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进化过程。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要求，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工程，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抓住以下四个着力点：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把制度建设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突出位置；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坚持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标签：国家治理；依法执政；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工程，既涉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改进，也涉及国家制度安排和治理能力提升，还涉及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相互关系。

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抓住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推进国家制度现代化、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国四个着力点。

一、坚持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依法执政又是其中的关键，因为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并且要靠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

坚持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转换。

它要求党主要通过国家政权依法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领导。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体体现为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其一，通过国家政权组织体系来执政。

党的执政活动应当主要通过各级国家政权组织（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来进行，通过各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而不是在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之外。

有序治理：“多元性”与“公共性”的互动逻辑作者：刘伟来源：《中国西部》2019年第01期〔摘要〕;本文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为视阈，以调查数据为实证资料，讨论了以“都江堰-四姑娘山”生态区为代表的民族走廊区域，达致有序治理状态需从实践层面回答的一组核心概念，即多元性与公共性的互动逻辑。

研究表明，在民族走廊地区，尽管公共性与多元性共同构成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但发展路径当以公共性为前提，以基层治理公共性来关照基层治理多元性，让公共性与多元性得到共同发展，从而促进高有序治理达成。

〔关键词〕;基层治理;有序治理;公共性;多元性〔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1-0033-12一、研究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还需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社会治理互助互促、相互成全，理应成为新时代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题中之义。

都江堰-四姑娘山生态区地处四川省西部，是四川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区，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区域。

该区域面积不大，却生态复杂而脆弱;不仅聚居了汉、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还处于国内超万亿GDP的超大城市（成都）与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汶川、小金）的交界地带。

长期以来，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中的特殊地位，令区域内的各民族居民发展受限，不仅难于共享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成果，还存在明显的区域间发展分化，民族矛盾、生态矛盾、社会冲突等较为频发，为典型的发展不足而致的治理难点区域。

该区域如何绿色高质量发展，也是理论界与实践界长期共同关注的议题。

与过去因生物多样性及生态保护而限制居民发展的思路不同，都江堰-四姑娘山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为当地居民释放更多从“保护责”向“发展权”的红利，而治理的目的，则是促进“保护责”与“发展权”之间的有效平衡，让该区域社会群众“有序”参与和共享区域的经济社会进步成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中国改革目标的拓展和延伸，也指明了未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它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也是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必将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此，本文试图深入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和实践路径，以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

一、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社会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

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

”[1]国家治理现代化意指国家治理不仅要更加科学、民主与法治，同时也要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是民主、科学、法治、效率与协调，它应该体现科学、民主、富强、文明与理性等特征。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两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提供现实支持。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体系。

在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特定情境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体系规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和法治化。

1.治理主体多元化。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共同构成。

首先，中国共产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本质特征。

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确保了国家治理的准确性和效率。

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最基本政治制度。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代表参与国家重大决策，有效实现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地位。

第三，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特点。

民主集中制是指在的领导下实行集中统一指导和广泛民主的决策方式，以促进的意志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广泛代表相结合。

此外，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基础，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行政、司法和立法机关的权力行使，保护公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

总的来说，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系，充分发挥了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和法治的作用，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繁
荣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不断完善和提高，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达到的一定水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治体制现代化。

政治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应该是民主、法治、透明、高效的。

民主是指国家的政权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法治是指国家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据法律进行，透明是指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应该对公众透明，高效是指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应该高效、快捷。

只有政治体制现代化，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和法治，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其次，经济体制现代化。

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应该是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好地激发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最大化。

只有经济体制现代化，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再次，社会管理现代化。

社会管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现代化的社会管理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全面是指社会管理应该覆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协调是指社会管理应该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的关系，可持续是指社会管理应该能够持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只有社会管理现代化，国家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

最后，文化体制现代化。

文化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现代化的文化体制应该是多元、开放、创新的。

多元是指文化体制应该尊重和保护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传统，开放是指文化体制应该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成果，创新是指文化体制应该不断创新，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只有文化体制现代化，国家才能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是政治体制现代化、经济体制现代化、社会管理现代化和文化体制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管理和决策的体系和层级关系。

一般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中层和基层。

1. 核心层：核心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包括国家最高领导层、国家立法部门以及国家行政机构。

核心层主要负责制定国家的总体方针政策，提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各个层次的决策进行协调和决策。

2. 中层：中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间层次，包括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等。

中层主要负责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具体管理和决策各个领域的事务，协调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3. 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低层次，包括乡镇、社区、村庄、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

基层主要负责实施中层的决策和政策，组织和管理具体的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上，还存在着多个部门和机构，并通过各种制度和规则来协调和运行。

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立法机构、人民团体、军队和武装力量等。

这些部门和机构各司其职，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管理和决策，形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运行框架。

中西方基层治理与社会制度的发展历程的认识中西基层治理存在哪些差异？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治理经验的国家，中国的哪些历史传统与经验对当前基层治理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向“大道至简”的目标努力？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中国的基层治理，实际上是三种经验的交汇。

一是“大传统”，即在中国悠久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极为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二是“小传统”，即新中国成立后自主探索的治国理政新经验；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治理经验。

对于当下的基层治理而言，尤其要借鉴前两个传统经验。

首先，中国在历史上是单一制和大一统国家，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人们对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存在误解，认为历史上的基层治理脱离皇权。

