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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浚，字仲深，海南琼山人。
初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太子太保，至文渊阁大学士（即宰相）等职。
丘浚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他两岁时，父亲病逝。
当时，他的母亲李氏还不到三十岁。
她很有文才，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在母亲的教导下，小丘浚到五岁的时候，便读完了《诗经》、《论语》；到他六岁的时候，家中虽然度日艰难，但李氏仍然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了本村一所私塾上学。
小丘浚深知自己能上学，靠的是母亲用心血换来的几个钱，因而读起书来也格外刻苦勤奋。
别人一两天才能学会的内容，他只用半天就能融会贯通了。
老师见他智力超人，仅靠课堂上的内容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主动借书给他看。
但是，就这样，仅仅两年的时间，老师个人所有的藏书，就全被他读完了。
于是，他又到处借书读。
有一次，他想读《汉书》这部著作，到处借不到，就去问老师，什么地方能借到这部书。
老师告诉他说：“这部书现时很难借到，只有我的一位姓姜的朋友家有此书，不过，他的住处离这里有百十里地，一时无法借到。
”丘浚说：“不怕，我一定要去借。
”老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就为他写了一封信。
丘浚回家对母亲一说，母亲开始不同意，后见儿子主意已定，也就不再阻拦。
母亲因他出远门，要向邻居借点白面烙点饼让他带上，可丘浚执意不肯，只带了几个玉米饼子便上路了。
年仅十岁的小丘浚，一边走，一边问，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渴了向人家要碗水喝，天晚了，他就住在破庙里，借着月光看一会儿书。
当时正是夏天，虫咬蚊叮，他都不知道；直到困得睁不开眼了，他才放下书本就地睡去。
就这样，丘浚晓行夜宿，一直走了三天半，才来到老师介绍的那位朋友家中。
当时，主人正在家中与人下棋，接过丘浚带来的信一看，也被这孩子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急忙吩咐家人让丘浚洗脸、吃饭，然后去房间休息。
丘浚是专门来借书的，哪有心思去休息？所以，他刚吃完饭，就又去找主人借书了。
那姜先生听了，微微一笑，一边继续下棋，一边对他说：“听你的老师讲，你学习刻苦，很有才华，我现在出个对子，你若对得上，我就把书借给你；如对不上，就是只图虚名，学也无用，等你有了才华后再来借书。
古代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第一章《三国志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1、白话小说就题材内容而言分为：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
2、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是（《三国志演义》），取材于（《三国志》），最早刊本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年间吴观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240回合并成120回。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对回目和正文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并做了详细的评点，这就是毛本《三国》。
现存最早的三国讲史话本有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三国志平话》和内容大致相同的《三分事略》。
清代章学诚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
3、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
另有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一种。
4、历史演义在明清还包括（列国系）、（隋唐系）和时事小说三类，鲁迅称之为（元明以来之讲史）。
5、余邵鱼《列国志传》：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
这部小说在《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讲史话本基础上，据正史，采杂说，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叙述了从商纣灭亡到秦并六国800年的历史。
明末冯梦龙将其增补改写成《新列国志》，成为一部东周列国的演义小说。
清代乾隆时，杨庸将其删并，名为《列国志辑要》，同时蔡元放将《新列国志》略作删改润色后，加入一些夹注和评点，易名为《东周列国志》，共23卷108回，成为最后通行本。
6、《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是明代较早的两部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
稍后文学性较强的还有《隋炀帝艳史》（根据《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散步小说以及正史和其他史料编写而成）《隋史遗文》两书。
清代康熙年间。
