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莫言的经典作品解析和文学创作理念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在文学创作上一直都有着独特的理念和风格。
他的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形式，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作品。
本文将从莫言的经典作品角度出发，对其文学创作理念进行一定的解析。
一、《红高粱家族》作为1987年“文学十年”运动的重头戏，《红高粱家族》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奠基之作。
小说以中国北方一个偏僻乡村为背景，讲述了以五个红高粱的命运为引子，展开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史诗。
通过对家族发展的叙述，作者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中国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缺陷。
在表现手法上，莫言采用了荒诞、寓言和神话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明形象和传奇故事。
小说的主题是人的命运，家族命运，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寄托。
莫言在小说中给予了红高粱五子极富人性的形象化描写，以此通过一个小家庭将中国人历历在目的情感状况和时代局限表达出来。
这种将小家庭、小人物与民族历史、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的写作方法在莫言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二、《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是莫言的另一部经典之作。
小说着重描绘了中国老百姓家庭明快生动的生活，通过对五代同堂女性丰乳肥臀的描写，反映了中国女性的命途多舛、奋斗历程和生命悲欢离合。
小说着重探讨了女性家庭地位、家族兴衰和社会变化的深刻内涵。
莫言试图让读者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想象世界和女性命运的变化。
小说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生命的崇敬、对女性的关注，是莫言笔下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三、《蛙》莫言最新的作品《蛙》是一部对当代中国草根年轻人生活的关注和呈现，莫言在小说中以一个小县城的所镇痛过镇出发，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背景。
莫言以一家散居在农村的三代人为刻画主线，展示了走过一生的农民亲人的生活和命运，感情生活的沉浸和转向，这部小说展现了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的色彩。
小说中揭示了中国社会一些最为普遍的问题，揭示了社会的界限，深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增加构思难度，人物个性明显鲜明，构思丰富。
莫言小说中的狂欢化叙事的特征及意义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浩瀚星海中，莫言无疑已成为最闪亮的一颗星。
他经历了1979年以来出现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兴起。
在思潮风起云涌的中国文坛里，他餐风露宿，终于在“寻根”与“先锋”文学间徘徊之后，欣然地投进了神秘的民间大地怀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语言，闯出了一条富有个性的创作。
本文根据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尝试从一般视角之外的新视角视角去解读莫言的作品，探究莫言作品中的狂欢化叙事特征。
狂欢化理论的引入，开创了莫言研究的新方向，挖掘出了过去研究形式所未曾展现出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莫言小说；狂欢化；叙事特色自20 世纪90 年代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多阐释论着和解读话语在文论界涌现，其中不乏有人运用狂欢化理论对莫言的作品进行评论，展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深度。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立足于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化思考，以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这组概念构成了狂欢理论的主骨架。
从狂欢生活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这组概念反映的正是狂欢节这一“人类文化第一形式”由本然的生活向意识形态层面渗透的过程。
目前对于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叙事特色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完善，因此，笔者试图在这里以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为依托，从人物、语言、结构等方面探讨文本中所体现的狂欢化特色。
一、狂欢化的人物形象莫言近年来的作品中，就存在着不少戴着骗子、傻瓜的角色面具赋予人们特殊的身份和权力的人物设定，他们可以在“疯癫”的外表掩盖下公开嘲笑、辱骂、揭露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官方神圣事物，惹得人们的哄笑戏弄，摆脱这些事物在平时对人们的压抑和束缚，在笑声中揭露神圣事物的虚伪本质的莫言狂欢化人物形象。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具有狂欢化色彩的人物大致具有以下特征：他们普遍看起来愚钝、疯癫、简单，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小丑、骗子和傻瓜。
小丑是最常见的狂欢节人物形象。
他游离在这个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世界的边缘，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当然，他们也会时不时闯进那个正统世界，留下一些格格不入的踪迹，打乱这世界正常的生活秩序和节奏，揭出这个世界的伪善。
