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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与产出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与产出增长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被公认为是推动产出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
技术进步可以引发创新，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并对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技术进步如何促进产出增长，并分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解释。
一、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促进1. 提高生产率：技术进步通过创新驱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
技术进步可以带来新的工具、设备和生产流程，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效率，从而促进了产出的增长。
2. 扩大规模经济：技术进步还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经济优势。
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企业可以扩大产能、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的扩大也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投资机会，进一步促进产出的增长。
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可以改变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通过技术创新，新兴产业得以快速崛起，传统产业得以改造和优化。
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助于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推动产出的增长。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解释1. 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
技术进步通过提高生产率，刺激投资和创新，从而实现长期持续的产出增长。
此理论强调创新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更侧重于解释产出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促进产出的增长。
3. 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系统内部的创新和知识积累所导致的。
该理论强调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投资和创造性破坏来推动技术进步，并对产出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读书随笔目录一、内容概括 (2)1.1 背景介绍 (3)1.2 研究意义 (4)二、中国崛起的文化因素 (6)2.1 面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政策 (7)2.2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8)2.3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 (9)三、中国崛起的制度基础 (11)3.1 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发展 (12)3.2 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13)3.3 社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15)四、赶超逻辑的实践路径 (16)4.1 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17)4.2 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作用 (19)4.3 国际合作的拓展作用 (20)五、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21)5.1 面临的外部压力 (22)5.2 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24)5.3 应对挑战的战略选择 (25)六、结论与展望 (26)6.1 主要研究结论 (28)6.2 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28)一、内容概括《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是一本关于中国崛起及其背后原因的著作。
本书从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中国崛起的逻辑，为读者揭示了中国发展背后的关键因素。
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勤劳、节俭和重视家族观念等价值观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作者也指出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某些缺陷，如过于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权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发展。
作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快速决策并付诸实施。
中国政府也注重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满意度。
作者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等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也在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逐渐从“世界工厂”向科技创新大国转变。
《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崛起原因和路径的视角。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其赶超思想的核心——兼与斯密的价值理论作比较东北财经大学安岗内容提要李斯特立足于德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其目的是实现对英、法等先发国经济的赶超，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在重读李斯特著作时认识到，把李斯特经济思想简单归于贸易保护主义是不适当的，生产力理论才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核心；生产力概念的内涵需要重新审视；生产力比交换价值和分工重要得多；国家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在大国经济赶超中要坚持生产力的均衡发展。
这些重要的结论对我国的经济赶超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价值理论赶超思想国家经济学作者简介：安岗，197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东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
一、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值得重新审视由于斯密过于重视“分工”的概念，使他不能深入探讨“生产力”的思想内容，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交换价值背后的决定力量。
与斯密的价值理论相对应，李斯特主张建立独立的“生产力理论”。
虽然李斯特对“生产力”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著述中找出他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
李斯特认为，斯密把劳动本身看成是国家财富的“泉源”，但是没有回答劳动的起因是什么？李斯特的回答是，劳动的起因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所有这些方面，主要还是有赖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的。
谈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战友，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
”①“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使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
2011年6月第43卷 6月号学术月刊Academic M onthly June ,2011Vol .43 No .6经济学前沿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摘 要]目前,在独立自主的发展上,演化经济学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传统思维模式的很大干扰,能否保持其独立的研究纲领是当前演化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经济思想史上追根溯源,演化经济学实际上属于源远流长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
它是一种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共同基础和对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普遍赞同,为其演化经济学的综合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演化经济学综合的目的为了避免其研究者作茧自缚,局限于狭小的主题范围,同时也是为了系统地建构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克服目前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化和不利于对经验研究的协调等弊端。