禇人获将《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以及唐代卢肇所撰的《逸史》等剪裁连缀成《隋唐演义》一书。
稍后的《说唐演义全传》虽也取材隋唐故事，但实质上已经属于英雄传奇小说一类了。
古典名篇赏析《典论·论文》作者：【三国】曹丕《典论·论文》作者：【三国】曹丕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
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1]。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2]孔融文举，广陵[3]陈琳孔璋，山阳[4]王粲仲宣，北海[5]徐幹伟长，陈留[6]阮瑀元瑜，汝南[7]应玚德琏，东平[8]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9]。
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10]，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11]不过也。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12]，以至乎杂以嘲戏。
及其所善，扬、班[13]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14]；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故西伯幽而演《易》[15]，周旦显而制《礼》[16]，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17]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
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论》[18]，成一家言。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一、建安时代和建安作家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建安年间是从公元196年到220年。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大体上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间，即汉末魏初以建安为中心的这一段时期。
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是由战乱分裂走向相对安定。
在这样一个时代，文人亲身经历了现实的苦难，同时又怀抱建功立业，削平战乱的理想。
建安文学主要集中在北方。
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文人以三曹为领袖，主要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蔡琰、繁钦、杨修、吴质、应璩、祢衡、缪袭等。
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二、建安风骨“风”主要指内容方面的感染力，“骨”主要指语言方面刚健有力。
“建安风力”具体来说，建安风骨主要是指当时的作家在作品中大力表现时代苦难、民生忧患以及自己削平战乱、恢复国家统一的抱负，作品内容充实，感情浓郁，形成慷慨悲凉、刚健清新的风格。
三、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1、崇尚自然通脱2、追求华丽文风3、浓厚的生命意识4、任气使才的创作方法四、曹操与建安文学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
曹操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是建安文学局面的开创者。
五、曹操的诗歌1、曹操诗歌今存二十余首，这些作品的总特点是慷慨悲凉，古直沉雄。
2、曹操开创了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传统。
3、曹操乐府诗各体皆工，但以四言最佳。
PS步出夏门行。
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六、曹操的散文曹操的散文散史上有重要地位。
他的散文的基本特点是清峻、通脱，表现了曹操的思想和人格。
曹操的与政治无大关系的文章笔锋便常带感情。
曹丕一、曹丕的生平和创作概况曹丕，字子桓，曹操与卞氏所生第一子，建安十六年，任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代汉自立，死后谥为文帝。
曹丕崇尚自然，但也善于机变。
二、曹丕的诗与赋一类写军旅生活、民生疾苦，现实感很强，包含着浓厚的人生忧患感。
浅谈中韩诗人对本国文学的影响中韩两国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不发生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韩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韩国文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中国文学中吸收了许多营养。
本文以韩国汉文学之祖崔致远为例，探讨其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以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例，探讨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陶渊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一）陶渊明简介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浔阳柴桑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
