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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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翻译的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构成矛盾的统一体,既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翻译中,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是取决于原作者。
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
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论理,不可能做到”文必己出”。
但是,翻译终究是一种极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风格论在翻译学中理应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所谓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水平,真正做到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就会成为空泛之谈。
标签:风格;创造性;风格再现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长期以来是翻译界沿用的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和努力追求的目标。
后来一些翻译家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似乎更明白晓畅,更易于操作。
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其次是指保持原作的风格。
所谓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
这就要求译者对原作的风格(包括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风格等) 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个人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
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不允许译者的个人风格参与其中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必然在译文中构成矛盾的统一体,既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翻译中的风格论与文学或一般写作中的风格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研究课题.一般的风格论主要是研究作家或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语言文采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文采(情采)的表现规律和艺术感染力诸要素.而在翻译中,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是取决于原作者.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论理,不可能做到”文必己出”.这是翻译工作者面临的客观上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翻译的风格的研究。
但是,翻译终究是一种极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风格论在翻译学中理应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所谓提高翻译质量和翻译水平,真正做到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就会成为空泛之谈.翻译上的风格论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在语言转换中如何保证译文对原文的适应性(Adaptation).由于翻译受原作的局限,译文的基本体式和风貌不能由译者随意加以改变或渲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的创造性和文思的活动领域是相当狭小的. 因此,译者的创造要以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为本。
吕振中译本简介吕振中(Lü Zhenzhong),祖籍福建,生于北京。
中国著名翻译家,现任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英国剑桥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名誉院士。
他是一位出色的汉英、英汉翻译家,以其翻译技巧和独特的翻译风格而闻名。
吕振中的翻译风格文风独特吕振中的翻译风格独树一帜,他注重传达作品中的情感,注重表达文学作品的独特氛围。
他对每个词句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力求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图,使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能够感受到与原作相近的情感和意境。
词句考究吕振中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词句的准确性和对应关系。
他经常会不厌其烦地查阅各种词典和参考资料,选择最贴切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他尊重原作的语言风格,力求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意境和诗意。
风格多变吕振中的翻译风格非常多样化,他能够根据不同的作品和作者的特点来选择适合的翻译方式。
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哲学著作,他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使翻译作品更富有个性和魅力。
吕振中的作品吕振中翻译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其中最知名的是《红楼梦》的英文译本。
他对于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并通过精确的译文成功地将其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
吕振中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
这部小说描绘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和荣辱,展现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性的复杂。
吕振中通过他的翻译将这部作品传译成英文,成功地将中国文学的精华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
吕振中的其他作品除了《红楼梦》,吕振中还翻译了许多其他经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他的翻译作品不仅在语言上准确传神,还能够很好地保持原作的风格和特色,使读者能够领略到原作的魅力。
吕振中对翻译的思考吕振中在翻译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他对翻译的思考和研究非常深入,提出了许多有关翻译的观点和理论。
文化转移吕振中认为,在进行汉英翻译时,需要进行文化转移。
朱生豪的翻译特点浅析汤志明(福建农林大学人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2)摘要:朱生豪是中国翻译莎剧第一人,他的翻译风格独特,形神兼备,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其翻译风格做一个探讨。
第一是朱生豪的翻译体现出通过大量的意译来传达原作神韵的特点。
第二是朱生豪对戏剧的翻译考虑到了读者和观众的双重功能。
第三是朱生豪本身的诗词才华在翻译中的恰到好处的运用,也是他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朱生豪戏剧翻译1. 引言朱生豪(1912-1944),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出生于浙江嘉兴。
1929年,17岁的朱生豪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之江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兼修英国文学。
在学生时代,朱生豪表现出极高的诗词禀赋,被誉为“之江才子”。
1933年大学毕业后,朱生豪曾留校担任《之江校刊》英文部主任编辑,不久,他转入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
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集堪称划时代的翻译文献。
[1]在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学者中,朱生豪占着最为突出的位置。
[2]2. 神似形似兼顾自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提出,无数的翻译家都力图做到既能符合原文的表达形式又能符合原文的表达内容。
朱生豪在翻译莎剧时力求做到这一点。
他在1944年写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这样写道:“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
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现,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
”[3]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朱生豪的翻译流畅,文词非常优美,不仅让中国的读者感受到莎剧的伟大的文学价值,同时也让我们感叹中文的博大精深。
这主要是因为,朱胜豪的词汇的调用,表达的处理,善于通过在中国语言中寻找合适的符号来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
这也是至今他的翻译版本仍然有很大影响的原因。
严复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现代,翻译的重要性远迈前古。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同翻译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重视翻译并大力加以倡导的人是鲁迅。
