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诗本义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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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的开题报告
尊敬的教授:
本人开题的题目为《欧阳修《诗本义》研究》。
欧阳修《诗本义》是一部古代诗词注解,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古汉语文化的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文旨在对欧阳修的《诗本义》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其中的历史背景、注释方式和研究价值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部分为研究背景。
首先,介绍欧阳修的生平背景和文学成就,然后介绍《诗本义》的创作背景和历史时代。
还将梳理此前对欧阳修的《诗本义》的研究,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优点和不足,以及未研究的问题。
为深入开展本次研究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部分为分析内容。
分析欧阳修《诗本义》的注释方式,包括字音、字形、典故、用词、古今对比等方面;还要探讨欧阳修对于史料和典籍的引用和阐释,以及对于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诠释。
结合阅读本书的体验和个人认识,进行分析和归纳,深入揭示其注释精髓和思路。
第三部分为研究价值。
考虑欧阳修的《诗本义》对于古代文学的注释、史料研究和文化传承需要进行的深入挖掘,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和启示。
还将探讨在今天的书写中,欧阳修的注释方式、解读模式以及价值思路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带来的启示和借鉴。
基于以上,本次研究旨在挖掘欧阳修《诗本义》的价值和意义,全面深入解析其注释方式和思路,并探究其在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
期望通过本次研究,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理解,获得更深入的收获。
浅谈欧阳修对诗作的考证与研究摘要:欧阳修是宋代古文献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在思想上承袭韩愈道学,在文学上诗文词兼长,而《诗本义》与《六一诗话》两书均是欧阳修潜心研究诗歌创作与理论的成果。
其中《诗本义》的主要内容是辨正《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中的得失和归纳诗篇的本义;《六一诗话》是我国最早的诗话,为后代诗歌理论著作的奠基石。
这两部著作均体现出欧公对诗作的考证和研究方面的造诣。
关键词:欧阳修考证研究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他勇于摆脱传统成见,开创北宋新学风。
《诗本义》一书,辨正《毛传》、《郑笺》之误百有余处[1],考证了《诗经》的“本义”,这是《诗经》学史上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也是其致力于诗作考证方面的代表作。
欧公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及创新,则主要集中于《六一诗话》一书,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重视生活内容与社会现实,言简而意深,为北宋诗风的转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对后代的诗人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对《诗经》的考证欧阳修对《诗经》的考证是建立在众多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关于《诗经》,欧阳修对前人之论著(包括《小序》、《孔疏》等)既不全信,又不全盘否定,认为必须审定原文献观点的是非才能决定弃取。
所以,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大胆的疑古精神,对《诗序》、《毛传》、《郑笺》皆持分析的态度,对书中的观点既不轻易发表自己观点,又不轻信于书中见解。
对文献中合理的解释,加以吸收;对附会之说,则加以摒弃;对疏漏处,则加以补充解释;对疑难处,如不自知,则厥而不论,以俟再考。
[2]正是本着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在考证《诗经》的过程中,发现了《诗序》本身存在的自相抵牾等问题,对《毛传》、《郑笺》做了理论系统的梳理,打破了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日趋僵化局面,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影响深远。
《诗本义》全书的主要部分是阐发《诗经》的篇章大意,占了前十二卷的篇幅,涉及《风》、《雅》、《颂》一百一十四篇。
欧阳修“诗本义”的诗学阐释摘要: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不再像汉唐那样紧密,文人及其文学创作都具有相当的自觉性。
欧阳修首先提出“诗本义”之说,力求突破秦汉以来传统诗经学限制,强调从诗歌文本出发,精读诗歌文字,以情解诗,以期还原诗人创作之初的原始之意。
但汉语及其演变的复杂性和时空的久远,使得完全意义上的诗之本义的探求成为一种空想。
关键词:诗本义;欧阳修;诗经学;诗经“诗本义”指《诗经》三百篇中各篇诗歌的本来意旨即诗人之“志”。
换言之,就是诗人创作时所要言说和表达的最初意思。
后来“诗本义”理论扩展到整个经学、诗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成为文学批评领域一个源远流长的命题。
一、“诗本义”说的提出(一)欧阳修与“诗本义”说确切地说,欧阳修在《论九经正义中删去谶纬劄子》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诗本义”说。
此文具有经典性意义,在诗经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欧阳修在该文中对汉唐以来的传、序、疏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朝廷有必要对历史上纷纭杂说的“诗经学”作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判断。
