去的“新生”的外衣，但是这会儿却颇有一种“老生”的滋味。
仿佛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变老，让人猝不及防。
来不及多多回忆大一的生活，暑假伊始我就投入到另一种生活当中去了，说是辛劳却也充实，说是疲惫却也会觉得那是一种享受，是啊，付出劳动后并有所得，心总大学生论坛大学生交友是会感到些许欣慰吧！不再多言，且说这个暑假我是如何度过的吧！坦白说，本打算在暑假里到工厂找一份临时工作的，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到，附近的工厂里都没有熟人，厂子里似乎也不缺人，远的工厂里就更不可能找到活干了（也许是不够远，后来听说许多同学都在外地打工，而没有回家，由此不免感到有些惭愧）。
倒是在一开始找了一份在饭店端盘子什么的工作，不过离家较远加之还要上夜班，所以必须得住在那儿，后来让我给推辞掉了，因为那样一来几乎天天不能在家了，而我想多陪陪母亲。
就这样一连十多天都闷在家里，没有找到任何工作。
一天接到高中同学打来的电话，说是次日七八个同学小聚一下，心想也是，毕竟一旦开学而同学又不在同一个城市，连见面都不太可能，更别说弄一个小小的聚会了，遂决定参加聚会。
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聚会那天中午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大家无话不说，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有两个同学大一一年利用空闲时间自己挣了不少工资，更重要的是他们藉此锻炼了自己在社会上闯荡的能力，此外还有一个同学就在这个暑假办了一个补习班，收了五六十个即将上高中的学生，保守估计一个暑假下来净赚几千元。
其间，“社会”一词必然成为话题的重中之重，彼此交流闯荡社会的经验、趣闻，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认识，一顿饭的工夫，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相当落后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恐怕多半是纸上谈兵吧！因此，我自是沉默而少言，有同学禁不住问我这个暑假没出去打工？我如实诉说，不想同学竟帮我出主意，他们比较了解我的性格，有些内向，所以出的主意多半是要我突破自己，多和人打交道，说在社会上不会交际是不行的！最后，一同学说暑假有很多商场都在搞活动，恰好他姨市某大型超市的经理，说可以帮我问问她那要不要人。
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摘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类经济政策。
今天我们研究和探讨这些经济政策，是为了更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同时对当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政政策、建立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产业规划。
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必须要理解和弄清楚这一时期颁布了哪些经济政策，然后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间大约在1928-1937年间，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可归纳为财政政策、建立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产业规划三大类。
一、财政政策。
（1）整顿税务。
主要表现在关税、盐税、统税三个方面。
关税方面，实行关税自主运动。
国民党政府采取各个击破方法，分别同各国谈判从新修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关税税进行了对此改革，特别在1930年将原来以银价计征的进口税改为以金价计税，关税收入大为增加。
全国海关税征收进口税总数1931年比1927年增加了约4.8倍。
1 盐税方面，颁布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100公斤征税五元。
2 这是中央政府能够得到盐税收入，使得这一时期，盐税在税收收入中列举第二，并且同关税一样逐年增长。
统税方面，“裁厘改统”即废除延续了70多年的厘金制度，对日用工业品开征统税，即一物一税。
“裁厘改统”后，税目简化，税收渐趋合理，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工商业发展。
同时，税收收入逐年增加，1927年统税收入仅为600万元，到了1928年为2970万元，1931年为8870万元，到1935年，统税收入为15240万元，成为第三大税源。
3三大税在具体征收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复征税、税率仍旧很高等问题。
但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三税的整顿，对三税的征收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
1927年的三税收入有4650万元，合计占税项的84.6%，1928年就增长到25930万元，占税项的91.9%，到了1936年，达10146万元，占税项的95.5%。
1927-1937年南京国民经济建设述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政治统一的同时也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
十年中，国民政府为振兴经济作了不少努力，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36年，国民经济达到了旧中国的最高峰。
这里，根据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把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分为三个时期。
一1927年8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经济建设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初步开展时期，其重心是财政的整顿与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刚建立时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困难的：它外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十分低下，命运操在列强手中；国内，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控制着京、津、东北及山东、苏北等地，维持着北洋军阀的最后统治；滇、黔等省仍由地方军阀割据着；国民党内部则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割据一方，企图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各派军阀政客集团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切都威胁着蒋政权的统治。
为了巩固、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国民政府把政治的安定，国内的统一放在首位，而“殊甚少虑及”经济建设(《革命文献》第26辑，第55页。
)。
不过，因为经济力量是政治斗争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在进行政治统一之时，也以部分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为了顺乎民意，国民政府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
蒋介石曾说：“我们要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最切实最急需的工作莫如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吴曼君：《总裁思想》第六册，“经济”。
)。
国民政府是“依据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所指示之方策原则，为确定物质建设实施程序之标准(《革命文献》第76辑，第55页。
)”的。
据此，孙科拟定“建国大纲”，把经济建设按程序分为交通、工矿、农业等项。
当然，由于各时期的具体条件不同，经济建设重心也不同，并非一概遵循这一程序。
当时训政刚开始，百废待兴，万端待举，国民政府把财政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因为财政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没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经济建设便无从谈起。
