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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意义1000字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他哲学思想中的一句经典名言，它代表了他对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以下将详细探讨“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意义，包括其思想背景、哲学意义以及对现代哲学的影响。
一、背景：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是17世纪欧洲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他生活在科学革命和启蒙时期，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对传统学说和权威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人类思维容易受到错觉和错误的影响，因此提出了怀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试图找到一种不容易被怀疑的真理根据。
二、“我思故我在”的意义在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哲学体系中，他试图通过怀疑一切，找到一个无法怀疑的起点，作为确定知识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个不容易被怀疑的思想：“我思故我在”。
1. 认知的起点：存在的确定在怀疑一切后，笛卡尔开始思考：“即使我怀疑一切，但我怀疑的同时，还要思考，这种思考是存在的证明。
”由此，他认识到思考本身是无法怀疑的。
因为只要我在怀疑，就必须存在来怀疑，这就是他的“我思故我在”的起点。
2. 主体的确立“我思故我在”不仅确立了存在的确定，还确立了主体的存在。
在这句话中，笛卡尔第一次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思考的主体存在。
他的思考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这个存在不容易受到怀疑。
3. 独立的自我“我思故我在”也表达了笛卡尔对自我独立性的强调。
他认为，即使一切外部事物都可能是虚假的，但思考的自我存在是不容易被否定的。
这种自我存在是不依赖于外界的，是独立的，可以被视为绝对真理。
三、认识论意义：知识的起点“我思故我在”对于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1. 建立绝对真理的起点：“我思故我在”提供了笛卡尔认识论体系的起点，作为一个无法被怀疑的基本真理。
从这个起点出发，笛卡尔试图建立起一种坚实的认识论体系，以此为基础建立可靠的知识。
2. 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强调：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强调了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所有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
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
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
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
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通俗理解就是：当我在思考我是否存在时，就已经在证明我是存在的。
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含义
因为我思考，所以我才知道（具有思想的）我。
如果我在而不思考，那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只剩客观肉体的我。
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是一个心灵实体,它的本质是“思想”。
于是,笛卡尔便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为近代哲学奠定了主体性原则,不过将“我”看作思想的实体却是不合法的。
笛卡尔通过怀疑方法将思想的形式与思想内容分开,由此确立了主体的独立地位,并且以之为一切思想或认识的基础。
然而,他把这一认识论的反思转化成为本体论的结果,将“我”看作思想的实体却是不合法的。
不仅如此,当他为近代哲学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同时也留下了一道二元论的难题,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始终难以摆脱困境。
“我思故我在”虽然是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性的存在就是哲学的最高范畴。
因为这一命题实际上仅仅确立了我在思维,并没有确定任何思维内容的真理性。
我思故我在的辨析过程“我思故我在”这个标志性的哲学格言是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于17世纪提出的。
这个哲学原理认为，人们的存在可以通过思考来证明。
这一理论的提出被认为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一次巨大贡献，也是现代哲学的开端。
“我思故我在”的辩证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概述这个哲学原理有两个基本要素：思考和存在。
笛卡尔认为，即使所有的东西都被怀疑，但思考过程不能被怀疑。
因为每个人无论是否被欺骗，都能理解思考这一概念，即便此时思考是错误的。
在这个哲学原理中，存在在思考过程中得以证明。
这意味着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思考。
该理论表明，人类存在的根源不仅仅在于身体存在，也在于思想的存在。
思想是人类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人类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生物，更是一个意识体。
二、认识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原理是对认识论的一种观点，主张认识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的。
