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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唐诗和宋诗的区别《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
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一、从诗歌的总体风貌看, 唐诗和宋诗气象迥异唐诗的气象来源于诗经、汉魏风骨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汉赋的浪漫主义精神, 形成于“潮平两岸失, 风正数帆悬”的盛唐时代环境, 体现了唐代特有的积极、乐观、向上和洋溢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光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 故唐诗的气象可用“雄壮浑厚”来概括。
最能体现唐诗气象的是李白和杜甫, 他们共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李白渴望建功立业, 抱负满怀, 纵情欢乐, 傲岸不驯, 大气磅礴, 冲破一切规范和约束, 美妙奇异, 酣畅淋漓之至。
杜甫忧国忧民, 感时伤世, 深沉博大, 沉郁顿挫, 恪守“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基本原则。
李白雄壮, 杜甫浑厚，李白和杜甫共同代表了“骨气端翔, 音情顿挫, 光英朗练, 有金石声”的唐诗气象。
由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势, 宋诗始终笼罩着沉郁悲凉之气; 同时也因为政治上重文轻武,士大夫地位的提高, 宋诗作者每每感到难以超越唐诗的焦虑, 刻意求工求新, 尤其是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注重诗文的法度, 在创作上体现为诗文的“终始”、“关键”和“开合”, 体现为句法的严谨和押韵的严密。
同为悲春伤秋之作，唐人杜甫，与宋人晏殊就表现了不同的气象出来《春望》杜甫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中秋月》晏殊一轮霜影转庭梧, 此夕羁人独向隅。
未必素娥无怅恨, 玉蟾清冷桂花孤。
同样是写“悲”, 宋诗是“悲凉”, 而唐诗则是“悲壮”。
二、从表达方式来看, 唐诗主抒情, 宋诗则重在揭示蕴涵在诗歌形象之中的理趣唐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所追求的是人生的辉煌，漫游名山大川的豪迈，行走江湖，执剑仗义的豪爽。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作者：乔艺来源：《卷宗》2019年第31期摘要：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提出“诗分唐宋”深刻含义的新辩之论。
而《宋诗选注》又提出了“六不选”标准。
这些都代表了他对艺术理论以及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文艺作品最必要的成分便是具有审美价值，否则它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存在意义;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运作和谐的，进而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
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钱锺书先生一以贯之地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将美学思想与哲理、感悟和思辨相统一，深刻揭示了治学之道与严谨的审美批判标准。
关键词：宋诗选注;谈艺录;标准1956年，钱锺书先生开始了宋诗的编选工作，在当时，编选宋诗要比唐诗更为繁杂，清代人已遴选有《全唐诗》，而宋诗在当时却没有普及型的全本。
此外，宋诗的数量之多与版本之冗杂也使编纂更为繁复。
钱锺书先生融汇古今，用两年心血编集成《宋诗选注》。
时隔几代，《宋诗选注》仍然对于普及与研究宋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诗选注》依据钱先生的“六不选”标准，以及当时社会上“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风气，选出了80家共375首诗作。
在这些诗作中，绝大多数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宋诗选注》的写实性，也表达出钱锺书先生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谈艺录》作为钱锺书先生早期的重要著作，并非专论宋诗，但其中却涉及到很多宋诗研究的重要命题。
仅在书中开篇，先生便提到诗分唐宋这一论断：“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1]自宋代以来，因诗歌创作明显区别于“唐音”，便有了关于唐宋诗的辩论。
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而钱锺书先生在文章开篇便为宋诗划分了自己的界定：“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之诗分唐宋，不以时间的先后为界限，而以各自的特征作别，因而“唐宋”二字也并非唐朝与宋朝之简单的朝代区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contents•引言•唐宋诗之争的起源与初期发展目录•清代晚期的唐宋诗之争高潮•唐宋诗之争的衰落与余波•对唐宋诗之争的反思与评价引言清代晚期，文学创作与理论探讨达到高峰，诗人与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唐宋诗词的优劣与传承。
文学发展时代背景学术背景随着清朝衰落，西方文化入侵，传统文化受到挑战，唐宋诗之争成为文人关注焦点。
清代学术繁荣，学者们对唐宋诗词的研究日益深入，引发了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议。
030201清代晚期唐宋诗之争的背景唐宋诗之争推动了清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催生了许多优秀的诗词作品与文学理论。
文学意义这场争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与更新，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文化意义唐宋诗之争反映了清代晚期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成为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视角。
