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理论与编纂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众多学者对于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本文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为主题，深入探讨史学家们的观点和作品，以及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主张“读史以原始为本”。

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古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规律。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研究史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例如，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刘贵将“读史以原始为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原则，并在他的著述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过程。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提出了“论史以本末”这一理论观点。

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时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起始和结束，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一观点在编纂史书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梁代的历史学家范晔，他的《后汉书》和《三国志》，以及他的注释和批评文章，深受后世史学家的推崇。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还注重考证史实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他们认为，历史资料应该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验证，以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了各种研究方法，如实地考察、文字研究、田野调查等。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编纂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一时期编纂的史书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晋书》和《南史》。

《晋书》是晋代的编年体史书，收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南史》则是南朝宋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载了南朝刘宋、南齐、梁、陈四个时期的历史。

这两部史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后世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了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与技术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为中国历史上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多事之秋，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们奋发努力，推动了许多重要的科技发展，丰富了人类知识库，促进了社会变革。

一、文化的繁荣与科学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转变，促进了科学的兴起。

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道教、佛教的传入以及民间信仰等思想形态的多元化，给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医学与药物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为医生们提供了诊疗方面的重要参考。

此外，中药的研发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许多重要的中药方剂被发现和应用，治疗了许多疾病。

通过解剖学的研究，医学家们对于人体结构和器官的认识不断增加，推动了医学领域的发展。

三、天文学与数学的进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文学和数学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依托于佛教文化传入的印度数学知识，中国的数学家们开始研究算术、代数和几何等学科，并且发展了更高级的数学思维方式。

同时，天文学家们对天体的观测和测量也更加精确，提出了许多天文学的重要理论，对后世的天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农业的改进和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的改进和创新也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农作物种植技术、灌溉系统、农具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革新，提高了农田利用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

五、造纸术的发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术的发明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利用麻、藤、竹等植物纤维，通过一系列的加工工艺，制作出了具有一定质量的纸张。

造纸术的问世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写作记录，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学与技术进步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医学、天文学、数学还是农业和造纸术，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都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这段时间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文化、思想、艺术、文学等多个方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及其演变。

一、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繁荣，文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在「玄学思想兴起」、「文人墨客纷纭崛起」「佛教文化的传入」三个方面。

1. 玄学思想兴起玄学思想的盛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

玄学思想主要是自道家和儒家思想演变而来，着重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互通、内心性灵。

许多历史名人都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如王弼、郭象、嵇康、王羲之。

他们在学问上都取得了精深的造诣，也为后人开启了玄学思想的大门。

2. 文人墨客纷纭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墨客大量涌现，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精英人物。

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成就，同时在哲学、历史学、政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为中国文化贡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七子」（王羲之、阮籍、嵇康、谢灵运、阮嗣宗、陶渊明、潘复），他们对于魏晋文化的发展和承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佛教文化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被大量引入中国并在当时的社会中快速普及。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碰撞，导致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潮。

由于佛教对于自我、内在、超自然等领域的思考，对当时的玄学思想演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文化的盛行期，也是思想思潮的大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思想包含了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儒学思想等诸多方面。

其中，儒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尤为显著。

1. 儒学思想的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成为了主流，儒家经典被广泛学习和传播。

主要体现在「七子之学」、「新儒家」、「道统之争」三个方面。

（1）七子之学七子指的是「王羲之、阮籍、嵇康、谢灵运、阮嗣宗、陶渊明、潘复」这七位文学家。

他们在儒学思想上所研究的内容，被後来的世代称为七子之学。

七子之学是汉唐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强调个人修养、废弃权威、重视自然等，对於魏晋时期及後期儒学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认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对当今的中国社会和文化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探讨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认同，并分析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非常开放，它引入了许多外部的思想和理念，如佛教、道教、儒教等等。

这种开放性使得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文化和学术交流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时期，许多学者和思想家相信，通过不同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且有助于人们更加理智和开放地看待我们的世界。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认同非常多样化，这个时期的人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