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其贡献绝不仅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也在于他能够将理论贯诸实践。
为了提出系统的诗本义理论,强调其理论的重要性,欧阳修专门撰写了一部“诗经学”著作——《诗本义》,对诗本义理论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论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诗本义》的内容及理论意义的评定如下: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
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日]废,推原,所始实于修。
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迹先世之臣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
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
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
”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
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
近三十年《诗经•周颂》研究综述文学院冯雪梅摘要:近三十年的《周颂》研究突破了较为单一的史学取向而向多视角拓展,学者们从文化、文学、宗教等方面对《周颂》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
关键词:80年代《诗经∙周颂》研究综述作为周王朝的庙堂音乐,《周颂》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灵,在内容上主要为歌颂祖先功德和祈年佑福,被视为庙堂文学,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与风诗都有差距,因而学界研究重点多集中在风诗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周颂》在《诗经》研究中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
八十年代后,学者们渐渐意识到颂诗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对颂诗日益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周颂》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周颂》并取得了程度不同的研究成果。
一、对《周颂》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周颂》三十一篇在内容上多为赞颂祖先和神明,创作者多为统治阶级,或是帝王,或是史官、巫师,因而建国以来学界多认为其是歌功颂德的文学,没有什么思想意义,对之进行肯定的学者也只是肯定其史学价值,把之作为分析西周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的史料依据,建国以来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也只是简单的肯定《周颂》中农事诗的价值。
8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纠正了以前的阶级分析法的偏颇,对《周颂》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
不仅肯定了《周颂》的史料文献价值,亦肯定了《周颂》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价值。
前者如杨晓斌、富世平《〈诗·颂〉正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9期),此文通过对《周颂》具体文本内容的考察,指出《周颂》诗歌虽大多为歌功颂德作品,但其内容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实录,具有文献价值。
较之建国时期只对《周颂》中的农事诗史料价值加以肯定相比,此文的考察对象更为宽泛,对《周颂》的史学价值认识亦更加深入。
而更多学者则从文化史、文学史方面肯定《周颂》的价值,这类论文主要有:王潜生《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文史杂志》,1987年4期)、《再论周初颂诗的评价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6期)、刘操南《〈诗·周颂〉中没有合理内核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1期)、蔡守湘、朱炳祥《人类精神初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3期)、瞿钧《怎样评价〈诗经〉中的〈颂〉――兼评刘大杰论〈颂〉诗的特点》(《古典文学论丛》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9页)、夏传才的《论西周的颂歌》(《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102页)、成顼《〈诗经〉颂诗再评价》(《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3期)、李金坤《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冀东学刊》,1997年3期)等。
近三十年《诗经·周颂》的研究综述作者:李佳玉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6年第10期摘要:从研究内容、研究特点出发,以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周颂》研究为论述对象,以现代研究为论述重点,分三阶段对《诗经·周颂》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1986年至1996年为起步阶段,该阶段侧重《周颂》的篇名、主题、地位研究;1996年至2006年是过渡阶段,出现专题研究;2006年到2016年是成熟阶段,研究人员增多,研究内容多样化,以姚小鸥、祝秀权教授的研究成果为代表。
最后归纳研究内容,并对《周颂》的研究方法提出三点建议。
