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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综述作者：赵羽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年第9期赵羽（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安徽蚌埠 233040）摘要：近年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企高管人员在职消费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也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由于国有企业中显性激励不足、自由现金流过度，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方式有其合理性.但是，过度的在职消费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关键词：在职消费；代理成本；自由现金流；国有企业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3）05-0099-03随着我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高管在职消费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职消费是指组织中的管理者因工作需要以及职务特征获得的各种隐性津贴.在职消费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全球现象，过度的在职消费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损害所有者利益.另一方面，在职消费作为管理层薪酬体系中的隐性薪酬，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组织效率.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引出在职消费理论，对它的成因、计量方法、影响因素进行概括，最终认为尽快构建我国国企过度在职消费控制机制非常有必要.1 与在职消费有关的基础理论1.1 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最初由Jensen和Meckling提出，是指委托人为了防止代理人损害自己的利益，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的严格监督来限制代理人的行为，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是股权代理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管理层在职消费、转移企业财产、过度投资行为等.1.2 自由现金流假说Jensen（1986）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已经成为当今公司治理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自由现金流假说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是对代理成本理论的一大发展.他的主要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2.1 指出自由现金流（FCF）的定义：FCF是指企业在“满足所有以相关的资金成本折现的净现值为正的所有项目所需资金后剩余的现金流量”[1].但是，Jensen提出的FCF更多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他甚至从来没有给出具体的FCF计算公式.1.2.2 Jensen指出FCF是留在企业内部可供管理层随意支出，从而增加了管理层控制权收益，结果造成企业高现金流、过度投资、低效并购并存的现象，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绩效.1.2.3 自由现金流假说是代理成本在财务领域运用的结果，FCF产生的代理成本对于企业而言表现为效率的缺失.1.3 薪酬激励理论代理成本理论框架是管理者薪酬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周更方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曹佳薇[2]认为薪酬可分为经济性报酬与非经济性报酬，经济性报酬由基本薪酬、激励薪酬与福利薪酬构成，而在职消费就是一种隐性福利薪酬.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存在，管理层对工作的努力程度绝不会只按照现存于企业中的显性契约所约定的薪酬水平来衡量，所以，存在于契约中的隐性条款越来越成为激励管理层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又缺乏一个能使隐性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完善的平台，这大大弱化了企业对管理层的激励效果.王伟考察了国企高管激励现状，并检验了高管薪酬结构及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田卫宾[3]也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年薪制和股票期权激励的结合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既避免了年薪激励中所带来的经营者忽视企业长期发展的短视行为，又使经营者与企业的未来命运联系更加密切.2 在职消费理论研究在职消费是代理成本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代理人不会总是从其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这样势必导致委托人利益受损，于是他们在企业中建立激励和监督约束机制，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激励方式，普遍存在于各个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2.1 在职消费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对在职消费的研究近几年呈递增趋势，究其成因，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委托代理理论和成本收益观这两个角度出发，国内外学者们给出了在职消费成因不同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2.1.1 代理观这一观点源于Jensen、Meckling的委托代理理论，支持代理观的学者最多，尤其是国内学者大多支持在职消费是一种代理成本的说法，即在职消费会给企业业绩带来负面的经济影响，降低企业价值，从而影响股东的利益.干胜道[4]指出企业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把FCF分配给股东，而是通过持有企业的FCF营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2.1.2 效率观Rajan和Wulf通过对高管拥有私人飞机的公司进行研究，认为在职消费的存在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工作效率，从而达到提高公司效益的目的.Alchian、Demsetz支持以上观点，认为在职消费的存在是基于杜绝成本大于收益的考虑，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2.1.3 管制观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薪酬管制现象，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我国这样的制度背景是在职消费存在的原因.陈冬华[5]认为我国存在刚性薪酬管制的现象，加之对高管激励的不足，使得在职消费成为国企高管的替代性选择.崔洪涛也支持以上观点，赞成在职消费内生于国企面临的特殊的薪酬管制约束.2.1.4 效用观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出发点，不少学者开始考察经理人的效用判断与动机选择.陈克江和王博从马洛斯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指出在职消费是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实现自我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蓝锦莹[6]认为，在职消费是经营者在任职期内不合理地享受的某些便利.此外，夏东林、李晓强指出，我国国企中存在“内部人”控制机制，管理层便能轻易地损害所有者的利益.除了以上归纳的四种成因观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在职消费的成因阐述为是政府和代理人共谋租金的结果，如张仁德和韩晶.辛清泉、谭伟强[7]认为市场化进程使得国企不得不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进行竞争，国企高管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导致在职消费的发生.2.2 在职消费的计量方法由于在职消费具有隐秘性和不易衡量性等特点，至今，还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计量方法.国内外学者对在职消费进行实证研究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即绝对数值法和相对数值法.陈冬华结合会计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以年报附注中“支付的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明细项目表示在职消费水平.James采用相对数值计量法，用管理费用率和销售管理费用率衡量在职消费的程度.李增泉在他的实证研究中也采用了相对数值计量法.卢锐在此基础上，对相对数值计量法进行了完善.2.3 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研究我国学者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很广泛，除了FCF、显性激励不足、内部人控制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构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和检验，得出影响在职消费的其他因素.