对于一些人来说，佛教或道教的信仰成为了他们的文化信仰，他们相信通过与自然界的和谐，可以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和谐。

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儒家的思想成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相信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可以提高自己的素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

而在这些不同的文化认同之间，还有一些人具有多元文化认同，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文化，而是应该与其他文化相结合。

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这个时期的学者和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哲学理论，如玄学、辩证法、禅宗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另外，这个时期的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非常发达，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非常开放和多元化，成为了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

它们的贡献延伸至今，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变革与学术繁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时期，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也是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和理念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变革与学术繁荣。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变革体现在人们的思考方式上。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和政治权力的更迭，传统的礼教观念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理性、自由的思考方式。

这种思考方式的代表人物就是王弼，他提出了"以心为宗，以道为师"的理念，主张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和追求自我价值。

这种思考方式为后来的儒家学说带来了全新的观点和解释，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繁荣主要表现在各个学派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和佛教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壮大。

儒家学说方面，王弼、郭象等人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开创了新的儒家学派，如王弼的"心学"、郭象的"理学"等。

这些新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儒家观念，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挖掘。

道家学说方面，魏晋时期的道家学派主要以庄子学派为代表，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追求，寄希望于通过个体的自觉来实现个性的超越。

佛教方面，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对传统中国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中国文化制造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框架。

这三个学派的兴起不仅豪华了中国的学术界研究内容，也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再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变革还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人墨客才华横溢，文学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有懋功名的文学家，有以"诗骚"为代表的文人，以及以文学才女而知名的女子。

这些文人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左思的《吴越春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等，这些作品在后来的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晋朝的科技发展晋朝科技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

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

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

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

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

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

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

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地理学家裴秀、谢庄、历史地理家杜预;天文学家虞耸、虞喜、医学家王叔和、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

西晋人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

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

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西晋人谢庄依各州地理制作木质地理模型《木方丈图》，可合并为全国地理模型。

这成为中国最早制作的地理模型。

喜爱春秋时期的西晋人杜预也绘制了《春秋盟会图》，纪录该时期各诸侯国的都邑、盟会的分布。

虞耸为三国末期至西晋人物，他自盖天说与浑天说整理出《穹天论》。

东晋人虞喜出身世家，博学好古。

屡次受到皇帝邀请但不愿做官，被晋成帝誉称“守道清贞”。

他于东晋咸和五年 330年发现了岁差，计算出冬至太阳的位置每50年会向西移动一度。

另外，他支持宣夜说，主张天高无穷，日月星辰按各自的规律运行，与浑天说与盖天说不同。

西晋人王叔和奠定脉学理论的，他把脉象归纳为二十四种，著《脉经》十卷。

他又整理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重新编为《金匮玉函经》。

东晋人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

葛洪先后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后备急方》。

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于《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曹文柱　李传军一　概 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

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

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

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

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

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

粗略统计,1901—192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未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魏晋南北朝史一、参考文献（一）古籍1．《三国志》与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

参见教材第383页有关介绍。

历代学者对《三国志》进行考订、研究的有关著作，基本收录于《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研究三国时期典章制度，可以参考（清）杨晨：《三国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历代学者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史考订、研究著作，基本收录于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2．《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历代学者对《晋书》的研究成果，主要为补《表》、《志》，收录于《二十五史补编》。

3．《众家编年体晋史》，乔治忠，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4．《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5．《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6．《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7．《陈书》中华书局，1987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8．《南史》中华书局，1974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9．《北史》中华书局，1975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0．《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1．《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

历代学者有关研究，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

12．《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一)2001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以问题来看，集中于文学接受传播史、文体研究、家族和文人群体的考察三个主要方面，在文献研究上也有不小的成果，缺陷在于文献的细读仍然做得不够。

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

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

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

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

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

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

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

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⑸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

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⑸、袁行霈《陶诗析疑》(7)。

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

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入洛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