历史意义争论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论述范围本文将对清代晚期唐宋诗之争的起源、发展、代表人物、观点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论述目标通过分析唐宋诗之争的流变过程，揭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以期对当今文学创作与理论探讨提供借鉴与启示。
同时，通过对这一话题的深入研究，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清代晚期文学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所在。
论述的范围和目标期发展唐诗特点：唐诗以其雄浑豪放、意境深远著称，重视情感表达和自然描写，追求音韵和谐和形式完美。
宋诗特点：宋诗则倾向于理性思考和学问体现，注重思想性和哲理性，讲究字句的锤炼和意象的新颖。
这两个时期的诗歌差异，为后来的唐宋诗之争埋下了伏笔。
起源：唐代诗与宋代诗的差异与特点观点：袁枚主张唐诗优于宋诗，认为唐诗情感真挚、意境开阔；而赵翼则推崇宋诗，认为宋诗学问深厚、思想性强。
这些观点引发了文坛上的热烈讨论，推动了唐宋诗之争的进一步发展。
主要人物：初期的唐宋诗之争主要涉及到袁枚、赵翼等文人。
初期争论：主要人物与观点初期影响：文坛风气与诗歌创作唐宋诗之争使得文坛上的风气变得更加活跃，文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诗歌的本质和特点，推动了诗歌理论的深入探讨。
杨慎论唐宋诗之争摘要：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
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
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
杨慎也对此一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文学风气和杨慎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杨慎；唐诗；宋诗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
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书法家。
他不仅学术成就卓越，更富有文学才能。
他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能运用自如，而且雅俗兼擅，诗词皆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不但如此，杨慎也对文学创作发表了诸多精辟的见解。
杨慎对诗歌比兴手法和含蓄风格二者关系的阐述、对“诗史”内涵的诠释以及有关诗史之别的论述、对李杜二人的定位、在唐宋诗之争问题上的独特看法以及对后世所起到的方法论上的启示、《诗话》对律诗起源的探究和《词品》对词的起源的探究……所有这些深知灼见，都显示了杨慎文学思想的独特价值，为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们在讨论这些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时，都无法绕开杨慎而谈其流变。
本文拟就杨慎对“唐宋诗之争”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
而且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
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
王水照先生认为：“在宋代诗歌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
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
”其实据现有资料，我们发现，张戒之前的欧阳修却是划诗歌为唐、宋的第一人。
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里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而不喜唐诗之“僻固而狭隘”，已带有尊宋贬唐的倾向。
南宋的张戒发难苏、黄及江西诗派，其《岁寒堂诗话》则以唐诗为学习的楷模。
继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以晚唐为宗，与江西派对峙；而江西派则以方回为领袖，回击两派的攻击。
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汪超;王昊
【期刊名称】《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
【年(卷),期】2024(41)1
【摘要】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
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
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
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总页数】6页(P59-64)
【作者】汪超;王昊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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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宋詩與唐詩張戒《歲寒堂詩話》：?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于李杒，壞于蘇黃。
？嚴羽《滄浪詩話》：?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
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劉克莊《竹溪詩序》：?（宋）文人多，詩人少。
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
？劉克莊《本朝五七言絕句序》：?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髙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
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
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扵唐，蓋過之矣。
？戴昺《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
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分宋唐。
？劉崧《鳴盛集序》：?唐興，……至開元、天寶間，有若李白、杒甫、常建、儲光羲、孟浩然、王維、李頎、岑參、高適、薛據、崔顥諸君子，各鳴其所長，於是氣韻聲律粲然大備。
及列而為大曆，降而為晚唐，愈變而愈下。
迨夫宋則不足征矣。
？屠隆《文論》：?宋人之詩尤愚之所未解。