其中，公司治理水平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比较广泛，如罗进辉、万迪昉[8]研究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实证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在职消费存在“U”型关系.陈冬华、梁上坤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在职消费水平有关.卢锐、魏明海、黎文靖发现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显著正相关.张力、潘青提出非执行董事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抑制由在职消费引发的代理成本.刘银国[9]认为所有制性质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并认为财务杠杆（负债和资产的比值即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也是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陈冬华也对公司规模是否影响在职消费进行了研究.张劲松、朱龙[10]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越大，受到政府的管制也增强，导致高管在职消费和腐败现象滋生，因此薪酬管制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3 我国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研究现状国内学术界针对在职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在我国，人民是国企的所有者，但人民却不是掌握企业所有权的股东，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同时，频繁的行政岗位调动，使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不太可能或者缺乏精力来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这些高管更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身谋取利益，出现权力的寻租，并最终导致腐败.张维迎也对我国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现状持悲观态度，他表示当今的国企公司治理机制很难对经营者起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内部人控制”表现的很明显.李旭红[11]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发现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一般都在其工资收入的10倍以上.及晶晶、张顺明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在职消费水平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很多学者在提出我国国企高管在职消费存在的问题时，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改革措施.比如罗宏[12]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表明国企分红可以抑制在职消费.周玮[13]针对国企中的政治关系网络，提出加速法律、产权等正式制度的建设对于抑制企业的政治寻租倾向十分有效.刘银国、张琛也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约束代理人行为提供政策建议.4 总结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在职消费的研究，无论是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其计量的复杂性，目前，学术界要想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比较困难，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也只是理论研究，进行实证研究不多，而国内的研究对象又偏重在国有企业，学者对非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在职消费问题研究涉及较少，缺乏系统性研究.此外，在职消费问题在各个国家的企业中都存在，支持效率观的学者认为在职消费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但要控制在合理的范畴之内.对于国外一些国家采取何种方式来控制过度在职消费，国内学者缺乏研究.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国有企业里，过度在职消费直接引起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尽快构建我国国企过度在职消费控制机制非常有必要.参考文献：〔1〕Jensen MC,Meckling WH.The theory of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6.〔2〕曹佳薇.基于薪酬构成视角的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分析[J].2012（08):196.〔3〕田卫宾.一种基于年薪和股票期权结合的薪酬设计思路——兼论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的问题[J].企业管理,2008（39):70.〔4〕干胜道.自由现金流专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9.〔5〕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02):92-101.〔6〕蓝锦莹.在职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商界(上半月),2010(08):32-33.〔7〕辛清泉,谭伟强.市场化改革、企业业绩与国有企业经理薪酬[J].经济研究,2009（11):68.〔8〕罗进辉,万迪昉.大股东持股对管理者过度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9（06):64.〔9〕刘银国,张琛.自由现金流与在职消费——基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2,24(10):18-25.〔10〕张劲松,朱龙.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有效性研究[J].经济管理,2009,31(10):87-93.〔11〕李旭红.国企老总要拿年薪了[Z].北京:市场报,2003.〔12〕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09):139.〔13〕周玮,徐玉德,李慧云.政企关系网络、在职消费与市场化制度建设[J].统计研究，2011,28(02):53-58.。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国有企业的高管担负着重要的决策和管理责任，他们的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
研发投入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也直接关系到国企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研究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对研发投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提升企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政治晋升是国有企业高管的一种重要激励机制，通过晋升可以激发高管的积极性和进取心，推动其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投入。
研发投入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重要保障。
国有企业高管通过政治晋升激励可能会对研发投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政治晋升对高管的激励作用可能会带动企业整体的研发投入水平。
高管的政治晋升意味着他们在企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提升，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源来推动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促进企业整体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政治晋升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高管可能会过度关注政治晋升，忽视了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导致短期行为主义和短视行为。
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过度浮躁，而忽视了对实质性创新和长期价值的追求。
二、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发投入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能力、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备受瞩目。
研究表明，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
充分的研发投入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品和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研发投入也可以促进企业的组织学习和能力积累，对企业绩效的长期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