论译者风格的显形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原文风格翻译的研究, 即译者要充分传达出原文的风格, 很少涉及翻译家的风格。
这主要是因为以原语文本为归宿的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解释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活动, 视译者为隐形人, 压抑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因此也抹煞了译者风格。
但实际上翻译实践证明译者风格的显形不可避免。
本篇论文将译者风格作为研究对象, 以解释学为主要理论基础, 论述了译者风格显形的原因和空间。
本文作者认为, 翻译家在传达原文风格的过程中, 可能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会显现出自己的风格。
风格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倾向性。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主体, 他不仅是原文本的接受者和操纵者, 也是译语文本的创造者。
因此译者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作者, 译者的风格可被看成一种特殊的作者风格。
解释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理解并非是对原文的复制, 而是对语篇做出创造性的阐释。
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 译者并非只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 而是生成意义供译入语读者阐释的主体。
译者的风格与前理解紧密相关, 前理解即先在性, 每个使用语言的人无不带上一种先在性。
它的形成源于影响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 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因素。
前理解决定了翻译家的独特个体性。
前理解自始至终渗透在翻译过程中, 影响着译者的决策。
不同的译者由于不同的前理解结构, 形成不同的视域, 在与文本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不同的“视域融合”, 从而产生风格各异的译本。
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说,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这一特点为译者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首先语言符号系统转换之间存在的差异使一译者能充分享有词语处理、句子重构甚至篇章重组的自由。
然后是文化环境的差异为译者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更大的自由。
这两个差异给译者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舞台, 使译者能将自己的风格从炼字、遣词、造句中展现出来。
本文将译者风格的显形分成两种情形: 第一, 由于译者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相吻合, 译者能在传达原文风格的过程中显现自己的风格;第二, 由于语言或文化上的差异, 译者会对原文做文字上的调整, 调整后体现出的风格通常与原文相异, 就是译者风格的彰显处。
理论广角幸福生活指南224幸福生活指南浅析杨宪益及戴乃迭翻译风格——以名著节选为例胡晶晶 康春颖南京工程学院摘 要:说起中国著名的译者,翻译家,不得不提的就是神仙眷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作为译者和文化传播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专心译事、笔耕不辍,共同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成为“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
杨宪益是饱读四书五经,受到良好中国传统教育的儒学大家,戴乃迭是在中国出生,在英国教育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的汉学家。
夫妻俩中西合璧,珠联璧合,倾尽毕生心血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古典名著,从唐宋诗词到现代散文诗歌,译著达数百部,为中西方搭建了一座宝贵的文化桥梁。
本文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过的著作为例与其他著作进行初步对比,并浅析其翻译风格及特点,以及他们的成就给中国翻译界带来的影响。
关键字:杨宪益;戴乃迭;翻译风格;对比;影响一、“生硬”的忠实风格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传播者,杨、戴二人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超前的文化翻译观,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杨宪益所处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误解、曲解较多,也常会出现强势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故意误读,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故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采用相对“生硬”的忠实译法。
例1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
“Mangy dog, who are you calling names?” Whisker Wang looked up contemptuously.(杨、戴)“Mangy-hided dog, whom are you cursing?” sneered Wang-hu, lifting his eyes disdainfully. (港版)此处清晰可见杨戴的忠实翻译风格,从整个句式到用词都非常的忠实原文,尤其是“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并没有像港版翻译中先用sneer 表示动作及态度,而是一气呵成。
翻译专家小议翻译风格
雨果说过:“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风格,那么伏尔泰、帕斯卡尔、拉封丹、莫里哀这些大师身上,还将剩下什么呢?”风格是一个作家的标志,尤其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标志。
因此,要将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风格总是需要译者考虑的要素之一。
可是,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来谈何容易!由于两种文字的不同,特别是东西方文字的巨大差异,可以断言,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综观我国的翻译作品,有哪一部做到了完美地传达原作者的风格了呢?朱生豪、傅雷这些大翻译家已经把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风格翻译出来了吗?不要忘记,风格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不同,必然会使风格产生变化,这就给翻译者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
话说回来,一个翻译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将原作的风格传达出来,因为风格与原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倘若传达不出这种风格,译品就会缺少点什么。
你总不能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译成纤弱柔美的风格吧,那就太失真了。
但是,他的浑厚、雄健、博大又混杂着宠杂、粗疏、用字不够讲究,这些难道都要一古脑儿表达出来吗?这样只会使读者感到译文有问题,译者的文字修养欠火候,而不会认为这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
所以,译者翻译时是有所取舍的,他要考虑到文字的优美,常常会“拔高”一下原作,而很少会“硬译”到底的,更不用说意译派把译文的优美放在第一位,不断做拔高的工作。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作家的风格不必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介绍过来。
但译者也不用太担心,风格又是同作品内容相结合的。
莎士比亚对帝王将相、豪门贵族的描绘,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刻画,与他们的风格有莫大关系,至少他们的雄浑气势是由此而来的,这种风格特点总能在译品中表现出来,不同的译者一般都可以传达出这种特点。
换句话说,风格是可以部分或基本上传达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读者都可以从译作体会到别国作家的风格。
饶有趣味的是,翻译作品倒不会出现“千人一面”的结果,不同的译者就有不同的译品。
朱生豪的译作与卞之琳的译作存在很大差别,更与孙大雨的译作大相径庭。
你翻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就会发现不同译者的译品在风格上千差万别。
倒不是不同译者对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风格有不同的理解,而是他们的文字特点和修养以及翻译技巧和观点起了作用。
拿莎士比亚来说,用散文去翻译诗剧和用诗去翻译诗剧,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差异。
从传达原作风格来说,用诗去翻译诗剧才能做得较好一些,问题是译诗的水平是否能达到一流。
既然译者有自己的文字风格,那么他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就很难做到克服自己的文字风格,而用另一种文字风格去翻译另一个作家的作品。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总是用同一个笔调。
当然也有例外,如傅雷在翻译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时,能够很好地把原作的讽刺幽默表达出来,这就表明傅雷的翻译水平确实很高。
聪明的译者会选择自己拿手的体裁来翻译,例如杨绛就擅长翻译流浪汉体小说,自然,以“水浒体”去翻译流浪汉体小说是否能传达原作风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华译网翻译公司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