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自然保护区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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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遗产地旅游设施景观生态化建设实证研究—以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为例一、前言旅游设施不仅承担着满足旅游需求的服务功能,其本身也是景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设施视觉环境质量对游客的审美和感受有重要的影响。
杂乱无章的旅游设施景观影响游客审美体验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还会使人产生厌烦的情绪。
而与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旅游设施,在发挥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还能彰显甚至增强景区的地域特色,发挥补景添景的作用,乃至成为景区的目标吸引物。
当前,因大量不和谐旅游设施建设而造成的景观破坏及视觉污染问题,已成为自然遗产地旅游开发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有些自然遗产地已经出现了景区城市化现象,一些建筑毁景障景,导致自然和人文景观极不协调,破坏了景观的整体性,威胁到遗产资源的价值以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关于旅游设施生态化建设的研究主要涉及:旅游设施设计的原则与要点、旅游设施规划设计方法、旅游设施生态的规模与舒适度、旅游设施生态设计与地域环境和谐融洽的关系等方面。
同时,一些学者针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旅游设施,如住宿设施、购物设施、解说设施、食宿设施等的生态化设计与建设进行了专项研究。
尽管当前关于旅游设施的生态化建设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针对典型地区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本文以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为例,针对旅游设施建设引起的景观视觉污染问题,探讨旅游设施景观生态化建设的途径,以期为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及其它自然遗产地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二、旅游设施景观生态化建设的内涵旅游设施主要指景区内为满足游客的旅游活动而建造的人工设施。
旅游设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游憩设施等。
旅游设施的具体类别非常丰富,从影响景观视觉的角度看,笔者将重点研究旅游区内存在于特定地域空间,具有特定形态而又能为游客共同感知的旅游设施类型,并对其进行相应分类(表1)。
表1旅游设施类型旅游设施类型基本类型具体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道路、停车场、交通工具管线设施供排水、电力电线环卫设施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站、垃圾桶其它设施通讯塔、医院旅游服务设施建筑设施住宿、餐饮、商业、医疗、其它标牌系统解说牌、指示牌、宣传牌游憩设施休憩设施观景平台、休憩桌椅、景观小品游乐与体育设施场地及设备景观泛指自然和人工的地表景色,是客观存在于一定时间空间的事物、景物、景象的综合,即自然要素,人文要素、环境要素的综合体。
新时期加强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对策及建议摘要: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天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活动的主要载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的作用。
但是,在新阶段,保护区建设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如建设管理不够严格、保护不健全、生态损害现象突出等,亟需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来完善保护区建设。
本章在完善保护区立法和政策规范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区科研和技术支撑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时期;自然保护区;发展对策;建议引言:自然保护区是指为了维护天然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而设置的专用地带,是自然资源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方式。
生物保护区的建立与管理,对保护养分平衡、提高生物多样性、维护资源的可持续使用以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开发,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近年来,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高速增长,自然环境矛盾问题日益突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也受到了许多问题。
怎样做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使之合理地发挥自然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已是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加强自然保护区立法和政策支持自然保护区是国家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域,立法和政策的支持是其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立法体系尚未完备,法规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效果也存在不足。
因此,需要加强自然保护区立法和政策支持,确保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1.建立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体系要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立法的研究和制定,健全保护区的有关法律与措施,完善保护区的建立与管理工作,实现自然保护区保护运行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要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统一编制自然保护区立法计划,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自然保护区立法制度,如自然保护区管理法、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法规、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法规等,从而实现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合法性与科学化。
2.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政策支持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提供保障和支持。
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趋势是什么在当今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
首先,数字化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大数据、物联网、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为环境监测和管理提供了更强大的工具。
通过在环境中布置大量的传感器,能够实时收集空气质量、水质、土壤状况等各类数据。
这些数据被迅速传输到云端,经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精确地描绘出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例如,在应对森林火灾时,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能够及时发现火源,预测火势蔓延方向,从而更有效地调配资源进行扑救。
其次,绿色能源的发展势头迅猛。
传统的化石能源不仅储量有限,而且开采和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和破坏。
因此,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能源领域的新宠。
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不断降低,效率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企业开始安装太阳能板;风力发电场在海边和山区大规模建设,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水力发电也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变得更加高效和环保。
此外,生物能源、地热能等新兴能源的研究和应用也在逐步推进,未来有望成为能源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者,循环经济模式逐渐兴起。
过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模式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
如今,循环经济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再生,通过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加强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例如,一些企业不再单纯追求产品的销售数量,而是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可维修性,鼓励消费者以租赁或共享的方式使用产品,减少资源消耗。
在废弃物处理方面,不再是简单的填埋或焚烧,而是通过分类回收,将废弃物转化为新的原材料,重新投入生产过程。
另外,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度不断提高。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让环保信息能够迅速传播,激发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和热情。
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自然保护地是指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设立和管理的一系列地区。
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问题,并就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现状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在自然保护地划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划定和管理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通过地理调查、生态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来实现。
自然保护区覆盖面积逐渐扩大,并涉及到山地、湿地、海洋等多个生态系统。
目前,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已经达到了538个,覆盖了面积约为1.8亿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18%左右。