研发投入需要与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市场需求相匹配，只有在正确的方向和领域进行研发投入，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绩效。
过度的研发投入可能会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紧缺，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摘要：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
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
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
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
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关键词：高管政治晋升并购行为成长压力国有企业实证研究一、引言由于高管是企业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因此高管特征势必会对企业并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学术界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考察高管的理性人特征对并购行为的影响（Jensen &Meckling ，1976），认为高管是为了追求个人私利（比如声誉、权力和薪酬等）而非股东利益进行的并购活动（Conyon ，1994）。
二是基于高阶理论考察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并购行为的影响（Hambrick &Mason ，1984），认为高管的认知因素和价值观（以年龄、性别、教育背景、职业路径等作为代理指标）会影响企业并购行为（Scott &Davis ，2006；Finkelstein et al.，2009）。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引言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家整体竞争力。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是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激励各级员工、提高企业绩效和促进企业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高管管理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政治因素在高管晋升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
本文通过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政治晋升对企业的影响，明确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是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和绩效表现的。
二、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特点及潜在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因素的影响比重较高，二是晋升过程相对不透明。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高管政治晋升往往涉及到政治关系和权力交织，晋升过程不够透明也使得晋升者的优劣判断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偏颇。
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绩效表现产生影响。
政治晋升可能会对高管的激励机制产生影响。
在国企高管晋升的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比重较高，这意味着高管的晋升往往不仅仅依赖于其专业能力和业绩，政治背景和政治关系也是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一些高管更加注重政治投机和权力交换，而忽视企业的业绩和研发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激励机制可能不够有效，导致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表现不佳。
三、政治晋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政治晋升可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政治晋升与高管晋升的不透明性，可能导致高管更加注重政治投机而忽视研发投入。
由于政治晋升给予了一些高管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关系网络，使得这些高管在研发投入上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和资源倾斜。
政治晋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
政治晋升可能会对企业的绩效表现产生潜在的影响。
一方面，政治晋升导致的高管政治投机和权力交换可能会削弱企业的内部管理效能，使得企业在管理层面出现问题，导致企业绩效表现不佳。
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在职消费自愿性披露水平近年来,有关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在职消费问题对公众而言早已不再陌生。
2009年中石化斥1200万巨资买灯,“吊灯门”事件把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一掷千金的腐败行径曝光于镁光灯下,2013年1月格力集团公款宴请一餐逾4千元人民币,“宴酒门”事件中格力集团原总裁周少强挥金如土的铺张做法又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和哗然。
为什么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屡禁不止?甚至越演越烈?这背后的原因既有来自于国企高管“体制内损失体制外弥补”的惯性使然,也有来自于高管控制权放大所诱发的权力寻租倾向。
美国学者阿密泰曾说：“要消除腐败,所要做的不仅是把烂苹果一一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仔细检查盛放水果的篮子。
”此话一语道破问题的症结所做,如果只是揪住表面现象不放,却不从环境、体制上去找原因,那无疑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民航系统首个因贪污受贿获死刑的高管李培英在临刑前曾说：“钱和权总能相互交易,所以不知不觉中与权力打交道久了,自然便有了钱。
”由此观之,权力的失控必然引起腐败。
古往今来,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权力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造福于人；但另一方面,权力也容易使人变得利欲熏心,腐蚀一个人。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尚浅,在公司治理方面,还缺乏对管理者权力的必要限制和约束机制,而在行政管理色彩浓郁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僵化,使得在国企内,经理人权力更加缺乏有效而合理的监督和管理。
进一步而言,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使经理人权力游离于投资者、所有人的监督之外,引起职权滥用或权力寻租。
卢锐(2008)在《管理层权力、薪酬激励与绩效——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中,也曾详细探讨过由管理层权力放大而引发的在职消费问题。
随着国有企业简政放权改革的推进,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由政府、所有者向职业经理人转移,但在放权过程中,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并没有同步健全,从而便产生了“内部人控制”以及在职消费等问题。
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CEO的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问题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企业绩效和治理效率的影响。
本文将首先回顾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的相关理论，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明确研究背景和理论依据。
接着，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探究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对企业绩效和治理效率的影响，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问题的认识，而且为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效率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实现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在国有企业中，CEO的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议题。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政治晋升和在职消费的关系也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本文将从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关于政治晋升的内涵，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晋升是指国有企业在内部人事安排中，将具有政治才能和业绩优秀的CEO选拔到更高层次的管理岗位上，以实现企业管理的优化和效率提升。