……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楊慎《升庵詩話》：?唐詩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詩人主理，去《三百篇》遠。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二：?（宋）一代無詩。
？薛雪《一瓢詩話》：?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
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
？葉燮《原詩》：?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黜宋，有謂唐人以詩為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為近；宋人以文為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為遠。
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杒甫是也。
杒五言古議論尤多。
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為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為議論者，正自不少。
《全宋诗》误收唐诗考辨文献标识码：A《全宋诗》是规模最大的中国古典诗歌总集，是20世纪古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全唐诗》更是诗歌总集整理的典范。
但《全宋诗》、《全唐诗》所录诗歌重出叠见，数量相当可观。
当代学者佟培基、胡可先、方健、房日晰、吴宗海等曾不同程度地指出、考辨过《全宋诗》、《全唐诗》的重出、误收问题，但都非专论。
其后，韩震军的《（全宋诗）误收同姓名唐人诗文举正》（一）、（二）、（三）（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2010年第2期）列举了《全宋诗》误收的同姓名的唐代诗人作品，是唯一一组论《全宋诗》误收《全唐诗》的专文。
除以上各位学者所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全宋诗》、《全唐诗》重出、误收、重见的诗歌有300余组，可粗略分为作者两收诗歌重录、《全唐诗》误收、《全宋诗》误收、诗歌重见不能考订时代等四种情况。
这些重出、误收、重见诗歌的考辨对《全宋诗》、《全唐诗》的研究整理及相关作者别集的编纂研究，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今胪列《全宋诗》误收唐诗如下，并缘例释证，甄别真伪，以求教于方家。
一、误收李世民诗宋高宗赵构《秋日》：“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
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
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
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娱心。
”（《全宋诗》册35卷1982页22216）又见李世民《秋日二首》其二：“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
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
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
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娱心。
”（《全唐诗》卷1）赵构作出《新编增广事联诗苑丛珠》卷1。
李世民作见《初学记》卷3、《文苑英华》卷158、《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记纂渊海》卷2、《御定渊鉴类函》卷15、《御制诗集》初集卷42、《瀛奎律髓》卷12、《全唐诗录》卷1。
此诗既见《初学记》，非赵构作无疑。
二、误收陈叔达诗陈与行《句》其二：“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
”（《全宋诗》册53卷2775页32845）陈叔达《咏菊》：“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
宋诗不及唐诗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谈艺录·诗分唐宋》）其实，这是一个两可的问题，就是说，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
对于关心社会、跟现实联系密切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必然烙上朝代的印记；而对于那些不太关心社会、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人而言，影响他们诗歌创作和风格的主要因素则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禀性。
纵观文学史，那些艺术造诣精深、影响深远的诗人，多数是关注社会、跟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
因此，我认为，诗分唐宋的传统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
时代影响诗人及其创作，有各种途径。
仅以唐宋而论，赵宋朝廷在政策上对士人相当优待：太祖赵匡胤在即位的第三年就秘密镌刻了一块誓言碑，告诫后来的继位者，要遵守三条立国方针，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人的生命有了安全保障；宋代的科举选士制度也向士人敞开大门，使他们有比唐代士子更为广阔通畅的进身之路；对已经步入仕途者所提供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唐代士人所望尘莫及的——仕途较为顺利、最后官拜二品尚书的白居易，在诗歌中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俸禄数额，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宋人洪迈对此不以为然，仍然说白居易“立身廉清，家无余积”（见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
但是，宋代有一点是无法跟唐代相比的：唐代几乎没有任何言禁，文艺创作完全处于自由发挥状态。
这就是洪迈所说的“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为此，洪迈列举了很多例子。
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明李东阳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
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1]但选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又为历代论诗家所喜用。
所以考察选本发展的历史，对于把握历代诗学思想的演进，关系甚大。