中华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概况（1927年—1937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或十年建国是指1927年－1937年这段由中国国民党一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动荡中求发展并一统中华的时期。
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
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得1930年代前几年以及蒋中正和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亦从根本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历史追溯在政治方面，一方面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让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中国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
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军事强人蒋中正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逐步于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巩固的统治机器，于安定中，同时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新进程。
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开始，邻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却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陆续增兵入侵中国，使得十年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一、经济振兴 (02)二、政治进程 (07)三、基础建设 (13)四、教育投资 (18)一、经济振兴在所谓黄金十年建国初期，国民政府所遇的困难极大，除了财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层面，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掌握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几省，其他省表面上服从中央，收入却不上交。
占总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而早被当作抵押。
战事频仍，导致军费开支庞大且要偿还前清政府所定条约债务。
当时国民政府财政上面对的困局是中央丧失田赋收入及地方上存在着税收混乱。
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各国不敢向外投资。
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国民政府可谓处境恶劣。
①工商业发展1934年中国学生代表团参观德国工业设施，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已经达到7.7%以上，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
专题十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阶段特征】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经历了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和最终取得胜利的22年。
1．政治上：国共两党关系由对峙到合作抗日，再到对峙，最终国民党被赶到台湾，遗留下现代的“台湾问题”。
2．经济上：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的基本统一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民族工业一度得到较快发展。
但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统治，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3．思想上：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并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其他涉及章节：选修四《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多角度整合】1．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间。
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局势动荡不安，民族工业发展曲折。
试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22年间，哪些原因造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多次发生变化？它对中国政局带来怎样影响？（2）描绘一幅1927—194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示意图。
并指出你的理由。
2．1927—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先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策略调整：第一次是从城市到农村，第二次是从南方到西北，第三次是从反蒋到抗日。
试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哪些事件表明中国革命在效仿俄国革命模式？举例说明中国革命是怎样“走向农村”的？这一实践形成了什么革命理论？（2）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把革命中心从南方转移到西北？这一转移是如何完成的？对后来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影响？（3）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完成由反蒋到抗日的策略调整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调整的出发点是什么？（4）上述三次策略调整贯穿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思想路线？3．有人说，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两次实现民主的机遇，但都错过了。
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是哪两次？为什么都错过了？对此你有何启示？1．（1）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使阶级矛盾发展成为最主要矛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财政研究综述冯小红（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关键词)国民政府，县财政，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收稿日期】$&&,-&"-&,在南京国民政府县地方政权官僚化的过程中，县财政在收支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时人对这些变化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相比之下，今人虽然也对其有所涉猎，但关注的程度远不够。
一、民国年间的调查研究$&世纪%&年代，调查研究之风颇盛，其中与县财政及地方赋税紧密相关的调研即有定县赋税调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田赋调查以及中央大学经济系田赋附加税调查等等。
定县赋税调查有两种：一种是在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调查部主持下进行的，整理出版《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一种是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下进行的，先后编辑出版《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以及《河北省定县之牙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县政调查”始于"#%%年，最初调查了河北省的献县、邢台、大名、邯郸、南皮、东光等""县，后来又就近调查了静海等县。
