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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补救措施及对经验启示一、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原因（一）银行业受地产泡沫破灭和巴塞尔资本要求影响，出现破产和信贷紧缩。
1.日本地产泡沫破灭。
日本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下降，以抵押贷款业务为主的银行不良贷款资产开始上升。
在地产泡沫破灭之前，没有银行倒闭，日本的存款保险机构向银行提供财政援助几乎为零。
在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虽然日本的存款保险机构提高财政援助以帮助该破产银行，但银行倒闭的数量仍然开始增加，并在这十年间达到了顶峰。
2.巴塞尔资本要求。
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规定，日本银行业开始减少贷款，使日本的中小企业和刚创立的企业难以从银行融资。
（二）财政政策效力减弱。
当日本经济缓慢复苏时，日本政府1990年希望通过公共投资帮助提振日本经济，但当时日本主要公路和桥梁已经修建完成，由于公共投资的乘数下降，新的基础设施投资未能帮助提振经济。
同时，由于大部分公共投资集中在农村地区，相比对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公共投资效率较低，不仅增加了预算赤字，使得公共投资的效力被分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刺激作用很低。
表1：日本公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期间（财政年度）1956-1960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直接影响0.696 0.737 0.638 0.508 0.359 0.275 间接影响（私人资本）0.453 0.553 0.488 0.418 0.304 0.226 间接影响（劳动力投入） 1.071 0.907 0.74 0.58 0.407 0.317 私人资本0.444 0.485 0.452 0.363 0.294 0.262期间（财政年度）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直接影响0.215 0.181 0.135 0.114 0.108间接影响（私人资本）0.195 0.162 0.122 0.1 0.1间接影响（劳动力投入）0.192 0.155 0.105 0.09 0.085私人资本0.272 0.242 0.219 0.202 0.194 从表1可以看出，公共和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在下降。
日本基尼系数日本的基尼系数很小，2019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远低于美国的0.48和中国的0.45。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从基尼系数看起来日本的收入差距比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要低。
日本经济已经有了“失去的三十年”。
据《日经新闻》今年9月的报道，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正在萎缩。
如果按1美元兑140日元计算，预计2022年的日本名义GDP将时隔30年首次低于4万亿美元（约560万亿日元）。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间，全球GDP增长了4倍；然而，一度在全球经济中占比超过15％的日本，份额已跌至近4％。
为何基尼系数很小的日本正在走向的是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呢？虽然日本的基尼系数很小，但是在日本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却是极其不平等的。
这一点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一，日本的实际工资增长已经陷入长期停滞。
2021年，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近30年里，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4%，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同年，日本国税厅发布的调查显示，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33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较2019年的436.4万日元减少0.8%。
日本实际平均工资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因为存在收入分化，三十年来日本底层的实际工资水平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
工资增长出现长期停滞，那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所多创造出来的财富哪里去了？必定是为资本所攫取，不是为本国资本所攫取就是为外国资本所攫取。
近代历史上，只有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过工资增长长期停滞，当时的实际工资增长整整停滞了一百年，被称之为“工资铁律”，工业革命时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贫富分化的顶峰时期。
现在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也出现了长期停滞。
日本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了三十年，美国底层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已经停滞了四十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重回“大萧条”前夕的水平，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之所以没有显著扩大，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日本政府采取了高累进税率，抑制了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池田信夫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破坏性创新是最具有生产率，而恰巧也是日本企业长期以来缺少的东西。
谈及日本经济的近代发展历程，不能不提及到二战之后到1974年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前期的日本经济辉煌时期，当时的日本工业年平均生产率高达13.6%，GDP总值从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进入了平稳低速的经济发展时代，特别是在1993年之后，日本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后的20多年，日本走上了经济低迷时代，池田信夫将这20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有关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众说纷纭，但由于日本这个奇特的社会，其社会怪状并非西方学者可以轻易了解，更多的是猜疑或者幻想。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在她的研究报告《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日本人的这种双重极端性格决定了日本的复杂社会文化，与之相对的日本经济同样让人难以捉摸，有关于日本经济低迷原因的分析还是让日本人自己说为好。
