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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做人不要锋芒毕露做人要圆融通达，不要锋芒毕露古人云：毁或无妨，誉则可怕。
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名和利，则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尚不太牢靠、在事业上浅尝辄止的人而言，很容易走入死角。
在对待名利上，曾国藩真无愧是一面'人镜'，他可以识人、识事，尤其可以恰到好处地修行自己，坦然应对不利的局面，化不利为有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
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
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
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
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
'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
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
'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而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
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
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
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
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
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
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今贼未平，军不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
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
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曾国藩语录】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
【语录精解】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如一无所求的，不超过两年，则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
曾国藩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这是因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
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
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
”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
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
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
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
”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
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
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认为，做官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
美名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
”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
曾国藩的为官与为人之道曾国藩作为一名农家子弟，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蒋介石称他“足为吾人之师资”；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是中兴第一名臣、近代最后一名大儒，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他的为官与为人是分不开的。
其为官与为人之道，我们可用六个字概括：忠、恕、勤、廉、诚、忍。
（一）忠。
忠，是理学最高的道德准则。
理学认为,道德伦理是理的体现。
曾国藩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则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
”(《曾国藩全集》第14卷第133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忠无疑是他践履的最高道德准则。
早在京官时期,严格深厚的理学修养就使他从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升华到了谋求国家发展挽救清朝倾堕的境界,冒死上“三疏”,为国忘身忘家就是明证。
太平天国爆发,清帝国风雨飘摇,是忠使他以一介书生投入血与火之中,组建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
曾国藩对清帝国的忠集中体现在“三个不顾”。
1、不顾性命。
曾国藩墨绖从戎,从荷叶塘踏上赴团练大臣任的第一步,就下定了效命疆场的决心。
就任长沙,曾国藩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就发表就职宣言:“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
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以后,曾国藩曾多次表白誓死效忠的心迹。
1851年5月，为国藩篱的血诚的曾国藩于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上折的，自己身为二品大员，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黎民。
曾国藩进行这次冒死的犯言直谏，几乎因此而丢失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清说得很慢，在百官面前指责皇帝苛求小节，疏于大计，文过饰非，不求实际，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而且举出了大堆例子。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清朝史上曾国藩的为官原则只办大事专找替手导语：凡做大事者，易于善始，难于善终。
曾师、鸿章位高权重，而终能平安降落，“锐”为根本，“藏”为手段。
而“厚藏匿锐”之关键在于“替手”。
凡做大事者，易于善始，难于善终。
曾师、鸿章位高权重，而终能平安降落，“锐”为根本，“藏”为手段。
而“厚藏匿锐”之关键在于“替手”。
“替手”实在就是最锐之“锐”，无论藏匿与否，有此“锐”护驾，何患鼠辈？此可谓荣辱与共、互为犄角。
办大事，找替手，你办事，我放心。
此乃鸿章所总结先师曾国藩的为官原则。
曾师曾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后人多以为“找替手”乃是找替罪羊，这实在是一知半解。
替手者，接班人也，继承人也。
西谚云“权力之本质在于影响力”，宦海浮沉，风云难测，维持“影响力”之根本，便在于这人事根基。
“替手”越多，“替手”越强，“影响力”至少可保两代，便能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
官场中人，大多不解个中奥妙，大权在握时，鼻孔向上，颐指气使，将他人的逢迎巴结，当做效忠亲近，待到风雨袭来，方觉四边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
有些大员，将属下谋士幕僚视为私产，得心应手之余，不忍外放，却不知不仅埋没人才，更是自断手足。
民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党同伐异固不可取，但“君子不党”却亦足令“君子”势单力孤，甚或顶戴难保，想做“君子”而不得。