笛卡尔认为，在思考行为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自我存在的基本性质。
因此，自我存在不是建立在外部世界之上的，而是内在的、先天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联系哲学思想和认识论的结论——独立自我的存在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
自我存在和认识能力的发展并不取决于外部对象，而是我们内在的能力。
我们的认知活动建立在我们自觉的存在之上。
三、实体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哲学原理也对实体论产生了影响。
实体论是哲学中研究实体的学说，它关注的是实体的本质和实体之间的关系。
笛卡尔认为，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思想，这与实体论的观点有所不同。
实体论认为，存在的实体是有实体的性质和本体关系的，而不是思想。
然而，“我思故我在”哲学原理强调了思想和认知行为的重要性，即将人类中的思想作为最本质的东西，这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的分界点。
四、存有论存有论认为，存在的本质是被认知的，而不是思考的，也就是说，存在是在我们的感知和认知领域中，人类认识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存有的表现形式。
而“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原理确立了以思想为中心的存在模式，将存在和思想相结合。
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的哲学经典论断，也是他的认识论的核心。
这个论断表明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存在和本体的确定。
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论断的内涵和意义。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背景。
笛卡尔是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被认为是现代科学方法和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以怀疑主义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怀疑一切已有的知识和信仰来寻求确定的真理。
他希望通过清除任何怀疑和误解，发现不容置疑的真理。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论断。
“我思故我在”这个论断的核心思想是：思考是不容置疑的存在，因为只有在思考的过程中，才能体验到自我意识的存在。
也就是说，只要我在思考，就证明了我存在。
这个论断表明了自我意识对于存在的确定性和重要性。
它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的独特性，揭示了认知活动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思故我在”这个论断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了人类认知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在笛卡尔看来，思考活动是所有人类都具有的认知能力，它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模式，也是人类最高级的认知活动。
不论是哪个个体，只要是具有意识和思考能力的生命体，都可以通过思考活动去体验到自我意识的存在和确定性。
这样一来，人类的认知能力就能够贯穿整个人类种群，超越了个体的差异和局限，展现出了认知活动的普遍性和普适性。
“我思故我在”这个论断也揭示了认知活动对于人类生命的普世性和基础性。
“我思故我在”这个论断还从个体的角度强调了自我意识对于现实世界和社会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追求着物质的欲望和社会的成就，而往往忽略了自我意识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在笛卡尔看来，只有具备了自我意识，才能更好地认知世界和个体自身，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价值取向，从而更好地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我思故我在”这个论断也呼唤着人们要重视自我意识的存在与发展，从而更好地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意义追求。
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思想家。
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被认为是近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也是笛卡尔的著名观点之一。
这句简短而深刻的命题，引发了无数的哲学思考，也成为了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本文将围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展开论述，探究其背后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义。
我们来解析一下这句简短的命题。
“我思故我在”，共分为三个部分，即“我”、“思”和“在”。
第一个“我”指的是自我意识的主体，是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个体。
“思”则表示思考、意识、认知等精神活动。
“在”是存在的意思，表明“我”存在的事实。
将这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笛卡尔的命题表达了一个观点，即通过思考，个体证实了自己的存在。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我思故我在”为：通过思考，我证明了我的存在。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之前，哲学上一直存在着对于知识的怀疑，人们对于自己所获得的知识和观念都存在着怀疑和否定。
笛卡尔通过他的怀疑主义，试图探究一个绝对确定的知识和存在。
他认为，一切经验和知识都可能是虚假的，唯一不容置疑的是“我思故我在”这一自我意识的存在。