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人池田信夫最近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一书是关于日本经济低迷的研究专著，这本书的出版颠覆了许多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看法，对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有独特的见解。
作者首先分析了日本20年的经济低迷现状，他认为，代表日本经济实力的潜在增长率（经济长期发展能力）一直处于低下状态，光靠“扩大内需”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日本进入了贸易赤字时代，由于国内需求投资不旺盛，海外回流的资金重新投回海外，导致经常项目收支的盈余不断锐减；生产力是潜在增长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直也是日本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今也面临着中韩等新兴国家的冲击，进而导致失业率增长；日本沦为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民众之间的悲观情绪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根据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的思路，关于日本经济低迷原因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4点：首先是日本财政赤字过于扩大。
解读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20世纪90年代危机对本轮经济复苏的启示2010-10-25摘要：现在是否能确保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二十年前一场与本次危机极其相似的终结了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危机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本文探讨了两次危机的相似点并归纳了其对当前全球经济前景及经济政策的潜在影响。
日本的经历给人们四大经验教训。
第一，“绿芽”（green shoots）不能确保经济复苏，这意味着需要对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
第二，金融脆弱性会使经济容易受到不利冲击的影响，为了经济持久复苏这一问题应该得以解决。
第三，精准对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能促进本次调整，但附带的成本将越来越高。
最后，尽管难以判断政策支持措施退出的最佳时机，但是目前明确的中期规划可能会有所帮助。
关键词：日本，失去的十年，金融危机，大萧条，绿芽，退出一、引言1．在经济连续两季度呈自由落体下滑态势之后，最近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为我们提供了对经济前景持审慎乐观的理由。
随着亚洲经济的大幅反弹以及其他地区经济保持稳定或出现温和复苏，世界经济似乎正在缓慢地恢复活力。
尽管压力仍然存在，但2008年秋天全球金融市场迷漫的恐慌情绪也已显著减退。
经济复苏“绿芽”正以不同的形式和强度在世界各地涌现，从而点燃了“大萧条”结束在即的希望。
2. 但世界经济是否已到了真正的拐点，支持性政策是否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被逆转？积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对金融业史无前例的干预以及与全球库存周期相联的再库存(restocking)都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除了以上暂时性的推动力之外，基于各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以及各国对外部需求与融资的相对依赖，各经济体复苏的持久性与形态很可能各不相同。
展望未来，每个国家的决策者将需要判断复苏步伐的稳固程度，该判断主要基于私人需求是否足以充分取代慷慨的政府支持。
3.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为了有助于评估当前的经济前景，本文回顾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业危机（有时将其称为“失去的十年”）。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神话的破灭大年初四，在松江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
原本就对日本泡沫经济感兴趣，于是就拿起这本书读了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西野智彦，书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平成金融史》。
1山雨欲来昭和末期不断膨胀的泡沫经济，在平成时代揭开帷幕的同时，宣告崩坏。
泡沫的破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曾经的日本经济神话被打破。
不良债权问题导致大量金融机构进退维谷，一时间，山雨欲来，分崩离析。
1997年至1998年间，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等机构纷纷破产。
1989年1月8日，在横扫全国的凄风冷雨中，日本进入了“平成时代”。
平成元年，即1989年，是日本泡沫经济的最高峰。
1月9日，是平成时代的第一个交易日，日经指数大涨500多点，创历史新高。
日本的主流媒体《朝日新闻》报道称“新时代弥漫着股价不断攀升的强烈预期”。
随后数周，日经指数屡创佳绩。
日本列岛陷入狂热的陶醉气氛，没有人呼吁市场冷静，他们希望股价持续膨胀。
然而，危险在悄悄逼近。
2神话破灭平成二年，也就是1990年，泡沫破裂以股价的暴跌拉开序幕。
1997年，即平成九年，从1月7日开始，日经平均股价连续跌破了上一年度最低值，时隔一年零两个月，再次回到一万八千日元左右的低位。
在这次下跌中，银行股的下跌尤为明显，银行岌岌可危的言论大行其道。
尽管日本采取了大规模的改革与措施，但依然未能避免“拓银”和“山一”的破产。
日本的金融体系，已经处于毁灭的边缘。
此后，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加上2008年“雷曼危机”，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3日本忽略的问题泡沫破裂的前一秒，无法认识虚假的繁荣！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经济没有问题，相信他们仍然会保持高速发展。
但是，他们忽略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是人口的增长出现了拐点，二战后期的快速增长不复存在，年轻人越来越少。