其次,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大量的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专家学者投入到自然保护地的研究中,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生境恢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例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长期的植物多样性调查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并推动了对中国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另外,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研究还包括了自然地理、环境监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等方面。
然而,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内容和深度有待提高。
目前,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研究主要关注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而在生态功能恢复、生境连通等方面的重要研究相对较少。
此外,还有不少地区的自然保护地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的层面上,缺乏深入的机理解释和定量分析。
其次,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的数据不够完善和共享。
由于地理条件、资金以及技术限制等多种原因,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监测和数据积累相对薄弱。
这导致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数据缺失,同时也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共享与应用。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监测数据的采集与整合,加强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以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此外,中国自然保护地研究还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和研究投入。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探究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在地球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包括不同物种、遗传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最重要的基本资源,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
但是,由于人类的种种行为,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着空前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非法捕猎、森林砍伐等等。
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借助各种资源,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但是多年来的开发和利用行为,已经让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据统计,全球物种正以每年0.1%的速度减少,近1/3的物种处于灭绝或濒危状态。
各国政府共同制定和执行了多种措施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东北亚鸟类国际协定》等也层出不穷。
具体来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设保护区。
一些珍稀物种居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特别是山区、湿地、森林等环境中。
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限制人类的开发利用,防止环境破坏,这些物种才可以保持其原有的生态环境和繁衍生息的空间。
2.制定配额准则。
一些珍稀海洋生物,如鲨鱼等,被大量猎杀和捕捞,从而濒临灭绝。
为了控制其过度捕捞,一些国家和国际环保组织规定了一些配额、数量限制、停渔期等。
3.禁止非法捕猎。
非法捕猎是全球生物资源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不仅仅是动物,一些植物也有猎杀市场,为此国际间一些组织和公约也严格禁止这种行为。
4.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
生物的栖息环境受到破坏,也会让很多物种濒临灭绝。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还需要加大环保力度,尽可能地恢复土地和水环境的自然状态,更好地保护各种野生动植物的生境。
5.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只有当社会各方力量齐心协力,才能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渠道,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这包括教育、立法、媒体宣传、一些架设的生态观察平台等等。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就失去了再生的机会。
长远来看,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维持人类生态环境,以人类的需求为导向,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自然保护区等是从根源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有效途径。
自然自然保护区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摘要:结合世界对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新理念、新观点及我国自然资源保护的发展趋势,根据实际情况,主要从以下三点展开探讨,分别是自然保护区的特点、自然保护区的理论基础及自然保护区发展方向三部分。
基于此,本文将对我国自然资源保护进行全面的阐述,促进中国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发展前景,对我国自然保护资源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自然资源;自然保护区;环境与发展引言: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现今社会的生活水平逐渐升高,人类仍然需要从自然界索取自然资源来维持生命系统。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要有科学的方式,现在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就地保护,在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保护区中加以保护。
另一种方式是易地保护,在自然界中这种方法更多用于抢救受到严重威胁或珍稀、濒危物种。
一、把自然保护区转换为有价值的财富中国是一个具有与众不同地质历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形与地貌类型。
我国西南地区呈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切割成的高山深谷,为地球创造出了许多地形奇观,成为了多数动植物种在第四冰纪来到时的避难所,为丰富的动植物种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条件,帮助许多的珍稀物种不因冰期的到来而被消灭。
自然界会因各种自然条件下的不同差异相互结合,形成错综复杂的生物地理区域,为多种多样的物种创造出舒适的生存环境。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批判“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观点时说:“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来源”。
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后,如果只把自然保护区当做保护对象封闭起来,这就使其失去了作为自然资源的属性。
只有人类将自然保护资源利用起来,将自然界中各种自然保护资源转变成为人类有价值的财富,这样才能体现出自然资源的意义。
因此,我们一定要改变之前传统的观念,既要做到对自然界中自然资源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又要重视起保护背后正确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
例如,在自然保护区中的缓冲带、过渡区(实验区)就可开展生态旅游,如今的祁连山肃南县生态保护由“治”到“美”,祁连山不仅美在山清水秀,更美在奇峰云雾。
我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研究1. 引言1.1 背景介绍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自然保护区承担着保护珍稀物种、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由于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资源竞争等问题,导致协调发展难度较大。
自然保护区为周边社区提供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和生态旅游等多种功能,同时周边社区也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一定需求。
如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满足周边社区的合理利益诉求,实现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良性互动与共生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深入研究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之间存在的问题,探讨合作模式和推动因素,提出实施策略和建议,以案例分析为依据,旨在促进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和谐发展,推动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我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合作模式、推动因素和实施策略,为实现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共同发展提出建议。
通过深入研究,旨在探索如何构建保护区与社区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实现生态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我国保护区和周边社区的共赢发展。
通过本研究,旨在为政府部门、相关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参考和借鉴,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深入实践和落地推进。