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古代的官僚机构比较简约，只在县一级才有正式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不下县。

县以下的治理依靠非正式工作人员，包括乡里的胥吏、地方精英和传统农村行业协会（青苗会、水利会）等。

这些人员辅助地方治理，受地方官员节制，并不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而恰恰是国家治理建构的结果。

中国的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给现代基层治理留下丰厚遗产。

如古代的乡里制度，影响了现代的乡村两级治理层级结构，再如传统国家一直利用半正式行政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

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实则抓住了基层治理的精髓。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传统中国简约治理的传统，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

其实，在乡镇建立政权的尝试自清末起就开始了，但真正获得成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建立了现代政权，其体系远比传统体系复杂、高效、完善，但行政成本并不高。

新中国的基层治理何以做到高效且低成本？答案正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简约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

因此，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通过发动群众，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卫生运动等。

简约高效的治理模式
1. 拥抱扁平化结构，简约高效的治理模式倡导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层级，简化管理体系。

这样可以加快决策的速度，减少信
息传递的阻力，提高执行效率。

2. 建立明晰的责任制度，明确定义每个人的责任范围和权限，
避免决策模糊不清或者出现责任推诿的情况，从而提高决策的效率
和准确性。

3. 注重信息透明和沟通效率，简约高效的治理模式强调信息的
透明和沟通的高效。

通过建立快速反馈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可以
让决策者更快地获取反馈和信息，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4. 强调结果导向，简约高效的治理模式更加注重结果，而非流程。

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激励员工追求卓越，提高组织的整体执行力。

5. 精简决策流程，简约高效的治理模式强调简化决策流程，避
免繁琐的程序和冗长的会议。

只有必要的人参与决策，并且尽量减
少决策的层级，以提高决策的速度和灵活性。

总之，简约高效的治理模式通过简化结构、明晰责任、高效沟通和结果导向，来提高组织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

这种模式适用于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可以帮助组织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竞争力。

与城市治理相关的社会简约主义理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治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城市的各种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昂等，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困扰。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简约主义理论被提出，旨在使城市更加高效、可持续、平等和透明。

社会简约主义理论源于西方，它认为国家的作用应该是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同时要鼓励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创新。

在城市治理方面，社会简约主义则主张通过简化政府的职能和减少管理层级，来优化城市的运转。

一、简化政府职能在城市治理中，政府门槛过高、管理层级繁琐等问题常常导致无效的决策和行政效率低下。

因此，社会简约主义主张简化政府职能，让政府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应该放弃一些政策、服务和资源管理的权力，改由市场主体来完成，这不但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还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政府应该更好地履行本职职能，如维护城市安全、处理矛盾纠纷和提供公共服务等。

二、促进自由竞争和创新市场竞争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优化的作用，能够使市场经济更加有效。

社会简约主义主张鼓励市场自由竞争和创新，以增强城市的活力、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应该推动市场机制化和社会调整化，激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提升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该针对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方向提供有利的政策、法规和环境，最终形成创新型城市和生态型城市。

三、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城市管理效率的提升将直接影响城市的各项工作和生产力。

社会简约主义主张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高国家和城市治理水平。

政府应该通过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的应用，实现城市管理的自助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

例如，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和大数据等技术应用能够使城市管理更加高效、智能和便捷。

四、构建透明公正的城市治理透明公正的城市治理是社会简约主义理论的核心之一。

城市治理的透明公正性将直接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同时也是增强社会信任、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七大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代国家发展的重要命题。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七大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并据此撰写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一、政治体制体系政治体制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国家机构设置、政治运行机制、政党制度等方面，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治体制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体系，其发展规律和优劣势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学习。

二、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保障人民权利和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

法治体系的现代化不仅包括法律体系的建设，还包括司法体系的建设，以及法治文化的培育。

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法治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法治体系建设经验，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法治体系。

三、行政体制体系行政体制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政府机构设置、行政管理体制、公务员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国家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密切相关。

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体制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我们应当不断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创新行政管理制度，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四、经济体制体系经济体制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宏观调控体系、产权体系、市场体系等方面，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经济体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我们应当注重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注重产权体系的健全，注重市场体系的完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七大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七大体系一、引言在当今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了政治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指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协调的一系列制度、机制和手段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管理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本文将围绕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展开讨论，并深入探讨国家治理的七大体系。

二、国家治理的七大体系1. 政治体系国家的政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政治体系应当是民主、法治、权责分明的，关注公民的参与与监督，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治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建立起科学、民主、法治、依法治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

2. 经济体系国家的经济体系决定了国家治理的能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治理需要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公平。

3. 文化体系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的文化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需要弘扬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4. 社会体系国家治理需要注重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

社会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建立起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管理体系。

5. 生态文明体系国家治理也需要考虑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实现绿色发展，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6. 党建体系党建体系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的党建体系需要建立起科学的领导体制、健全的组织体系和先进的工作制度。

7. 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国家治理需要保障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多方面内容。

三、总结与展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七大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各个体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法治国、科学决策、民主参与、依靠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治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特点包括：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党的领导作为治理体系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委领导、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等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2. 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提升。

这一原则体现在政策制定、决策实施和治理过程中，注重民生改善、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