找替手、培养接班人，实在是官场修习之第一要务，亦是衡量官员才干高下之第一标杆。
如今鸿章年逾古稀，回首来路，方觉曾师“找替手”之论意味无穷。
世人论及鸿章，多以为勋名功业或在曾师之上，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
但鸿章自忖，仅办大事选替手一节，鸿章即与曾师有天壤之别。
生活常识分享。
曾国藩为官之道一、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可见曾国藩深谙为官之道，很会处理君臣关系。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经告诫他们，官场上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
” 就是在官场上，你要讲究人事关系，尤其面对领导、面对上级，你要学会坚忍，不要那么张狂，不要那么孤傲。
否则的话，你就处处寡合，处处不如意。
一是血诚。
本质上讲忠诚，就是因为他认为忠君就是爱国，核心观念就是忠诚。
做人要守做人的本分，人的根本就是忠诚，守住了就可以在纷繁的世务中成就自己。
二是讲原则性也要灵活。
他的一生讲原则，但是有时也会权变。
三是摆正思想位置与心态。
与咸丰有别扭，但是始终把自己摆在臣下的位置上，不因耿介不把领导放在眼中。
处理天津教案，知道慈禧居心叵测，但是他坚守忠诚，摆正下级心态，硬着头皮去做这个，这叫忠诚。
忠诚非常重要，是一个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
团队组织中没了这个，就没了凝聚力。
二、内断于心自为主持曾国藩的家训里有句名言，就是“凡危机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只有自己靠得住。
纵观中外历史，大凡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做人有主见，处事敢决断。
一个人云亦云，遇事毫无主见的人永远都不会走近成功。
有主见难，能够坚持主见则更加难，当事情越变越复杂，困难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怎么做才能既内持定见，又不会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呢？一是，遇事时要有主见，不要简单地被事态左右。
不人云亦云容易做得到，但不被事态左右则很难。
第二，懂得权变。
别人开辟洋务运动，好理解，曾国藩是标准的理学传人，儒家知识分子，不懂四学，却能积板开展洋务运动。
曾国藩没有这种知识储备，却能大力兴办，就因为心中有定见，是对大原则大趋势的把握，这就是变。
像建船厂上，曾国藩主张建船，比买船，就能真正学到手。
自家的事自家来做，自家的难自己承担，这才是自强之道，不能急功近利，引进外援，请神容易送神难。
正是因为心中有定见，让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洋务运动积极的倡导者。
曾国藩执政为官方略主讲专家史林国内外著名清史及曾国藩研究专家课程领域：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如何把传统文化运用到企业管理课程简介：引言：我们为什么要重新借鉴曾国藩留下的官箴文化遗产曾国藩人生轨迹的四个阶段：62岁。
1，奠定基础，准备阶段，1811----1838 27年嘉庆16年生，22岁考中秀才，次年进入岳麓书院。
23岁考中举人。
28岁中进士。
2，平步青云，积蓄力量，1838----1852 15年大易之道，在时与位。
京官起家，和平时期。
翰林院深造，理学功夫，10年9迁，出名要趁早。
湖南历史上两个第一，30岁时从翰林院结束学习，大考时由从七品升为六品。
湖南只有陈大受，胡达源与孙三人。
37岁从二品，湖南所未有。
领乡荐。
地方最大的最年轻的部级。
3，艰难成功，走向颠峰，1852----1864 12年混乱年代，无序竞争。
只有到地方才有建树，有政绩。
本朝无名臣，乃国家之福。
乾隆的人才观。
两江总督，一等侯爵，协办大学士4，忍辱负重，曾国藩时代，1864---1872，8年第一讲从政为官者的基本素质与能力一、内在素质内在素质既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它是一个人做事业，打江山的基础。
1、先天禀赋。
承继父母。
好做自强之语。
秉母德为多祖父曾玉屏定下家规，后来曾国藩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祭祀）、宝（善待邻里，人待人，无价宝。
）胡雪岩：“花花轿，人抬人”2、早年经历。
生活比较艰难，曾经到蒋市街卖过竹篮。
彼从田间来，备悉民间疾苦。
3、性格特质。
有地域的，有遗传的，有后天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张朋园先生写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认为：“湖南人有一种相当特殊的性格，由来已久”，“概括起来，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
“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
读曾国藩答李鸿章之为官之道原文：督抚之职，一在求人，一在制事。
求人有四类，求之之道有三端。
制事也有四类，制之之道也有三端。
求人之四类，曰官，曰绅，曰绿营之兵，曰招募之勇。
其求之之道三端，曰访查，曰教化，曰督责。
采访如鸷鸟猛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
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化者，率之以亲身。
督责，如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以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
制事之四类，曰兵事，曰饷事，曰吏事，曰交际之事。
其制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
每一事来，必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窽，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鳱，一丝之含混。
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两语可了。
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
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要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不信不从。
综核者，如为学知道，既日知所忘，又须月无忘其所能。
每日所制之事，至一月两月又综核一次。
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賬。
总之，以后胜前者为进境。
这两个四类三端，时时究之于心，则督抚之道思过半矣。
近日来，我纵观前史，总结出这样两句话：盛事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我辈当此危难乱世，要做英雄，舍劳苦之外没有捷径，切不可以巡抚位高权重而稍有松懈。
――受此教导，李鸿章觉恩师直有“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
此乃恩师一生得真才实学所在，可供一生学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些理论完全可以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对于一个企业的中高层主管来说，在企业里如何运作完全可以一目了然。
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1、发现和培养人才；2、企业正常运作，达成业绩目标，能够有所发展。
人才从哪里来？1、现有的领导干部（官）2、知名的人物（绅）3、公司基层员工（绿营之兵）4、招聘新员工（招募之勇）怎样发现和培养人才？1、访查－通过各种外部途径获得需求的人才2、教化－在企业内部教导、提拔下属3、督责－严格遵守公司制度，对准备使用的人才要有很高的待遇以及期权等吸引其留下的手段，但是如果完不成公司的目标，则按照规定进行处罚（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企业的正常运作，以及个人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方面1、企业业绩（兵事）2、运作费用（饷事）3、干部任免（吏事）4、部门协调（交际之事）如何运作呢？1、剖析－对任何事件自己都要进行充分的分析2、简要－下达的命令一定要简单明了，让人能够马上理解，便于马上能够执行，而不是单独强调什么执行力度！（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要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不信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