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

魏晋南北朝研究书目及部分作者简述-.-.三、社会、经济类：-.-.-.五、文化、文学类：-.-.六、人物、地理类：-.-.九、文艺、考古类：十、工具、综述类：-.华山馆丛稿华山馆丛稿续编十二、部分作者简述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曾留学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19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集》（含《柳如是别传》，三册；《寒柳堂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诗集附唐篔诗存》；《金明馆丛稿》，二编；《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二○○一至二○○二年。

共14册。

唐长孺（1911—1996）教授。

江苏吴江人。

武汉大学教授。

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

1944年后，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国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唐书兵志笺正》等书。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王仲荦(1913－1986)，余姚明伟乡人，生于上海。

1930年师事章太炎，开始从事文史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长期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著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物价史》、《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等。

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负责《宋书》、《南齐书》和《南史》点校的定稿工作。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2017-9-6 陈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归于“不古不今之学”。

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但“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

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下，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

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

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强烈的反差。

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也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

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

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

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

但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也面临着“增长的极限”。

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杨英《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出兴旺的局面。

本年度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于8月8日至12日在山西大同召开，有近200位海内外学者参加，是历届年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日本学者近40人。

此外，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在近年来15篇最新研究成果中引入“品位”、“职位”等新概念，对乐师、史官文化的传承，汉代的禄秩，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的官品、散官等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将传统的典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北魏政治史中后党、迁都、六镇等重大事件及其对北齐、北周政治的影响。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六朝疆域变迁、政区沿革等作了综合研究。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近年来六朝史研究内容最全面的著作。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对魏晋南北朝并州地区的人文、宗教、政治形势及其演变等作了全面研究。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分城址、石窟寺、帝陵和石刻、世家大族墓等九个部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考古资料及研究状况。

此外，《中华姓氏谱——卢》(卢美松著)、《中华姓氏谱——萧》(杨师群著)(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二书分源流、人物、人文、文献四篇，将魏晋南北朝门阀土族当作传统姓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将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视角。

除了专著外，论文集有：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本年度发表的23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

从数量看，政治史最多，约有50多篇，思想、文化、学术史其次，约有近40篇；社会史类约有近20篇。

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与文化繁荣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但又文化繁荣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盖了从220年到589年的近400年间，由于政权更迭和地域分裂，形成了多个国家和政权。

尽管这个时期充满了战乱与混乱，但却孕育了许多文化上的繁荣和思想上的突破，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政权更迭与地域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主要源于政权的更替和地域的分裂。

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三国、西晋、五胡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等多个时期，这些政权的兴衰更迭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战乱。

同时，由于政权的分裂和地域的分割，形成了北方和南方两个政治中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二、文化繁荣与学术突破然而，正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中国文化迎来了一次重要的繁荣。

很多重要的文化和学术成就在这个时期诞生和发展。

例如，魏晋时期的文人墨客们提倡文雅、清谈和诗词，构建了一个以文学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圈。

同时，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也给当时的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元。

在学术研究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学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革新。

王弼、郭象等重要的儒家学者提出了新的解释和概念，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发展。

同时，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展和传承，这些学术突破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文化交流与艺术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和地域的分裂使得统一的国家难以实现，但文化交流却在不同的地域间不断展开。

南方文人常前往北方的都城访友交流，而北方文人则在南方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殿堂。

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不仅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融合，也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互相借鉴和艺术的交流。

在艺术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和文人墨迹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们追求的艺术表现形式。

文人画的兴起，使得中国绘画从宫廷墨宝转向了以文人为主导的艺术风格。

此外，文人在书法、音乐等方面的追求与创新也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独特的贡献。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节、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一、封建史学发展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史学彻底摆脱“附经立说”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学科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封建史学得到了初步的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官私修史成风、史籍数量宏富、史著类型多样、史学地位提高。

当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朝兴旺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

官修史书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

他们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砭事时弊，以为讽谏；或借修史建立名誉，求名当世，传名后世；或为避免遭无故贬斥杀戮，退而著史，寄托情趣。