3. 依法治国：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坚持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提高行政效能和公正性。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司法独立和公正审判，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

4. 科学决策：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注重科学决策，倡导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推动决策程序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透明化。

以数据为基础，运用科技手段分析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5. 民主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鼓励广泛的民主参与，倡导多元化的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

通过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人民代表组织和群众团体的作用，增强公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6. 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注重制度建设，强调制度的规范性和长效性。

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机构、司法体系、监察体系等，确保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

通过不断完善治理体系，中国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实现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全面发展的目标。

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要义和体系作者：许耀桐来源：《人民论坛》2016年第13期【摘要】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在中国特色的指引下，践行科学治理、民主治理、法治治理、善于治理等四个基本要义。

同时，国家治理主要涵盖八大领域，它是一个系统化的结构，是一个宏大的治理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中国特色与时俱进【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命题，开启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里程。

“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进行治理”，已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由此孕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形成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必须遵从国家性质的基本要求。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包含着“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在国家治理中坚持中国特色，必须体现这四大特色。

实践特色：国家治理要尊重实践、坚持实践第一。

鼓励在实践中创造，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坚持在实践中检验，推动在实践中发展。

实践特色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脚踏实地，重在成效。

理论特色：国家治理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创新，要把治理理论本身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应该得到不断的创新和丰富发展，而不能变成凝固不变的僵化教条。

