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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齐林－刑法学重点法条、司法解释（七）三、关于受贿罪（一）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
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
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
（三）“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认定刑法第388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
（四）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行为的处理参照《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的精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解读民法中的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定民法中的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定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不正当竞争现象屡见不鲜，为了保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我国特别设立了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定。
本文将对民法中关于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进行解读，以进一步了解其意义和应用。
一、定义和特征不正当竞争是指在商品销售和经营活动中，为了获得不正当的利益，采取不正当手段妨碍、侵害别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正当竞争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 目的性：行为人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为目的，故意采取妨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手段。
2. 行为性：具体表现为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和行为，如虚假宣传、商业贿赂、捆绑销售等。
3. 影响性：行为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市场秩序、消费者利益、竞争者权益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法律规定我国不正当竞争法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当竞争法》，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 虚假宣传：指通过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手段误导消费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2. 商业贿赂：指通过行贿、受贿等手段获取不正当竞争的利益，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3. 不正当价格行为：包括无故抬高或者低价倾销商品，扰乱市场正常秩序，损害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4. 恶意诋毁：通过不实言辞、虚假指控等手段诋毁竞争对手的声誉，损害其商业利益。
5. 商业秘密侵权：指未经授权，擅自获取、利用他人商业秘密，导致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三、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效果依据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害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其合法权益：1. 停止侵权行为：要求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人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2. 赔偿损失：要求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赔偿受害人因不正当竞争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3. 恢复声誉：要求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人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受害人的商誉和声誉。
此外，民法还规定了不正当竞争的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
从刑事政策视野角度评价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修改本文依据刑事政策的视野，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与他国立法例和国际公约做比较后，从行贿者的“贿赂”范围之优化和刑法164条定罪量刑标准之优化两方面展开论述，提出现行条文至少应当吸收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成果，将“贿赂”范围有序扩大至“财产性利益”，同时在定罪量刑标准方面，在坚持计赃论罪的基础上，也应将某些特定情节纳入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之中，从而对司法实践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
标签：刑事政策；商业行贿；优化一、刑事政策视野下商业行贿①入罪之立法检讨当今中国在日益完善其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商业贿赂已成为愈发严重之突出问题，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秩序，侵害了消费者利益，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善良诚信企业之竞争力，演变成腐败和经济犯罪的温床，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国籍形象。
因此，在法治的基础下，现行刑法将商业行贿之最严重行为纳入规制的范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目前的商业行贿并没有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因此理性客观地评价目前刑法，选择公正有效且最具经济效益的刑事政策已成为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的重大课题。
中国历来具有积极的国家主义，体现在刑法领域就是强调国家的作用，强调通过国家的努力设计出完美的刑事法律制度，越来越多的刑法修正案无不体现出此等浪漫色彩。
商业行贿行为作为典型的法定犯，尽管带有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但必然要受到刑法原则和刑事政策之调整。
无论针对商业行贿的刑法条文如何之修正，必须牢牢抓住社会危害性之衡量依据和刑法谦抑化之原则。
因此刑法第164条理当体现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精神，既要体现政策之“宽”，即一定条件下赦免行贿原罪，强调惩戒时考虑到具体情节，又要贯彻政策之“严”，当商业行贿行为情节的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法规整的严重程度具有不可避免性时，才能对其进行公正而又严厉的刑罚制裁。
因此，本文秉持刑事政策之精神，将该条文与若干国家立法例和国际公约做比较，提出若干建议，期冀对刑法164 条之修改有所裨益。
刑法视野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臧震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
【年(卷),期】2004(019)003
【摘要】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西方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它对传统刑法理论原则具有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我国应以此理论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修订并完善我国的刑法典.
