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悲剧(精品文档)_共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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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人类对于生命的追求了。
尽管在有限的时空里,生命注定是要消逝的,但我们平凡而高贵的生命却因我们炽热的渴望和追求而不朽!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悲剧又是什么?生命怎样才能超越其局限而不朽?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为何?现代人又将怎样恢复生活的活力?——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他一生共创作过五十余部作品,曾四次获得美国普利策戏剧奖,由于他那“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剧作所具有的魅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在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奥尼尔是一个多产而经历丰富的人。
他出生在纽约一个经济上很成功的演员家庭。
他自幼随父亲旅行演出而周游美国各大城市。
1907年他读大学时,因恶作剧被勒令退学。
后从事多种职业:先后在洪都拉斯淘过金;阿根廷和南非干过杂活;在英国和美国的邮船上当过水手;在康涅狄格州当过记者;曾沦为乞丐,患过霍乱、肺病。
他对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东方神秘主义均有兴趣,也曾试图自杀。
1912年他在患病治疗期间决定从事戏剧创作,后到哈佛大学的戏剧学习班学习。
1916年参加非商业性的普洛文思顿剧社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从此,奥尼尔开始了他的戏剧写作生涯。
1913年至1914年,奥尼尔初涉戏剧创作,逸兴湍飞,一气写了9部戏,但都是涂鸦之作,唯有《东航加迪夫》一剧尚可。
为了提高编剧技艺,他投在哈佛大学贝克教授门下学习,但半途而废,仍回去写他的剧本。
在1917年里,又写了《鲸油》、《在交战区》、《远航归来》和《加勒比之月》等几个独幕剧。
但是真正奠定他剧作家地位的是他1918年写的《天边外》,此剧得以在百老汇上演并得了普利策奖,奥尼尔名声大振,并且进入了在艺术上持续发展的历程。
在这以后他的优秀作品还有:《安娜·克里斯蒂》(1920)、《琼斯皇》(1920)、《毛猿》(1921)、《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1923)、《榆树下的欲望》(1924)、《马可百万》(1928)、《拉撒路笑了》(1928)、《大神布朗》(1925)、《奇异的插曲》(1927)、《发电机》(1929)、《哀悼》(1932)、《送冰的人来了》(1939)、《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1941)等。
西方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发展至今已由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了。
伴随着悲剧辉煌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莱辛、席勒、黑格尔等许多著名的悲剧理论家。
他们的悲剧理论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不断成熟和完善。
一西方悲剧应从希腊悲剧说起。
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祀,题材大都取自神话,“但悲剧诗人往往给神话以新的解释,借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自己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
⑴古希腊最有名的悲剧诗人有三位: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
他们分别代表了雅典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成长时期、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
在埃斯库罗斯之前,戏剧只有一位演员,戏剧有独白和旁白组成。
埃斯库罗斯将演员发展为两人,可以用对话方式表演。
此后,对话成了戏剧的主体部分。
希腊悲剧的主题常涉及命运,“诗人们往往以命运来解释他们无法理解和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⑵“在他们看来,人们的命运是生前注定的,无法加以改变;但是他们也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并在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命运的冲突中建立悲剧主题,教导人们怎样积极的从事生活和斗争。
”⑶古希腊的悲剧理论也有着丰富的遗产。
古希腊战乱频繁,客观上推动了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促进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
宗教观念、哲学思想对于当时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当时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也影响着文艺理论的创作。
柏拉图之前的评论家哥奇亚斯在《海伦颂》中称诗能使人心中产生:“一种颤栗的畏惧,一种带泪的怜悯,一种同情的渴望。
”这一理论被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为“怜悯与畏惧说”。
哥奇亚斯认为:“悲剧通过神话传说和情感描写使观众坠入迷魂阵中,所以能迷人的悲剧比不能迷人的画更高明,而被迷的观众比不被迷的更聪明。
”这是从心理方面研究悲剧的感染力。
另一位评论家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中虚构了希腊的悲剧家在冥间的一场争论,涉及到了文艺的贵族倾向和民主倾向问题。