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
后世称靖节先生。
有《陶渊明集》。
其诗文风格主要是柔、淡、远三个主要特点。
陶渊明幼年丧父，自幼随母亲在外祖父家生活。
外祖父是当地名士，有许多藏书，为其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
他不仅学习了道家以《庄子》、《老子》为代表的当时主流文化，也吸收了不少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类的“异书”，培养了其“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大济苍生”之志，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屡次因社会的黑暗腐败辞职。
最广为流传的当是，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
”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遂授印去职。
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最后赋《归去来兮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后，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归隐期间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饮酒》。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二）陶渊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丘氏历代进士录【邱冠瑛按】:邱本为丘。
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避孔丘讳；金明昌三年（1192年）修曲阜孔庙，命臣庶回避孔丘之名；但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丘改邱氏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因尊孔避讳孔丘之名，雍正帝诏令除四书五经外，凡系姓氏、地名，丘字一律加邑部为邱字。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民国建立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参议院议员丘逢甲等于1912年提议恢复祖先肇姓之丘。
认为丘氏得自姜太公封地营丘，早于孔丘，无先人避讳后人之理，并在闽西、粤北登报呼吁族人恢复丘氏。
因此，闽粤台部分族人闻之响应。
但全国大部分省区族人，因不知情或不认同，仍然使用邱氏。
故今丘、邱通用。
按照中华丘氏宗亲联谊总会邱家儒会长的布置，为满足河南偃师“中华丘氏总词”文化装修的需要，现根据四库全书、全国各地方志以及丘（邱）氏族谱等资料，将丘（邱）氏历代进士汇编（依各省市第一位中进士的人中进士时间进行省别排序）如下：唐、五代丘德贵虔化人。
唐景龙四年庚戌（710）岁进士。
丘廷敏唐初进士。
丘光廷唐进士。
丘为嘉兴人。
天宝二年（743）刘单榜进士。
丘颖贞元九年（793）进士。
丘绛河南人。
贞元九年（793）进士。
丘颖贞元十年（794）诸科。
一说贞元九年（793）进士。
丘仁贵虔化人。
唐长庆辛丑（821）进士。
丘昆清宁化人。
长庆（821-824）进士。
丘上卿吴兴人。
字陪石，又字陪之，贯字聪之。
会昌三年（843）进士。
丘德仁虔化人。
唐乾符五年（878）进士。
丘振仑唐乾符进士。
丘从俭长安人。
唐大中（847-860）进士。
丘贞（注：贞字是为‘左王右贞’）仙游人。
后唐天成（926-930）进士，仪征刺史。
丘旭五代宣城人。
字孟阳。
南唐后主建隆二年试赋擢进士第一。
为丘氏唯一状元。
宋江西丘坦黎川人。
乾德（963-968）进士。
丘浑广昌人。
北宋进士。
丘谌虔化人。
绍兴八年（1138）特奏名登进士第。
丘复之虔化人。
宋绍兴八年（1138）进士。
丘砺固新建人。
丘浚及其经济思想历史上，科举制度始于隋代，盛于唐代。
但是由于海南古为蛮荒之地，教育落后，在隋、唐两代326年的历史中，海南没有出过一个举人或进士。
自宋代开始，由于儒学开始在海南设立，各种官办、私办学校逐步普及，并开始接收普通人家子弟入学，教育得到了发展。
同时，自晚唐以来许多朝廷谪中原文化，使海南自宋代开始历经元、明、清各朝，在科举中人才辈出，不断涌现出举人或进士。
在众多中举的琼籍人士中，无论从学术思想，政绩及对后世的影响程度，都以明代的人士较为突出。
明代中举的人士在京城朝廷任要职的大有人在，其中较为有名的，丘浚当属其中之一。
一、丘浚生平简介丘浚（公元 1420～1495年），字仲深，号琼台，别号深庵，溢文庄，（今海南省琼山市府城镇人，山县)人。
明景泰五年(1454年)中进士，后迁国子祭酒。
孝宗时进礼部尚书，寻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后加少保，进入统治最高层，政绩显著，弘治八年卒。
他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大学衍义补》，所存诗文编为《丘文庄公集》，在文学、史学、经济学等方面也有较高的建树，同海瑞合称为“海南双壁”。