关键词:《周颂》研究阶段研究内容综述《诗经·周颂》蕴藏着丰富的周代礼乐文化,历来被称为诗之“正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世纪上半叶以王国维和傅斯年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周颂》研究影响深远,在大批研究者的前赴后继下,至今,《周颂》研究已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
经调查,《周颂》虽在颂体文学中占有关键地位,但限于其“庙堂文学”的性质,《周颂》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未受重视。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入一批校友捐赠的战国竹简,其中包含部分《周颂》文献资料,《周颂》研究的地位由此提高。
另外,海外少数学者也曾致力探索《周颂》,并发表过数篇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论文,这些成果值得国内研究人员参考。
随着清华简的面世,回顾《周颂》研究史不仅有助于了解《周颂》研究中存在的优势与挑战,而且有益于为颂体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一整套研究思路。
秉着追昔思今的学术精神,综合文献搜集情况与研究特点,笔者将《周颂》研究史分为三个时期:1986年至1996年为起步阶段;1996年至2006年为发展阶段;2006年至2016年为成熟阶段。
着重论述每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
一、起步阶段:摸索与前进这一阶段,关于《周颂》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篇名研究清朝学者最重训诂,戴震、马瑞辰等的训诂著作都可看作是解释《诗经》字义的典范,在这些著作中,篇名释义是最基础的部分,今人中亦不乏训释篇名的成果。
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摘要:在欧阳修《诗本义》之前,对诗的文学阐释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提出的“本义”问题便是《诗本义》的源头,宋代理学大倡及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也促成了它的产生;《诗本义》的文学阐释思想主要包括:从诗的本义去说诗的阐释原则;以“情理”解诗的阐释方法;“还原”诗歌情境的阐释创新。
关键词:欧阳修诗本义诗经文学阐释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以文学为世所称,他的《诗本义》虽是经学著作,但其中对于《诗经》的文学性研究却开启宋代研究《诗经》的新风气,对宋代研究《诗经》的诸家影响深远。
探讨这部著作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思想的情况,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诗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研究与《诗经》经学阐释并行的文学阐释的发展历史也有重要意义。
一、《诗本义》文学阐释的渊源和背景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特性,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孟子也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把诗文创作同时代联系起来ⅷ只是这一时期对于诗经的解释还只注重其政教意义,诗的本义意识非常淡薄。
汉代的《诗经》研究也基本是功利的、政治的,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三家诗”立于学官,博士弟子遍布朝野。
这样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模式,决定了汉代经师对《诗经》进行阐释时往往不能忠实其文本,探求其本义,而重在政教伦理层面微言大义的阐发。
但就在这时,《诗经》本义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云:《书》日:“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
与不得已,鲁最为尽之。
近三十年《诗经·周颂》的研究综述近三十年来,《诗经》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其中《诗经周颂》部分特别受到关注。
《诗经周颂》被称作新华语、古语之中的经典之作,其所体现的在诗学,宗教,哲学,历史等科学思想,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着眼于近三十年来,《诗经周颂》的研究动态及最新成果,综述这段时期里西部学者对《诗经周颂》的研究状况及影响,以期为世人解读《诗经周颂》及相关文献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首先,要说近三十年来,学者对《诗经周颂》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学者根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研究深入研究《诗经周颂》,探讨它与古典语言文字的关系,把握它的历史渊源,挖掘它的历史意义,研究它的宗教信仰,深化对其哲学思想的理解,从中还发展出一种新的释诗方法历史文献法,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此外,目前学者对《诗经周颂》进行研究也有一些新的进展与发现,比如利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诗经周颂》中的语法、词汇、修辞、句法进行深入探讨;或者运用文化研究的手段,从新的视角把握《诗经周颂》中的历史经验、传统思想;还有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文本的语义、语用分析和研究等等。
上述这些研究既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诗经周颂》,又为今后的研究积淀了基础。
再者,《诗经周颂》同时也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诗经周颂》所能蕴含的文化内涵,并把它与宗教、哲学、传统经典等研究联系起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比如,唐代诗人杜甫把《诗经周颂》与儒家和佛教思想进行比较,而近现代学者也大量考辨《诗经周颂》中关于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内容,反映在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经典之间的互补性。