【总页数】5页(P72-76)
【作者】臧震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4
【相关文献】
1.简议刑法理论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J], 郭洁;
2.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研究--兼论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立法的完善 [J], 钱叶六
3.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兼论新《刑法》第18条的完善 [J], 刘士心;
4.论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r——兼论\"醉驾型\"犯罪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 [J], 姜梦
5.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兼论新《刑法》第18条的完善 [J], 刘士心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第1篇一、引言犯罪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危害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我国法律对犯罪行为有着明确的界定和严厉的处罚。
本文以张明楷为例，探讨其犯罪的法律后果。
二、张明楷犯罪的事实张明楷，男，某市人，因涉嫌贪污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经查，张明楷在担任某单位财务主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款共计人民币100万元，用于个人挥霍。
三、张明楷犯罪的法律依据1. 刑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是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2. 相关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张明楷犯罪的法律后果1. 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张明楷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2. 刑事诉讼程序：张明楷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将依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张明楷有权进行辩护，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将依法对案件进行侦查、起诉、审判。
3. 民事责任：张明楷贪污的100万元公款，依法应当返还给国家。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张明楷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赔偿因贪污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
4. 治安管理处罚：张明楷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公安机关可以对张明楷进行治安管理处罚，如行政拘留、罚款等。
5. 党纪处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张明楷的行为违反了党的纪律。
“营利”和“牟利””的刑法含义释明营利和牟利是刑法中常用的两个概念，两者在刑法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法律效应。
本文将从营利和牟利的定义、适用范围、刑事责任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概念在刑法中的含义。
一、营利的含义营利是指通过正当手段从事经济活动，以获取合法收益的行为。
在经济生活中，人们通过从事生产、运输、销售等各种经济活动来获得物质财富，营利行为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刑法中，对于营利的定义则比较简单，即为专门从事某些经济活动，以谋取利益的行为。
营利虽然是大多数人的正当职业和生产方式，但是在刑法中如果以违法手段从事营利活动，或者通过超出合理范围的经济手段谋求不正当的利益，就会构成犯罪。
比如贪污受贿、走私等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属于以非法手段谋求营利。
二、牟利的含义牟利的定义比营利更加强调其非法性，指以非法手段获取不合法的经济利益，或者采用欺诈、诈骗等手段从他人身上获取物质利益的行为。
牟利行为往往是犯罪行为的表现，不同于营利属于正当的经济活动。
牟利的犯罪行为包括诈骗、抢劫、盗窃、强奸、敲诈勒索等行为，这些行为在进行过程中都有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不法利益的行为。
牟利行为的非法性更加严重，因为其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物质利益，还涉及到对被害人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侵犯。
三、营利与牟利的区别营利与牟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手段的合法性，营利是通过正当手段从事经济活动来获取合法收益的行为，而牟利则是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采用欺诈、诈骗等手段从他人身上获取不合法的经济利益的行为。
营利和牟利两者都有经济收益的追求，但是牟利得到的是非法利益，因此更多的是犯罪行为。
四、营利与牟利的刑事责任营利与牟利行为都可以构成犯罪，只不过构成的罪名不同。
营利在犯罪中通常构成的是经济犯罪，包括贪污受贿、走私等行为。
而牟利则常常涉及到盗窃、诈骗、抢劫等犯罪行为。
在处理营利和牟利犯罪时，由于两者的区别，在司法判决和量刑时也会存在一些不同。
浅析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一、关于“不正当利益”的学说及相关司法解释从“不正当利益”的立法沿革来看，我国1979 年刑法第185 条对行贿罪的规定中，并没有要求其必须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1985 年最高院和最高检做出规定，“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应按刑法第185 条第3 款追究刑事责任。
”198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规定为行贿罪的构成要件。
1997 年新刑法对此予以保留。
1999 年3 月 4 日，最高院和最高检发表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称通知)第2 条明确指出，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指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司法解释将“不正当利益”这一法律用语所存在的含糊性立法缺陷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纠正，但是，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存在外延上和内涵上的模糊性。
因此，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对此理解不一，观点如下：(1)手段不正当说该说主张判断利益是否正当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实现其利益的手段是否合法，即只要是通过行贿的途径得到的利益，不论其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属于不正当的利益。
他们认为，要从广义上理解不正当利益，它不仅指非法利益，还指采取不合理的行贿手段获取的利益，包括不确定的合法利益。
但是，也有些学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不正当的手段不能包括行贿这一手段，而应该是要求国家公职人员或有关单位违反其职务要求为其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条件。
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本条规定的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而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应是不正当的利益，这是构成受贿罪的必要要件，从刑法理论讲这属于斡旋受贿。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不正当利益”的含义是处理这类案件的关键。
第1篇摘要邹瑜案件是我国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重大案件之一，涉及贪污、受贿等多项罪名。
本文通过对邹瑜案件的法律分析，旨在揭示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探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供参考。
