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 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其收入增长放缓且难以突破困境的现象。
通常，这种困境会导致国家在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无法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1) 技术进步缓慢：中等收入国家通常在技术创新和发展上缺乏动力，无法保持高速增长。
2) 结构性问题：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可能出现问题，过度依赖传统产业，难以转型升级。
3) 人力资本不足：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低下，造成生产率低下，难以吸引高端产业投资。
3. 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1) 社会不稳定：经济停滞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
2) 经济增长乏力：中等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陷入长期低增长状态。
3) 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停滞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4. 中等收入国家的突破之路
1) 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入，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2) 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3) 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建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民的素质和
技能水平，提高整体生产力。
5. 结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只要国家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积
极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等收入国家仍有希望摆脱陷阱，实现
经济跨越式增长。
希望各国能够在发展道路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作者：郑之杰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4年第10期文/郑之杰20世纪60年代初期，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寥寥十几个，且大多数是小国。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人认为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分析跨越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和跌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一、韩国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验韩国和日本是通过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典型，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大。
总体而言，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跨越陷阱实际上是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日韩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内生增长动力，最关键的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方式转换，其主要经验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冲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
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
韩国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出去，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
这为韩国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依靠技术创新立国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均采取各种战略和措施来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1982 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
南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南美三国行政管理体制一、巴西巴西位于南美洲东南部，面积851.49万平方公里，人口1.91亿，北邻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西界秘鲁、玻利维亚，南接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东濒大西洋，海岸线长约7400公里。
巴西为联邦制共和国，由26个州、1个联邦特区（巴西利亚）和3个地区组成。
行政机构分为联邦、州和市三级，分别由总统、州长和市长行使各级行政权力。
联邦政府总统行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责。
州政府作为联邦政府下级一个拥有自治权的行政单位，州级权力的行使由州长在副州长的协助下进行。
巴西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根据宪法，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司令。
总统办事机构包括民事办公室、总统办公厅、政府交流和策略管理办公室、政策筹划和机关事务办公室、机关安全办公室、政府沟通办公室、联邦总监督部、社会与经济发展委员会特别办公室、农渔业特别办公室、种族平等特别办公室。
本届联邦政府于2003年1月1日成立，共设25个部，包括：财政部、国防部、外交部、教育部、劳动和就业部、交通部、发展工业和贸易部、农牧业和供给部、社会福利部、邮电部、司法部、环境部、卫生部、矿产和能源部、科技部、旅游部、文化部、土地开发部、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城市部、全国一体化部、计划预算和管理部、体育部、社会进步和救助部、粮食保障部。
巴西在建立统一的联邦政权的基础上，各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
各州有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政府机构。
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联邦的宪法和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的宪法和法律优于州的宪法和法律。
州长办公室直接管辖的机构有：社会发展处、对外经济及经济发展处、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处（三者内设：特区法律援助中心）。
一般各州由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组成。
巴西各州行政部门机构设臵如图一所示。
州下设市，全国共有5561个市。
市政府是巴西最普遍的地方政府机构。
市政府或一般政府服务中心，负责大多数州政府提供的服务，如公立中学和公立医院的建设。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经济增长停滞或放缓的现象。
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困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特大型经济体来说更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并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遇各种结构性问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放缓等。
这些问题会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
换言之，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持续，高收入水平会是有限的。
这种观点主张在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它可能是由政策错误和结构性制约造成的。
政府支持的重资产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可能削弱了国内需求和技术创新。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官员的行政作风也可能阻碍了经济的转型升级。
这种观点主张通过改革的手段来消除这些制约因素，推动经济发展。
无论是哪种观点，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都是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但近年来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仍然相对较低。
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并不容易。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有一些重要的启示。
中国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重视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
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
中国需要加强财税体制改革。
减少资源配置中的扭曲，促进公平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吸引外国技术和资本，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性分析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摘要】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分析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通过实证性分析，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
在总结分析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挑战，同时也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展望。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涵盖了本文的结构，旨在全面解析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呼吁相关部门和决策者采取措施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本文的实证性分析，有望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实证性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 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 概念, 影响因素, 现象, 启示, 总结分析, 展望未来1. 引言1.1 研究背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贫困阶层，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一些学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实证性分析，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及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中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可以揭示其中的规律和特点，为应对挑战提供参考。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有助于指导未来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意义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障碍和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后难以突破这一阶段，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