演化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深远的渊源,演化经济学对其综合具有客观基础,综合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以国家崛起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国家主义经济学。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异端经济学 国家主义经济学[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河北省蠡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演化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6-0063-08 自20世纪八九十代以来,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但是,在最近几年,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在重大的经济理论上出现创新乏力的迹象,而且在独立自主的发展上,也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很大干扰。
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将何去何从?本文在简要地评述演化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后,拟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简要考察,论述现代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什么可以通过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广泛综合而得到发展。
作者： 杨虎涛[1];田雨[1]
作者机构：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出版物刊名： 学习与探索
页码： 95-99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7期
主题词： 技术追赶;演化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社会能力;发展型国家;机会窗口
摘要：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追赶不仅包含技术进步,也涉及结构转换、制度体系、社会资本、技术能力和公共政策的维度。
与这一广义的技术追赶观相对应,演化经济学不仅从技术,也从制度的角度分析技术追赶问题,认为技术追赶是一个技术选择、社会能力基础和政策体系的综合结果。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面临着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约束,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寻求新的追赶路径成为后发国家无法回避的挑战,技术追赶理论的国家创新体系、社会能力与机会窗口等关键概念都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对技术一致性的把握尤其重要。
技术变革、范式转换与我国产业技术赶超张国胜(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摘要：技术赶超是国家经济赶超的基础，但成熟的技术轨道上并不存在赶超的机会，只有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才能带来赶超的机会窗口。
从长波中产业技术赶超的特征事实来看，有效的赶超除了需要取得新兴技术的突破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在范式转换过程中构建适应性的社会政治框架来消化新兴技术的潜能。
本轮金融危机正在孕育新一轮技术变革，并引发了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这带来了产业技术赶超的全新机会。
我国要想实现有效的产业技术赶超，不但需要以发展新兴产业与成熟产业现代化为路径;而且需要基于技术变革的发展趋势，在技术、经济、制度、组织与思路等方面引入广泛的创造性实验与调整，并促使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快速做出反应。
关键词：技术变革;范式转换;机会窗口;技术赶超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9753（2013）03－0053－13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Paradigms Shift and Catching －upin 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ZHANG Guo －sheng（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is the foundation of catching －up in national economy ，but there is no chance of catching －up in mature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Only in the cours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ech －economical para-digms shift can gestate windows of opportunity of catching －up．Basing on the facts of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in the long －wave ，an effective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need the development of burgeoning technology ，and must con-struct an adaptive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paradigms shift．This financial crisis is gestating a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bringing a new tech －economical paradigms shift ，so there is a new opportunity of catching －up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To realize an effective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 ，we not only must develop burgeoning industry and reform mature industry ；but also basing on the trend of thi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troduce lots of experiment and adjust-ment of technology 、economy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so on ，and accelerate economical system＇s action．Key word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paradigms shift ；windows of opportunity ；catching －up in technology收稿日期：2012－09－22修回日期：2012－12－1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工业化的资源环境人口制约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09＆ZD02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土市场规模与我国产业升级”（12CJY041）、云南大学理论经济学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与科技进步理论在当今社会，创新与科技进步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与科技进步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创新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
1. 创新与经济增长创新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
他认为，创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
产品创新指的是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改良现有产品来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过程创新则是通过改善生产工艺和管理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
创新能够刺激需求、扩大产出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2. 创新与竞争优势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根据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通过创新来开拓新市场，提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创新可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3. 创新与就业创新对于就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创新带动了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业的兴起，为就业创造了新的机会。
创新导致了新兴产业的出现，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同时，创新也推动了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收入。
4. 创新与社会进步创新不仅仅对经济有利，还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创新可以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
通过创新，人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资源和社会服务。