这一命题成为了笛卡尔哲学体系中的基石，也是他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在笛卡尔看来，人类意识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他认为，尽管一切外在的经验和感觉都可能是虚假的，但是个体的思维活动本身却是无法被怀疑的。
即使在怀疑一切的过程中，怀疑的主体本身也是在进行思维活动，这一思维活动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将思维活动作为自我存在的证明。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遭受了一些批评和质疑。
有人认为，笛卡尔的命题只能证明“我”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
他的怀疑主义导致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否定，使得他无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也有人认为，通过思考来证明存在，只能证明存在的是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主体，而不能证明存在的是一个实际的物质实体。
由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解析微信的哲学意蕴一、我思故我在的解析(一)命题背景笛卡尔求学之时,发现自己陷于疑惑和谬误的重重包围,觉得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无知,理由是笛卡尔在求知过程中认为感官的不真实性,具有欺骗性,感官将获得传给感觉,继而否定感觉的作用。
假设:一个小偷深夜行窃,在人的直观感觉面前他的行为是犯罪性的;但是这个小偷所偷东西却给了流浪的老人,也就是救济他人,那么在直观感觉的面前他的行为又是具有善意的。
结论:感觉无法判断事件的本质,表面的直观反映具有欺骗性。
由此,笛卡尔提出一种普遍怀疑论,认为一切皆可怀疑,而怀疑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通过怀疑去寻找一种无法怀疑的东西。
笛卡尔认为无法怀疑的是作为思想主体的我。
(二)哲学内涵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对其怀疑的,但是我思却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我思正在思,所以我存在。
其次,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用知觉来替换思想,这就意味着思想所思的东西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本质,我就是一个表象者。
第一个我在笛卡尔的解释中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一种精神性,而第二个我就是一种精神下的肉体性,由于我思才能证明我肉身的存在。
这也就形成后期哲学家对笛卡尔的评定,二元论对立。
这个思是第一确定性,而我本身的存在是第二确定性,我的思维能够存在多久,我就存在多久。
那么当我停止思考的瞬间,我也就停止了存在,这显然与现代医学是矛盾的,例如:植物人己经丧失思考能力,却仍然存在。
最后,其实笛卡尔提出这一哲学命题是想进一步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思维的重要性。
(三)存在论意义存在问题是贯穿于全部哲学的一个最为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存在论或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言说、关于存在的学说,构成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主线。
主体性在笛卡尔这里得到体现,由于我思确定了人的主体性,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思的结果,那么我作为人就是存在者的基础,这就具有超越神性,因为我不再是神所造,而是我思所造。
其次,存在者己经不再是作为存在而存在,而具有一种我思的表象性。
对我思故我在的理解弗里德里希·古尔达莫扎特《第26钢琴协奏曲》浅析笛卡尔的“我思”“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这一哲学原理的核心在于确立了“我思”这个独立的主体反思意识，这一主体反思意识是一切思维活动的前提。
这一第一哲学原理的深刻内涵体现在灵魂与肉体的区别和真理的标准明晰性，同时我思故我在具有和“上帝存在”一样的真理性，并通过上帝的存在得到保证。
而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这一真理的论证和阐释正反应了理性的思维方式，是理性运用的结果。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仅确立了重要的自我反思意识，还体现了理性思维方式的作用。
一、由普遍怀疑到第一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他当时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他想通过普遍的怀疑来攻击以前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新的知识体系。
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首先，笛卡尔认为所有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的感官会出错，现实中感官感知到的东西也会出现在梦中，但梦中出现的东西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出现。
•其次，通过演绎推理得到的各种知识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人在推理中也会出现错误，即使以前公认的几何公理也同样值得怀疑。
•第三，在宗教领域，笛卡尔认为假设上帝不存在是允许的，宗教思想和教义的真实性也是可以怀疑的。
只要一切都是可疑的，它们就是不确定的，它们是假的，它们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
虽然笛卡尔的怀疑是普遍的，但他并没有走向相对主义。
他认为，当“我”在怀疑一切时，即我在进行具体怀疑时，这一意识活动必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我在怀疑的“我”。
在笛卡尔的文本中是这样表达的：“正当我做如此思想，一切皆伪之时，我立刻理会到那思想这一切的我，必须为一事实。
”这个不能怀疑的主体意识活动被笛卡尔称为“我思”。