此外,各种比较文学研究也发现,《诗经周颂》的结构思想影响到现代的文学形式,其诗句有着新的文学魅力,它从古代到现代文学体裁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
最后,考虑到研究《诗经周颂》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学者们希望从多个视角深入分析《诗经周颂》,最终形成更为完善的研究成果。
《诗经》中的颂诗与周以前赞颂传统的关系探析作者:王立洲李平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8期摘要:《诗经》中的诗篇大部分作于周朝统治时期,这些诗篇中存在大量对先王、神灵、贤君等的颂美之作。
这些颂诗的出现与周以前的赞颂传统不无关系,却又在周朝这个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内涵。
本篇意在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诗经》文本的研究,分析《诗经》中的颂诗对周以前的赞颂传统的关系。
关键词:《诗经》;赞颂传统;体现;超越一、周以前的赞颂传统首先,赞颂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动作或物化的造型符号以及语词来操纵和控制自然和“神秘力量”,原始巫术应用而生。
最古老的巫术之一是咒语,中国民歌《伊蓍氏蜡辞》就是先民希望万物秩序井然的最原始的咒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因果关系越来越明晰,上古先民看到咒语、巫术并不能得其所愿,原始人类法术思维崩塌,从而走向了神灵崇拜的极端。
人们在面对自然暴力时,开始通过献祭、颂扬等谄媚的手段来哄诱安抚不可捉摸的神灵。
原始的赞颂观念得以生发。
其次,赞颂活动的主要方式是祭祀。
初民在原始赞颂观念下自发举行对神灵崇拜和赞颂的人祭活动。
正如恩格斯指出,在原始时代的初期,“野蛮的食人现象渐渐消失,只是作为宗教仪式或者魔法保留着”,这一历史阶段“盛行着以人当作祭品的风俗”。
考古发现,最早的人祭现象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修建奠基仪式上的人头祭祀和将人埋入圆形窖穴来祭祀神灵或“地母”的活动。
可见祭祀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为人祭,而考古活动中相继发现的祭祀遗址则说明在赞颂观念的影响下赞颂活动的主要形式即为祭祀,赞颂传统开始形成。
最后,赞颂对象除了神灵以外还有对英雄和祖先的赞颂。
远古先民在梦境中有时梦到去世的长者,他们有限的认知极易引发对灵魂和鬼神的想象,进而很容易滋生祖先崇拜的思想。
此外,随着人类改造生存环境的能力提高,人们对征服自然的英雄,比如治水的大禹、发明种植农业的黄帝等英雄大加赞颂。
颂诗的起源与流变——三代诗歌主流的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颂诗的起源与流变——三代诗歌主流的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诗歌作为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幽远的历史根基和独特的魅力。
而其中,颂诗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古典诗歌形式,流传广泛且影响深远。
本文将从颂诗的起源出发,逐渐展开对三代诗歌主流的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探究颂诗在不同时期的变迁与发展。
首先,我们回溯至颂诗的起源。
颂诗作为一种赞美和歌颂的表达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古代文明的发端。
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敬畏和崇拜,以及对神灵和祖先的崇高敬意,诞生了原始颂诗。
这些颂诗常常以简单的押韵和韵律形式,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的歌颂与感恩之情。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颂诗开始迈向更加成熟和复杂的形式。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颂诗作为一种庄严而华美的表达方式,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等杰作,以其宏大的叙事和优美的词藻,展现了颂诗在古文明中的巅峰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颂诗进入了中世纪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宗教的影响,颂诗逐渐与教堂音乐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宗教颂诗形式。
这种形式的颂诗主要以对上帝的赞美和崇拜为主题,内容充满着宗教意味。
这一时期的颂诗创作往往通过固定的文体和传统的韵律规则,营造出庄重而肃穆的氛围。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颂诗开始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
在经历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冲击后,颂诗逐渐远离了宗教和神圣的背景,成为表达个体情感和思考的媒介。
现代颂诗注重个性的体验与表达,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探索与思考。
例如,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埃略特的《荒原》等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度的内涵,为颂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颂诗作为一种特殊的古典诗歌形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
从原始社会的简单赞美到古文明的宏大叙事,再到中世纪的宗教崇拜和现代的个体表达,颂诗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
同时,通过逻辑推演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颂诗在不同时期的变迁与发展。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综述
唐海艳
【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00)006