创新也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等社会挑战，推动可持续发展。
5. 创新政策的重要性为了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
政府可以提供创新的激励措施，例如降低创新企业的税负、加大研发投入的支持等。
政府还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促进创新链条的形成和创新系统的完善。
总结起来，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与科技进步理论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
创新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竞争优势和就业机会，还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解决社会问题。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1. 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在这种竞争中，后发优势理论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领域。
本文旨在分析后发优势理论，并研究其在经济赶超战略中的应用。
文章将从后发优势理论的概念、原理出发，探讨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文章将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2. 后发优势理论的概念后发优势理论是指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后发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通过采取合适的策略和手段，在某些领域中迅速超过先发国家，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后发国家快速追赶先发国家的过程中，通过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策略，实现经济赶超。
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首先，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复发展过程中的错误。
通过借鉴和吸收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后发国家可以缩短发展周期，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先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外来技术和资本，快速提升自身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
再者，后发国家拥有庞大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
此外，后发国家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模式，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竞争力。
后发优势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经济赶超战略。
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积极采取合适的政策和措施，优化发展环境，提升创新能力，加强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迅速发展。
后发优势理论的核心是在后发国家快速追赶先发国家的过程中，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赶超。
后发优势理论为后发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第３４卷 第９期２０１５年 ９月 技 术 经 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４，Ｎｏ．９Ｓｅｐ．，２０１５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赶超理论：研究进展与启示黄 宁，张国胜（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昆明６５００９１）摘 要：通过对技术赶超理论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了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逻辑、经济史和创新政策等，总结了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并不是一个单调线性过程，成熟的技术轨道上并不存在赶超机会，只有在“机会窗口”时期率先进入新兴技术轨道才有赶超的可能性；第二，成功的赶超依赖于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的“创造性破坏”；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政策不仅要能应对市场、公共机构和商业环境改变的挑战，而且要能改善国家创新系统的机能并增强赶超机遇的能力。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技术赶超；技术轨道；机会窗口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９８０Ｘ（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３２－０６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０６基金项目：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资助项目“ＣＡＦＴＡ区域内分工演进、产业转移与我国周边省区的制造业发展研究”（ＣＷＺ２０１４０７）作者简介：黄宁（１９７６—），男，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发展理论；张国胜（１９７７—），男，湖南临湘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技术赶超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技术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逐步消除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全面超越。
尽管技术领导权在国家间的更替引发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热情期望，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尚无法很好地处理这一议题。
如何实现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仍是摆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学界学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目前中国在整体上仍处于快速赶超阶段，但现有经济迹象表明这种技术赶超已呈明显放缓的趋势［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指导技术赶超。
近年来，随着演化经济学中历史时间的“共同演化”模式的兴起，制度、文化、习惯、不可逆和有限理性等主流经济学忽视的一些因素开始被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赶超理论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以一种全新的范式诠释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
显然，探讨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理论的研究进展有助于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全面应对技术赶超的持续挑战。
１ 技术赶超理论的演化：从古典主义到演化经济学 关于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德国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英国的赶超［２］。
但是，在技术外生理论假定下，技术赶超并没有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对象，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技术赶超思想均只存在于经济赶超研究中，即存在于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研究中。
持比较优势理论观点的学者秉承贸易理论中Ｒｉｃａｒｄｏ的比较成本思想和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国家层面的初始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导致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存在明显的成本差异，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及其经济发展应遵循这种成本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通过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３］，以此促进比较优势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动态升级，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技术赶超以及与发达国家“趋同”。
这些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比较优势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赶超提供了可能。
持后发优势理论观点的学者主要秉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ｅｒａｓｈｃｈｅｎｋｏ的后发工业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后发地位能带来某些特殊的益处与和优势。
具体而言：这种优势一方面体现为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低成本从发达国家引入成熟的生产技术，从而减轻了发达国家在新兴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沉重负担［４］，另一方面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５］。