民族特色：国家治理在遵循普遍性的规律中要突出特殊性，正如老舍先生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要体现中华民族意志、中华民族风格，要有符合中华民族习俗的特点和体现民族气魄、民族气节的精神，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时代特色：国家治理要适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进步化的潮流。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要跟随时代前进，要包容多样、和谐合作、鼓励竞争、推动创新，要奋发进取、敢为人先，走在时代的前面。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总第３４４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３ꎬ２０２４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Ｎ.３４４环境治理中的社会参与研究简约合作治理:环保组织构建垃圾管理模式的实践策略研究刘㊀萌ꎬ卢春天摘㊀要:新形势下城市生活垃圾存量高㊁增速快等治理困境ꎬ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构建行之有效的垃圾管理模式ꎮ环保组织是城市基层环境治理主体之一ꎬ其参与垃圾管理的实践是重构环境治理多元关系和深化专业领域合作的有益探索ꎮ通过对环保组织 成都ＧＹ的个案研究ꎬ笔者发现环保组织可以打造人居环境整治和本地化服务平台ꎬ并通过发展居民自组织构建起社区环保关系网络ꎬ采用代际联动模式夯实治理的信任基础ꎬ进而构建起独特的垃圾管理模式ꎮ在该模式之下ꎬ环保组织形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ꎬ并通过场景教育纾解了合作治理长期开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不稳定性ꎬ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内 传统共同体 环保作用的发挥ꎬ构筑起社会基础相对稳固的责任共同体ꎮ关键词:环保组织ꎻ垃圾管理ꎻ简约合作治理ꎻ责任共同体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０７０－１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构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 (２３ＢＳＨ１０８)ꎮ作者简介:刘萌ꎬ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㊁助理研究员ꎬ社会学博士ꎻ卢春天ꎬ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ꎬ社会学系主任ꎬ社会学博士ꎮ㊀㊀一㊁问题的提出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是我国推进 无废城市 建设的重要内容ꎬ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ꎮ然而ꎬ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ꎬ城市生活垃圾存量高㊁增速快等问题加剧了环境治理的压力ꎮ环保和健康意识的提高ꎬ也使城市居民在面对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秉持更加谨慎的态度ꎬ对于末端处理不当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更加重视ꎮ若要破解新形势下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困境ꎬ需要跳出片面强调垃圾末端处理的窠臼ꎬ均衡生活垃圾治理全过程ꎬ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ꎬ重视垃圾的重复使用和资源化利用ꎮ推动这些措施不仅亟需多元主体的参与ꎬ而且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ꎬ构建起可持续的垃圾管理模式便是题中应有之义ꎮ可持续的垃圾管理模式是指从全社会物质能量循环的角度ꎬ对垃圾产生㊁收集㊁回收利用㊁处理处置到最后进入环境的全过程进行优化ꎬ以经济可行和社会公众认同的方式ꎬ使有用物质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收利用ꎬ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ꎬ既能适应当前阶段社会发展的理念和需要ꎬ又能适时升级满足未来的发展和要求ꎬ从而保证环境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代管理方式[１]ꎮ可持续的垃圾管理是一项环境治理的系统工程ꎬ仅依靠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建设垃圾管理系统是远远不够的ꎮ此时ꎬ环保组织的加入有助于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平等高效的对话机制ꎮ环保组织在帮助减轻环境问题的公害性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公益性方面享有一定的主动权和自主权ꎬ能够调动优势资源ꎬ成为践行环境保护行为的探路者和环境保护政策的推动者ꎮ这种以环保组织㊁社区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的 半正式治理 ꎬ亦即传统基层治理经验中的 简约治理 ꎬ不仅有助于节约国家治理成本ꎬ而且能够提高治理效率[２]ꎬ这正是现代城市环境治理所追求的目标ꎮ较之以往ꎬ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城市生活垃０７圾分类管理的探讨ꎬ并且在垃圾治理的政策推广路径㊁政策执行逻辑㊁协同治理格局㊁现实困境破局和智能化管理设计等方面已做了深入翔实的分析ꎮ研究立足于社区和居民ꎬ研究视域聚焦于社区治理的行政化ꎬ研究外延着眼于政府㊁社会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ꎬ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但是ꎬ对于环保组织与其他主体深度合作关系中蕴含的实践策略尚未予以充分关注ꎬ对于加强社区环境治理中的柔性动员和破解居民自治困境的方式也未提出有效方案ꎬ因而还存在可拓展的空间ꎮ有鉴于此ꎬ本文以环保组织 成都ＧＹ为研究个案①ꎬ通过回溯简约治理理论与合作治理理论ꎬ提出简约合作治理ꎬ为环保组织构建垃圾管理模式的实践逻辑及其内在机理提供理论依据ꎬ通过比较三种实践策略的差异及特性ꎬ深入分析环保组织的治理效能㊁社区的自治功能和居民的内生动力ꎬ以期为当代中国基层环境治理提供经验阐释ꎮ㊀㊀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简约治理倡导以效率为目的ꎬ对非必要的治理结构和流程进行删减ꎬ围绕关键人群㊁针对关键问题寻求集约㊁自主㊁灵活和富有创造力的沟通解决方案ꎬ以提升基层治理质效[５]ꎮ其基本特性是 