当时史书的作者几乎遍及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文化部门。

魏晋以前的史书数量不多，不过200部左右。

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官私史书多达874部，16558卷，除极少数是东汉、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绝大部分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以纪传、编年为体的后汉史有29家、三国史有19家、晋史有18家、十六国史有31家、南朝史有39家、北朝史有18家。

这一时期史书数量之多，卷帙之繁，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二十四史”中，就有五部成书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史书类型日趋繁杂，有许多史书类型是前所未有的。

纪传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编年体则蓬勃发展，作为直接为纪传体和编年体准备材料的起居注，发展成为一大门类。

杂传是借人物反映一定时期历史内容的一种史书类型，分为13类。

所记各类人物，有合传，有分传；有一时的，有一地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传记，又有序赞、题记、行状。

杂传保留了为史官不及备载和不以为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传记类》），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史注作品，有的史家以注史而出名，其名声甚至超过了原作者。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过去的10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国内的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日、美等国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不少成绩。

这些研究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

限于篇幅，这里只拟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扼要地介绍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意见。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介绍稍详；对于有定论的问题，则从简。

一、政治史对本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学术界素来颇为关注，成果甚丰。

在职官研究方面，阎步克的系列文章对本时期散官发展、官职位阶化、军号散阶化进行了探讨。

《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认为，曹魏末年创制的九品官品承继了汉代区分官位尊卑的朝位运用规则，官品中的官职前后排列形成一种等级排序，若干同类官职构成了不同的“位”，从而形成了繁多的“阶级”；“阶级”同时是官员所累积的个人官资，通常以秩满、朝廷不时开恩“普增位”等方式获得；官阶之外的勋阶大约主要来自军功，与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关系密切。

《魏晋南北朝的军号散阶化进程》考察了本时期军号散阶化历程，指出“将军”之号向将校以及各类官僚的普及滥授，使其虚衔化、位阶化的主要动因，军号的阶官化是以序列化为其内容。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考察了文散阶在南朝与北朝的不同进程，认为在北朝的迅速推进得益于军阶的拉动，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使其进化为位阶；南朝由于“文清武浊”观念使文散官的阶官化的进程相对迟缓。

这一时期先后建立过许多胡族政权，出现许多带有胡族色彩的官职，因此，对这一时期官制的研究较其它时期要更加复杂。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分析了十六国政权中胡汉分治的情况，认为大单于和单于台的设置，是胡族落后的国家机构形式在中原的残留，反映了民族压迫的存在。

同时指出许多官职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内涵发生了变化，如在许多政权的统治者未称王前，长史就不仅是一个属吏，而实际执行着尚书令仆的职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变革与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发生了政权的更迭，也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变革与创新。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不仅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文化思想家，而且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文化思想家的涌现与思潮的碰撞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墨、道、法等传统思想观念已经逐渐开始衰落，同时佛教、道教等外来宗教也逐渐渗入中国，给当时的文化思潮带来了一定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化思想家，他们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还加入了各种创新的元素。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王羲之，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位伟大名家。

他的书法作品独树一帜，不拘泥于旧有的规范，注重个性表达，形成了“气韵生动”的风格。

他对书法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此外，文学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家。

例如：陆机、嵇康、阮籍等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思想的独立性。

他们提倡自由、坚持个性的表达，通过各种文体创新，表达了自己对时代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感受。

二、艺术与传统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也经历了一定的变革和创新。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以壁画和石刻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其中著名的代表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在题材选择上与以往有所不同，还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创新。

例如，在云冈石窟中，壁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表现了艺术家对人物形态和表情的描绘能力的提升。

同时，这些壁画也融入了一些佛教元素，体现了当时佛教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在工艺美术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制作发展较快。

青瓷是中国传统瓷器的重要品种之一，它不仅在材质上有所创新，还在造型和装饰上进行了独特的设计。

这些青瓷作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是当时工艺美术创新的重要代表。

三、教育与学术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与学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