叙述的极限论莫言一、本文概述《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及其叙述风格，特别是对他如何挑战和拓展叙述的极限进行详尽的分析。
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深受全球读者和批评家的喜爱和赞誉。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包括莫言作品的叙事结构、语言运用、主题探索等方面，来探讨他如何在文学创作中打破常规，以独特的叙述手法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将中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深入剖析莫言的文学世界，本文旨在揭示莫言如何在叙事艺术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以及其对中国文学和全球文学的影响和贡献。
二、莫言作品中的叙述极限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中深邃的叙述艺术常常令人叹为观止。
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叙述的极限不仅体现在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入挖掘上，更在于他如何将这些复杂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叙述风格。
莫言作品中的叙述极限首先体现在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上。
他擅长通过细腻的笔触，揭示出人性中最为复杂、矛盾的一面。
在《红高粱家族》中，他通过对主人公九儿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九儿既是一个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女性，又是一个深受传统束缚和道德规范的受害者。
这种对人性的双重解读，使得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莫言作品中的叙述极限还体现在对历史和社会的反思上。
他善于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通过对历史的重构和解读，来揭示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
在《丰乳肥臀》中，他通过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波澜壮阔和人民的苦难历程。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叙述方式，使得作品具有了更为宏大的视野和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
莫言作品中的叙述极限还体现在他独特的叙述手法和技巧上。
他善于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现实与梦境、真实与虚构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
这种叙述风格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浅谈莫言作品特点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涯乡平安庄，中国当代作家。
接下来由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浅谈莫言作品特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莫言的作品多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对于故乡的复杂情感贯穿着作品始终，因此莫言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一、“由内向外放射式”的构思“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作者在梦境中看见过的景象。
梦中如童话般的景象促使莫言产生了说不出口的感受，最终他选择用笔来表达。
这种说不出口的感觉一直推动着他，直到一篇中篇小说问世，并且命名为《透明的红萝卜》，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好评。
暂且先不去考究小说中那些童话般的景象与梦境有什么样的联系，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该小说的构思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长期以来，许多小说作者不自觉地将自己束缚起来，在固定的范围内原地转圈，这很显然是作者创作自由的自我丧失。
然而，莫言却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透明的红萝卜》、《三匹马》等小说中的景象便是其梦里观察到的，莫言还从他人的作品《雪国》中“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句话也使莫言抓住了叙述的“调子”，最后创作了《秋千架》。
这些都说明了莫言小说的创作灵感以及构思来源都是用其心灵去熔铸生活积累，这也是其小说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之处，这种构思方法即：“由内向外放射式”，目前看来，这样的构思方法更加符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
作为一名真正的小说作家轻车熟路地掌握这种构思方法，也就表明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具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
欧洲的著名文学家丹纳曾说过：“有艺术才能的人都具有强烈而自发的印象，并且这个印象所占的优势能改变一切周围的.印象。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象”或“印象”都只是酵母，都得将其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才能使其物尽其用。
二、想象丰富在文学作品中，想象是众多作者所青睐的写作手法。
合理的想象能够使得文章更加活泼、生动，使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文章中所写的情景和事物。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15 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2, 2019新体小说：莫言的“诗”性叙事王金胜 张爱玲（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摘 要：莫言小说具有浓郁的诗性品格，其诗性容纳古典与现代质素，兼具审美、叙事、象征等多重功能。