丘浚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当时，封建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商品货币经济有相当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丘浚竭平生之精力，编成《大学衍义补》，是增补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并仿其体制而纂著的一部卷性较多的书。
其中“固邦本”、“制国用妙”两部分分类摘录了前人的一些经济论述，并加以评论，涉及范围较广。
他是我国资木主义萌芽时期的重要经济思想家。
二、丘浚的经济思想在丘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安富”、“保富”思想。
丘浚从“藏富于民”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主张“安富”和“保富”。
他说：“民之富，即君之富”，“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但是，丘浚所说的“民”，并不是泛指各阶级的人，他并不主张人人皆富。
他认为“天生众民，有贫有富。
”此乃自然之理。
富民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屈原的文学成就与地位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不可忽视。
他以其独特的才华和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将从屈原的生平背景、文学作品和影响力三个方面来探讨屈原的文学成就与地位。
一、屈原的生平背景屈原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出身贵族家庭，担任过楚国的官职。
他深受楚国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有着深刻的感悟。
同时，他还受到了古代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熏陶，这使得他对于文学的热爱和追求更加坚定。
二、屈原的文学作品屈原的文学作品以《离骚》和《天问》为代表，这两部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离骚》通过充满独特韵律和富有哲思的语言，表达了屈原对个人命运、社会变迁和国家兴衰的关切；《天问》则以典型的哲学思辨方式，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
这些作品在表现形式和思想深度上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屈原的影响力屈原的文学创作不仅影响了后世文人，也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作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对后来的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启迪。
他提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鼓励人们关注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弘扬了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
他的文学成就也成为后来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对于塑造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结起来，屈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他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思想深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他所表达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人文关怀，也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屈原与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并仍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学论文】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丘濬是明成化、弘治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一生政绩显赫，着作等身，其《大学衍义补》闻名海内，世人赞誉颇多，被称为明代“中兴贤辅”、“理学名臣”和“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今人也誉之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
他对推动明中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丘濬研究出现热潮，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厚，唯文学领域对之关注较少。
其实，丘濬雅俗文学皆擅，作品众多，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政科考，延揽新人，对当时文坛影响较大，四库馆臣评丘文: “然记诵淹洽，冠绝一时。
故其文章尔雅，终胜于游谈无根。