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 ꎬ运行的前提在于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ꎬ基层有自主空间[６]ꎮ对治理对象的分类治理 层级分化 主体吸纳是简约治理主体的进场机制ꎬ社会基础㊁治理能力㊁治理负荷和制度空间对简约治理的规模有着关键性影响[７]ꎮ简约治理的社会基础是信任ꎬ实践机理来自于居民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ꎬ实现方式依赖于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８]ꎬ治理是否有效则取决于基层社会关系网络发育程度和组织化程度[９]ꎮ由此可见ꎬ简约治理是熟人社会的治理ꎬ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同属一个熟人社会网络ꎬ共享一个地方性规范ꎬ使治理者能够充分掌握地方社会的信息[１０]ꎮ但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严重不足是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１１]ꎮ因而城市社区的简约治理会更加依赖社会动员ꎬ因为陌生人社会很难产生内生性的民间权威ꎬ需要基层组织的动员[１２]ꎬ以培养出有限的社区责任和适度紧密的社会关系达成城市社区的熟人化[１３]ꎮ环保组织的行动介入有助于陌生人社会熟悉化ꎮ环保组织既是环境合作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ꎬ也是公众参与和监督公共环境治理的有机载体ꎬ更是重构多元社会关系的内生力量ꎮ其通过交流㊁对话及协调等方式ꎬ承担起对环境保护的责任ꎬ并且经由共情式营销的互动机制和专业化嵌入的监督机制在重构良性的社会关系和推动协同治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４]１２９６－１３０７ꎮ在参与环境治理方面ꎬ学者们通过对环保组织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困境和路径分析[１５]ꎬ以及对我国城市环境治理的作用探讨[１６]等ꎬ呈现出了环保组织参与生态可持续治理的可行性ꎮ需要注意的是ꎬ从治理场域内部的秩序变化来看ꎬ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ꎬ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就演变为复杂治理[７]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ꎬ需要在治理实践中探索有效的方法和模式以保障基层治理结构再平衡ꎬ合作治理作为一种解决跨界公共事务的治理范式对简约治理的有效达成具有积极作用ꎮ合作治理是以政府放权㊁社会力量参与㊁扁平式合作体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１７]ꎬ旨在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ꎬ不同学科及不同视角对合作治理的理解都强调了其合作各方的权力共享㊁协商的决策方法以及共识性的导向[１８][１９]ꎮ在这个意义上ꎬ合作治理能够解释环保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一些现象ꎮ但是ꎬ由于中国的发展阶段㊁社会形态以及政社关系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ꎬ当西方后现代社会兴起的合作治理理论应用于中国场景时ꎬ其适用可能性㊁适用领域和适用限度等都会受到一定限制ꎬ因此需要在廓清合作参与的具体领域和方式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的本土化发展[２０]ꎮ当合作治理与简约治理相结合时ꎬ便有了本土化的分析土壤ꎮ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ꎬ简约治理始终是我国基层善治的目标ꎬ并作为一种技术治理方法始终贯穿于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当中[２１]ꎮ其中ꎬ简约高效地化解社区合１７①根据学术规范ꎬ文中出现的环保组织名称㊁社区名称㊁学校名称㊁人名等信息均已做匿名化处理ꎮ作治理难题ꎬ更是迈向善治的关键议题ꎬ若能发掘㊁动员并跨域整合起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㊁组织连带㊁情感连带机制ꎬ往往就能够取得 低成本高效率 的治理效果[２２]ꎮ基于此ꎬ本文在简约治理与合作治理的意涵之上提出 简约合作治理 的概念ꎮ本文中所说的简约合作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区的生活垃圾治理中落实简约主义ꎬ通过引入环保组织ꎬ促进公众的参与ꎬ化解垃圾管理和社区服务压力ꎬ进而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ꎮ简约合作治理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ꎬ治理过程具有高效性特征ꎮ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 模糊化运作 ꎬ包括模糊化分工㊁人情化动员㊁梯度化资源配置与柔性化权力运用等主要策略[１１]ꎮ环保组织以其灵活㊁专业化的行动方式为上述运作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助力ꎬ有效提升了治理效率ꎻ其次ꎬ治理结构是环保组织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ꎮ构建可持续的垃圾管理模式需要多元主体间的联结和多维治理要素的整合ꎬ环保组织发起治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合作治理中重塑联结关系㊁动员社区资源并整合环保要素ꎻ最后ꎬ采用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ꎮ在实践过程中ꎬ不仅需要正式制度和规则的保障ꎬ还需要以情感柔化硬性指标ꎬ依靠信任纽带㊁情感联结以及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的支持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ꎬ本文探讨的重点将放在社区环境治理实践机理层面ꎮ在垃圾管理实践中以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对多元主体进行社会动员㊁协同合作与资源共享ꎬ本质上是一种简约合作治理ꎬ可以有效节约社会资源ꎬ弥补公共环境治理领域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ꎮ垃圾管理的过程涵盖着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嵌入ꎬ彼此影响并多维互动ꎬ环保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垃圾管理的实践行动是以社会动员机制探索民间环保的新模式ꎮ这需要在尽可能不给参与主体增添负担的前提下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情感联结的方式ꎬ整合垃圾管理中涉及的各类治理要素ꎬ从而有效解决垃圾管理中面临的难题ꎬ实现垃圾可持续管理的目标ꎮ本文结合简约合作治理的理论意涵ꎬ尝试对垃圾管理中的简约合作治理过程进行细致阐释ꎮ通过回答合作主体如何调动起环保力量以达成具体实践ꎬ如何传递环保行为以保障治理有效ꎬ治理方式如何匹配治理场景以更好地维系治理成效ꎬ来对简约合作治理的实现方式和生成逻辑进行深入解析(见图１)ꎮ图１㊀垃圾管理中的简约合作治理分析框架２７㊀㊀三、城市社区垃圾管理中的简约合作治理成都ＧＹ环境文化交流中心成立于２００８年ꎬ２０１１年开始涉足生态社区建设ꎬ组织成员在调研和观察中发现ꎬ城市居民对于亲近田园的农耕活动具有浓厚兴趣ꎬ但是该项目需要长期往返于城市和农村ꎬ受制于交通㊁时间和精力ꎬ实施难度较大ꎮ因此ꎬ该组织开始探索将农耕与垃圾可持续管理相结合的方法 