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斯特的刑罚观

此论文为本人刑事政策课课程论文，时间紧急，行文多有不足，仅供学习参考，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侵权必究，欢迎批评指正，有兴趣可共同探讨。

浅谈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摘要：弗兰茨•冯•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他既是犯罪学、尤其是刑事政策学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集犯罪学和刑法学研究于一身并取得了显赫成果的学术大师。

其刑事政策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德国、甚至当时的世界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极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犯罪犯罪原因刑罚目的刑罚个别化李斯特是实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有《德国刑法教科书》（1881）、《刑法的目的论》（1882）、《德国和外国执行刑法的比较情况》（1906－1909）、《从比较法律说明现代刑法的刑事法制》（1894－1899）和《国际公法的系统说明》（1898）等著作，本文主要从《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6版徐久生译），窥视李斯特博大精深的刑法思想，并由此思虑其对当今中国刑事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李斯特对犯罪的界定“犯罪，就其形式来看，是指实现犯罪构成、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作为和不作为。

”对于犯罪构成，李斯特提到了以下三点：首先，犯罪永远是人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与人的意志无关的事件不能实现犯罪构成；其次，“犯罪”这种否定评价只能与违法行为有关（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再次，犯罪是一种有责的行为（刑法的罪责问题涉及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违法行为）。

李斯特将犯罪界定为一种特别严重的侵害法益的不法行为。

而不法行为，即是指对法益的破坏或危害，其不仅仅是针对国家，最终目的还是针对社会。

也就是说，犯罪本身，就具有一种反社会意义。

二、犯罪原因二元论关于对犯罪原因的阐释，李斯特以犯罪原因二元论著称，认为“任何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因素”。

“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

浅谈李斯特的刑罚观一、问题的提出若某国有法律规定，偷窃他人财物1000 元者，处10 天拘役并罚款。

甲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窃邻居1000 元; 乙因为家人得病并无钱支付药费进行医治，而偷窃邻居1000 元; 丙欢喜读书，可是家境清贫无法购买，便去经常去书店偷书，没过多日便偷盗价值1000 元的书。

怎样处理? 按照此国的法律规定，三人都要判处同样的监禁和罚款。

刑事责任是以犯罪人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为基础，换言之，犯罪行为构成、可罚性及其受刑罚的依据是客观行为及其实害。

若仅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作为处罚的根据，公平和正义暂且不说，至少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人情，法律只是一部统治的机器，立法者是一个冷酷的机器制造者。

由此就引起我们的思考: 法律对于这种有同样客观情况而不考虑主观恶意的案例进行同样对待是否公平? 是否符合刑法的正义性、安定性和合目的性? 正义是制定法的基本价值，是立法者的目标; 与真善美一样，正义是绝对价值，以其自身为基础，而不是派生于更高的价值。

二、李斯特的刑罚观点及与旧派之分歧李斯特认为: 应被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

其关于刑罚量刑的根据，强调行为者主义，又称主观主义。

行为者主义认为: 行为人的行为是人格和性格的征表，不只是行为人意识的客观化、外部化、实现化。

换言之，能被法律规制的是行为人的性格和人格，这便是主观主义的刑罚依据。

当然他不是纯粹的主观主义者，还带有许多客观主义的成分。

李斯特还提出过，我们刑法立法存在一个根本的错误: 在立法的过程，立法者不仅没有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由此造成法律在规制犯罪时，总是无用的。

其原因就是立法者高估行为人的结果和没有顾及行为人的主观内心思想。

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行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

刑法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开始探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并阐释刑罚的目，即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李斯特关于刑罚目的中的特殊预防是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消除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使其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这就反过来决定了必须重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

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李斯特（Franz von Liszt）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法学家，被誉为现代刑法学之父。

他对刑事政策的思考和研究对刑事法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李斯特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和观点，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文将重点探讨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并对其影响进行分析。

一、李斯特的刑事政策基础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基于一种社会契约理念，即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共同约定。

他认为，刑法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成员行为进行规范的一种方式。

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惩治罪行，并最终达到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目标。

李斯特主张“有序的、有节制的和公正的国家权力”，他认为刑法应当在法治框架下运行，以确保合法性和权威性。

二、量刑思想：罪行与刑罚的关系李斯特对刑罚的理解非常重视。

他提出罪行与刑罚之间应该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刑罚应当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匹配。