通过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在中国经济中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和发展战略。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经验借鉴及政策建议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和认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GillandKharas(2007)提出。
近期，GillandKharas(2015)从三个不同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界定:一是从政策和制度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是否相适应的角度来定义，即“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由于其经济增长政策无法与其主要经济结构特征相匹配，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二是从实证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给出界定，即如果一国长期处于较窄的中等收入区间内(anarrowincomeband)，则认为该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Spence(2011)认为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5000美元至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即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通过判断人均GDP是否收敛于基准发达国家水平的方式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
AgenorandCanuto(2012)使用相对收入方法描绘了部分国家相对于1960年美国的人均GDP值，研究表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出现了停滞。
基于上述定义，结合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和特征，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周期性金融危机会导致金融部门出现收缩，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不良影响。
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不仅金融市场结构单一，而且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
金融危机的冲击往往导致其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人均收入因此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前期经济增长成果被削弱。
如图1所示，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爆发债务危机，这次危机导致拉丁美洲国家人均收入迅速下降。
巴西、智利人均收入从1980起开始下降，1983年触底回升。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分析与对策建议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该现象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达一定程度后，出现了增长放缓、技术革新滞后、竞争力降低的瓶颈期，使得该国难以持续走向高收入国家。
本文将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对策建议。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分析1. 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及原因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程度后，难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状态。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个国家的新兴产业趋于饱和，制造业成本上升，但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转型，从而导致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放缓，竞争力下降。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为：（1）产业结构单一化。
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一两个或几个外贸出口产品的产出。
而这些产业缺乏可持续性，难以保持长期的创新动力。
（2）资本和劳动力效率低下。
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工厂存在管理不善、技术短缺、装备陈旧等问题，导致生产力低下。
（3）科技创新能力薄弱。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缺乏资金、人才、政策和法规等方面的支持，导致技术进步迟缓。
2.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例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下面介绍几个实例：（1）墨西哥：1980年，墨西哥的GDP处于世界前十，但之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直至今天。
（2）巴西：20世纪90年代至今，巴西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无法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3）南非：2007年，南非GDP一度达到8240亿美元，但2016年龙8|登录，南非进入技术滞后、产业结构过松、工业化程度不高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以上几个国家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挑战，经济不景气、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结构问题等都是制约他们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摘要】这篇文章将讨论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在工具理性的观点中，我们需要注重效率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在价值理性的观点中，我们应该关注人文关怀和社会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挑战与机遇共存。
为了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结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未来展望中，我们期待中国能够不断创新、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本文的总结，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和挑战。
【关键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经济发展，挑战，机遇，发展路径，结合，未来展望。
1. 引言1.1 背景介绍中国正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刻。
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必须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问题凸显、产业转型困难等现象，导致国家陷入发展困境无法突破。
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上，必须认真面对这一挑战。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带来了繁荣与发展，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
金融风险、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也在不断涌现，中国需要灵活应对并积极开拓。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更加注重实效性与人文关怀。
只有综合运用这两种理性，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1.2 问题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摘要：截至2010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经困扰智利经济发展长达30多年，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反复的大幅度波动和产业结构的超稳定性。
本文认为，导致智利出现中等收入问题的因素并没有随着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消失，智利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压力。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去工业化”一、智利的中等收入问题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之前，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均GNI突破1000美元之后出现的经济与社会严重失衡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表现的尤为显著，因而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问题的表述，前期为“拉美化”、“拉美现象”或“拉美陷阱”，随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现在统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率先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制定出口导向战略的智利，以其阶段性的经济波动和一度出现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奇迹，成为国内外有关发展中国家收入问题研究的典型案例。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曾困扰智利经济发展长达30余年（1971～2010）的时间，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且始终未突破中等收入水平范畴，如图1所示。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按照智利人均GNI的波动状况可以将从1971年至今的智利经济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1～1979年，智利的人均GNI在从1000美元上涨到2000美元的过程中上下波动；1980～1996年，智利的人均GNI在从2000美元上涨到5000美元的过程中上下波动；1997～2010年，智利的人均GNI在从5000美元上涨到12000美元的过程中上下波动。
其中，1971年智利人均GNI达到1020美元，首次突破“贫困陷阱”，进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智利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0000美元，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入“富国俱乐部”，但是仍然没有跳出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中等收入水平的范畴。
二、智利经济发展概况1973年以来，智利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府前期（1973～1981）、军政府后期（1982～1989）、文人政府时期（1990～）。
1973～1989年，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智利经济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1973～1981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1982～1989年为实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1990年以后，文人政府在继承和延续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框架下，改变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做法，从本国实际出发，实施自主的经济政策（韩琦，2005）。