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诸作者之列焉。
”[1]黄佐评其文学成就: “其经筵之启沃圣心，国史之阐扬谟烈，奏议章表之论思献纳，经纶匡济，可谓丽正之臣矣。
诗赋颂箴记序论说志铭之作，则出其余绪者也。
至于柄文衡造多士，词章骋浮靡者必斥，虚寂立门户者必辩，一时士风翕然顿变，公之有功文教也大矣。
”[2]丘濬算得上成化、弘治朝文学大家，全面梳理、科学评价丘濬的文学成就，有助于拓宽现有研究视野，弥补缺憾。
一、丘濬的文学思想丘濬一生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八朝，而人生成就主要集中于后三朝。
景泰五年进士及第后，他长期供职翰林院，成化十三年，升任国子祭酒，二十三年升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制诰，典机务，开明代以尚书入阁者先河，七年，升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他生活的阶段正是百年台阁体盛行的时期，其本人也是馆阁重臣，因此文学思想没有跳出台阁体樊篱。
但作为台阁体后期大家，针对“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之失，他提出一些救拯之道，其文学思想也有一定价值。
丘濬没有专门的诗文理论着作，其文论散见于一些诗文杂着之中，门人蒋冕曾将其相关言论集编成《琼台诗话》二卷，可惜今已失传，我们只能再从诸着作中零星加以梳理、考察。
像其他台阁体作家一样，政教文学观是丘濬文学思想的核心，具体表现在不同方面。
一是强调文学的载道致用功能。
丘濬是成弘间积极倡导明体达用的大儒，一生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有“中兴贤辅”之称，其思想上求真务实的意识浓厚，因此论文强调载道致用功能。
他认为“则是《诗》之为用，可以达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3]卷七十四,在历代诗歌评价中，对《诗经》的《国风》评价最高，认为“《诗》有三经，首之以《风》。
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
诵之者则一方民情之好恶、风俗之美恶，得以考见”[4].并批判“非若后世骚人墨客流连光景之作，顾于民情风俗有关于天理民彝、可以为世教助者，漠如也”[4].由此可见他秉承传统儒家政教诗学观，重视诗歌的世教功能。
他赞赏当朝钟太守诗歌: “以其益得推诗之用以见之为治，使民晓然知诗在天地间果非无益之空言，是则可喜耳。
……广诗之用，以导化邦人，感发其善心，宣导其湮郁，以厚人伦，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
”[5]强调诗歌的“厚人伦”、“美教化”,以达民风淳朴、天下太平之效。
丘濬反对华而不实的无用之文: “世之作文者，类喜煅炼为奇，不究孔子词达之旨; 或剽窃以为功，不识周子文以载道之说。
虽有言，无补于世。
无补于世，纵工奚益?”[6]在其诗文实际创作中，也较好贯彻明经致用的指导思想，程敏政云: “公每谓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考古必证于今。
”[7]可见载道致用是丘濬文学思想的基本点。
二是倡导平易正大文风。
作为台阁体文学后期的主将，丘濬提倡平和正大的尚质主义文风。
成化五年，丘濬被委任为京试的读卷官，成化十三年，丘濬任国子祭酒，直到成化二十三年，他利用主考或考官身份完善科考制度，整顿科考文风，他上书《会试策问》对当世流行的奇崛险怪文风进行激烈抨击: “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学，教人取士，一惟经术是用。
太宗文皇帝又取圣经贤传，订正归一，使天下学者说诵而持守之，不惑于异端驳杂之说，道德可谓一矣。
然至于今，风俗犹有未尽同者，何也? 囊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韩、欧之文，果若是乎? 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循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陆、范之见，果若是乎? 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人，程朱之学，果若是乎? 伊欲操觚染翰者，主于明理而不专于聘辞; 封章投匦者，志于匡时而不在于立名; 讲学明道者，有此实功而不立此门户，不厌常而喜新。
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以复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8]他将当世学人分成文章之士、议政官员、理道之人三类，认为三者文风各自存在“艰深奇怪”、“闳阔矫激”和“大言阔视”的弊端，丧失了洪武、永乐朝的浑厚和平之风，其根源在于经学整理和教育的不足，要求重倡经术，才能“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这也是他后来作《大学衍义补》的主因。
针对当时经生盛行的文胜于质的奇崛险怪文风，他主张效仿“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
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3]卷三十七之法，意欲通过文质关系的重新调整，重振台阁体尚质文风，他特别推赏司马光的简易质实文风: “以文论人若司马文正公，文名虽不及欧苏，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词气和平，非徒言之为尚也。
”[9]倡导恢复平易正大的台阁文风与其作为台阁重臣的身份吻合，足见他是成弘间台阁体文学的重要作家。
