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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一、概述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而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却没有同步增长，导致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理解大学生就业现状、优化就业指导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体通过教育、培训、工作经验等方式积累的知识、技能、能力等，是其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获取经济收益的重要资本。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现实就业市场中，仅有优秀的人力资本并不能保证大学生顺利就业，社会资本的融入成为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及其与他人的联系，对其获取资源、信息、机会等具有重要影响。
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获取、资源整合、机会创造等方面。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优化这两种资本，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满意度。
研究背景：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现状与挑战在21世纪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就业市场对于这些新鲜血液的吸纳能力却并未同步增长。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等多重因素。
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
是结构性失业的问题。
许多大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导致他们在求职时难以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
是地区间的就业机会不均衡。
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较多，但生活成本也相对较高而二线及以下城市虽然生活成本较低，但就业机会却相对较少。
这种地域间的差异，使得大学生在就业选择上面临两难。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一些传统行业的工作岗位正在逐渐减少，这对大学生的就业也构成了挑战。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及其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对相关理论和经验数据的综合分析，我们深入探讨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内涵、结构及其测量方法，并对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为社区发展提供有效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以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概述部分，我们将首先介绍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社区社会资本是指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互惠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形成的社区网络。
这种资本对于社区的凝聚力、参与度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接着，我们将阐述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重要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通过准确的测量，我们可以了解社区社会资本的分布和变化，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我们将通过文献回顾梳理社区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通过理论分析构建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在数据来源方面，我们将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社区观察等多种方法收集数据，以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我们将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实践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为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有效的方法和工具，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文献综述社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复杂的概念，它涵盖了社区内个体和团体之间的信任、规范、网络和合作等要素。
自从社会资本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首次提出以来，它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区研究的深入，社区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测量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文献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多种多样。
一些学者强调社区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即社区居民之间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认知。
这些认知因素能够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从而增强社区的整体凝聚力。
另一些学者则更注重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包括社区内的社交网络、组织结构和制度规范等。
公共政策视角下我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困境机制研究作者：刘明郑如东刘梦婷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1年第25期摘要：目前，我国PPP由快速推进阶段逐渐过渡到规模稳定阶段，投资总额从激增走向平稳，但PPP项目的困境仍然存在，其中项目准入困境为政府行政许可、项目资金困境为地方政府融资渠道、项目运行困境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角色界限不清晰、政府与私人投资的目标失配、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变窄、PPP项目的规制与监管不严等。
针对当前我国PPP发展过程中制度供给的短板，从优化PPP公共政策角度出发，提出完善法律和政策、完善财政风险控制与补偿机制、改进公私投资主体间风险分担机制、适度开放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等具体措施。
关键词：PPP;困境;生成机制;政策建议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5-0082-06一、现象及问题的提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模式简称PPP，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直以来被众多国家当成一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物有所值”的方式（Ke et al.，2010），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PPP模式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的管理当中。
但2008年经济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运行的短板，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上升空间受阻，经济内部结构性矛盾突出。
此时PPP模式凭借其具有的政企合作理念、创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成为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最近几年实施的项目模式与20世纪有明显区别，比如减少了采用原来的BOT、BO以及特许经营等的方式，更多的以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实际上多数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合作建立SPV来完成建设项目及固定资产投资。
推出PPP模式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通过开辟一种新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来杜绝原来一些不合规的融资获取预算外收入，并且鼓励当地利用PPP项目缓解和解决一些债务困境。
从个体社会资本到集体社会资本基于融资信任网络的经验证据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从个体社会资本到集体社会资本的转变过程，并基于融资信任网络的经验证据进行深入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于个体和集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个体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个人的社交网络、信任关系以及通过这些网络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上，而集体社会资本则涉及到社区、组织或更大社会群体的共同信任、规范和合作。
本研究以融资信任网络为切入点，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考察和数据分析，探讨了个体社会资本如何通过信任关系的建立、扩展和深化，逐步转化为集体社会资本。
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核心概念，然后分析了融资信任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对集体社会资本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解释个体社会资本向集体社会资本转化的过程及其机制。
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揭示了融资信任网络在促进集体社会资本形成方面的关键作用。
研究发现，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仅有助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且通过信任和合作的扩散，可以逐步构建起集体社会资本。
这一转化过程不仅提升了社区或组织的整体信任水平，还有助于促进集体行动和合作，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解社会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如何培养和利用社会资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探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之间的转化关系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自其提出以来，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个体或集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于个体或集体行为的影响。