政治晋升不仅是对CEO个人能力和业绩的认可，也是对其政治立场和忠诚度的肯定。
关于在职消费的内涵，学者们指出，在职消费是指CEO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消费支出，如办公费用、差旅费用等。
在职消费是企业运营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合理的在职消费有助于提高CEO的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
关于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政治晋升方面，CEO的个人能力、业绩、政治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其政治晋升的机会和速度。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作者：刘燕来源：《商情》2020年第18期【摘要】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基于2011-2017年披露了研发支出且发生高管变更500个国企样本值，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负相关;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企业绩效负相关。
【关键词】国有企业; 高管政治晋升; 研发投资; 企业绩效党的十九大要求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努力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企业不仅要承担政府官员转嫁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还要完成经济目标;企业以价值最大化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目标，经济绩效是国企高管晋升考核的标准。
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而言，他们除了是企业“经理人”之外，还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准官员”。
因此，在薪酬管制和股权激励效果不佳、隐性激励受限的条件下，政治晋升激励是国有企业高管重要的激励方式，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行为有显著影响。
要想达到晋升考核的经济目标，国企高管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决策，如研发投资、并购重组、产品竞争等。
其中，研发创新活动就是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也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途径。
然而由于创新投资风险较高、回报周期较长，作为企业决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管理者，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往往选择规避风险。
因此本文将从研发投入的视角探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国企改革已开展30多年，但行政层面的改革推进非常缓慢，国企高管人事任免权仍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掌握。
在此制度背景下，具有政府官员和职业经理人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显现出的政府官员倾向性更为强烈，具有更强动机追求政治职位晋升（罗富碧，2017）。
任天龙等（2017）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能有效地调动高管工作积极性并提升公司短期绩效。
摘要以往对政治关联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非国有企业上，或者把上市公司看成一个整体，鲜有研究考察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政治关联的动机及其影响效果的差异。
不区分公司类型和特征去考察政治关联作用，很有可能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本文比较了不同产权公司的高管政治关联对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影响的差异，将丰富我们对政治关联在不同类型公司中的不同作用机理的认识。
此外，虽然国企的政治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国企在股权控制、人事任命、政策制定、监管指导等途径上与政府建立联系，其政治关联强度和其影响效果有待考察。
本文聚焦于政府与国企在人事途径上的关联关系，为研究国企政治关联提供了依据。
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和评述的基础上，系统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现代产权理论、企业声誉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分析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并把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产权相结合，研究高管政治关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影响效果的不同，以及市场化进程对这种影响的修正作用，进而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以深沪两市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数学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非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而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②相比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非国有公司高管政治关联对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的影响得到弱化，但在国有企业中没有这种效应。
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政府消解政策性歧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善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完善法制环境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管政治关联，产权性质，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市场化进程ABSTRACTIn the past, most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focused o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or regarded the listed companies as a whole, few studies in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owned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their motivation for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its impact. It is possible to draw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withou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y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when study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top executives on the sensitivity of investment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firms and will enrich and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roles of political associa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firms.