军政府上台以后开展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行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开放化，放弃了原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依托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逐步确定起以农产品和铜矿石为主要对象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短期内，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出口可以获得较高的产值收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但是，出口收入增加了储蓄和大量的进口，使得本国减少了改变原有生产结构的必要性，智利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
以铜矿石为例，铜矿业是智利支柱性产业和重要的出口创汇行业，智利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1/3，其中80%以上用于出口，智利铜矿产品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2/3，具有垄断全球铜产品出口的地位。
2011年，智利铜产量为526.28万吨，占全球铜产量的32.4%，铜出口量为483.26万吨，占智利铜产量的91.83%。
铜矿石是推动智利经济发展的主要自然资源，同时智利国民经济对铜矿石出口的依赖程度很强，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铜矿石价格和铜矿石出口数量的影响。
历经多年改革，智利基本确立了依托丰富自然资源，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一国经济在关键领域的增长，确保社会公平、政治民主、环境可持续发展，重新定位该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分工。
2011年，智利人均GNI达到12250美元，略高于同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996～12195 美元），首次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智利人均GNI达到14280美元，明显高于同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等收入标准（1036～12615美元），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
自然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智利的国民总收入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迅速增长。
钱纳里（1991）认为，这种增长是不具有持续性的，因而仅仅用人均GNI作为其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标准会高估智利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
虽然智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智利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经济发展总量因素、国家资源禀赋因素和经济结构因素仍然存在，智利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压力。
三、智利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压力经济从低级形态向高级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不仅发生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也发生了经济结构的转变。
刘易斯（1996）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生产和经济的行为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变，而经济结构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换。
经济总量的扩张表现为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出现的实物及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生产、需求、就业、贸易结构的变化。
其中，经济总量扩张是经济结构转变的物质基础，经济结构转变是经济总量扩张的体系保障，一成不变的经济结构只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
智利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压力，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上。
根据资源禀赋理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表现为专门生产密集使用具有相对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结构表现为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自然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智利的对外贸易结构，进而影响其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理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占据GDP的比重状况应当表现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大体不变、略有上升。
1971年，智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以后呈现出长期波动上升趋势，然而智利的产业结构长期处在变动不大的状态，图2显示出智利三次产业产值所占GDP比重的变动状况。
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从1960年的10.50%下降到2012年的3.33%。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此消彼长，不考虑特殊年份，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总体上低于第三产业，智利的产业结构具有超稳定性。
从智利的产业结构变化的不同趋势来看，1960～1970年间智利的产业结构升级明显，表现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70～1990年间智利的产业结构波动剧烈，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此消彼长；1990年以后，智利第一产业占GDP 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此消彼长，以制造业和采掘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
第三产业比重虽然有所上升，但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是使“第三产业化”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苏振兴、张勇，2011）。
1960～2012年，智利第一产业内部各经济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有所下降，种植业和林业占第一产业的比重较大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渔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相对较小。
智利的农业资源、林业、渔业连同第二产业内部的采掘业构成了其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
智利第二产业内部，2005年以后，采掘业比重开始超过制造业，成为推动智利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作为智利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有所提升。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智利人均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第三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平衡。
其中，上升最为明显的金融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4.15%上升到了2012年的18.42%；相反，作为较为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业产值占的GDP的比重则从1960年的22.11%下降到2012年10.73%，而交通通讯、住房服务、公共管理业占GDP的比重维持在5%左右，个人服务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0%左右。
由于智利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传统和现代服务业两极化的对立已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严重影响，进而阻碍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协调发展。
智利产业结构中仍以自然资源生产部门为主体，反映在进出口结构方面，国内丰富的农、林、渔和矿产资源，使得智利将国民生产的重心放在了采掘业和农业之上，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与国内产业发展状况相适应，智利在国际市场占据比较优势可供大量出口的对象只可能是初级产品和原材料。
由于国内的加工制造业水平低，随着出口收入的增加，国内对加工制成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智利逐渐大量从国际市场上进口加工制成品。
这种增长模式仍然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呈现出很强的“去工业化”倾向，在第二产业内部表现为制造业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下降，采矿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其在工业领域的竞争力在下降，出现了“再次初级产品化”或“再次原材料化”的倾向（巴尔塞纳，2012）。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受到自然资源禀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智利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发挥的重点集中在了以铜矿石为主的有色金属的出口和农林产品的出口上，出口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产业联系相对薄弱，而且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较小，因而对其他产业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的带动作用较小。
智利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实现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加深了它的不合理性。
智利对外贸易结构上的“再次初级产品化”，使得智利经济将对国际市场价格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愈加敏感，加大了智利经济随外部环境变化而波动的风险。
同时，以自然资源、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和以制成品、半成品为主的进口之间存在的大量顺差，使得在开放市场环境下，在国内商品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由出口收入增长所形成的追加需求有相当大的部分转化为进口国外制成品和半成品的需求，智利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科技支撑和国际竞争力，智利产业结构上表现出了制造业的“去工业化”倾向。
将经济改革和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提升国内制造业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培育新的国家比较优势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仍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1]韩琦.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J].拉丁美洲研究，2005（04）[2]霍利斯?钱纳里. 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M].朱东海，黄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3]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苏振兴，张勇.拉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J].拉丁美洲研究，2011（10）.[5]阿莉西亚?巴尔塞纳.201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发展[J].拉丁美洲研究，2012（12）.（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