三是论文主“理”、“气”.作为理学名家，丘濬散文创作理论与前贤大致相同，强调“理”与“气”的结合: “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
但肆意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至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
”[3]卷七十二认为义理是文章之根，修辞为文章之末，写好文章关键在于“养气”、“明理”: “是故人有所养，而学无异习。
其气既充，其理既明，故发为文辞，足以达志意，畅情性，纪事功，而留于天地间以为不朽之传。
”[10]这与大多古文家的见解相同，并无多大新奇之处。
四是论诗主“天趣”,认为“学力”不及之，“后世举业兴而诗道大废”.在诗歌创作论方面，丘濬认为诗道贵在自然天成，来之学力不如得之天趣:“三代以前无诗人，夫人能诗也，太师随所至，采诗以观民风，而系国以别之，方是时，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匹妇率意出口皆协音调，可诵可歌，自夫子删三千篇以为三百五篇后，诗始不系于国而系于人，夫人不皆能诗也，诗道于是乎始晦，自时厥后，诗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学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学力而积久习熟，以几于化诗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则有间矣。
”[11]在他眼里，《诗经》得之天成，故成就最高，后世诗歌学力渐增，诗道却日降。
他还认为举业对诗歌的发展也为害巨大: “呜呼，秦汉以来之诗变至于唐，极矣，唐一代以诗取士宜乎，名世者为多，然而着名者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后专用经义，诗道几绝，间有作者非但无三代风，视唐人亦远矣，国初诗人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其后举业兴而诗道大废，作者皆不得已而应人之求，不独少天趣，而学力亦不逮矣。
”[11]指出宋诗和明洪武后诗道大废的原因在于“举业兴”,诗家所作多为应世之文，缺少天趣，学力也随之下降。
丘濬标举《诗经》，但认为它得之天趣，不可力学，因此在实际创作中，他主要诗学唐、宋、元作家，尤其推崇李白、杜甫和苏轼诗歌，对三人诗作都有和作，还作《拟杜诗壮游篇》二十六首。
二、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作为成弘间重要学者和台阁大臣，丘濬将其政教文学观念付诸于创作实践，取得了较高创作成就。
《琼台吟稿》收其诗 705 首，《琼台诗文会稿》收其诗词约900 首、散文380 多篇，明清学者还认为着名南曲戏文《五伦全备记》和言情小说《钟情丽集》都出自丘濬之手，他对推进当时台阁文发展和通俗文学创作起到很大作用，堪称成弘间的文学大家。
总体上看，丘濬的诗词成就超过散文，算是当时诗坛名家。
丘濬很小就从事诗歌创作，钱谦益称他“少孤，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
……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缘手散去。
今所存《琼台集》，尚千余首”[12].其喜好作诗的程度非同一般，一生写了大量诗歌，词则仅近二十阙。
从现存诗歌来看，其诗众体皆备，尤以古乐府和七律诗见长，质量较高，李东阳赞他: “公之学于诗，固有所不屑专，而实专门者所不逮，彼肤见謭识，管窥蠡测，岂复能尽其妙哉。
”[13]但内容上多限于台阁体传统题材，主要有题画诗、送别诗、挽诗、感怀诗、悼亡诗、闺情诗、山水田园诗，后三者较前代台阁体有所突破。
抒情性最重的悼亡诗中有十多篇叙述对亡妻的无限怀念之情，感情深挚，催人泪下，《悼亡十首》其十云: “皇天亦何高，后土亦何深，冥鸿失其偶，飞飞吐哀音，茫茫宇宙间，辽邈畴能寻，此生甘且休，不尽古今心，哀伤谅无益，暂醉聊自吟。
”《悼亡三首》其三云: “刀尺存余泽，衣箱閟故封，情知是死别，犹兾或生逢，憔悴非因病，悲伤不为容，九原今已矣，何处觅仙踪。
”还有《梦亡妻》也表达了夫妻间阴阳相隔却相思不尽的无限深情。
丘濬还创作了不少描述女子相思哀怨情怀的闺情诗。
如《拟古四首》、《捣衣曲》、《征妇》、《闻茑》、《拟唐宫词》、《春闺怨》( 少作二首) 、《闺怨》等，其中的闺怨诗多模拟古乐府题材，如《公莫舞》、《花游和杨廉夫韵》、《采莲曲》、《短歌行》、《将进酒》、《对酒行》、《捣衣曲》、《绿珠行》、《桃源行》、《湘江曲》、《自君之出矣》、《登高丘而望远海》等，都是抒发传统的相思离别情怀。
也有多篇感叹女中豪杰人生命运的诗篇。
同样写昭文君有《明妃》、《明妃图》、《明妃曲》、《题明妃图》四首，描述虞姬有《题虞美人墓》、《咏虞姬》两首，虽算同题，内容上却各有千秋。
因要与颂世文风相一致，明前期艳情诗和古乐府题材一度受到台阁体的排斥，景泰后，来自吴地的徐有贞将艳情诗带进宫廷，并与岳正等人唱和，但他们抒情隐晦，情感雅正，诗歌香艳色彩不浓。
成弘间，丘濬承前贤余绪，与倪谦、刘溥等人再度唱和，恢复明初诗写艳情倾向，他的艳情诗和古乐府创作在数量和香艳程度上都较前人有所突破，并在翰林院掀起一股艳情体创作潮流，开启台阁文向重“私情”、“人性”转变的先河，因此在台阁体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意义。
丘濬的咏物诗也自有特色。
台阁作家多写咏物诗，丘濬咏物诗奇在同题数作。
如咏菊花有《叹菊》、《咏菊》、《瑞菊颂》、《十月见菊》等四篇; 咏梅花有《题墨梅》、《红梅》、《梅花为仪曹主事彭君题》、《题梅二首》、《题梅》( 少作) 、《梅窗》、《梅窗琴乐》七首。
其中不乏绘景写意出采的优秀诗篇，如《咏菊》云: “浅红淡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
无限枝头好颜色，可怜开不为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