他强调了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并主张根据犯罪的危害性和社会危害程度来确定刑罚的种类和程度。

李斯特还提出了最低刑罚原则，即国家对于严重罪行应当采取最低的、不能更轻的刑罚。

三、预防犯罪思想：预防与惩罚的平衡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中，预防犯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他主张通过刑罚来预防犯罪，即通过对已犯罪分子的惩罚来警示其他潜在犯罪分子，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然而，他同时强调了平衡，认为过度严厉的刑罚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满和反弹。

因此，他主张在惩罚的同时也应当注重矫正、教育和改造罪犯，为其提供重返社会的机会。

四、刑事政策的社会功能李斯特认为刑事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犯罪行为的规制，更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权益的手段。

他认为刑事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保护个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不仅限于对犯罪分子的惩罚。

李斯特主张将刑事政策与社会改革相结合，通过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公平发展。

五、李斯特的影响与启示李斯特的刑事政策思想对当代刑法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明楷：学派之争——旧派与新派（下）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刑事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当重视行为还是重视行为人，旧派与新派形成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对立。

“行为刑法（Tatstrafrecht）即是以客观的违法行为作为刑罚的根据；对于行为人是否加以处罚，则必须视该行为人对该行为是否有构成可罚责任的因素而定，是采‘行为责任（Tatschuld）的立场。

反之，行为人刑法’（Taeterstrafrecht）是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刑罚的依据，即因不法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危险人格而必须负‘生活操行责任’（Lebensfuehungsschuld）。

这种理论主要在于寻找危险性与责任概念之间的架桥。

”李斯特提出过“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著名口号，他针对以旧派思想为基础的行为刑法指出：“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未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

”“相对于行为人的反社会意义，犯罪行为的法学特征退居次要的地位。

”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在犯罪论领域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不管是旧派还是新派，都没有采取客观归罪与主观归罪的立场；对于犯罪的成立，都要求客观上有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并且违法的事实，主观上具有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等。

但是，在客观要素与主观要素之间，究竟重视哪一要素，则会得出不同结论，于是形成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

如下一章所言，客观主义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表现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

客观主义立场旨在限制处罚范围，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作为处罚依据，就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从而导致刑法的干涉性，形成刑法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的局面；如果犯罪概念不是客观的，就容易造成认定犯罪的困难以及法官的恣意判断，从而导致刑法的恣意性。

刑罚制度的基础理论——刑法近代化和刑罚理论的困惑（下）E、李斯特的刑罚理论的困惑李斯特强调目的观念，主张目的刑论和防卫刑论。

刑罚必须为防止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目的服务。

这样，在贯彻这种从社会危险性出发的危险主义的刑罚理论时，如不先明确犯罪人具有何种社会危险性及其大小程度是不能确定刑罚的质和量的。

李斯特基于这一必要的认识，根据反社会的危险性程度把犯罪人做为偶犯和惯犯的分类。

而且，又把惯犯分为可能改造和不可改造的两种。

确实由于一时的冲动而犯了罪的偶犯，其再犯的可能性比较小，也就没有必要建立一套有组织的改造方策。

因而，给以一定的苦头吃，使其不再犯也就可以了。

但关于可能改造惯犯，就是另种情况。

所谓可能改造的惯犯，是由于遗传或后天的原因，染有犯罪倾向的，不致于恶化到不可改造程度的犯罪者。

对这样的犯罪者，必须通过教育改造的努力使其作为自由市民社会的一员复归社会。

为此，有进刑务所，使其习惯于规律生活，养成劳动习惯的必要。

为了改造教育的目的，科以自由刑。

可是，对通过任何方法也不能改造为真正的人，即不可能改造教育的惯犯，必须采取使其永久与社会隔离的方法。

例如，小绺等的窃盗和职业强盗集团，以及有专门技术的诈骗犯等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总山寨，道德上也是最下等的人，为了使他们与社会隔离，防止流毒社会，应该科以隔离刑。