历代的宋诗选本，对于宋诗的态度，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站在尊唐的立场上，认为宋诗也有似唐诗者。
选者或在宋诗尚处弱势地位时，借唐诗之尸，以还宋诗之魂，如元方回之编《瀛奎律髓》；或当唐宋诗之争激烈之时，通过编选宋诗而行贬抑宋诗、巩固唐诗地位之实。
总之，在不同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双方都可利用的策略。
宋诗固然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此而选宋诗，则其真面目自然难以尽显。
二、认为宋诗既有对唐诗的继承，更有对唐诗的发展，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异，如清吴之振等所选之《宋诗钞》。
这在宋诗的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唯其如此，宋诗方有可能取得与唐诗分庭抗礼之资格。
三、在充分肯定宋诗价值的同时，以唐诗矫宋诗之失，并进而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整体的审美范畴，力图兼融唐宋，自立一家，如晚清之宋诗派。
如此，才算对宋诗的利弊与真精神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辩证的认识。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往往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一种思潮被击败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但从总体上看，宋诗的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最终得到了确立。
至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之论出，唐宋诗之争始随之暂时告一段落。
而对于宋诗的认识，即使当前仍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
本文拟通过对历代主要宋诗选本的发展的探讨，来看诗坛上聚讼纷纷达数百年之久的唐宋诗之争。
有的选本，所收非止宋诗，但因其对宋诗的流传，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故理应也列入讨论的范围。
对于诗学思想不甚显明或影响一般的选本，则相应地在叙述上从略。
宋人自编的宋诗总集，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言之已详，将其分为唱和诗总集、书商刻印的总集和按内容分类的总集三类。
其中唱和诗总集包括《翰林酬唱集》、《禁林宴会集》、《商於唱和集》、《二李唱和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同文馆唱和诗》、《南岳倡酬集》、《月泉吟社诗》等；书商刻印的总集包括《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等；按内容分类的总集包括《声画集》、《古今岁时杂咏》等。
[3]其实，除以上所列，尚可举出数种，如《九僧诗》、吕祖谦《宋文鉴》、曾慥《宋百家诗选》及《江西诗派》、《两宋名贤小集》等。
[4]另有传说为刘克庄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而首开唐宋诗之争的，可能要属南宋吕本中所编之《江西诗社宗派图》。
其图以黄庭坚为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
其序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扬抑反复，尽兼旧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裁或异，要皆所传者一。
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
自此以后，学诗者群趋于江西之一途，而南宋前期诗坛遂为其笼罩。
进而引发出张戒、严羽等人对“宋调”的反思与批判，拉开了数百年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元代编纂的宋诗总集，著名者有《谷音》和《瀛奎律髓》。
另有陈世隆编《宋诗拾遗》二十三卷，其国内唯一传世的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书前有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的题识，云：“厉樊榭撰《宋诗纪事》，亦未见是书，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
”可见其珍贵。
而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一本唐、宋五七言律诗总集，其选诗目的在于重振江西诗派之旗鼓，并与专工唐律之永嘉诗派争胜，故提出“一祖三宗”之说，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卷二十六）。
杜甫的诗歌，既是盛唐诗风的代表，又有下开宋调者，方回将江西诗派上拟盛唐，虽有偷梁换柱之嫌，但其看到了江西诗派与杜甫诗歌的某种联系，亦为卓识。
宋诗之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其与唐诗之“似”还是与唐诗之“异”上，宋诗到底能不能与唐诗分庭抗礼，什么才是宋诗的精华，这些问题成了之后明清诗坛数百年来聚讼纷纷的焦点。
在公安、竟陵出现之前，整个明代的诗坛可以说是笼罩在一种宗唐的诗风中的。
表现在选本上，明初高棅继元杨士弘《唐音》之后，成《唐诗品汇》一书，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而“盛唐”正宗之声价，遂以论定。
其后，前后七子又有“诗必盛唐”之说，李攀龙选历代诗而成《诗删》一书，唐后直接明代，宋、元诗竟一字不选。
故《四库》提要评之云：“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
……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
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
论其流弊，诚亦多端。
然巨制鸿篇，实不胜收，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明代的宋诗选本，传世的仅有数种。
最重要的是成书于隆庆元年（1567）、由顺阳李蓘（于田）编著的《宋艺圃集》二十二卷。
《四库》提要称其“殚十三年之功，汇采成编，网罗颇富，宋人之本无专集行世，与虽有专集而已佚者，往往赖此编以传。
”其序言开篇即云：“世恒言宋无诗，谈何易哉。
”李蓘将宋诗分为三个阶段，将建隆、乾德之间的诗风概括为“尚祖五季，五季固唐余也”，而称“光、宁以还，国步浸衰，文情随易，学士大夫递祖清逸，无称雄概”，他最推崇的是“天圣、明道而下”宋诗之“大变”：盖于时世际熙昌，人文迅发，人主之求日殷，聚奎之兆斯应。
故欧苏曾王之流，黄陈梅张之侣，皆以旷绝不世之才，厉卓荦俊拔之志。
博综故典，旁测幽微，海内顒顒，咸所倾仰。
启西江宗派之名，创绌唐进杜之说，竭思愦神，日历穷险。