厨余垃圾堆肥ꎮ厨余垃圾主要指食物加工和饮食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ꎬ具有可再生价值ꎮ我国实行垃圾分类管理政策后ꎬ厨余垃圾的分出量剧增ꎬ急需扩充厨余垃圾处理能力ꎬ但也面临不同处理技术的选择问题[２１]ꎮ对厨余垃圾进行堆肥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减量化㊁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ꎬ这种方式既呼应了国家政策要求ꎬ也提升了经济和生态效益ꎬ是国内常用的资源化利用技术之一ꎮ项目试点时期ꎬ该组织尝试在小区公共空间内创建农耕用地ꎬ招募居民通过绿化堆肥的方式自制肥料ꎬ体验生态种植ꎮ但当时居民对于厨余垃圾堆肥的了解很少ꎬ担心会产生气味和蚊蝇等问题ꎬ影响小区整体环境ꎬ因而该计划未能顺利推行ꎮ在这一阶段ꎬ个体理念的桎梏和单个组织力量的薄弱是项目被搁浅的主要原因ꎮ为了突破瓶颈ꎬ成都ＧＹ尝试结合 无废城市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等新发展理念激发社区内生动力ꎬ组建小区环保志愿者队伍ꎬ培育小区环保骨干和技术能人ꎬ以此拓展实践规模ꎮ该组织成员通过考察培训精进堆肥技术ꎬ在街道等部门的项目资金以及社会单位㊁企业及个人捐赠的支持下ꎬ以垃圾管理指导机构的身份进入有实践意愿和条件的小区ꎬ持续探索可持续的垃圾管理模式ꎮ这些措施为化解环保组织前期工作中的阻滞㊁破局垃圾管理实践㊁推动社区环保氛围的凝聚以及打造居民的环保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环保组织主导的垃圾管理实践需要根据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力和意愿做出差异性规划ꎬ拟定内容和成本ꎬ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进而改变对目标社区突而不破的困境ꎮ在实践过程中ꎬ为达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共情和协同ꎬ该组织根据各个社区的构成主体和可动员的资源类型ꎬ采用了三种实践策略ꎬ初步形成了简约合作治理模式ꎮ１.居民自组织更新社区公共空间成都ＤＦ小区是成立于２００３年的商品房小区ꎬ小区内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ꎬ老年人口居多ꎬ但相较于新兴社区ꎬ小区居民之间的熟识度和信任度较高ꎬ已形成邻里关系网络ꎬ为自组织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ꎮ２０１３年以前ꎬ该小区没有物业和业委会ꎬ无人管理导致小区内环境卫生差ꎬ废旧建筑材料㊁大件家具等废弃物被随意乱丢乱放ꎮ为了改善脏乱差的公共环境ꎬ２０１３年小区在社区的统筹下成立了党支部ꎬ随后成立了业委会ꎮ由于该小区是业主自管ꎬ所以资金来源非常有限ꎬ为了降低管理成本ꎬ业委会的组建采取发动党员骨干以及动员小区能人的方式ꎬ成员没有工资ꎬ业委会成员都是闲暇时间较多㊁身体状况良好且具有环保公益精神的退休老人ꎮ成员们会适当承担起小区的环境维护工作ꎬ但受制于时间精力和人数ꎬ这些管理工作开展得十分零散且缺乏专业性和组织性ꎬ大部分中青年居民并未参与环保行动ꎬ对于业委会的事务也表现出 事不关己 的观望态度ꎮ小区环境急需改善ꎬ但由于资金不足无法更新基础设施ꎬ业委会成员拥有一定的环保理念但难以形成合力ꎬ这一状况促成了该小区与环保组织之间的合作ꎬ双方的诉求能很好契合对方的需求ꎬ于是同年成都ＧＹ便开始在该小区推行厨余垃圾堆肥项目ꎮ成都ＧＹ先帮助小区利用废旧砖块打造了花园围栏ꎬ后来又增加了堆肥设施和雨水收集设备ꎮ在成都ＧＹ的引导和启发下ꎬ热爱种植的居民开始改造小区荒地ꎬ美化公共绿化带ꎬ利用绿化和厨余垃圾堆肥营养物培植植被ꎬ形成院落绿化循环ꎮ业委会也积极发动会木工的业主成立木工组ꎬ利用废旧家具打造出花园围栏ꎮ小区居民看到了环境的改变ꎬ参与热情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ꎬ在评估有参与意愿居民的特长和小区的实际需求后ꎬ业委会又组建起了手工组㊁垃圾管理组㊁节水节能组ꎻ为了更好地管理ꎬ小区成立了居民自组织 绿主户协会ꎬ直接领导特长小组ꎮ项目发展至今ꎬ小区整体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ꎬ绿主户协会３７带领各小组居民发挥专长和创意ꎬ利用废旧物品建设小区的各项绿化和便民设施:旧石磨改造成纳凉桌椅ꎬ木桩拼成公共长椅ꎬ碎瓷砖铺成花园小径ꎬ木板做成指示路牌和路灯ꎬ还自制了假山喷泉ꎬ打造出小区工具室㊁电动车充电停放点ꎮ该小区是成都ＧＹ最早进驻的小区ꎬ由于小区公共空间有限ꎬ所以没有建设专门的堆肥池ꎬ但成都ＧＹ还是将堆肥理念和技术教授给居民ꎬ居民们接受了生态社区的理念后ꎬ便开始根据生活经验制作可循环的环保清洁用品ꎬ如用米糠作为家庭自制洗洁精ꎬ使用之后的米糠也可以转化为堆肥材料ꎮ小区居民在这种变化中获得了更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ꎬ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ꎮ这种闲置资源自给自足的模式帮助自管小区节约了物业养护费用ꎬ缓解了资金难题ꎮＤＦ小区的实践策略是党建掌舵ꎬ驱动社区内部环保力量发挥作用ꎮ由社区党建引领小区业委会的组建ꎬ党组织培育自组织ꎬ党员带动群众ꎬ支持环保组织与业主委员会协作共建生态社区ꎬ并通过调动居民的能动性和领导力ꎬ将居民的力量和资源进行整合ꎬ构筑起居民间的信任与合作ꎬ培育小区自主环保力量ꎬ成立了致力于环保活动的居民自组织ꎬ由内而外地激发小区活力ꎬ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管理制度ꎬ从而更新了小区的公共空间ꎮ自组织的培育和运作实质上构建了可持续的垃圾管理模式ꎬ其运行规则由居民自己制定并自觉遵循ꎬ消解了居民对于外部强制导入并监督实施规则的抵触感ꎮ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动员ꎬ形成了社区党支部 小区业委会和环保组织 居民 环保自组织之间的合作治理ꎮ将小区改造与居民兴趣专长相结合ꎬ使居民具有服务享受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ꎬ弥补了资金缺乏的短板ꎬ用生态环保建设带动起小区组织架构的建立和公共事务的开展ꎬ不仅打造了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而且形塑了居民的环保意识ꎮ居民在参与垃圾管理实践的过程中主体性被塑造ꎬ内在动力被激发ꎬ获得了成就感ꎬ实现了自我价值ꎬ成员获得了有针对性的堆肥培训ꎬ保障了垃圾管理模式的可持续性ꎮ环保组织也在指导该小区建设过程中获得了居民信任ꎬ帮助小区打造起特色品牌ꎬ提高了小区的知名度ꎮ现在ＤＦ小区不仅完成了从 脏乱差 向 宜居小区 的蜕变ꎬ还成为低碳生态小区示范点ꎮ２.