一、案件背景邹瑜，男，原系某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8年，邹瑜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随后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查，邹瑜在担任某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嫌贪污、受贿等多项罪名。
二、案件法律分析1. 邹瑜案件涉及的罪名（1）贪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邹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罪。
（2）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邹瑜在担任某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受贿罪。
2. 邹瑜案件的法律适用（1）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的定罪标准是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邹瑜案件中的贪污罪，其数额巨大，且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2）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的定罪标准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邹瑜案件中的受贿罪，其数额巨大，且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3. 邹瑜案件的法律争议（1）犯罪数额认定：在邹瑜案件中，关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数额认定存在争议。
一方面，部分观点认为，应当以实际收受的贿赂金额认定犯罪数额；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应当以邹瑜为他人谋取的利益价值认定犯罪数额。
对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邹瑜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确定犯罪数额。
解释论视角下的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
行贿罪是指行贿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或其他利益，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为
了保护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的廉洁和公正，我国刑法对行贿罪的处罚做
出了规定。
关于特殊从宽处罚条款是为了考虑罪犯的情节和社会影响等因素，对行贿罪实
施特别的处罚原则。
特殊从宽处罚条款主要考虑的是行贿罪犯的自首情节。
根据刑法第69条的规定，对于行贿犯自动投案，并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如果行贿
犯在被发现之前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可以依法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罚。
特殊从宽处罚条款还考虑到行贿罪犯的赃款赃物的返还情况。
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行贿犯如实供述全部赃款赃物的来源、数额、分布情况，具有自动归还或者积极配合追缴
赃款赃物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意味着，行贿犯如实交代并归还全部赃款赃物，
或者积极协助追缴赃款赃物的，也可以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罚。
特殊从宽处罚条款是在考虑行贿罪犯的自首情节、赃款赃物返还情况以及主动拒收或
者积极退还行贿财物的情节下制定的。
这些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行贿犯自动投案、如实
交待犯罪事实，归还赃款赃物，或者主动拒收、积极退还行贿财物，以便降低其罪责，同
时也有助于改恶从善，为社会治安和国家的廉洁建设作出贡献。
在刑法学视野下解读“逐利违法”作者：张泽尧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31期关键词刑法学“逐利违法” 党内法规法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以下简称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论述”）同党的十八大报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表述而言，首次写入了“逐利违法”一词。
这在客观上说明，在现实中部分党组织和党员为了追逐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频繁发生，其危害性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危害性一样巨大，必须要予以严厉打击。
同时，鉴于“逐利违法”的概念至今尚未有通说或者官方界定，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因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无法区分其与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之间的界限，容易导致其被误用、滥用。
因此，为了促进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逐利违法”的危害性和便于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判断和使用，就必须对“逐利违法”进行重构性解读。
既然是重构，那么就必须说清楚“逐利违法”的“法”是什么？“逐利违法”的“利”指什么？“逐利违法”的“逐利人”包括谁？“逐利违法”的“逐利动机”有几种？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显然与刑法学中认定犯罪的思维规律类似。
在刑法学中，通说认为，每种犯罪都有四个共同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同时从认定犯罪的一般过程而言，首先进入人们认识视野的是犯罪客体，其次才是犯罪行为，再次便需要查明实施侵害的行为人是否符合犯罪主体要件，最后还必须确定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过心理。
虽然“逐利违法”同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要件而言有一定的差异性，构成逐利违法的行为人也并不等同于刑法学中的犯罪嫌疑人，但这并不影响将其置于刑法学视野下予以研究，其与刑法学中犯罪构成要件的相似性和共通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按照通说，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相关论述，我们可将“法”视作“逐利违法”的客体予以研究，这里重点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逐利违法中的“法”是广义上的“法”的还是狭义上的“法”;二是党内法规是否属于逐利违法中“法”的组成部分？（一）广义的“法”还是狭义的“法”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论述来看，逐利违法中的“法”应是广义上的法。
首先，十九大报告中虽明确提到了“宪法法律”一词，但是就“法律”而言，报告中并没有对“法律”的范围限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因此这里的法律显然还应当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等。
其次，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以来，在各地纪（监）委的通报形色各样的违纪、违法行为人所代替、压制、枉断的法律也不尽相同，因此逐利违法作为与之并列的危害性行为，其所侵犯的客体，即法律也应当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在法學理论上学者们有时把广义的法律称为法，狭义的法律称作法律。
（二）党内法规是否属于“法”一般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党内法规虽然与国家法律体系关系密切，但它不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是国家法律体系之外的另一种与国家法律体系相并列的规范体系。
”。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讲话时一针见血的指出，“过去就存在纪法不分问题，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降低了对党员要求，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不良后果。