形式美感、叙事功用和象征意蕴的浑然相融，赋予莫言文学丰厚深沉的诗性蕴涵。
莫言小说赓续中国现代诗化小说流脉，并以独特的路径与方式重塑小说的诗性。
莫言以生命美学、崇高美学、怪诞美学等现代后现代感性学，丰富和重构诗性的蕴涵和表意形式，以驳杂混沌、深沉繁复的诗学面貌，呈现出对古典诗意美学和现代诗化小说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莫言小说；诗性品格；古典诗意美学；现代诗化小说； 鲁迅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9）02-0015-13莫言自述“讲故事的人”，其小说常以“故事”或“叙事”被学界关注。
同时，其作品对百年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民间视角重述，又使“民间”“历史叙事”成为阐释莫言的关键词。
而丑恶残酷的现实描写、丰富细腻的感觉化细节、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不加节制的语言洪流，也被贴上“审丑”“感觉主义”“放纵而不加节制”等标签。
总体来看，莫言小说故事的曲折有趣、情节的起伏跌宕、对崇高与神圣之物的解构和亵渎、滑稽戏谑的口吻和笔调，仿佛都与诗性无关，甚至构成了对诗性显在或潜在、直接或间接的消解。
在通常认识中，“诗”是优雅、纯净、圣洁和美的代名词，“诗”意味着整饬、有序或崇高、温情，它是对混乱现实与情感的富有建设性的组织和对某种意义秩序的建构。
由此来看，“诗”，无论是古典美学的承续，还是“小布尔乔亚”情调的抒发，仿佛都与莫言小说相去甚远。
也许正因此，学界对莫言小说中的“诗性”极少谈及，但我们认为这其中隐含着对莫言小说的误读和偏见。
莫言的写作风格及对中国文学小说的贡献作者：苏曼来源：《速读·中旬》2019年第02期摘要：众所周知，莫言的小说成就为中国文坛的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莫言小说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重情写意的特点，运用一支笔将至圣的理念与至人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除此以外在写作当中不仅运用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写作技巧，更是借鉴西方的艺术精神，将中西的艺术手法融合在一起，根据中国的百年历史与社会现实，创造了一部又一部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小说，揭开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
本文通过阐述莫言的写作风格来分析莫言的风格特色为中国文学小说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莫言；写作；中国文学；小说；长篇小说1前言在长达四十年的小说创作当中，莫言无论是在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又或者中篇小说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其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尤其受人重视，引人注目，甚至成为了现代长篇小说题材的巅峰，由于莫言小说的成就，近年来，他一直都是文学界观察以及研究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2莫言的写作风格在莫言小说当中，最明显的风格与创作特征应该是丰富性与多义性。
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而言，丰富性反映的是作品当中对于内心世界的描写多彩以及作品当中生活的广泛度，丰富性通常与多样性相互联系。
多义性的含义与单一性正好相反，俗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所以，多义性的意思是，同一作品能使千万个读者有不同的解读，作为当代中国文坛的引领者，莫言的作品便是如此，莫言小说做创造出来的多义性与丰富性，早已是作品本身跨越了国界、政治与阶级。
在进行文学创造当中，莫言是一个能够大胆使用各种艺术文体的人，无论是新文体还是旧文体，或者来源于什么地方的，在莫言手中都能变为自己的，并且将其淋漓尽致的诠释。
3莫言对中国文学小说的贡献3.1掀开“世界之中国”大时代文学的新篇章梁启超曾经将中国分为三个层次，世界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中国之中国，而随着莫言取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成就，是我国的一个标志，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拉开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序幕，而莫言独特的写作风格更是将中国智慧与风格带向了世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使中国文学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论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作品以描绘人性的阴暗面、展现中国乡村生活和以独特的叙述方式而著称。
这篇文章将讨论莫言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艺术，以及其对读者的影响与启示。
首先，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具有强烈的叙述性和戏剧性。
他善于运用多重叙述视角，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对话和描写等手法，把故事展示得生动而有趣。
莫言的小说常常以曲折的叙述结构出现，通过前后呼应或时空交叉的方式，使故事更加贴近现实，呈现出多维度的叙事空间。
例如，在《红高粱》中，莫言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通过回忆和讲述，将故事叙述得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流畅。
其次，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个化特征。
他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常常是对于中国传统乡村人物的深度描摹和再现。
莫言善于通过细腻入微的描写，塑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其行为和心理活动。
他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尤为出色，通过对人物感受和思想的描写，使其形象更具立体感。
