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盛衰
随改革开放步伐进入中国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长期对日本推理小说采取排斥态度。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的资料，从1949至1978这30年期间，仅在1965年出版过1种日本推理小说，即文洁若翻译的松木清张的《日本的黑雾》。“十年动乱”之后情况大有改观，仅1979至1986的8年间，就翻译出版了11位作家的55种日本推理小说，其中森村诚一占15种，松木清张11种，而且发行量可观，单本印数起码三四万，最多的像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等“三个证明”，加上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和同名电影剧本，累计总印数高达300万册。那时候社会上非常流行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追捕》，另一部是《人证》。《追捕》就是由西村寿行的推理小说《渡过愤怒的河》改编的，而《人证》则是由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改编的。当时不仅它们的故事几乎众人皆知，就连《追捕》中追捕杜丘的配乐以及电影《人证》中女主人公八衫恭子的《草帽歌》，也都流行一时。随后，水上勉、赤川次郎、西村京太郎、夏树静子等一批社会派推理小说家的作品也竞相登场。在这种电影与书刊互动的造势下，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加上这时期介绍进来的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等社会小说以及城山三郎的《官僚们的夏天》等经济小说，也从另一个角度给社会派推理小说加了温。这样一来，在80年代的前阶段，形成了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早期日本推理小说，分为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纯粹逻辑推理的“本格派”，以及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推理加惊险和恐怖的“变格派”，二战以后，又流行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它虽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一种重要创作潮流，曾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社会带来较大的影响。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改变了以往推理小说偏重案情剖析和忽视表现人与人思想感情的缺陷，在保留严密推理的基础上，重视挖掘案情发生的动机，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并以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展现了政界、商界、金融界乃至国际间复杂的斗争；小说中又常常穿插爱情和惊险故事，因此情节曲折、悬念迭生、结局意外，就成为它吸引人的重要特点。再加上许多日本推理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上映，还有不少被改编成连环漫画出版，因而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在中国热销影响可观
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热销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说出版热。1879至1989这10年期间，我国出版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社至少有40家以上，出版的书目超百种。那时期许多期刊也竞相刊登中短篇推理小说，电影出版社还出版过好几十辑《外国电影剧本丛刊》，其中仅李正伦翻译的日本推理剧本就有十来种；(2)拓宽了许多人的眼界。长期处在封闭状态、特别是刚刚经受过“文革”毒害的中国读者，对西方社会极为陌生。当他们从日本推理小说中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既感新鲜，又不禁引发联想与思考。从《追捕》等作品中，人们接触到了司法陷阱、伪装卧底、药品夺命以及法医、指纹、血型、测谎等等侦破手段，而这些，多数人此前都没见过；(3)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手法。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尽管有人说它文学性不强，但它较能抓住读者，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它显然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实际上它也的确对当时中国的一些作家产生了影响。例如，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程小青《霍桑探案集》和汤保华的“警探司徒川系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蓝玛“侦探桑楚系列”等小说，从中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子。当年有部国产电视连续剧《保密局的枪声》，剧中同样使用了不少推理手法。这些都印证了当年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由盛转衰引起的教训
由于80年代我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翻译出版日本推理小说无须作者授权，于是在获利的驱动下，许多出版社还包括书商把出版推理小说当成“摇钱树”，以致出现了由“热”向“滥”的滑变。他们出书不做选题选择，内容只求刺激好卖，封面更是百般挑逗，以致不仅造成格调低下的推理小说充斥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雇“枪手”仿写的假日本推理小说。这种对日本推理小说的盲目追逐，一是导致读者对它“倒了胃口”，看腻了不值得再看；二是引起了出版主管部门的警觉。例如西村寿行的作品，80年代前期出版的《追捕》《污染的海峡》等多属健康和揭示社会矛盾的，而后期出版的《暴力与色欲》《暴虐》《血火大地》《失踪的女人》等，则渲染性虐待、性暴力、性变态等细节，大都格调低下，有些还沾上淫秽的边。主管部门为净化图书市场，自然要予以限制出版。1989年以后，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变化。1992年起，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日本推理小说要先买版权，于是这种衰落的进程更加明显。像森村诚一的《人性的证明》，1979年《译林》以江苏人民出版社名义最早出版时，初版就发行45万册，而1992年至今，国内好像一本也没再出过。
当前日本推理小说受到冷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一是出版社热情大减。现在还在出日本推理小说的，只有珠海、群众、时代文艺、贵州人民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出版社，而且出得很零散；二是号称推理小说新秀的“新本格派”作品，也同样难有当年“社会派”的风光。以岛田庄司为代表的日本推理小说“新本格派”，不像“社会派”那样立足于社会生活反映时代现实，而是追求谜题的幻想性，精心设计案件的诡计范式，乃至异想天开，使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硬是发生了。近些年“新本格派”较有影响的有两个系列：占星师御手洗洁系列和刑警吉敷竹史系列。前者把占星术用来破案，魔法加推理，渲染神秘感，为首藤瓜于的《脑男》塑造了一个有人类体形、却无常人感情的“怪人”，在幻想中产生推理，依靠星占术破案，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后
者热衷在幻想中进行推理，有“解谜至上”倾向。尽管“新本格派”的《被诅咒的木乃伊》得过第92届直木奖，但这类小说似乎并未赢得中国读者的广泛青睐，市场上也偶尔仅见珠海出版社出版的有栖川有栖的《四十六号密室》等一两种。可见，至少在可预见的近期内，日本推理小说恐较难走出不景气的阴影。
回顾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由盛转衰的历程，其中固然有推理小说本身的原因，比如写法趋于模式化，叙述过于累赘，色情描写太露骨，以及缺乏像英国的福尔摩斯、美国的杜宾、法国的亚森罗苹等这类神探形象人物等等，但我认为，出版界的盲目追捧和劣质引发倒胃、滥出导致衰落等市场现象应该值得人们深思。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出版家，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Japanese Whodunits in China: from Popularity to Unpopularity By Li Jingduan
In the 30 years between 1949 and 1978, only one detective story by a Japanese writer was published in China when it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ltra "left" trend of thought. It was in the year of 1965. After the 10-year tumult, Chinese readers suddenly found the charm of the genre. In the eight years between 1979 and 1986, 55 kinds of whodunit books by 11 Japanese writers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Some books were printed more than 3 million. Japanese movies adapted from novels boosted the popularity of the genre furthe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1980s, whodunit books from Japan enjoyed a growing popularity in China. In their heyday, they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Japanese mystery and detective stories brought about three major phenomena in China.
First, Chinese publishers were all maniac about the whodunit books from Japan. In the ten years from 1979 to 1989, more than 40 publishers in China printed more than over 100 kinds of whodunits from Japan. Literary magazines vied each other in printing sh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