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中，社会资本均被视作一个核心要素，对于理解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关系和资源，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结果。
社会治理文献综述
社会治理是指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方参与，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一、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
1. 新公共管理理论：该理论强调政府应该以市场为导向，采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2. 社会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互助关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3. 社会创新理论：该理论主张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方面。
二、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1. 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强调社区居民的自治和参与，通过建立社区委员会、志愿者组织等方式来实现社区治理。
2.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该模式是指政府将一部分公共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或企业来提供，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3. 数字化治理模式：该模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电子政务等方面。
三、社会治理的问题与挑战
1. 社会治理的责任分配问题：如何合理分配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和角色？
2. 社会治理的协调机制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来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3. 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元分析一、本文概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深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中国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元分析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将对元分析的概念、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简要介绍，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随后，本文将回顾国内外关于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梳理相关理论和假设，明确研究问题。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构建元分析数据库，收集符合条件的研究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和分析。
在元分析过程中，本文将关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多个维度的影响，如社交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等。
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本文将计算综合效应量，评估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本文还将探讨不同研究设计、样本特征、测量方法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文将总结元分析的主要结果，探讨其在中国互联网使用背景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本文还将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二、文献综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中国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涵盖了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多个维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总量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介，能够扩大人们的社交圈子，增加社会资本的积累。
他们指出，通过互联网平台，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取信息、交流思想，从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社会联系。
作者： 邹宜斌[1]
作者机构： [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出版物刊名： 经济评论
页码： 120-125页
主题词： 社会资本;网络;信任;合作;社会资本理论;文献综述;实证研究;科学研究领域;经济绩效;资本概念
摘要：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现有文献已经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尽管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社会资本概念所包含的核心——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文献都支持了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具有积极作用的理论假说。
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对现有的实证方法及其结论提出了批评。
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因素，特别是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被认为在塑造大学生就业意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理论上分析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讨这种影响在实际中的表现。
我们将对“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进行明确的定义和界定。
父母的社会地位通常指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包括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等。
而社会资本则是指个体或团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资源，包括信息、权力、信任等。
我们将分析这两种因素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就业期望和就业动力。
我们将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回顾国内外关于父母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影响的研究。
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将了解当前研究的进展和不足，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我们将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收集大学生及其父母的相关数据，分析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具体影响。
通过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等方法，揭示这种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我们还将结合访谈、问卷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大学生的内心想法和就业动机，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指导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为大学生就业指导、家庭教育和社会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在探讨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时，不可忽视的是家庭因素在个体职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家庭背景、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以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都会对子女的教育选择、职业倾向和就业机会产生深远影响。
父母的社会地位通常通过他们的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来体现。
论社会资本的研究摘要：社会资本开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重视。
本文从社概念的起源、概念的界定、测量等方面介绍了社会资本。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理论界对社会资本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回顾了国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起源、以及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在回顾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社会资本；测量；取向；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资本开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理论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重视。
由于学科的知识背景的差别和学者们研究领域的不同，在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时侧重点也存在着差异。
有的侧重研究社会资本的功能，有的则从组织和结构的意义上进行研究，有的则侧重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的意义。
虽然社会资本的概念没有得到统一，但并不影响它在学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研究者们都试图将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容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并力图通过它来解决有关学科和现实中遇到的疑难问题[1]。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是由莱达·贾德森·哈尼凡（Lyda Judson Hanifan）于1916年描述乡村学校共同体中心时第一次使用的[2]。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城市的兴亡》一书中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来解释由密集的社会网络构成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的公共安全[3]。