与财政、赋税相关的内容后来均被调查者写成专文，相继发表于《经济统计季刊》《政治经济学报》以及《大公报经济周刊》等报刊。
从"#%$年起，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师生对中国"#省"1&余县市的田赋、土地整理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调研，集成论文"..篇，其中专论田赋的文章计有：李鸿毅的《河北田赋之研究》、林钦辰的《山东田赋研究》等%.篇，均辑录于萧铮主编的《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一书中。
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分析提要本文从化角度提出，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有两个：对化的激励机制和保证参与群体的公平受益。
并根据对1927～1937年的南京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对此理论进行性论证。
关键词经济现代化制度条件工业化南京政府一、经济现代化的理论1．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情结中国经济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不同。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经济压力之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
这种被动性也被称为外生刺激型现代化①。
这种外生性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始终陷在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之中。
为了绕过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冲突，在实践中，现代化的主流思想被修正为“工业化”(强调技术的进步)，将争议最小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指标。
清末民国以来，出于对抵抗外侮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有一种“工业化”情结。
这种情结不但指导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而且一直指导着建国后的主义建设政策。
现代化确实要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是否即现代化本身呢?如现代化史学家虞和平先生就赞同此观点，认为“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②。
是否如此呢?这需要考虑两个：第一，工业化是从哪里来的?工业化的产生和都是在它的载体――一个形成于西欧的以私有制、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环境中的。
而现代经济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崭新的经济系统，本身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经济难以融合；第二，怎样实现工业化?既然载体是外来的新的经济系统，那么没有环境的变革，工业化难以实现，面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只能是“改革”式或“革命”式的强制性推进。
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强制性的变迁所要面对的是庞大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在经济转轨中，由于新形成的现代经济的急迫和强势，免不了将不能参与崭新的经济系统的大量的人和其他生产元素抛弃在外，形成经济的二元结构。
由此可见，这种过分强调“工业化”的现代化认识，重描述而忽视内在制度的做法，往往使传统的经济被强制推动的工业化下的城市现代经济所抛弃。
[摘要]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财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
文章介绍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重点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在行政、财政及税务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财政体制;改革自清末至民国，近代中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不间断地改革实践，试图从封建财政集权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近代税制。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国家相对稳定，中央政府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面对内忧外患造成的日益恶化的财政危机，尝试仿照西方国家财政体制，变革旧有体制弊端。
但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在内政外交上取得瞩目成就。
建政初期，政府财政状况仍入不敷出。
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开始进行以分税制财政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改革。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十分混乱。
针对这种情况，1927年6月，政府公布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财政会议，决定理清财政关系。
这一时期，宋子文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财政体制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体制改革主要在行政、财政和税收等方面。
（一）行政方面的改革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经济繁荣，对国家的财政行政管理机构进行重组。
第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国家、省、县的三级财政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系统。
这项改革措施结束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混乱的局面，使地方财政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统一了国家的财政。
第二，为了保证盐税、关税及统税改革的顺利实施，设立了一系列税务征管机构。
例如，1927年10月设立了盐务署，将其作为盐务管理的最高行政机构;1931年7月设立税务署，主要负责统税的征收和管理工作。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举措述评2014-04-15 15:54:40 《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周绍英南京国民政府从它建立时起，就是代表乡村豪绅地主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
在其统治下，总的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落后，发展缓慢。
但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南京国民政府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并进行了一些调整，开始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联系起来，有重点地进行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和工业等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文拟就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举措作一评述。
一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8月8日，蒋介石又在成都通电全国，列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八条纲要，即“振兴实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查金融”。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项措施，目的是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