而正是这个不能怀疑的主体意识活动意识到自己在进行怀疑这一自我反思的意识活动证明了“我”的存在，即“我在”。
所有的具有对象和内容的怀疑活动都是以被笛卡尔称成为“我思”这一主体意识为前提的。
浅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哲学命题笛卡尔被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他作为唯理论的开创者，用“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 /I think，therefore I am ）。
确立了思维对于存在的决定性原则，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理性上升到至高的地位。
然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学者眼里却成为了一个批判笛卡尔的一个致命性把柄。
诚然，“我思故我在”在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在饱受批评的同时也备受推崇，对于任何时代来说，这一命题都是值得探讨的。
标签：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理性在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之前，不得不提起他所生活的时代。
那是一个经院哲学一蹶不振，哲学百废待兴，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又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将人们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时代。
正是在经院哲学的废墟之上，笛卡尔建立起了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大厦”，而这一“知识大厦”便是以“我思故我在”为基础所树立起来的。
一“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提出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思想有关。
笛卡尔认为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凡可怀疑的，我们也都应当认为是虚妄的。
①笛卡尔对哲学追求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能力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总的来说就是对人类、对世界和上帝的怀疑。
这种怀疑便是“普遍怀疑”，而“普遍怀疑”又是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的工具。
笛卡尔认为怀疑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普遍怀疑”则把“清楚分明”的理性确立为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
未经论证的知识都不能被称作为知识，因而笛卡尔持怀疑一切的态度。
正是因为持有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才能对事物产生思考。
笛卡尔甚至认为：我之所以为我的东西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俗见说“我”没有身子不能思维是未经理性审视的预设，如同一生下来就戴着铁链的人，误认为铁链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认为没有它走路是不行的。
②在笛卡尔的眼里，“我思故我在”是可以用鲜血打图章来担保的真理。
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句经典语句，它简洁而明确地表述了人类思维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
笛卡尔深信，人类思维是最具有可靠性的种类，因为它不存在任何疑虑或怀疑，而只有思考的本身。
因此，他认为，“我思”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判断的准则，只要有思想存在，人就存在着。
笛卡尔的这一思想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理解这一句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他的哲学体系。
在笛卡尔看来，人的思想是独立于物质的，它是存在于灵魂里的。
因此，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人的灵魂、思维和意识都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组成了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
人类思想的独立性也是笛卡尔认为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所在。
因为思想是独立于物质的，因此它有别于所有其他自然科学对象，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最真实的。
然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笛卡尔的这一思想似乎有些超越了现实。
科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人的思想是产生于大脑功能。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思想活动和脑的神经活动紧密相关。
此外，人的思想也受到人类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同样是一种物质性的影响。
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能更适合于哲学思辨而非科学研究。
总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种哲学思想，表达了人的意识和思维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和指南针的思想。
尽管笛卡尔这一思想的完全正确性仍有讨论，但笛卡尔的思想开启了一个关于人存在的全新思考。
这个思想也为许多其他哲学学派、科学领域和人文学科打下了思想基础，成为了西方哲学史上不可忘却的关键理念之一。