”由此可见，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树立正确的底线思维，要严格划清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界限，要清楚的认识到“破纪”与“破法”的辩证关系，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因此，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破纪”是量变、“破法”是质变，在逐利的过程中“破纪”和“破法”是两个不同危害后果;另一方面各级党组和全体党员要确立高度的注意义务，要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同公民逐利违法的区别，公民因不具备党员的身份，其逐利违法所违反的法律只能是国家法律，但党员因具备特殊的政治身份，其逐利违法所违反的法律不仅包括国家法律，还应当包括党内法规。
因此，在逐利违法中，党内法规对于公民而言，其并不在“法”的范畴内，但对于党员而言，其不仅属于“法”，而且是国家法律之上的法律。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特指侵犯某种客体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实施的各种客观条件。
依照这样一种解释，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相关论述，我们可将“利”视作“逐利违法”的客观方面予以研究。
这就包括，公利是否属于“利”的范畴;“利”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一）公利是否属于“利”的范畴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惯于将逐利违法中的“利”理解为私利，如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下文简称《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九条等对党组织逐私利的行为进行了具体的明确，再如《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等规定对党员个人逐私利的行为也进行了具体明确，除此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简称《刑法》）中关于禁止公民因违反法律追逐私利的条文也不胜枚举。
但是，除了逐私利违法之外，因逐公利而违法的行为是否也属于“逐利违法”，公利应不应该属于“利”的范畴？众所周知，公利是相对于私利而言的，亦可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即法理上通常所说的公共利益，它是指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
公共利益范畴的核心内容就是其公共性，基本内涵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私人利益中抽象出来能够满足共同体中全体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经由公共程序并以政府为主导所实现的公共价值。
”根据这一界定，由于个人作为全社会全体成员的一份子，故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公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三种情形，一是损己利人;二是损他人利他人（比如我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三是利己利人。
比如著名的“仇和现象”，仇和在江苏沭阳县任县委书记期间，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使全省最贫困的县（沭阳县）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但为了实现这一公共利益，他提出了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这样一种激进的改革举措，显然是让一部分人让渡自己合法合理的正当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逐利行为。
仔细来看这道政令，我们可以发现这其中同时包括了损己利人、损他人利他人、利己利人三种情形。
但这样一种逐公利的行为显然是不被宪法法律所支持的，其违法性也是显然易见的。
由此可见，逐公利违法亦是逐利违法，并且较逐私利违法而言，其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持续性。
（二）“利”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众所周知，新的、具体的利益会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出现，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政党在制定国家法律或党内法规时对逐利行为的法义认定都具有滞后性。
国家法律或党内法规只能对已经出现了的逐利行为进行合法性或违法性认定，且这种认定具有抽象的、概括的、简洁的特点，因此不宜将“利”简单的理解为财物或特殊待遇等形态，而应从主体的受益性来分析具体利益形态。
比如，湖南郴州嘉禾县某中学校长和副校长利用学校电力进行以太币“挖矿”事件，原某中学校长雷某和副校长王某鹏将8台矿机（电脑）放在学校，利用学校网络、无偿使用学校电力进行以太币“挖矿”，通过国外平台将以太币兑成人民币从中谋取私利，事后当地纪（监）委对雷某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党支部书记、校长职务;对王某鹏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在这起事件中，以太币作为虚拟货币是一种新兴的利益具体形态，显然我国现有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并没有对其予以规制，但这并不影响对二人逐利行为的认定，原因就在于二人的“挖矿”行为对其自身具有受益性，故当地纪（监）委可根据《党纪处分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二人处以纪律处分。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
依照这样一种解释，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相关论述，我们可将“逐利人”视作违法主体予以研究。
能够肯定的是，在以下三种情形中，“逐利人”均为适格主体：一是“逐利人”一旦违法追逐利益，无论其是否是中共党员、或是中共各级党组织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党组织均为适格主体;二是“逐利人”是中共各级党组织或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一旦违反中共党内法规追逐利益的为适格主体;三是“逐利人”是各民主党派各级党组织或具有民主党派政治身份的，一旦违反民主党派制定的党内法规追逐利益的为适格主体。
但是，除了以上三种情形以外还有一种情形，即如果“逐利人”是民主党派的党组织或党外领导干部，一旦违反中共党内法规追逐利益，是否是适格的主体。
（一）民主党派党组织违反中共党内法规追逐利益的主体适格性一般而言，中共党内法规对于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党组织应不具溯及力，但是由于部分中共党内法规具备“双重特性”，因此民主党派的各级党组织同样会在形式上受到部分中共党内法规的规制和约束，比如由中央财政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公务员局共同印发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作为中共党内法规，各民主党派中央亦需要遵照执行，因此如果民主党派中央违反《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亦属于“逐利违法”。
换言之，民主党派党组织违反中共党内法规追逐利益的，同样可能在形式上成为适格主体。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办法》的制定主体既有中共党务部门又有政府部门，固不宜将《办法》狭隘的理解为单纯的党内法规，还应看到其部门规章的属性。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实施方案有关规定，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属于《公务员法》的实施范围。
鉴于此，民主党派成为违反中共党内法规追逐利益的适格主体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具体的中共党内法规要同时具备政府部门规章的属性;二是《公务员法》必须要对民主党派适用。
（二）党外领导干部违反中共党内法规追逐利益的主体适格性根据《公务员法》第四条规定，明确指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党管干部不仅包括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作风上、纪律上、行为上的内容管理，更强调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实行制度管理，这是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必然要求。
因此从这意义上来说，党的干部没有党内、党外之分，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亦是有所体现的，其中第三十五条用的是“党的干部”，第三十七条用的是“党员干部”和“党外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