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
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
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
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
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别署冷红生。
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
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
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
复肆力於画。
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
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
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
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
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属冷红生，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
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
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
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
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
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
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
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
《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
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
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
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
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
三十一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
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
后由博览转为精读。
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妖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
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
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
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
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
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
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精气神味”。
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
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
“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
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
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
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
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
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
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
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
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
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
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
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
《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
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
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戊戌维新前，林纾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谈新政，作《闽中新乐府》50首，反映了他当时的进步思想。
像《村先生》、《兴女学》等，主张改革儿童教育，兴办女子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
"（《村先生》）这种宣传爱国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更有发扬，像他所作《徐景颜传》，就表扬海军的为国牺牲。
林纾后来思想转向保守，跟他始终主张维新、忠于清光绪帝的立场有关。
辛亥革命后，他在《畏庐诗存·自序》里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
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
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
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到现在还不曾有过第二个。
林译小说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功处。
如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
《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
他的译笔一般轻快明爽。
林纾译书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
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
他是古文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
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
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
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
他在《不如归序》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
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加上他凭着自己的文学素养，用来补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译作竟胜过有些原作。
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
林纾近30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
林纾除翻译小说外，文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诗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自著小说有《京华碧血录》、《巾帼阳秋》、《冤海灵光》、《金陵秋》等，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