这种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使得莫言的小说历久弥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另外，莫言小说的叙事饱含着浓厚的乡土情怀。
他以乡村为背景，以农民为主要人物，多次塑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莫言通过对乡村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和农民生存状态的描绘，展现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独特魅力。
他关注乡村文化的保存和价值，呼吁对乡村的尊重和关爱。
莫言小说中充满了对农人生活的赞颂和对农村生活的思考，通过细节描写与对话反映了他对乡村的关注与思考。
此外，莫言小说中的讽刺与幽默使叙事更加生动有趣。
他善于以幽默和讽刺的方式描述人物及其生活状态，回味悲喜人生的无常。
莫言的讽刺常常深刻含蓄，通过细微之处的描写，娓娓道来，带给读者一种发人深省的体验。
他善于用平实的语言揭示社会弊病和人性的复杂，精辟地揭示出生活中的荒诞与无奈，表现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冷嘲热讽。
浅析莫言著作中体现的思想浅析莫言著作中体现的思想1、幻现实主义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
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
“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
莫言小说受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多,作品中充满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
当然不同的人对小说的解读和理解是不一样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
所以我们解读莫言的作品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
幻现实主义是人们从莫言的小说的整体的语言氛围和环境的塑造特点来进行分。
2、黑色幽默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
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幽默成分，莫言曾说：“人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
”黑色的幽默在莫言的很多的小说中都有着反应，他不仅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农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人们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借口和对生活窘境的另外一种的接受态度。
民族性世界性人类性：莫言小说的核心质素与诗学启示白杨;刘红英【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格局中呈现民族特性及其世界意义,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莫言的小说以其对民族经验与世界性、人类性关系的独到把握,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在人类性基础上张扬民族性,使莫言具有了世界性声誉和影响力,也成为东方文化的全新传播者.而其前后期的诗学转向,内蕴着作家文化重构的信心和主体自觉的全新向度.艺术创新离不开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莫言诗学转型的价值启示.【期刊名称】《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4)005【总页数】5页(P99-103)【关键词】莫言;民族性;世界性;人类性;诗学启示【作者】白杨;刘红英【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12;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1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格局中呈现民族特性及其世界意义，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莫言作为当下汉语文学写作的佼佼者，同时也是东方文化以及民族性传播的集中代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前后期创作的转型能够呈现出何种向度的主体自觉？这种主体性的自觉对于莫言乃至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文化时空中都有深入思考的必要。
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集：人类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中，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力非同寻常，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百年孤独》不仅震撼了拉丁美洲，也深深引发了中国作家的群体性焦虑。
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弱势境况被再次反衬出来，这种心灵阵痛对中国作家而言既是暂时的，也是深远的。
一时间，民族性写作异军突起，莫言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创作生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及纠葛成为一代中国作家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也成为他们文学写作的内在动力和无法克服的软肋。
莫言研究专辑叙述就是一切谈莫言长篇小说中的叙述策略周立民莫言 这两个带有禁忌意味的汉字,作为笔名不但没有使作家三缄其口,反而比其他人更加滔滔不绝。
高粱红了一茬又一茬,文坛的新桃也换了旧符,但从 红高粱家族 到 生死疲劳 ,莫言滔滔不绝的叙述热情仍然不减当年。
由此看来,近二十年来在长篇小说文体探索上所取得瞩目成就是时间带给莫言这种执著者理所当然的回报,我相信能够有此收获的作家仅是少数几位,特别是经过市场化的淘洗长篇小说在叙述上不仅毫无作为反而沦为大众故事的奴隶,莫言的探索就更值得尊敬。
在一本长篇小说的后记中,莫言认为 诉说就是一切 ,并以惯有的语气写道: 在这本书中,诉说就是目的,诉说就是主题,诉说就是思想。
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