第二是高度发达的城市化进程受阻，日本的城市化达到77.4%，难以继续增长。
第三是高昂的房价透支了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诞生了“平成废宅”。
第四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了日本的出口，日本的出口市场被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抢占。
日本失去的十年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出口大幅提升，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中主要是对美国的顺差。
80年代之后，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到汇率战，美国认为是日元低估造成日本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
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五国集团（G5）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
其后，由于日本宏观政策的失误，日本遭遇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此后日本进入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
图一：日本经济增速的超级L型一、80年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格局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经济的封闭性、管制性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极大批判。
日本在70年代开始了经济结构调整、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改革，但是进程缓慢。
80年代之后，日本出于自身需要和国际压力的考虑，经济改革、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日本政治经济面临三个重大的战略调整。
一是政治国际化。
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
1983年，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
二是金融、经济自由化、国际化。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放弃了战后一直延续的封闭和管制，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
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推进了日本利率市场化、金融业务开放、资本流动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等进程。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日高，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压力渐升。
日本政府也认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简言之，80年代中期，日本面临着三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一是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二是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三是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20世纪30年代以降，日本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
该时期指的是从1930年到1960年期间，日本遭受了重大外部和内部灾难，经历了滥权、战争失败、失去地位及殖民地，造成了重大经济、社会及政治混乱，
从而导致日本政府一度停摆三十年。
在这三十年内，日本结束了500年以来的古代“封建”政体，加强了共和政体，把日本进行了从封建到民主的文明转型。
日本政府进行了从帝
制到盟国的政治转型，还推动了开放政策，改革了日本经济，促进了
经济发展。
此外，日本也全面实施教育改革，扩大教育政策，减轻了
经济负担；同时进行思想改革，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创造了一些机遇。
日本政府虽然经历了挫折，但也可以说是利用了重新开始的机会，重新审视了自身的问题。
这就使日本能够走上崭新的历程，实现了从
内战后恢复到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二、关于创新结构
从0-1到1-N的双重结构来看，0-1的阶段是发现新的经济领域，1-N的阶段是发展与扩张阶段。
从两个阶段来看，基本可以用“成本”来归纳：
1、在0-1阶段
之所以有所谓的“低素质、野蛮人”的印象，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新来者相对成功者的先天劣势逼迫他们另辟蹊径，如果他们仍然在已有的领域从零开始同那些以经占领市场的公司进行竞争，同等质量下为达到产品销售而所需要的成本上，他们是必然远远的高于那些已大规模占领市场的企业（采购成本、营销成本、技术成本高等），这就逼迫他们必须另辟蹊径，而找到的“蹊径”就可能是一个“0-1”出现的机会。
但是“0-1”并非只能由“低素质、野蛮人”来完成，相反，在当今工业化社会，许多领域的“0-1”是“低素质、野蛮人”根本无法胜任的。
如果把专利看成是一种“0-1”的过程，那么其过程大多是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尤其是在需要系统环境作为支撑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集成领域，小群体+低成本的模式很难成为主导模式；比方说在重大基础科学领域、航空航天领域、化工领域、高端制造业等等领域，“低素质、野蛮人”是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用低成本获得“1”的突破，因为在这些方面的“试错”过程是需要的巨大成本对“低素质、野蛮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就拿863的个个项目来说，几乎就没有“低素质、野蛮人”参与的空间，即使一个团队只有几个人，
那也必然要求是“高素质”的人才，许多还要依托高成本的实验设备与实验材料。
当然，“小群体、低成本”有着大量的“试错”领域，大规模“小群体、低成本”的“试错”必然能够带来众多的“0-1”创新，但“小群体、低成本”与“低素质、野蛮人”是绝不相等的，就拿马云来说，他们当初创业时的团队是“高素质”还是“低素质”呢？
2、在1-N阶段
在此阶段，成本依然是关键因素，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两个相同的“0-1”的创新，带来的结果不同？