〔1〕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决定发展重工业以充实国防、加强西北国防经济建设、修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路等。
1936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国民经济建设总会，蒋介石自任会长，督导建设。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
一系列的经济建设措施纷纷出台，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视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工业建设为重点，投入的财力较重，成效较为显著。
在财政金融建设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改革税制，统一货币，健全金融机构。
为了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了地方“苛捐杂税”，推行“统税”，同时改进关税，整理盐税。
1934年3月颁布新盐法，以自由贸易为原则，采取就场征税制。
“关盐统”三税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是这三税“收入呆定，很少弹性，不能适应战争爆发大量筹措战费的要求”，“一旦战争爆发，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国土被敌人占领的可能，关盐统三税在战时不但不易增加，而且会因而锐减”。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文章作者：【原文出处】民国档案199201【作者】宗玉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政治统一的同时也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
十年中，国民政府为振兴经济作了不少努力，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36年，国民经济达到了旧中国的最高峰。
这里，根据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把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分为三个时期。
一1927年8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经济建设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初步开展时期，其重心是财政的整顿与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刚建立时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困难的：它外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十分低下，命运操在列强手中；国内，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控制着京、津、东北及山东、苏北等地，维持着北洋军阀的最后统治；滇、黔等省仍由地方军阀割据着；国民党内部则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割据一方，企图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各派军阀政客集团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切都威胁着蒋政权的统治。
为了巩固、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国民政府把政治的安定，国内的统一放在首位，而“殊甚少虑及”经济建设(《革命文献》第26辑，第55页。
)。
不过，因为经济力量是政治斗争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在进行政治统一之时，也以部分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为了顺乎民意，国民政府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
蒋介石曾说：“我们要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最切实最急需的工作莫如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吴曼君：《总裁思想》第六册，“经济”。
)。
国民政府是“依据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所指示之方策原则，为确定物质建设实施程序之标准(《革命文献》第76辑，第55页。
)”的。
据此，孙科拟定“建国大纲”，把经济建设按程序分为交通、工矿、农业等项。
当然，由于各时期的具体条件不同，经济建设重心也不同，并非一概遵循这一程序。
当时训政刚开始，百废待兴，万端待举，国民政府把财政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因为财政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没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经济建设便无从谈起。
而历史遗留给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封建军阀的割据，使中国的财政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地方财政的封建割据局面。
在国民政府刚成立的几年内，“中央税收所恃者，计有江、浙、皖三省，皖省尚无款可解，实只恃江、浙两省而已”(《革命文献》第26辑，第1页。
)。
另一方面，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国库空虚，只好靠借债度日，北洋政府成为一个叫化政府。
而一切理财要政，“绝少建立，即偶有一二，亦不过虚应故事，从未收获实效”(《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83页。
)。
南京政府建立后，决定整顿这种混乱的财政状况，建立新的财政秩序。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7月又举行首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财政改革的具体措施。
首先是统一财权。
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划分国、地税针对当时地方割据财政的状况，在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了国、地税划分案，厘定国、地税收标准，规定中央税以间接税为主，而以直接税辅之。
如盐税、常关税、海关税、内地税、烟酒税、厘金、邮包税、印花税、所得税、国家营业收入、中央行政收入及其他属于国家性质的现有收入统属国家税收范围。
地方税则以间接税为主而以杂项税捐辅之。
如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营业税、市场税、所得税之附加税、船捐、房捐、地方财入、地方营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及其他地方性质的现有收入属地方税收范围。
这样国、地税收有一界限可寻，既防止财政割据的出现，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统一度量衡长期以来，各地度量衡自成体系，巧立名目，自制斤两，因此制度混乱，这给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带来很大不便。
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此进行改革，力谋统一。
1929年工商部宣布采用万国公制，另定市制的度量衡作为辅助(《革命文献》第75辑，第110页。
)。
并颁布了新的度量衡法，设立度量衡局监督执行，把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各地区普及实施期限不同，但最晚必于1933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确立预算制度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议决迅速成立预算委员会，1928年9月把财政整理委员会改为预算委员会，1930年制订试办预算章程。
1928年至1930年三年度订有个别的分预算；1931年，通过法定程序确立了总预算，是为第一次国家正式预算。