【200字】1.3 意义和价值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协调发展可以有效保护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区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资源储备地,其保护管理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周边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也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重要环节,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周边社区居民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素养。
国外生态旅游的发展趋势及国内发展现状和问题(一)生态旅游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趁势(1)生态旅游兴起阶段(1 9 6 0年一19 8 0年)在2 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各国因经济快速发展.观光旅游人口大增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对造访原始自然生态环境、体验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态旅游的快速成长。
这正是旅游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大众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一时期生态旅游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生态旅游活动基本处于传统大众旅游向生态旅游转变的调整时期,期间既有生态旅游发展较好的国家,也有在发展过程中走弯路的国家,这些国家生态旅游的发展为后期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生态旅游在世界部分地区和国家展开,还未形成规模;各国对生态旅游这个新兴的旅游形式还不够了解,人们对生态旅游也存在误解,把生态旅游等同于自然旅游。
此时热门的生态旅游产品有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游、海底观赏;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滨海旅游、观鸟旅游等;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之旅、土著文化旅游等。
(2)生态旅游蓬勃发展阶段(1 9 80年,2 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环保的旅游方式,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
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也都根据各自生态环境特点,开发生态旅游产品。
这一时期生态旅游的总体特征是:政府开始注重生态旅游发展,各国成立了生态旅游相关组织.旨在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开始注重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效应; 生态旅游地域范围越来越广,生态旅游活动规模越来越大,生态旅游产品类型越来越丰富;生态旅游对规模的限制和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旅游热”产生矛盾;在生态旅游发达的国家已经出现官方和非官方的组织,目的是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建立生态旅游基金, 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生态旅游发展较快的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生态旅游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努力改善生态旅游发展和社区发展的关系,为社区发展谋福利。
国外自然保护区研究的新发展
国外自然保护区研究的新发展
【摘要】在理论的意义上讲,治理理论引入到我国的时间已经不算短。
但是这一理论是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与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完全适应。
要尽可能多的吸取这一理论的精华,用于指导我国的实践,就要不断的应用该理论来分析实际中的问题。
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不断的完善理论本身,促进理论的本土化。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国外研究
近代自然保护运动大约兴起于19世纪初,美国国会于1872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
我国于上世纪50年代也开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步伐。
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发展速度都很慢。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向人们揭示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产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1972年,丹尼斯·麦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预言增长即将达到极限。
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
同年,巴巴拉和雷内的《只有一个地球》的问世。
再次强调了人类生存与环境的重要关联。
Paul和Merlin研究了自然保护区与地方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之类问题。
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保护和地方社会经济可以共同发展,但是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对立的关系。
具体地说,在地方社会福利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时,很好地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是可能的。
但是,这两者进一步向更高水平发展时,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取舍。
也就是说,在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与保护区的生态保护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在各种公共物品的理论研究中,一种属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研究途径正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方法。
传统的保护区建设、管理管理遭遇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投资不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手中有限公共资源不会优先投入到环境建设中;其次,
自然保护区作为一种长期的环境工程项目,其绩效标准难以确定,无法准确衡量;第三,自然保护区为地区带来的附带成本(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以及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外部经济均无法控制,使得保护区管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附带成本引发当地社区的不满,而外部经济带来搭便车问题)。
另外,市场途径也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自然保护区提供的是纯公共物品,市场主体缺少提供这一产品的动机。
第二,如果政府通过合同承包的方式雇佣私人企业提供的话,会产生大量的监管成本。
并且,绩效衡量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最后,缺乏法律权威的私营单位在处理当地社区关系时将更加困难。
显然以上两种途径都无法解决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的问题。
第三条道路主张一种多方参与的多元网络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个人、国际组织都将是治理的主体,但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政府处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负责维护规则与秩序,但并不干涉其他组织的活动。
这种治理形式的好处在于:民间组织与个人比政府机构掌握更多公民偏好的信息和地方的时空信息;市场主体在恰当的规则环境下更具活力和效率;而政府部门拥有前者不具备法律权威和专业技术资源;每一类行为主体都拥有于独特的优势与资源,在适当的网络结构中,系统的整体效益将超过个体效益的总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就是是之一研究途径的代表。
她提出,人们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为“自组织”的形式(self-governance)来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无需过多的政府干预,也避免了资源的过度开采。
这种自组织没有官僚制那样标准化的机构设置,更强调的是自组织与当地的传统、习俗、宗教等相适应。
她在《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激励是规则的结果,这些规则用于奖励和约束各种活动的收益与成本”。
可见,在一定的规则体系,保护区的居民们可以自己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决定做一名保护区的积极管理者,或者蓄意的破坏者。
这一规则体系就是保护区制度激励的重要来源之一。
可以说当今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
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了保护区周边居民利益对于保护区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公民参与对于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的积极影响成为一种共识;第三,将经济、
环境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发展目标相结合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进行分析。
最后,公共池塘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被引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当中。
可以看出,自然保护区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建设问题,其涉及的地区发展、公民权益等问题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因此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正成为自然保护区研究的一个热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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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1.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基金编号:人文2012036);2.政策网络视阈下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政策工具研究(课题编号:GDZT2010007)。
作者简介:刘宸(1985—),湖北大悟人,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政府与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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