经济学家伦·劳里（Glenn Loury）以及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社会资本”分析了美国市中心贫民区经济发展的问题[4]。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首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表述——“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1]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推广“社会资本”的利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却有是相当模糊的。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5]。
科尔曼的定义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前因与后果，由于后来的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科尔曼的定义并因而重复了他的错误，由此引发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且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6]。
在布迪厄和科尔曼分别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研究者们又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强调了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
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6]而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Putnam)则从社区为视角，提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性，例如信任、规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益。
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7]罗纳德·博特（Weiiman Barry）以网络结构为重点，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高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
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8]，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源理论的创建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队员的资源[9]。
目前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无一个权威性的统一的定义，但各个方面基本上认同普特南的定义，即把它理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协同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和网络。
”[7]这个定义包括了社会资本概念上三个不同的方面——规、网络和结果。
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它结合了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使它成为一个有趣并且令人振奋的概念。
而缺点也是存在的，即将本来应该区分开来的，在概念上不同的事情组合到了一起，最好应该研究它们的非理论关系。
社会资本类似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它们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具有规模效应，需要不断更新而且具有生产性。
同时社会资本与三者也存在着差异性，首先在使用上可以达到互惠的效果，其次是不可让渡，具有个性，是与拥有者共存并有一定的使用围；第三，具有可再生性，是非短缺的；第四，其作用的发挥是直接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实现的；第五，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生产价值上，而且体现在有关方面可以共享收益，体现在对共同体的维持和促进上。
因此虽然社会资本有所有者，但是其利用的效果更具有社会性，收益有更大的扩散性[10]。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社会资本的研究虽然在各领域都受到重视，但是对于如何测量社会资本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
缺乏对社会资本测量形成共识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大弱点。
总结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测量社会资本的一种方法是在某一社会中对群体和群体成员进行普查。
罗伯特·D·普特南曾利用各种各样的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对美国体育俱乐部、保龄球协会、文学社、政治俱乐部以及类似群体的成员规模作了追踪观察，通过统计公民社会中的群体数量对美国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7]。
测量社会资本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有关信任和公民参与的社会调查资料。
社会资本的储备量似乎一直在不断地增加，但是这种现象很可能只是一种主观的估计，甚至还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因此需要借助其他资料，譬如关于信任和公民参与的数据，来测量社会资本[11]。
福山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测量私人企业中社会资本量的方法，即考察公司在接管前后的市场评估价值[11]。
林南在建立社会资源与地位获得之间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测量“接触的社会资本”可以有定名法（对容或角色进行抽样）和定位法（对等级地位进行抽样）两种方法。
定名法是一种在网络研究中广泛利用的研究方法，其一般技巧就是向个体自我提出一个或多个问题，询问其余熟人的一些情况：角色关系、交往容或者关系亲密程度等。
定位法则是有林南和杜明首先提出，是先对社会中常见的结构性地位（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进行抽样，然后让回答者指出每一个地位中（譬如跟自己熟悉）的熟人（如果有），另外再确定每一个地位上个体自我与熟人的关系[12]。
三、社会资本不同取向的研究从上述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的区分来看，虽然所有的研究都是以社会资本作为对象，但是在研究视角上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所包含的理论逻辑也不尽相同。
现有的社会资本的研究可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三种取向[6]。
（一）、微观层次的研究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资本理论讨论的是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自我包括在）调动资源的潜力，其所关注的是在特点社会结构情境中的个人行动的结果[6]。
格拉诺维特以对马萨诸塞洲的调查为基础，对以往的求职研究作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流动的网络理论。
其“弱关系的力量”的假设在求职研究中颇有解释力[13]。
社会资源论的首创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以社会资源为表现形式，在个人资源之外对地位获得起着显著的作用，即社会资本从接触和动员嵌入性资源两方面增加了获得交好地位的机会[14]。
笔者认为，科尔曼、波茨、格拉诺维特、林南、边燕杰等在研究社会资本的功效的理论都是坚持这种微观的研究层次。
(二)、中观层次的研究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
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各自之间联系的状况以及资源作为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网络中产生出来的途径。
与微观层次研究不同，中观层次的研究关注的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而是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6]。
博特的结构空洞理论是社会资本中观层次上的一个重要理论。
博特1997年在其《结构洞》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网络中存在着“结构洞”，而且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是资源而是关系，即只有占有较多结构洞的竞争者的关系优势才大，才能获得缴丰厚的收益[15]。
贡德拉赫和托珀在丹麦对托克维尔模式的“典型”正式组织和他们所谓的网络协会的研究及巴顿和西弗曼对普遍爱好社群的研究也都是从中观层次进行社会资本的研究。
另外，所有以组织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如Knote,1999;Podolny & Castellucci,1999;431445;Uzzi & Gillespie,1999:446459,等）都是属于这个层次的[15]。
（三）、宏观层次的研究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
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探讨的是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体系中的方式。
它所关注的是“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的影响，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的动力的影响[6]。
布朗认为，社会资本的嵌入结构观点重要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6]。
布朗1997年提出工业化结构理论，从需求方面考虑到了影响社会资本网络的文化要素[6]。
泽利泽批评一般经济社会学者为“结构绝对主义”——把一切还原为社会结构关系和网络。
泽利泽也反对文化绝对主义，而要求一种把结构、经济和文化因素都考虑在的均衡方法[6]。
朱金和迪马基引入了政治嵌入（经济行为总是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进行）和文化嵌入（经济假设、规则和理性化是受文化限制和塑造的）的概念[6]。
如果将一切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一个社会、民族—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都归于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畴，那么福山和普特南的研究也就属于这一层次研究的典。
福山将社会资本——组织网络、集体价值和文化规——看作是宏观经济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特定的“组织技巧”及其以来的信任关系支持着经济成功的不同社会机会。
福山的理论试图用经济文化的分析方法对主流的经济理论加以补充[11]。
普特南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资本。
普特过对意大利北部治理得好的城市和意大利南部治理得不好的城市进行比较，在分析造成政府质量出现巨大差别时，发现“最好的预报因子就是阿克斯·德·托克维尔设想的那种强大的公民参与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