浅析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摘要：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重新思考,试图打开一扇领悟“思与在”笛卡尔所论证的“我思故我在”不仅有着确立人类自身主体地位的功效和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他面向生活世界的深沉思考。
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既是承认“思”的形上之气质,在人类思维领域为人类自身能力“立法”;又是在“在”之中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思”与“在”关系的理解。
“思”与“在”不再只是对于“谁是第一性?”亦或是“本体如何演变?”因此,“在”不仅体现笛卡尔对于客体实在性的关怀,也表现出他对真实生活世界的领悟。
所以我们认为笛卡尔是从“我思—我在—他在”的凸显主体之认识道路拓宽到“他在—我在—我思”凸显生活世界之实践道路,其意在引起一种新思考,形成一种新思路。
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
因此，“我思故我在”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
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关键词：笛卡尔我思过我在我思我在胡塞尔笛卡尔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我思故我在”作为开启近代哲学标志性的哲学命题被广为传颂，同时也成为了理解笛卡尔哲学、甚至解读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逻辑的关键。
众所周知,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做出形而上的沉思,即通过观念层面、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证明出我思与我在的确定性,并以此为不证自明、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作为进一步沉思的前提。
进而推论出我思与我在的心灵世界“主观世界的存在、物理世界”客观世界的存在、心灵世界与物理世界统一的世界：上帝世界的存在。
在西方哲学史传统教科书中,将笛卡尔上述思想规定为哲学史上典型的二元论哲学。
可是，至今哲学界对于这一命题的理解多数仍旧停留在了近代经验论的哲学立场之上，并且在把握其内涵上仍旧充满着歧义。
因此，回到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审视和考察“我思故我在”的本真含义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学理意义。
一．笛卡尔关于“我思”，“我在”的理解笛卡尔是一位谨慎的导师,他从不妄论,尤其是在“我是什么?”这个严肃的问题上。
他常常引导我们关注他称之为“deceiver(骗子)”的东西。
“有一个十分强大,十分狡诈的骗子,一直故意欺骗我。
如果他是在欺骗我,那么不容置疑的我是存在的,就让他尽他所能来欺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
”“deceiver”初识之时是个讨厌的家伙,他使人混淆常识性之思考与对“真”的严肃思考。
“deceiver”把“真”掩盖的严严实实,诱导人们进行懒惰的信任,把“我”的确证性降低至“我想象”的层面之上,使人逐渐丧失了对“我是什么?”的终极兴趣。
“极其恶毒、狡诈的人,用尽它的力量和机智来骗我,那么我到底是什么?”“deceiver”也同时是“我之真”显露的帮手,因为一旦我开始揭穿它的面具,“我”的真实内涵、“我”的存在便一一摆正、表明关键问题便在于以何种东西去揭穿可恶的骗子的面具,而同时不伤害对“我”的信任。
因此笛卡尔抽丝剥茧试图在层层的筛选中寻求“我”的明证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身体、感觉、联想等等容易使人出错的常识性认识都被笛卡尔“剥去”,只剩下“我思”与“我”有着稳固、不可否认的关系。
“我”无论“思”的内容如何,“思”这一行动必然蕴含着一个主体,而这一主体必然是“我”。
无论从“思”的来源上亦或是追随“思”的逻辑路径上,必然有一个主语,即“我”。
也只有是“我”这个主体的“思”才能称之为“我之真”,因为他人的“思”在“我”之中无效,没有必然关系的明确性。
正如笛卡尔所说:“如果由于我看见蜡,或者蜡存在,那么由于我看见蜡，因此有我,或者我存在这件事当然也就越发明显。
因为,有可能是我所看见的实际上并不是蜡;也有可能是我连看见东西的眼睛都没有;可是,当我看见或者当我想看见(这是我不再加以区别的)的时候,这个思维着的我倒不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思”在一个“最低”效率上也是可以证明主体对“我”是存在的。
尽管它对其他外在于“我”的事物的判断可能为假或根本没有判断的前提,但至少我“能够、希望、肯定”清晰地认识到的是“我在”,而“我在”一旦确定,“我思”便是“我在”丰富内容的不二人选。
也即“我在”一旦落实,“我思”即刻显现。
“我思”与“我在”是在“我是什么?”也就是“我之真”之中永串联的,二者在“我”的主体的明确性中共同发挥作用,以支撑“我能对他在有何认识?”这一问题。
笛卡尔看似是在繁琐的论证“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但这是必要的,也是之后所有问题展开的最有效根据。
在“我思”与“我在”之中,人逐步确立了一种视角,即从我自身“思”与“在”的明证性中去看待一切事物,也就是必须把握住一个确定性再去寻求、确证另一个确定性。
但是笛卡尔并没有草草地展开他的这一蓝图,他首先还是要弄清楚自身之思中有哪些是可作为物质世界之明确无疑的基础的。
他承认这很困难也很复杂。
但他还是很认真、很细致地提出“我既然在怀疑,我就不是十分完满的,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见到,认识与怀疑相比是一种更大的完满”。
“我怀疑”这个“想”是我认识不到“真”的结果,也就是我认识之缺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思故我在”的明晰性,因为我要求的“真”是在明确“我思”与“我在”之后而向外部世界发出的努力。
笛卡尔诚然没有满足于仅仅局限于“我思”与“我在”关系的狭小王国,他需要用一种外力证明此关系,或者说是更好地理解二者作为最明晰的根据的普遍适用性。
因此,他放开眼界,力图寻求“他在”王国与“我”的王国的真实联系。
事实上,这种努力并不是建立一种庞大哲学体系的野心与企图,而应被看作是试图对生活世界进行更加完善、全面理解的努力与愿望的积极达成。
笛卡尔很幸运,因为他把人类自身当做既是方式又是目标,既是人类理解自身的最好依据,也是人类为之开启理性之门的理想方向。
因此,他幸运地走向了一条可以积极实现并有着持续性意义的道路。
笛卡尔正是在这份幸运之中试图继续前进,继续寻求人类生活世界的全面样貌。