然而由于当时战争不断，军、债两费开支巨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预算无法切实执行。
但预算制度的确立是国民政府财政的一大进步。
裁撤厘金与举办统税厘金最初是清政府为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设立的，此后一直沿用。
它“病国害民”，长期以来就有裁厘的倡议，然因“军政两费恒恃厘金挹注”，地方军阀又把厘金作为重要的财政私入，结果屡议屡辍。
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裁厘。
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1929年6月裁厘，通令全国10月10日为实行裁厘日期，后因军事问题不得不延至1930年12月。
此时通令全国所有厘金，及由厘金变名而来的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中类似厘金者，并海关五十里外常关税、内地常关税、子口税、复子口税均于1931年1月1日一律废除。
国民政府在裁撤厘金的同时举办了统税。
统税即一物一税，具体地说，指对国内工业品按一物一税原则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其他税捐，如有重征可申请退税。
1928年南京政府以裁厘为名，将军阀时代各省的卷烟特税定为国税，征收统税。
1931年1月设立统税署，对卷烟、面粉、棉纱、水泥等项并征统税，后又扩大范围至啤酒、烧酒、熏烟等项。
据记载，国民政府早期还是执行了统税政策的。
1930年中央岁入共计退除重征税款达313余万元，1931年高达1367余万元(《中华民国第一次统计提要》，(民国廿四年)第三册、第736页。
)。
因而，统税是一种顺应税制改革的时代潮流的工商税种，在实施初期曾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与政府收入的增加。
1931年统税占财政收入总额的7.4%，1933年增为13.95%(银行学会编：《民国经济史》第168页。
)。
后来，它与关、盐税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样，国民政府通过裁厘，堵死了地方军阀的财源，又以统税充实了国库。
此外，国民政府还对税收机构进行了整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收逐渐集中于国民政府财政部。
其次是关税自主。
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发表关税自主宣言，1928年6月又宣布北洋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应进一步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收回关税自主权。
美、德、挪、比等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缔结“新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将协定税则改为国定税则，将从前值百抽五税率改为差等税率，由值百抽7.5起，最高达值百抽27.5。
这次关税自主运动虽然没有达到关税的完全自主之目的，海关行政仍没有独立，但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确实有所增加。
1913年我国关税收入仅1697万元，占当时财政总收入的21%(《中国财政简史》第240页。
)，1929年增为24396.6万元，1930年增至29019.9万元，1931年又增至38492.5万元(《革命文献》第73辑，第277——278而；第75辑“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实业之进步”。
)。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关税收入平均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8%。
关税的部分自主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保护与发展了民族工商业。
国民政府还对金融、债务进行整顿，设立中央银行，改组中国、交通两行，健全金融机构。
在整顿财政金融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工、农业的建设。
工业：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工业试验所，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同年工商部成立，1929年7月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对近代新兴工业及生产当时需要迫切的产品的工业，按工业种类及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专利、免税、减低运费等奖励。
1931年5月制订实业建设六年计划，建议以兴办急需的基本工业为主。
建设委员会所办的长兴煤矿于1929年开工；淮南煤矿1930年开工，实业部与华侨合资创办的中国酒精厂亦筹备完工。
我国原有的民族工业如棉纺业，面粉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水泥业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也逐步兴起与发展起来。
由于关税税率的提高及国民政府采取保护贸易政策，本期内对外贸易呈现发展趋势。
进出口贸易增加，出口贸易由1914年的4亿关两，增至1931年的9亿关两，增加了125%；进口由1914年的4.5亿关两增至1931年的14.3亿关两，增长了217%”(《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185页。
)。
但农业在本期内裹足不前，国民政府虽然在1930年公布《中华民国土地法》，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
总之，本期是经济建设的初步开展时期，某些行业有一定的发展。
但由于国民政府推行军事第一的方针，内战频繁，军费激增，经济建设资金受到限制，影响了建设进程。
二1931年9月1935年8月的经济建设这是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困难时期。
交通建设是本时期经济建设的重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剿灭红军作为头等大事，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
从经济形势看，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波及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接连不断的天灾袭击，更加重了中国经济破坏程度。
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局势，使本期的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但国民政府设法克服困难，努力建设。
交通是经济的命脉，“谋国家之建设者，必先致力于交通”。
国防和当时内战的需要也促使国民政府把交通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交通建设又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首要项目。
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宣布把交通建设作为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
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铁道部，以孙科为部长。
在第一时期铁路建设虽已开始，但直到“九·一八”事变时全国铁路总长只有15000公里，且多在关外，关内修筑很少，路线不成系统，地域分布不平衡。
“九·一八”后开始掀起了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二次高潮。
1931年5月蒋介石拟定交通建设五年计划，规定到1937年完成85000公里铁路建设任务。
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铁道法”，制订了“国营铁道于不损主权及利权范围内得借外资”的原则。
1934年又公布了公营铁道条例和民营铁路条例，鼓励省办、民营商办铁道。
因铁路建设需资巨大，国民政府为筹措资金，首先对旧债进行整理，而后举借新债。
如1934年发行六厘英金公债150万镑完成粤汉铁路。
同年又发行玉萍铁路公债1200万元及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1200万元等。
在筹措资金的同时。
国民政府开始了修补重建旧路、建设新路的铁路建设。
整理旧路主要是加固铁路桥梁、抽换铁路重轨及枕木、添购机车车辆，增设电线、装设调度电话，实施军事训练、增设防空设施等。
到“七·七”事变前夕，这项工作大部分完成，各路载重能力、客货运输能力和营业收入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