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
这是莫言的 创作哲学 ,也是打开他五彩绚烂的长篇小说世界的一把钥匙。
莫言 不是 不言 ,而是一个时时在考虑 言何 与 何言 的人,叙述对于他来说就是一把无敌利剑。
所以多少年后,谈论曾使自己名满天下的 红高粱 时他认为: 如果 红高粱 没有这种独特的人称叙述视角的话,写出来就会是一部四平八稳、毫无新意的小说。
这么说可能绝对了一点,但莫言的对小说叙述的重视却是从 红高粱 以后一以贯之的。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 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 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这话同样可以用以看待小说的叙述。
在小说创作中,叙述是实现作者意图的手段也构成了小说的本体。
作者叙述策略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表达,表达着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
一、不负责任的叙述者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
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莫言: 诉说就是一切 后记 , 四十一炮 ,第44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一、小引撇开自身的禀赋不算，莫言登上文坛似乎完全是凭借了自己的童年经验、对故乡生活的强烈记忆和通过阅读得到的对小说艺术的领悟。
他的作品生活底蕴丰厚，语言“镂金错彩、繁华奢侈”（英国评论家内斯·威克雷评语）①，丰富生动，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
然而莫言却不是一位乡土色彩的作家或经验主义小说家，即莫言绝不仅仅是拿生活经验来直接平铺直叙的记录者。
②莫言小说尽管总是由生命主体的内在体验出发、由里往外涌出，让人恍然有存在之物“泥沙俱下”、不可阻遏的感觉，但莫言的小说写作实际上充满了苦心孤诣的心机，莫言实际上在一直暗地发力谋求着表达手法的创新和完善，或者说莫言的写作是有自己的诗学、小说学见解支撑的，而他的这些见解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在自己对生命、对生命主体精神的理解、感悟之上。
因此，莫言的小说给我们极大的诗学和精神启示。
二、言说的莫言与沉默的莫言莫言曾在一篇论文中总体性地阐述了故乡、个人经历或童年经验在作家创作生命中的意义：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③——“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似乎是个悖论，似乎与我们在莫言作品中触目而见的以存在论的，生命存在、生命主体、生命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非认知化、非工具化为特征的文学世界、审美景观相矛盾。
其实关键就在于这里的思想不是认知论、认识论或一般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思想”的含义，它应该是海德格尔常用的“思”的概念。
套用莫言的一个句式可以说：爷爷点亮了你的民间式的生命意识或生命主体精神、意识，故乡给了你故事、语言等小说话语生产或创造的符号体系，你的故事应该像山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但实际上，虽然爷爷和故乡给了他无尽的矿藏，但把这些矿藏转化成具体的作品，还需要别的。
否则他只能成为自己所说的“地方色彩的作家”，不能进入超越性的、自由的话语创造的天地。
因为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方式，它的话语意义、价值必须置于整个世界的多元114文化、多元话语实践方式的参照中才能显现出来。
因此就具体的一部作品的完成来说，没有这样的参照就难以形成具体作品的独特风格与具体作品的审美的、精神的辐射力，就不能具体地形成与其他作品及读者的对话、交流与沟通。
千言万语，胸中百万，但作为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一种话语方式，饭得一口一口吃，话得一句一句说，作品得一部一部写，这一句句话、一部部作品各成话语、各成风格，同时构成一个整体，最终形成一个森林或一座座山峰，而与其他的生命主体相比邻，因此，你的深度、你的境界、你的高度决定了你的森林、山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两个生命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④世界最少是由两个生命构成。
因而作家至少必须潜入两个生命内部，他要实现这种潜入，必须超越单个具体的生命，他必须分身有术，将“思想”飞升到一定的高度，直到最高的极限，从而使作品在整体上无声地形成一个新的视角或话语立场，从而与每个人物产生对话或共鸣。
因此，当莫言笔下的人物各自发出自己的存在之声的时候，莫言在通过作品的建构这一方式无声地作出另一种观照或发出另一种话语、声音。
于是，这就提出一个有诗学意义的命题：言说的莫言与沉默的莫言。
句子有语义、句法、句式。
一部作品是一个身体庞大的句子，它也有语义、有指陈，但它也有章法、有韵律、有文体。
也许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独特的“语符学”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的这种双重的意义操作或作用方式：语言只是形式，不过这种形式包含两方面，即表现的或语音的形式，和内容的或语法的形式（思想）……“语符”具有一种“两面性格”，即语符的语义功能“不只是获自一个方面，而是不同方面，介于两个对应方面的实体之间”。
这两个对应实体一是“内容”，另一是“表现”。
介乎这两个实体之间的“语符”（形式）便获得了两个层面：包含意义的语言单位“意符”（plereme），和不包含意义的语言单位“音符”（cenemes）。
⑤作为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除了通过故事、情节的语义指陈来叙述、言说之外，作家总是通过章法和文体构造的方式、语言的韵律创造来无声地启示、表现，这是卓越的小说家的创作尤其具有的特色，而莫言正是这样出色的作家。
如果说人物身上有人，“人身上的人”，话语的内部有“双声”的话，这种言说与沉默的方式，陈述指义的方式与通过形式构造而呈现、启示的方式的并驾齐驱的双重并奏，正是小说这种特殊艺术的一种至高的“双声”话语境界。
“假如作者的世界同‘大地’这一领域是重合一致的话，那么全部小说便会都用与这一领域相应的叙事风格来创作了。
”⑥像阿都尼斯一样使大地复活的莫言已经使他的作品在构成上、风格上具有这种双重书写、多重言说的特色，契合了巴赫金提出的对话性艺术世界的要求：自我意识作为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艺术主导因素，本身就足以使统一的独白型艺术世界解体。
