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空间不平等与城乡融合发展：一个空间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项目号：20&ZD150）的阶段性成果$林聚任刘佳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存在$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乡发展不平衡实际上是一种空间不平 等的体现，具有特定的时空特征和内涵。
在空间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问题：一是城乡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二是城乡发展的不平等是一种空间上的不平等；三是城乡融 合发展需要城乡空间结构的优化与融合；四是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空间原则。
关键词 空间不平等 城乡融合发展 空间社会学 空间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城 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存在，城乡发展所呈现的“极化”不平等问题突出。
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了进一步理顺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而2019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 见》，明确提出未来要着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也 是一个空间重组和整合过程。
从社会空间观点来看，城乡发展不平等可以说是城乡空间结构与要 素作用的结果$城乡空间关系的不平等已被看作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外学者虽然对 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观点，但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城乡发展特有的一些空间现象与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系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整合社会空间研究相关的理论观点,对中国 的城乡融合发展做出新的理论探讨。
关注空间不平等问题社会学虽然长期以来重视社会不平等研究,但直到近年来随着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空间不平等问题才逐渐受到关注$空间不平等既表现在地域分布上，也表现在城乡社会之间。
60GENRE AND SUBJECT类型与题材中国农村题材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样态，是反映农村生活变迁、引领农村社会走向、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题材电影的概念与范畴一般是指“从农村电影创作的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出发，具体以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现状为背景，以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转型以及农民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和命运轨迹的嬗变为主要表现对象”[1]的电影。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底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其中乡村总人口达56401万①，如此庞大的人口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与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在这一语境下，呈现农村生活面貌、反映中国乡村伦理及其情感结构的农村题材电影，亦映射一个国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走向，因而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转型期，都迫切需要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来回应这一时代变迁的主题。
自从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以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成为电影创作的主要内容，我国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及其表现样态发生显著变化。
尽管其数量和质量上仍有待提升，但是思想主题的表达和文本内容的呈现较之前的创作更为丰富，从外部现实到个体内心，从时代走向到文化传承，深入反映当下农村面貌的方方面面，突破以往叙事主题的单一，进入一种多元融合的创作阶段。
一、新时代转型：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创作脉络与未来空间农村题材电影作为中国电影样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本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本土风格与美学独特性，始终映射着中国乡土社会的风云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反映农村生活的农村题材电影可谓是占据一方天地。
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紧跟改革的步伐，描写人民对于新生活的渴望，倡导人们要“走出去”，《牧马人》（谢晋，1982）、《人生》（吴天明，1984）、《黄土地》（陈凯歌，1984）等精品佳作在国内外备受赞誉。
农村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演变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发展也变得日益重要。
从农业生产到农村经济多元化，农村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文将探讨农村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并分析其中的原因和影响。
首先，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农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亲属和邻里关系。
人们凭借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交圈子。
这种关系以互助和合作为核心，但也因为信息流通不畅和交流不便，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社会联系较为有限。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农村社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农民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封闭生活方式，开始接触外界的信息和知识。
他们开始了解和学习其他行业，逐渐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来增加收入。
这使得更多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或创业。
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关系逐渐趋向松散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社交网络的连结。
农村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演变还受到经济变革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以大规模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向多元化生产。
这导致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农民之间利益的分化。
一方面，一些农户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取得了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其他农民形成了明显的差距。
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民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导致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社会地位也受到影响。
这种利益差距和社会地位不平等对农村社会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冲击。
此外，城乡差距的扩大也在农村社会关系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农村。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居民对城市的向往和迁徙。
农村的人口外流不仅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也使得农村社会关系进一步疏远。
农村发展中社会关系的演变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松散化和人口外流造成了劳动力缺乏，给农村经济增长带来了困难。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关系的破坏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农村贫困、社会不稳定等。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获得了众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深刻教训。
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向现代：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关于当代中国的时间界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本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从总体上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明显呈现出向现代治理转变的轨迹。
主要表现为：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
改革以前，国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建构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一元治理模式。
在土地改革时期，乡村基层公共权力集中于农民协会;合作化时期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下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于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集中于公社和大队革命委员会。
单一的治理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其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乡村治理的专权，扼杀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突破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1983年的政社分开、撤社建乡。