当其兴情所寄，所征事有不必解；意趣所极，则古贤所不必法。
辟之旧家公子，厌张其先人堂构，至于甲第飞云，雕镂彩绘，远而望之，绚烂夺目，负其意气，遽大掩前人矣。
对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序言结尾云：“夫诗者，人之声也，乐之章也，发于情不溺于情，范于礼不著于礼者也。
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其遗议于后也奚怪哉。
故沧浪之讥评，紫阳之论说，皆所谓致喻于眉睫者也。
考其大都不俱可观哉？！”。
盖其书成于李攀龙《诗删》之后，当时诗坛受前后七子影响，尊唐而讳言宋诗，李蓘独拔时流，编成此书，殊为不易，故王士禛《香祖笔记》赞“其学识有过人者”[5]。
另有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总五百零六卷，其中宋诗一百零七卷。
《四库》提要评其：“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于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
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
”明潘是仁（讱痷）编《宋元诗》二百八卷，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
袁中道《宋元诗序》云：“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
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
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
”[6]大概就是指的这本书。
又此前王世贞之序慎蒙（子正）《宋诗选》云：“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
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指欧、梅、苏、黄）而已。
此语于格之外也。
……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
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
”[7]《宋诗选》今已不传，但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此书也是为宗唐派服务的。
另有王萱编选的《宋绝句选》。
由明入清的归庄曾选有《唐宋明诗》，但该书仅有稿本传世，其影响也很有限。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所存之宋诗选本仅此而已，宋诗在明朝之地位可想而知。
有清一代，宋诗重新受到了诗界的重视。
宋诗选本的出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康熙、乾嘉与晚清。
康熙年间，伴随着吴之振《宋诗钞》与王士禛《古诗选》的出现，宗唐祧宋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大都持折衷之论，固因唐诗在此时仍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而至大兴翁方纲之“肌理说”出，宋诗在诗坛之地位已牢固不可动摇。
晚清诗坛，主要是桐城派与宋诗派、同光体的天下，宋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诗选本的世界中，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康熙十年（1671）《宋诗钞》的刊印，是清初诗坛的一件大事。
其后之提倡宋诗者，很少能再越出其樊篱，可见此书在文学史上意义之深远。
吴之振《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真可谓对于宋诗之最高评价。
而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
……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今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祢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非类也。
……故臭腐神奇，从乎所化。
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
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在维护唐诗的同时，对于明季以来盛行之伪唐诗，扫荡不遗余力。
而从变化着眼，揄扬宋诗，确是道出了宋诗的真精神。
《序》中又谓：“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
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
’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
”则其自信能度越前人，已溢于言表。
然而尊唐派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康熙十七年（1678）延陵吴绮（园次）编选《宋金元诗永》，其《凡例》云：“是选人维两宋时逮金元，而其诗之品骨气味、规圆矩方，要不与李唐丰格致有天壤之别。
惟读者以读三唐诗手眼读宋金元诗，而仍不失宋金元诗，则可知选者之选宋金元诗，犹选三唐也。
”《四库》提要评其：“颇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与元人缛媚之失。
然一朝之诗，各有体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
……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
”王士禛《古诗选》五言古以汉魏六朝为主，于唐仅录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于宋以后一字未提；七言则略采宋金元诗。
以王之位尊名高，此书可作当时诗坛正统思想的代表，对以后翁方纲、姚鼐等人的选诗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潘问奇（雪帆）、祖应世（梦岩）合选的《宋诗啜醨集》四卷，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称“宗旨似在矫《宋诗钞》之流弊。
二人选此集，正以明宋诗不如唐诗，欲使人不震于吕、吴之巨编而目夺情移也。
观书名即征命意。
”该书虽于宋诗有一定程度之维护，如潘《序》云：“宋固犹夫唐也。
唐之人各有其性情，即不得谓宋之人尽无与于性情也。
唐之人之诗有系于兴观群怨，即不得谓宋之人之诗尽无与于兴观群怨也。
”但也有甚为严厉之批判，如祖《序》谓“今竟尚宋诗，行将揭八州而朝同列，后来更霸，争主夏盟，必有凌压之者。
”对于明七子的“瞎盛唐诗”，书中也攻击不遗余力。
总之，编选者采取一种两面开弓的策略，“一以狥黜宋之心，一以息袭唐之喙”（《凡例》），总体上仍是站在唐诗立场上对宋诗作出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