对比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郑和下西洋就是“高大上”用“高成本”实现的，而大航海则是用“低素质、野蛮人”采用“低成本”实现的；前者因为每次远航所获得的利益与所花费的成本相比是亏损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和发达程度远高于郑和所到之处，导致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提升作用，即使有贸易需求，也可以通过规模远比郑和船队小的方式得到满足；而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采取的是殖民地掠夺方式，是“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的方式，这必然导致规模与范围的快速扩张。
至于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两者的人员素质，可以说应该都是当时的底层人物为主，有钱并且有地位的人都不会去当水手的，航行途
中的困难是大体相同的，因此人员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的不同、无法解释西方为什么“高大上”的上层阶级会有“黑奴”现象存在；把“低素质与野蛮人”归结为大航海时期“暴虐殖民”行为的原因是片面的，哲学与宗教的影响才是根本所在。
我们都知道一个名词“山寨”，意思就是模仿。
仔细分析，“山寨”基本是“单向”的，也就是低成本生产者“山寨”高成本生产者的产品；而高成本区在低成本区大多采取的是“并购”。
从市场角度来看，出现这两个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成本”，低成本地区的“山寨”商品可以通过价格优势获得销售市场，而高成本区即使“山寨”也因为高成本而无法获得销售市场，这就逼迫他们通过“并购”来获取“市场垄断”，以“垄断”来保障高成本产品的销售。
这基本是当“0-1”过程完成出现“1”之后，高低不同成本市场对“1”采取的主要模式。
日本由于“0-1”相对欧美的不足以及“1-N”相对中国的成本高企，导致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缺乏外销竞争力，形成日本企业向外部低成本地区转移生产，这就造成日本国内的去工业化，使得有效工作机会缺乏，后果就是“啃老族”、“宅男”、“穷忙族”、“窗边族”等等现象大量出现；而日本国内的“海塘”、“熊跑高速公路”出现的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工作机会的不足。
三、.日本结构的繁荣与失落
节目中解释日本企业同样的制度为什么有繁荣期与失落期的
区别时，将其归结为“生产工序的模块化”，但是繁荣期可以胜任复杂工序的日本员工却难道不能胜任模块化时代的简单工序而导致日本几十年的停滞？日本员工宁可被裁员也不去接受模块化时代的简单工作？这样的逻辑是行不通的。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成本”，即使日本员工接受由复杂工序到简单工序的角色转变，但是因为汇率短期内100%的升值加上最低工资及福利待遇的限制，使得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成本高企，缺乏竞争力，企业被迫将生产外移到低成本地区；
那为什么日本企业大量裁员，形成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却依然无法走出停滞？原因还是在于“成本”，虽然日企裁员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但是在最低劳动工资及福利待遇的限制下，成本还是无法大幅度降低到接近广场协议前的水平，因此也就形成不了大规模的企业生产回流。
四、.日本的创新与活力
节目中说道“日本经济已经停滞了二十多年，再用细枝末节的理由，再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个人觉得如果广场协议造成日本停滞的原因一直有效存在，那么即使再过三十年，日本依然还是停滞。
在这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海外日本企业及其雇佣的员工看成另外一个“外部日本”，其创新与日本国内可以说是相等的，这个“外部日本”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依然可以挤身第一集团；从“活力”来讲也远比真正的“内部日本”要高得多；但是如果“外部日本”把其雇佣员工的待遇提高到与日本国内相同，那么这些日企必然面临“死亡”的境地。
之所以产生“外部日本”与“内部日本”这样两个不同状态的“日本”，关键原因依然在于“成本”。
节目中提到一个解决日本的创新与活力的办法：“开放外部
移民”，其根本逻辑其实在于“成本”而不是“创新”。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节目“低素质、野蛮人”产生创新逻
辑来看，这里的移民指的就是底层人员，但是如果这些外部“低素质、野蛮人”的移民能够完成“0-1”的创新，解决日本“创新无能”局
面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菲律宾、墨西哥等大量外输劳动力的国家就应该比日本更具有“创新”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许多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当下的失业率高企，各国存在大量节目所说的“低素质、野蛮人”，但是这些国家的“创新”绝大部分不是来源于这些“低素质、野蛮人”，并且这些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基本面临与日本一样的境地---缺乏创新与活力。
因此，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高福利国家）面对的不
景气与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成本”，因为成本的高企而导致“去工业化”，在工业化时代，没有了工业化，也就缺乏与外部的“交换商品”和内部的有效工作岗位。
五、日元的贬值
安培三支箭基本就是两大目标：“货币贬值、增加税收”，
贬值是为了提高日本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增加税收是为了降低高企的政府负债。
如果把广场协议前的日元汇率254:1看成是“合理”的汇率，今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依然在120：1附近，离广场协议前的还差一倍，其作用只能是降低国内生产的“零部件”价格，改善提高海外日企的竞争力，根本无法实现外移生产的大规模回流，进入重新再工业化，再加上欧元的同期贬值，使得其效果更加不明显。
假如日元兑美元贬值到300:1，也就是其国内生产成本回归
到日本经济繁荣期，而其他内部结构和外部因素不变，那么日企外移的生产就能够大部分实现回流，那时日本才能重新获得足够数量的有效工作岗位，从而走出三十年的停滞。
只不过在走出停滞之前，日本必须经过巨大的财富缩水过程，日本必须接受底层社会人员大量失业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并且还要获得美国主人的同意。
这其实与日本再被美国轰炸一遍的效果是异曲同工的。
六、香港的停滞
节目中关于香港停滞的一些原因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个
人认为最主要原因的在于贸易流的减少，我们可以用新加坡来对比，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发展崛起对新加坡来说“贸易量”与“资金流”是持续增加的，而对香港来说，近期由于上海等港口的崛起以及内地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开放，香港从内地获得的“增量”基本开始停滞，因此就形成当下香港与新加坡两种不同的状态；假设新加坡一切不变，而泰国的克拉地峡开通，那么新加坡必然因为贸易通道的改变而面对比当前香港更为严重的困难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