随后，又先后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新兴民间组织逐渐涌现，①并得到政府的承认。
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
由此，建构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个组织有机统一的乡村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形成了多个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集权管治到分权民主。
一元治理模式势必导致乡村治理的高度集权，并且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
改革以后，特别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逐渐开始分权。
主要表现在：(1)党政组织向经济组织和农民分权。
首先，政社分开，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给经济组织。
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农户和农民个人。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组成和相互关系。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指随着时间推移，乡村社会中各个社会群体的组成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改变。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结构主要由地主、农民和佃农组成。
地主拥有土地，并控制着生产资料，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
农民则依附于地主，从事农业生产，为地主提供劳动力。
佃农则是无地或者土地不足的农民，他们通过租用地主的土地来种植并支付租金。
随着历史的发展，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战国时期，秦国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破坏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
这使得农民能够直接拥有土地并自主经营，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了封建社会，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封建社会中，农民逐渐被分为不同的阶层，如地主、富农和贫农。
地主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富农是相对较富裕的农民，而贫农则生活在贫困中。
这种阶层分化使得乡村社会结构更为复杂。
中国的农村带来了乡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在20世纪末的农村中，中国政府取消了农业集体化制度，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使得农民能够自主经营土地，并直接从劳动中获得收益。
同时，政府还实施了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允许农民流转土地，发展农村产业。
这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乡村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正面临着新的变化。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很多年轻人选择到城市工作生活，导致乡村老龄化问题。
同时，大量劳动力外流也导致了乡村劳动力的不足，农业生产和乡村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
这些变化对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
从古代的地主、农民和佃农，到封建社会的地主、富农和贫农，再到农村的农民自主经营和土地流转，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多次重要的变化。
当前，乡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化，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以促进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空间重构与社会关系变迁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其中乡村空间重构与社会关系变迁是两个相互关联且至关重要的方面。
乡村空间重构，简单来说，就是乡村的物理空间、功能布局等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过去，乡村往往是以分散的农田和小型聚居点为主，村民们的房屋错落分布，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
而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乡村的空间布局逐渐趋于集中和规整。
新修建的宽敞道路连接起各个村庄，现代化的农田水利设施遍布田间地头，农村社区的建设让村民们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和便捷。
这种空间重构带来了诸多好处。
首先，集中化的居住模式有利于基础设施的集中建设和共享，例如供水、供电、网络等，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其次，规整的农田和现代化的农业设施为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创造了条件，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增加农民的收入。
再者，良好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农村与外界的交流，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乡村空间重构并非一帆风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在一些地区，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新建的房屋和设施与原有乡村风貌格格不入，破坏了乡村的生态和文化景观。
同时，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拆迁和安置工作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村民的不满和矛盾。
与乡村空间重构相伴的，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
传统的乡村社会，人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
邻里之间相互熟悉，互帮互助，家族观念浓厚。
但随着空间重构和经济发展，这种社会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大量年轻人外出打工，乡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留守老人和儿童增多，传统的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受到冲击。
年轻人在城市中接触到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乡村的联系逐渐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面临困境。
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也改变了乡村的社会交往方式。
过去，村民们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进行交流合作，而现在，随着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兴起，村民们的合作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村本乡，与外界的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
当代农民工代际转换与新农村建设的矛盾及化解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初步演化成了三代农民工群体，而当前三代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已经与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较大的矛盾冲突。
高度重视、尽快化解这些矛盾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十分紧迫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转换；新农村建设；矛盾；化解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经商、老弱病残留守家园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和普遍，“空壳村社”已越来越多地遍布我国农村。
种粮难、修路难、抗旱难、防洪难、治安难等系列难题已构成“谁来建设新农村”这一严峻新问题。
而构成这一问题的背景，是代表农村劳动力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代际转换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当代农民工代际转换的方式、特点及趋势我国农民世代沿袭了二千多年的子承父业的代际转换方式，正在迅速地被彻底地改变着。
这种变化，可概括为三种形式。
（一）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只能回到农村去。
第一代农民工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200多万人，年龄在20～50 岁之间，基本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闲出来农忙回去，农业的生产技能并未丢掉。
由于这批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未接受过任何劳动培训，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
他们无法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劳动、医疗、社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更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接纳，在心理上感受更多的是城市的冷漠、排斥和歧视，因而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
目前，第一批农民工已基本返乡，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50～60岁，但目前农村的生产劳动主要还是靠他们在维系支撑。
（二）第二代农民工不回去，努力要做城里人。
第二代农民工是当前正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年龄在 16～45 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
截止2007年底，他们的人数已过2 亿。
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年龄结构更年青。
其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仅占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