这种后发优势既不是发达国家能使用的，也不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完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共生［６］。
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具备最基本的教育、管理、科研与开发等能力，就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等实现快于发２３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或注重赶超时制度结构的历史模仿，就可全面实现经济、技术领导权在国家间的更替［７］。
尽管理论上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能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提供可能，但是实践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单纯依靠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就实现了赶超。
这主要是因为：完全遵循比较优势的逻辑理念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从而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资本、企业家精神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对后发优势的偏好也往往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出现路径依赖，并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技术发展怪圈。
演化经济学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开拓了以“创新”概念为核心的技术赶超研究的新思路。
这些研究一方面秉承了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的经济长周期和技术创新的“创造性毁灭”，另一方面广泛借鉴了Ｄａｒｗｉｎ的进化论思想，认为经济系统中的技术演化并不是单纯的“投入－产出”过程，而是一种由初始优化期、渐进创新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不同阶段构成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８］。
技术演化由一些突变式的激进创新开始，即由能真正引发一系列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激进创新开始，然后通过一系列累积性的增量创新实现不断完善和发展，最后逐步走向成熟和衰退。
在这个过程中，激进创新具有明显的历史偶然性，只有长周期中的经济萧条才能孕育这种“毁灭性”的激进创新。
但是，一旦激进创新出现，技术演化的方向和速度就会遵循某些类似的“自然轨道”并表现出一定的累积性［９］。
因此，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赶超涉及一个国家在固定技术轨道上的初始位置和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即技术轨道上的后来者需要通过更快的技术进步来缩小与领先者的技术差距并在一定条件下赶超领先者，或涉及一个国家跳跃某些技术发展阶段或创造出不同技术轨道的能力，即通过某种非线性的技术变化来实现技术领导权在国家间的更替［１０］。
从上述逻辑出发：前者的技术赶超经常与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或追寻同样的技术发展轨道相联系，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认为，发展中国家可在短期内通过引进、模仿、二次创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大幅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和技术能力，并以此实现国家技术赶超［１１］；后者的技术赶超经常与技术跨越或跳跃现有技术发展轨道相联系，这些研究立足于技术本身的演化过程，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就可在新兴技术扩散的早期阶段通过领先于发达国家进入新兴技术轨道来实现技术赶超［１２］，或注重挖掘自身潜能而跳跃技术轨道的某些发展阶段，甚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技术轨道，从而赶超发达国家［１３］。
２ 演化经济学中技术赶超的理论逻辑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由于技术赶超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单向的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成熟技术轨道上希望通过快速发展实现国家间技术领导权的更替是不现实的［１０］。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成熟的技术轨道中，学习的累积性和增量创新的外部效应使得在位领导者相对于追随着者具有明显优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只能组织一些小规模的连续性创新，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的新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通过治理全球价值链和控制国际分工体系已“俘获”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并锁定了其技术创新轨道，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创新时只能在现有成熟技术的轨道上亦步亦趋地追随发达国家［７］，其技术赶超只能是永远向着技术前沿迈进但总是无法抵达技术前沿。
率先进入新的技术轨道或创造另一个技术轨道只是为实现赶超提供了可能，具体取决于经济系统和技术体系提供的“机会窗口”［１４］。
由于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技术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现有技术轨道变更时才有可能率先进入新的技术轨道或创造另一个技术轨道，否则赶超只是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技术体系产生颠覆性冲击，从而导致“结构性危机”［７］。
如何规避上述两种危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赶超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
沿着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开辟的研究道路，演化经济学认为，在创新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的过程中稳定与“创造性毁灭”的周期性更替使得全球技术演化具有“间断性均衡”的特征［１５］。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演化的一些重要间断能够决定技术体系变化的范围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幅度，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需要立足于这些可移动的发展机会。
具体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增量创新的技术轨道具有自我独立性的特征［１６］，通过累积性的增量创新不可能实现技术体系的轨道变更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只有在原有的技术体系进入报酬递减阶段进而引发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停滞时，技术体系的轨道变革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才可能发生。
也就是说，为了缓解市场崩溃以及寻求经济的再次快速增长，长波中的经济萧条不但能够孕育技术轨道变更的全兴机会，而且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
从上述逻辑出发，理论上技术演化的一些重要间断———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一般存在于经济长周期的萧条３３ 黄 宁等：演化经济学中的技术赶超理论：研究进展与启示 期［１７］。
演化经济学认为，尽管长波中的萧条期是社会和经济条件最为恶化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最重要时期。
在有限理性、不可逆和路径依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每个国家在新兴技术体系的演化过程中都只是一个起步者。
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成熟技术轨道上的经验约束、不会面临原有范式中既得利益群体的激烈反抗，因此更易通过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支撑环境，也就更易通过率先进入新兴技术轨道来实现国家层面的技术领导权更替。
同时，为了克服市场增长局限，发达国家通常会以“技术国际转移”的方式拓展成熟技术的空间。
这种成熟技术的空间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极佳机会———它们不但可以轻易地获得这些成熟的技术体系，而且可以利用新兴的通用技术实现成熟技术的现代化与更新，继而实现技术赶超［１０］。
演化经济学认为，尽管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信息通讯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驱动了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与上一次工业革命完全整合［１８］，部分学者也据此判断全球经济正在步入信息通讯技术时代［１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长波中技术体系的轨道变更和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已经完成。
事实上，信息技术的突破只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优化了操作实践、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
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传统工业模式的生命周期，但并不意味着技术轨道变更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