【摘要】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学史上有着疑古革新的开创性意义.然而有关欧阳修<诗本义>的研究,虽然从最初的少有人问津到队伍逐渐扩大,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经学范畴,研究方法亦呈多样化,但论述的角度似乎仍囿于单一性与阐发性,缺乏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
【总页数】3页(P106-108)
【作者】唐海艳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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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论欧阳修《诗本义》的以人情说诗 [J], 庄庭兰
4.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序》的批评及影响 [J], 李梅训
5."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J], 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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郙阁颂调研报告郙阁颂调研报告一、调研目的郙阁颂调研报告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郙阁颂的调研,了解和研究郙阁颂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进而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调研内容1. 郙阁颂的起源和发展:郙阁颂是中国古代辞章体裁之一,起源于汉代,兴盛于唐代。
了解郙阁颂的来源和发展历程,对于研究其特点和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2. 郙阁颂的表现形式和特点:郙阁颂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对山河、宫苑、园林等景物的描绘和赞美来表达作者对于大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感受。
其特点是语言优美、意境深远、音韵和谐。
3. 郙阁颂的创作技巧和艺术手法:调研郙阁颂的创作技巧和艺术手法,对于理解其独特魅力具有重要作用。
如使用修辞手法、运用对比手法、营造意境等。
4. 郙阁颂的文化内涵和影响:郙阁颂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寄托了古人对人生、自然、社会的思考和感悟,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郙阁颂也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古代文人墨客推崇和学习的对象。
三、调研方法1. 文献资料调研: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郙阁颂的起源、发展和特点。
2. 专家访谈:与相关的诗词研究专家进行交流和访谈,探讨郙阁颂的创作技巧和艺术手法,推进对郙阁颂的深入研究。
3. 实地考察:到具有代表性的郙阁颂创作地,如洛阳郙阁等进行实地考察和拍摄。
四、调研结果1. 郙阁颂的起源于汉代,兴盛于唐代,是中国古代辞章体裁之一。
2. 郙阁颂的表现形式以对山河、宫苑、园林等景物的描绘和赞美为主,语言优美、意境深远、音韵和谐。
3. 郙阁颂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如比喻、象征、对仗、意境唯美等。
4. 郙阁颂通过对景物的描绘,表达了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总结和建议郙阁颂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为了传承和发扬郙阁颂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加强对郙阁颂的研究和宣传,组织相关的讲座、展览和比赛等活动,提高人们对于郙阁颂的认识和欣赏水平。
颂诗本义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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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序》释颂的得失及其衍生诸说评议
关于《诗经》中的《颂》这一类作品的概括性说明,《诗序》中的说法无疑是最权威的一种,其流行也最广:“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毛诗正义》卷一)。
《正义》分析《诗序》之说的阐释方法:“美盛德之形容,明训‘颂’为‘容’,解颂名也。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解颂体也。
”孔颖达所谓“名”,即概念。
《诗序》训“颂”为“容”,是从词义考据出发来寻求“颂”的本意。
而所谓“体”,则是指体式、形态。
《诗序》所说的“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从其表演形式、过程出发探讨颂的体制形态。
比较而言,郑玄可谓深得《诗序》释颂之微旨,《周礼·春官宗伯》:“太师……教六诗”,颂为其六。
郑玄注云:“倾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又《周颂·清庙》郑笺:“颂之言容。
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
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
”《正义》于此下疏解郑说曰:“此解名之为‘颂’之意。
‘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
”
后人的解说大都从《诗序》及郑玄的看法出发,选取其中的一个角度来解释“颂”的本义。
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一)颂为歌颂、赞美祖先说。
此说从《诗序》的“美盛德之形
容”引申而出,在汉代很盛行。
西汉韦孟作《讽谏诗》模仿颂体,赞述祖德。
即从创作上体现出此说的深入人心。
又王充《论衡·须颂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
……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鸿笔之奋盖其时也。
”王充有意突出颂诗“褒颂纪载”的一个侧面,但却忽略了颂诗的形态特点,并不完备。
(二)颂为宗庙祭祀之歌。
“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此说由朱熹《诗集传》首次明确提出,而寻其根源仍在《诗序》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一义。