家校协作营造绿色场景２０１８年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府新区视察时首次提出 公园城市 的理念ꎬ以此理念为方向ꎬ成都市将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确定为转型的方向ꎬ生态学校的建设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ꎮＦＣ社区党委也在街道党工委践行 公园城市示范社区 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ꎬ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新机制ꎮＦＣ社区下设一所公办幼儿园ꎬ笔者调研时约有学生４００余名ꎬ约９０％居住在ＦＣ社区ꎮ为了强化社区内的教育资源优势ꎬ社区党委计划以学校为切入点ꎬ以绿色生活场景营造为主线ꎬ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ꎬ开展 ＦＣ社区 学校联动助力成都公园城市建设项目 ꎬ该项目获得了来自街道绿色场景营造项目的资金支持ꎮ成都ＧＹ以其专业度和此前双方交流合作时奠定的信任基础ꎬ与ＦＣ社区迈出了合作探索可持续垃圾管理模式的第一步ꎮ２０２０年８月ꎬ项目正式启动ꎬ启动之初ꎬ以社区为纽带ꎬ成都ＧＹ与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ꎮ环保组织对校园垃圾管理现状㊁教职员工的垃圾分类行为和态度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ꎬ结合学校环境提升的需求ꎬ将学校内产生的有机质垃圾(主要是厨余及绿化垃圾)进行堆肥处理ꎬ以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ꎮ根据幼儿园的统计ꎬ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１年４月间共处理约１吨的有机质垃圾ꎮ除了消解学校产生的垃圾ꎬ该项目还开始反哺社区ꎬ通过与社区环保志愿者合作ꎬ将社区参与项目的３０户家庭无法消纳利用的波卡西堆肥①半成熟状态的发酵物投入到学校花园中进行第二阶段的好氧堆肥种植ꎬ建立了社区与学校互助的模式ꎮ２０２１年ꎬ学校 家庭的联动模式已基本形成ꎬ校园堆肥产生了充足的肥料ꎬ除学校自用外ꎬ其余肥料都用于社区公共区域的土壤改良ꎬ有效减少了社区的绿化维护成本ꎬ同时对青少年群体４７①波卡西堆肥法(Ｂｏｋａｓｈｉ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是一种厌氧发酵的堆肥方法ꎬ由日本琉球大学比嘉照夫教授研究开发ꎬ 波卡西 在日语中的意思就是 发酵的有机物 ꎮ起到了很好的环保教育作用ꎮ㊀㊀ 小朋友愿意做ꎬ我们就鼓励他ꎬ帮他一起做ꎬ培养他的责任感ꎮ这个(指家庭厨余垃圾堆肥)操作还算简单ꎬ把果皮和菜叶子放进去和厌氧菌一起发酵ꎬ也不用管干湿ꎬ只要不打开盖子就没味道ꎮ教我们一次以后ꎬ我们自己就会了ꎬ以后自己家种的花花草草也可以用ꎮ有朋友到我家来玩ꎬ夸我家花养得好ꎬ我还给他们推荐了这个 小红猪 (指波卡西家庭堆肥桶)ꎮ (访谈对象编号:２０２１ＦＣＫＧＩ)幼儿园中的实践策略是政策护航推动环保行为的代际传递ꎮ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下ꎬ社区与环保组织开展协作ꎬ通过横向联结的方式ꎬ助力学校将环保理念传递给学生ꎬ学生通过环保行为影响家庭ꎬ进而反哺社区ꎬ建立厨余垃圾循环利用闭合系统ꎬ营造起绿色场景ꎬ形成环保组织和社区 学校 学生 家庭之间的合作治理ꎮ以生态环保为理念搭建校园有机质垃圾就地资源化的内循环系统ꎬ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亲近自然㊁探索自然的安全途径ꎬ而且通过环境教育课程开展堆肥的家庭实践ꎬ促进学校㊁家庭与社区的互动ꎬ最终实现学校生态功能的提升和垃圾的可持续管理ꎮ社区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调动起自身资源优势ꎬ为学校提供资金以及制度层面的支持ꎬ为学生安全提供保护ꎬ助力家庭的亲环境行为ꎬ将反哺行为内化为社区氛围ꎬ推动搭建起合作共治的社区环境治理模式ꎮ３.物业团队助推服务升级成都ＷＪ小区是成都ＧＹ最早开展大规模堆肥实践的小区ꎬ该小区是位于城区中心地带的军队干休所ꎬ居民大部分是军队退休人员ꎬ政治觉悟较高ꎮ小区内生活垃圾全部由市政环卫混合清运ꎬ未进行分类ꎬ导致垃圾收集房长期收集混合垃圾ꎬ地面油腻ꎬ气温稍高便会释放异味㊁滋生蚊蝇ꎮ政府虽然开展过垃圾分类宣传ꎬ但仅采取张贴海报的传统方式ꎬ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并不了解ꎬ且当时成都市政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社区垃圾分类的规定ꎬ导致居民对垃圾分类并不重视ꎮ此外ꎬ由于绿化垃圾不属于生活垃圾范畴ꎬ环卫不负责清运ꎬ因此只能长期堆放在小区内ꎬ等积攒到一定量时再统一清运ꎬ这也导致小区内的环境难以改善ꎬ小区生态和居住品质都受到影响ꎮ针对上述情况ꎬ成都ＧＹ在初期宣传时突出党和国家的政策号召ꎬ并以改善垃圾房为切入点ꎬ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频繁对小区进行点对点宣传ꎬ引导居民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投放ꎬ前期工作和垃圾管理理念获得了小区院委和所属社区居委会的认可ꎬ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成都ＧＹ生态社区建设行动项目正式在该小区落地ꎮ在社区与环保组织的共同推动下ꎬ小区逐步实现了垃圾分类ꎬ成都ＧＹ的工作开始转向堆肥实践阶段ꎮ随着厨余垃圾堆肥项目的实施和阶段性目标的达成ꎬ组织逐步探索出在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厨余垃圾就地堆肥的实施管理模式ꎬ并与生物技术公司达成初步合作ꎬ引入适用于小区的小型堆肥设备ꎬ逐步打造出小区内源头分类 就地处理 循环再用模式ꎮ目前ꎬ该小区已建成４个堆肥池ꎬ平均每月绿化及厨余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近１吨ꎬ相当于该小区１/３的垃圾清运量ꎬ预计每年能减少３０００元左右的园区肥料购买及绿化维护费用ꎮ堆肥的日常管理非常重要ꎬ成都ＧＹ成员有限ꎬ所以培育在地堆肥技术及管理人员是项目的重要一环ꎮ在垃圾管理实践的全流程中ꎬ小区物业负责人Ｚ和他的团队全程参与ꎬ他们从工作㊁书籍㊁网络中寻找其他的案例进行学习讨论ꎬ筛选出合适的方式进行尝试ꎬ总结经验ꎬ经过与环保组织８个月的合作ꎬＺ不仅掌握了堆肥技术ꎬ而且熟知了公共区域堆肥硬件的配置ꎬ项目中后期Ｚ及其团队基本上全权承担起了小区堆肥任务ꎬ截至本课题组调研时ꎬＺ已在小区工作了１５年ꎬ被誉为 民间堆肥高手 ꎬ在工作中充分显示出能人效应ꎮ㊀㊀ 关于厨余垃圾该怎么放㊁干物质要什么状态㊁翻堆的最佳时间㊁堆肥桶的温度ꎬ堆肥原材料的比例㊁堆肥设备的管理ꎬ你问他就行了ꎬ现在他掌握得一清二楚ꎬ他这个人还自己钻研了个 堆肥技术进阶版 ꎬ时不时对堆肥桶进行改造㊁实验ꎬ看看有没有更善巧的硬件和方法能琢磨出来ꎮ他现在就是我们小区５７。