李斯特这样地和危害社会的危险性关联起来，进行犯罪的分类，考虑给各个犯罪者以相应的处遇。

这应该说是方法论上的一个真正的划期性的业绩。

那么，这样的刑罚个别主义的主张，能够原封不动地付诸实践吗？不。

譬如说，职业犯虽说贻害社会，科以永久与社会隔离的刑罚是不可能的。

而且，就是可能改造的惯犯，直到改造好为止留在刑务所里，也是极其困难的。

这样，李斯特的刑罚理论和犯罪者的自由的要求中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然而，这个目的刑论和防卫刑论的主张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主张之间，存在着有关应怎样进行调和的问题。

这一点更是不能不加以探讨的。

李斯特：现代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 ( Franz von Liszt，1851 〜1919)，李斯特是20世纪德国著名刑法学家，也是现代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对现代刑法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李斯特站在教育改造罪犯、使犯人复归社会、实现社会防卫等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防卫的刑法理论，这套理论构成了刑事社会学派的主要内容，它涉及许多方面，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问题：第一，目的刑主义。

1882年，李斯特在就任马尔堡大学教授的讲演《刑法上的目的观念》中，批判了传统的建立在古典学派立场上的报应刑主义，提倡目的刑主义。

李斯特认为，刑罚在原始形态上，是盲目的、本能的冲动。

而现在，既然是作为国家的统治手段，那么，就必须有目的，必须以保护一定的法律交往作为自己的目标。

这一观点，是继承耶林的社会功利主义的目的思想，并将其在刑法学领域展开的结果。

该观点刚提出时，由于是以保护一定的法益为目的，故称保护刑主义；后来，其立场开始转向改善、教育犯罪人，使其复归社会，故也称为教育刑主义。

第二，特别预防主义思想。

该思想，是继对费尔巴哈等古典学派提出的一般预防主义而倡导的。

李斯特继承了其老师、维也纳大学教授瓦尔堡的观点，进一步将犯罪人分为机会犯人和状态犯人两类，分别对机会犯人施以威吓、对可能改造的状态犯人进行改造、对不可能改造的状态犯人以排除危害等各不相同的所谓 “个别化的刑罚”，以取得社会防卫的效果。

第三，行为者主义。

又称为主观主义，它在理解作为刑罚对象的犯罪之意义上，与古典学派着重于研究犯罪人的行为这种外部表现的行为主义，或者客观主义相对，倡导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即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应成为刑罚的对象。

关于此点，最能反映李斯特的观点的是他的口号：“应当被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者。

”当然，他的行为主义事实上不是很彻底的，在他的刑法学体系中，还带有许多客观主义的成分，同时，他也主张“刑法应是犯罪人的自由大宪章”，强调应当尊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担心在追究犯罪人危险性时，刑法会被不必要的扩大适用。

刑罚进化论纲(二）一、刑罚的起源“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因为在其现实和过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15] 所谓源是事物的起源和根本,刑罚的起源是指刑罚从何而来，刑罚是怎样产生的.还未形成定论。

我们不能重现历史，只能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和实物来推测历史。

我们理解刑罚不仅要看它的现实意义，还要寻找它的起源，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不过还是有很多学者做了尝试，而且不乏真知灼见。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国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夏朝，根据史书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多年来，禹刑一直被法制史专家认为是中国乃至是世界上最早的刑罚。

但最近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尧舜时期的古城，将国家的起源大大提前了，刑罚的起源时间问题也随之提前。

[16] 关于刑罚何时产生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讨论，本文着重研究刑罚的起源或者原初状态。

(一) 西方关于刑罚起源的观点：1、社会契约说该观点认为，刑罚产生于人们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

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社会，当人们犯罪时，作为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国家，就对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剥夺其以契约的方式割让给社会的一部分权利。

正如贝卡利亚所说：“原始人类，本属战争状态，只因为人们后来都厌恶战争而向往和平，才各自就天赋自由之权利中，割让一部分，以契约的方式交给他人（即主权者），并让其承担保护职责。

于是，主权者对违反契约者有了刑罚之权。

”[17]2、刑罚源于神说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刑源于天说相似，在外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刑罚源于神说的观点。

如：古希伯莱最初的法典即《摩西法典》包含着刑罚的规定，而根据有关的记载，《摩西法典》不是人为法，而是神法，其源于耶和华神降世后授予摩西的刻在石板上的《十戒》。

由此可知，在希伯莱人看来，刑罚源于耶和华神之手。

又如《汉谟拉比法典》序言中宣称该法典的制定者汉谟拉比自称是太阳神的后裔，是众神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