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no doubt, bu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ownership control, personnel appointment, policy formulation,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and other ways to establish contact with the government, its political relevance and its effect to be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personnel way, providing a basis for studying political relations of the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top executives on the sensitivity of investment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y by us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modern property right theory, enterprise reputation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Combining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top executives with the enterprise property right, we study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top executives in the enterprise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the marketization proces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the impact of such effect,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the artic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top executives of non -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investment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ignificantly, but not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②the influence of executive political relations on the sensitivity of investment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y is weakened in places where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is high, compared with the low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but there is no such effec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above conclusions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olve thepolicy of discrimination,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mprove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lega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Keywords: Executive Political Relations, Property rights, The Sensitivity of Investment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y, Marketization Process目录中文摘要 (I)英文摘要 (II)1 绪论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目的和意义 (2)1.2.1 研究目的 (2)1.2.2 研究意义 (2)1.3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 (3)1.4相关概念界定 (4)1.4.1 投资机会 (4)1.4.2 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 (5)1.4.3 高管政治关联 (6)1.4.4 市场化进程 (8)1.5可能的创新 (8)2 基础理论和文献综述 (10)2.1基础理论 (10)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10)2.1.2 现代产权理论 (10)2.1.3 企业声誉理论 (11)2.1.4 资源依赖理论 (11)2.2文献综述 (12)2.2.1 政治关联与投资效率 (12)2.2.2 产权性质与政治关联 (13)2.2.3 外部环境与政治关联 (13)2.2.4文献评述 (14)3 理论分析及假设 (16)3.1不同产权的企业中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影响的不同 (16)3.1.1 国有企业 (18)3.1.2 非国有企业 (19)3.2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20)4 研究设计 (22)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2)4.1.1 样本选取 (22)4.1.2 数据来源 (22)4.2变量定义 (22)4.2.1 因变量定义 (22)4.2.2 自变量的定义 (22)4.2.3 控制变量 (24)4.3模型构建 (2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6)5.1描述性统计 (26)5.2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26)5.3回归分析 (27)5.3.1不同产权的企业中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机会敏感性影响的不同 (27)5.3.2 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28)5.4稳健性检验 (32)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6)6.1研究结论 (36)6.2政策建议 (37)6.2.1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37)6.2.2 对企业的建议 (38)6.2.3 对其他契约方的建议 (38)6.3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38)致谢 (40)参考文献 (41)附录 (46)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46)1 绪论1.1 研究背景投资效率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研究综述作者：刘露来源：《时代金融》2017年第18期【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对于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
自中央出台“限薪令”以来，面临薪酬管制的国企高管为了弥补薪酬管制带来的利益损失，会寻求替代性激励手段的以维持自身利益。
因此，不仅能带来更高工资福利，也是职业生涯更好发展的政治晋升激励成为激励国企高管的重要方式之一。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探讨国企高管在面对政治晋升激励时的行为决策，并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对国企高管的评价体系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经济后果一、引言国有企业是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制度背景特质的公司治理模式。
政府任命国企高管的行政形式使得国企高管和党政机关官员之间交互频繁。
政府主管部门既选调国企高管到党政机关任职，也调任党政领导干部到国企单位工作，政企人员的频繁调动使得国有企业成为国企高管踏上政治生涯的一块踏板，也使得国企高管具有“半官员”“半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身份，因此国企高管不仅执行被赋予的委托责任，而且更关注那些影响他们攀登政治阶梯的评价（Groves et al.，1995）[1]。
因此为了实现从经营者到政治人的转型，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强烈的政治晋升诉求。
政治晋升的研究文献一开始是针对政府官员的升迁现象进行的研究。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发现，具有“半官员”和“半职业经理人”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同样受到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因此，部分学者把这种从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直接选拔为上一级或平级政府部门领导的现象称为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并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国企高管调任政府官员的现象进行研究。
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作用下，究竟会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是否和政府官员有类似的激励效应，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学者们进行了系列研究。
二、相关文献综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作为一项重要的隐性激励机制，近年来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与一般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有所不同，首先，我国国企高管通常由上级政府任命，并且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享受相同级别公务员的待遇；其次，国有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交叉任职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许多现有国企高管有着政府主政的经历，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商而优则仕”，实现了由管理者向政府官员的“跨界转型”；最后，国企高管更多的将自身看作是政府官员而非专业化经理人，他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政治志向及抱负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