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五大基本内容文章来源：学习时报发布时间：2014-01-0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治理”思想首次进入国家高层文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方针和行动纲领，意义十分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总目标是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部分构成，明确和理顺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

“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目的和结果，要想实现真正的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一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由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五大体系构成，但这种纵向治理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各自为政、部门化的思路，无法从根本上建构起系统、整体、协同的治理格局。

根据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发达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基本内容。

治理结构体系：“党、政、企、社、民、媒”六位一体。

治理结构解决的是“治理主体是谁”“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两大问题。

首先，要有多元化、负责任的治理主体。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结构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混合型市场企业（国有、私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跨国企业、本土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科技型、公益型、服务型等；全球型、本土型等）、广大人民群众、各类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六大主体，缺一不可。

其次，要有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动的多主体和谐关系。

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两大核心关系，关键在于厘清各自的权限边界，把本应该属于市场、社会的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和社会处理，政府重点履行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维护社会规则等职能。

2020年第3期(总第259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Social Sciences)No.32020General Serial No.259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简约传统及其价值刘伟7,黄佳琦b(武汉大学a.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b.地方政治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3072)摘要:“集权的简约治理”是我国帝制时代形成并长期维持的基层治理模式。

晚清以来，随着乡村社会自身的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简约治理”模式逐渐被国家制度的设计者所摒弃,由此成为历史遗产。

现阶段，国家政权在权力下沉过程中全方位介入乡村社会的治理，形成“高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的治理模式。

在取得良好的治理效能的同时，这一模式也蕴含着一定的治理风险。

要强调乡村治理的弹性空间和灵活性,就应该看到“简约治理”这一传统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补充性价值。

关键词:集权的简约治理;第三领域;半正式行政;权力下沉;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C912.82；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20)03-0044-09中华帝国时期，“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传统使得国家政权止步于县一级,县级以下主要依赖地方精英在社会内生秩序下引导民众开展自治。

这一非正式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并非国家政权的无奈之举，而是有意为之。

一方面，在大一统帝国的背景下,统治者没有扩张财源的需求，因而国家政权也缺乏向社会底层渗透的动力；另一方面，受儒家治理理念的影响，帝国时期的统治者秉持着“多一事即多一弊”的治国理念,尽量减少官府对社会的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流弊丿2黄宗智将这种“听民自便”的治理模式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2,这一概念准确地把握了帝制时期第三领域内半正式基层行政的特点。

近代以来,统治者一改“简约治理”的传统制度设计，在乡村社会展开国家政权建设。

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通过官僚机构下沉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以及控制能力，以便进一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改造。

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
中国国家治理的底色与路径
中国的国家治理底色是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强的组织能力和强大的领导力，始终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

党的领导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确保国家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中国的国家治理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家发展实践得出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福祉，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有机统一起来。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为目标。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要素。

一是人民的地位始终是最高的，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得到广泛保障，推动国家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

二是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

三是中国注重统筹兼顾，坚持协调发展，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各个领域协调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国家治理的底色是共产党的领导，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注重人民的地位、改革开放和统筹兼顾。

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为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