朱子能从颂诗的用于祭祀仪式这一角度出发解释其本义,对我们进一步探索颂的祭祀根源是具有启发的。
(三)颂为舞容说。
《诗序》以容释颂,为此说之源起。
“颂”与“容”皆从“公”,文献多颂、容互借。
《管子·牧民》首章名“国颂”,注云:“颂,容也,谓陈为国之形容。
”宋王观国《学林·容颂》云:
《史记·儒林传》曰:“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
《礼》自孔子时其经不具,至秦焚书,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
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
传子至孙徐延、徐襄。
襄善为容,不能通经,皆为礼官大夫。
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威生、单次、萧奋,皆为礼官。
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
”《前汉·儒林传》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以颂为礼官。
”“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
”苏林注曰:“《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
有徐氏,后又有张氏,不知经,但能
盘辟为礼容。
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诣鲁学之。
”颜师古注曰:“颂读与容同。
”观国案:字书颂字亦音容,而颂亦作额,有形容之义。
故《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
”《史记》用容字,《汉书》用颂字,其义一也[1]。
沿着这个思路,其后清人阮元《释颂》一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
颂之训美盛德者,余义也。
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
且颂字即容字也。
容、养、漾一声之转,……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
何以三颂有样而风雅无样也?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2]。
阮说从“颂”“容”的互训关系出发,对比风雅二体,得出颂为“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的结论,可以说已经涉及到颂诗作为宗庙祭典之歌乐舞三位一体的仪式性表演的本质。
王国维《说周颂》一文针对“舞容”说之偏而指出:“阮文达《释颂》一篇,其释颂之本义至确,然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则恐不然。
”王氏认为:“风雅颂之别,当于声求之。
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
何以证之?曰:风雅有韵,而颂多无韵也。
凡乐诗之所以用韵者,以同部之音,间时而作,足以娱人耳也。
……然则风雅所以有韵者,其声促也。
颂之所以多无韵者,其声缓,而失韵之用,故不用韵,此一证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此二证也;”[3]指出了阮说的不足,强调颂诗的“声”和舞容一样,
也是构成其整体的重要因素。
王氏还认为在“颂”诗乐舞一体的形态中,“声缓”决定了歌辞的无韵,这和后世诗歌、戏剧的歌乐舞一体并不完全相同。
今人王占奎根据甲骨文和古籀文中“公”字一形与容、颂的密切关系,指出“颂”“容”亦作“公”,像人之口与唇上之八字须,因此“颂”是多义的,除形容一义外,又可理解为主持祭祀仪式的人,由此,王占奎先生认为:
颂诗,或许与原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物有关:非洲的通加人的国王有一位传令官,“他的职责是每日早晨站在王宫大门前,高声赞颂国王先祖们的伟业,而继之以责骂现任国王的无能失德。
口齿流利是这个职官的唯一资格。
”(王文注:罗维著,吕叔湘译《初民社会》第448页。
)《诗经》中的颂诗,大量的歌颂先公、先王及先妣的诗歌似乎与这种特殊的人物所为有不少相似之处[4]。
王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甲金文及人类学材料,指出颂于舞容声曲之外,主要是主持仪式之人的言语活动,揭示出颂诗礼仪背后的活动主体及其特点。
对我们深入了解颂诗的由巫文化、祭祀文化,迈入礼仪文化的变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四)颂为舞乐剧本说。
梁启超受阮元《释颂》一文的启发而略加发挥,认为颂本指“容貌威仪”,颂辞即是歌乐舞剧本。
其《风颂雅南释名·释颂》云:“依我看,南、雅皆唯歌,颂则以歌而兼舞。
《乐记》说:‘舞,动其容也。
’舞之所重在‘颂貌威仪’。
这一类诗举其所重者以为专名,所以叫做颂。
”“略以后世之体比附之,则风为
民谣,南、雅为乐府歌词,歌辞颂则剧本也”[5]。
梁说针对三颂中那些描写祭祀仪式的诗来说,或许不无道理,但是这类诗在三颂中只是少数,而大多数颂诗是以赞述祖先神灵的功德并祈求福佑的内容,这和后世戏剧的演绎故事有很大的区别。
再从歌乐舞结合的具体形式上说,颂的表演也不同于戏剧,只能说颂已含有戏剧的某些因素。
所以说颂诗根本不是什么“剧本”。
但梁任公把颂诗实质的探讨集中在乐舞仪式的核心——歌辞上面,是值得肯定的。
二、颂为乐器说
颂为乐器说最早由清代学者杨名时提出,他的《诗经zhá@①记》引文贞公语云:
庸即颂也。
颂钟颂磬与歌声应,直言“颂”,重人声也。
据此则《虞书》“笙镛”“镛”字亦与“颂”通。
间歌时堂上击玉磬为人声节奏,疑西阶颂钏颂磬应之。
颂钟倾磬不俟合乐始击,唯升歌三终时[6]。
杨说所据盖为《周礼》及《仪礼》所载之奏乐之情形。
二书中都有“颂磬”,《周礼·春官·liào@②》:“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
”郑注:“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
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
”《仪礼·大射仪》:“西阶之西颂磬。
”注云:“西方钟磬谓之颂。
古方颂或为庸。
”按:“颂”、“庸”古音同,可互借。
姚际恒《仪礼通论》卷七引郝敬曰:“颂、诵通,即歌也,歌则击磬,故谓颂磬。
颂
以告成,西成,故列于西阶下西。
”[7]西为阴中,万物之所成,是
以西方钟磬谓之颂。
姚氏意谓击磬为人声歌唱之节,故伴奏之乐器亦可称“颂”。
此后张西堂先生以《大射仪》郑注“古文颂为庸”为基础,又从前人释“南”、“雅”为乐器受到启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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