二．目前学界关于“我思故我在”的理解西方近代哲学开创之初就存在着两种哲学派别，一是始于培根的经验论主义哲学；二是源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
虽然二者都将“我思”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主题，但却在思维的来源、内容、实质、范围以及作用等方面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而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来理解“我思故我在”的含义。
在“我思”和“我在”之中，对“我在”的理解最能够反映出这种经验论的特质。
按照这种理解，“我在”就是经验中的客观存在，结果这一命题的含义自然成为“由于我能思考所以我才存在”。
其实，早在笛卡尔时代的许多经验派哲学家就持这种立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英国的霍布斯。
他在对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作的反驳中就明确地反问到：“因为我认为：说我是在思维的，因而我是一个思维，或者说，我是有理智的，因而我是一个理智，这样的推理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推理说：我是在散步，因而我是一个散步。
”受此影响，我国哲学界长期以来也持这种解读立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哲学家苗力田和李毓章两位先生，他们在《西方哲学史新编》的论述是这样的：“既然肯定我在思想，那么就必须也肯定思想着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这就意味着肯定我存在；因为如果肯定一个思想的东西在思想着，可是却否定他的存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荒谬的。
笛卡尔由此断定：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经验论错误之处在于：一是将“我思”等同于经验之中“我能够思考”，是一种生理上的特征和功能。
当然，这种特征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因而“我能散步”也能证明“我的存在”；二是将“我在”等同于经验之中的客观存在，即“在者”。
因为一个在思考的东西一定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这完全可以由形式逻辑的推理得到证明。
笛卡尔本人极力地反对这种经验论意义上的理解模式并明确地指出它的错误之处：“‘从这里似乎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是某种物体性的东西’，这就毫无道理，不合逻辑，甚至跟通常说话的方式相反的了。
因为一切行为[用]的主体[体]当然是指实体说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指物质，即形而上的物质说的）；不过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物体。
”在笛卡尔看来，“我思故我在”的合法性并非在经验中的验证，而是理性之中的直观；不是也不需要用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推理去证明，而是“怀疑一切”得以可能的思维前提，是天先地存在于人脑中的思维规定，而这种思维的先天存在是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证明的，因为它是在理性中直观得到的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笛卡尔对此指出：“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且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近几年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经验式解读所带来理论上的困惑。
张志伟先生在《西方哲学十五讲》中从这一命题的反题的荒谬性来反驳这种经验式的解读，“只有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才存在，如果我停止了思想，我就不存在了。
问题是，当我们不思想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于是，张志伟先生从“我思故我在”的翻译上寻找新的理解，在他看来将“I thing , therefore I am”中的“am”理解为“起作用”比较恰当。
于是，这一命题的含义就成为：“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是起作用的，而当‘我’不思想的时候，‘我’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思想是‘我’的本性。
”可以说，将“我在”理解为“我起作用”的目的在于回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立场，但遗憾的是这种唯理论的解释原则并不彻底：只是将“在”还原到了唯理论的立场，对于“我思”的解读却仍旧停留在经验论之内。
因此，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的视域下，澄清“我思故我在”的全部含义就成为十分必要而迫切的理论任务。
三．“思”的前提基础性笛卡尔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和他提倡普遍怀疑的精神分不开的。
换句话讲,“我思故我在”是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之上的。
没有“我思”,就没有“我在”,更没有“我思故我在”。
“我”是什么?笛卡尔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
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像和感觉的东西。
”这里笛卡尔实际上是在用“思”来界定“我”,因为感性的“我”(肉体的“我”)是不确定的,不能成为“我”存在的标志,只有理性的“我”(人的自我意识)才是确定的。
“我”是思维的东西,而“思”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
因此,不只是理解、意欲、想象,就是知觉也和思想无异”。
可见,笛卡尔所说的“思”不仅指理性的思考,而且包括感觉、记忆、想象、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当然,主要是指理性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