但有两个条件，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要真正描绘出来，而不是表现出来。
这就是说，主人公不能与作者融合，不能成为作者声音的传声筒。
⑦莫言通过叙述、描述表达人物的生命意识、主体意识和生存体验，他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他通过无声的章法和文体使人物之间的声音形成对话。
由于莫言总能潜入人物的内心让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人物的思想情感、生命意识充分抒发出来，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显示出如泉涌出的喷礴之势，显出丰富的表现的特征(这显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在通过独特的对话、复调安排以及寓言手法的115运用而暗示、表征出不同的话语动机和内容。
因此，莫言的小说，叙述与表现、叙述与展示、叙述与暗示、叙述与寓言多管齐下，形成了多种表意方式之间的多重对话、对比与共鸣。
简言之，言语的方式与体态或姿态的“身体语言”的沉默的表现方式形成了多重组合，从而使作品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叙事与表演交织的风格。
泰特罗在《本文人类学》中一个重要观点不啻是对莫言小说的书写方式的一种绝妙的注解：我想论证的是，戏剧不能由模仿诗学来解释，相反，它是社会领域内的共公事件，必须由表演人类学来判断。
这些判断的标准进而还能提供在所有的阅读中意义构成的模式。
这就超出了戏剧表演的具体情况，因为所有的写作者是表演性的(performative)，产生特定的效果并形成其读者。
⑧单纯的叙述、单纯的语义指陈不能涵盖莫言作品具体丰富的内容，虽然作为叙事作品，叙述和语义指陈是构成作品的基本材料和内容。
但，正像人物的语言不仅仅是叙事和语义指陈，表现、表演及姿态、表征、暗示、呈现等方式也是人物言行或话语表达的重要方式，后者更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表达方式。
莫言说：“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⑨“吹牛”的特征就在于从内在感受出发朝外喷涌，因此，是主体的内在体验的真实、充分的表达。
这是莫言作品的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他让人物“吹牛”，从内朝外喷，他让人物表演，让每一个人物表演。
这是莫言小说给我们的诗学启示。
三、解构的和不可解构的如果说人类世界的基本特征是对话，或者说从每个生命存在、生命主体的存在出发，必然走向世界的对话结构的话，这种对话结构则不仅存在于人物之间，即生命主体之间，也存在于人物的内心，常常表现为某种“双声”或“微型对话”、“隐蔽复调”。
每个生命主体都有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权利、自由、目的、动机和合法性，当生命主体沉浸在自己的生命感受中的时候，可以狂欢可以痛苦，如同酒神狄奥尼索斯，让生命尽情享受行动的自由与表达的自由，但当主体与主体遭遇，生命与生命相逢的时候，对话问题就出现了，对话就形成了，因此，作品如“大地”承载、容纳着每个生命，“视界”如日神，应该君临天空，普照万物，显出生命与生命、主体与主体的对话关系，而这正是我们透过莫言的作品看到的关于世界的写照。
酒神的沉醉与宣泄、日神的明朗与清醒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双重在场和对话、合奏。
“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到达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只有肤浅与深刻的区别。
”⑩这说得何等准确!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梦境，是酒神的、生命体验的、狂欢的或痛苦的乐园、天堂。
但要赋予梦境以思想，即要在这乐园、天堂之上置以“天眼”，置以朗照世界的“日神”，以免每个主体像在黑暗的地狱里的生命那样盲目、痛苦。
“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只有肤浅与深刻的区别”——思想而没有高低之分，思想而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思想不同于认识论、工具论的思想，它其实是指“视角”、“视界”，它是指观照者的位置高度。
如果太阳、日神不悬挂天空，而如酒神走遍大地，那么日神也就不能朗照大地，给世界带来清明，显出大地的包容，同样，这个视角、视界如果局限于自己的或个别主体的好恶、立场同样只能包容很少的主体，无法体现大地和宇宙的广度，无法实现真正的全116面对话，因此，这个“思想”的关键就在于高低或深浅，如同登山，只有站在顶峰才能一览众山，才能容纳万众，才能包容众声的喧哗或多音齐鸣。
乔治·卢卡契在《悲剧的形而上学》中指出：“悲剧是一种游戏……上帝是这种游戏的观众。
他只是一个观众，他的言语和行动从不介入演员的言语与动作。
” 上帝所在的宽容悲悯不偏不倚的位置，正是叙述的理想位置。
因此，“叙述的极限”中首先意味了“思想”的至高极限。
“思想”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这也正如程正民论述巴赫金时所说的：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是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
在他看来，人的存在应当受到重视和关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都是独立的价值，有了这个前提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反之，如果认为一些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些人是高贵的，有独立价值，另外一些人是低贱的，没有独立价值，这当然就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
对主体来说，每个人都有种“伟大而没有解决的思想”。
与此相关，正像巴赫金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总是提出“世界的最后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无法解决的。
这未解决的问题就意味着无法归结为一个是非的判断，因此正是体现了主体之间“反思想”的、本质的对话性，而存在的多重对话性，也即差异性，必然连同“世界的最后的问题”一起，引起主体生命意识、生命精神认同的困境与怅惘，这种困境、怅惘被书写、贯穿在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中，成为抹不去的一道忧虑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