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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曾国藩语录】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
【语录精解】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如一无所求的，不超过两年，则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
曾国藩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这是因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
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
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
”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
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
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
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
”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
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
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认为，做官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
美名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
”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
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概述简介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子深，号纪晓斋，湖南湘潭人，是清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教育家。
曾国藩从政为官期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清正廉洁的作风以及卓越的军事战绩，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本文将从曾国藩的早年生活、官场生涯以及政绩等方面对其从政为官的经历进行略概述。
早年生活曾国藩于1811年出生在湖南省的一个贫寒农民家庭，从小家境清贫但勤奋刻苦。
曾国藩自幼聪明好学，具备出类拔萃的才华，曾被乡里人视为当地的希望之星。
在家庭状况的限制下，曾国藩只能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根底教育。
他先后考入湘潭县曹家山书院和长沙东泽书院，接受了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
1831年，曾国藩参加湖南省的乡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随后，他前往江苏扬州的贡院应考，被录取为进士。
进士及第后，曾国藩回到湖南省，开始了他从政为官的道路。
官场生涯曾国藩从政以后，先后在湖南和河南两省任官。
他以廉政清正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任，被誉为清官。
在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曾国藩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地方官僚体系、加强政府监督和整顿军事等。
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民生活。
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湖南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带动了当地的开展。
随着曾国藩在湖南的成功，他于1853年被调往河南出任巡抚。
曾国藩上任河南后，依然延续了他在湖南推行的改革措施。
他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开展，提出了许多有益于地方的政策，包括推行农田水利政策、鼓励工商业开展以及加强教育事业的建设。
曾国藩在河南的工作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繁荣和福祉。
政绩曾国藩在从政为官期间表现出色，他的政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以廉洁清正的形象示人，树立了一个正直的领导者形象。
其次，曾国藩实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在湖南和河南两省取得了显著成果，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改革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注重农田水利和开展工商业，改善了百姓的生活状况，也为当地经济的开展奠定了根底。
曾国藩为官之道及其启示作者：颜德如韩宇彤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08期[摘要]曾国藩为官之道贯穿于四个方面：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和明以应务，充分体现了“血诚”、“克己”、“中道”的特点。
一方面，居官自律，足为后世之典范；另一方面，建功立业，堪当护国之柱石。
我们要正视其为官之道中圆融自保的世故以及无法去除的时代烙印与阶级意识局限，也要汲取其智慧，即为修身、处世、治国、理政提供的启示：大兴实干之风，注重人格修养，厉行廉洁自律，强化能力培养。
[关键词]曾国藩；为官之道；启示[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8-0017-08曾国藩是晚清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他以文臣入仕，从翰林院庶吉士一路升迁至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又以武官掌权，组团练、建湘军，镇压太平军、捻军，挽清政府于狂风巨涛之中，延续大清国祚数十年，创造了晚清的中兴，是晚清的“擎国之柱”。
曾国藩的一生，毁誉参半，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甚大，其日记、家书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其为官之道尤为推崇备至。
曾国藩为官从政三十余年，“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1]1-2，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志向，成就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事业。
为此，我们将在总体明了曾国藩为官之道内涵的基础上，公允评价并从中汲取有助于修身、处世、治国理政的积极价值。
一、曾国藩为官的基本准则：勤、恕、廉、明在皇权至上的王朝时代，官员是整个统治体系中的重要枢纽，上承皇帝、下临百姓，他们如何居官任事，决定着普天之下百姓的生存状况与生活质量，也将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风气产生重大的影响。
基于晚清官场畏缩颓靡习气的刺激，湖湘一带“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2]1586的熏陶，淳朴务实之家风的浸染，“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作文”[3]5以致深厚学养的支撑，并结合自身宦海沉浮、成败得失的丰富经历，总结提炼出以“勤恕廉明”为价值导向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的为官与为人之道曾国藩作为一名农家子弟，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蒋介石称他“足为吾人之师资”；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是中兴第一名臣、近代最后一名大儒，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他的为官与为人是分不开的。
其为官与为人之道，我们可用六个字概括：忠、恕、勤、廉、诚、忍。
（一）忠。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
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
曾国藩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
”(《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
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
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
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1、不顾性命。
曾国藩墨绖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
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
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
1851年5月，为国藩篱的血诚的曾国藩于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上折的，自己身为二品大员，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黎民。
曾国藩进行这次冒死的犯言直谏，几乎因此而丢失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清说得很慢，在百官面前指责皇帝苛求小节，疏于大计，文过饰非，不求实际，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而且举出了大堆例子。
曾国藩从官为政之道引言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脱胎换骨，打造湘军【忠告】：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
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
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
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理学讲孝道。
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
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
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
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
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
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
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也三缄其口。
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
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
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
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
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
曾国藩这才应允。
但多日不见起行。
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
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
“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
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
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赶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的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
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
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
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
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
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
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刘蓉，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
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
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
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
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
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
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
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
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
”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则固可以一战。
”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又给他的内兄欧阳秉铨写去一信，请他前往京师，帮助将家眷接回湘乡，他还说自己在家服丧仅满4月，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立即出山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
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
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
为了取得昔日友好对他内心苦楚的理解，他还将折稿寄到京师，请内兄转交。
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庞诸君，尽可令其一阅。
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一阅。
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
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忠告】壮勇忠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
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
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3年(实际是27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
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
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
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
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
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
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
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
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
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
再加上他常自以为是，一切只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迁就别人，也使得别人很难与之合作。
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
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
后来骆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章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
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
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
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
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
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
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
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
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
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
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
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
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
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脱胎换骨，打造湘军第一是千磨百折。
曾国藩多次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
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比神怪人物唐僧取经路上的八十一难还要多。
他自己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
一向傲视群伦、挟“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 运在观览曾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此沉痛”的慨叹。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
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
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
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
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
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
”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
”(《叙团练大臣》)由于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出征不久就把武汉打了下来。
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汗颜多多。
但湘军这条船实在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