阿里斯托芬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推崇对英雄人物的描写而反对文艺的平民倾向。
美国的悲剧(节选)作者:西奥多·德莱塞来源:《阅读(书香天地)》2022年第08期暝色四合的一个夏日夜晚。
十万居民的美国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崇楼高墙,森然耸起——像这样的崇楼高墙,说不定到将来仅仅足资谈助罢了。
这时相当冷清的大街上,正有六个人。
一个是五十上下、身材矮胖的男子,浓密的头发从他那顶圆形黑呢帽底下旁逸出来。
此人长得其貌不扬,随身带着一台沿街传教与卖唱的人常用的手提小风琴。
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女人,约莫比他小五岁,个子比他高,体形不如他粗壮,但身子骨结实,精力挺充沛。
她的脸容和服饰都很平常,可也不算太丑。
她一手搀了一個七岁的男孩,一手拿着一本《圣经》和好几本赞美诗。
跟这三人在一起,但各自走在后边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和另一个九岁的女孩——他们个个很听话,但是一点儿都不带劲,只不过尾随着罢了。
天气很热,但是弥散着一丝儿恬适的倦意。
他们正走在跟另一条峡谷似的街道相交成直角的那条大街上,那儿行人如织,车辆似梭,还有各路电车丁丁当当地响着铃,在摩肩接踵的行人和车辆的急流中向前驰去。
不过,这小拨人对此仿佛毫不在意,一心只想从身边擦过的那些争先恐后的车辆和行人中间挨挤过去。
他们走到了同下一条大街交叉的路口——其实只是两排高大建筑物中间的一条过道——这时已是阒然无人了。
那个男人一放下风琴,女人马上把它打开,支起乐谱架,摆上了一本薄薄的大开本赞美诗。
随后,她们把那本《圣经》递给那个男人,往后一挪,同他站成一排。
十二岁的男孩就把一只小小的轻便折凳放在风琴跟前。
那个男人——正是孩子们的父亲——睁大眼睛,似乎满怀信心地往四下里扫了一眼,也不管有没有听众,就开腔说:“我们先唱一首赞美诗。
凡是愿意颂扬上帝的,就不妨跟我们一块唱。
赫思德,劳驾你来弹琴,好吗?”年龄最大的女孩,身材相当苗条,但是尚未完全发育,她一直尽量装出漠不关心、泰然自若的样子来。
不过一听到这话,她就坐到了轻便折凳上,一面在翻赞美诗,一面弹起琴来。
中西方悲剧比较对于“悲剧”一词,我最初对它的理解是一些不幸的、痛苦的事情。
然而在美学课上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发现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如我理解的那样。
我知道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并不等同于“悲惨的事件”。
下面先来说一下美学意义上悲剧的一些特征。
首先,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正面人物。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
”这就规定了悲剧主人公善的品格。
这里所说的“正面人物”,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既包括英雄人物,又包括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小人物(《祝福》中的祥林嫂),但是他们共同一致的品格是进步、纯洁、善良。
正面人物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
有的悲剧主人公不但以美的魅力去吸引观众的注意,而且以善的品质去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
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以死殉情,用人文主义克服家族封建意识;还有的悲剧主人公内心深处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步与落后的激烈斗争,斗争的结局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制服了假,善克服了恶,美战胜了丑,然而却在这一倾刻遇到失败或毁灭。
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奥赛罗、《李尔王》中的李尔等。
之所以悲剧主人公要是正面人物,这主要原因是为了唤起人的同情感,产生悲剧效果。
第二个恃征,在悲剧冲突的展开中,用美的毁灭来否定丑的存在。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善与恶、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新生力量在强大的邪恶势力之下暂时毁灭了,失败了,造成了悲剧,但是,悲剧可以摧毁一个崇高伟大的人,却不能摧毁一个人的崇高伟大,美的被毁灭只是具体形式,其精神却完全战胜了丑和邪恶势力。
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造福,而被判永久锁在悬崖绝壁上被凶鹫啄食肝脏,岂不悲壮!然而他的精神之壮美却永远存留天地之间,并彻底战胜了宙斯的凶残。
第三,从悲剧效果来看,怜悯、恐惧、陶冶、净化、提升——这是欣赏悲剧逐步展开的心态感受。
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必然首先要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进一步在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即情感上的熏陶、感染与升华)。
浅析西方现代悲剧悲剧在西方经历了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古典主义悲剧、市民悲剧等阶段的发展演变,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19世纪以前,悲剧总是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这些作品“演出人类的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败。
”无论悲剧主人公们如何弹思竭虑、拼死相搏,但最终仍免不了走向毁灭和失败。
但另一方面,悲剧的毁灭和失败却并不只让人悲伤、哀痛、同情、怜悯,同时它还使人在悲哀的情绪中又感受到亢奋、激动、振兴,用康德的话讲,即是“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
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使人在悲剧的感受中又完成了对悲剧的超越。
因而,尽管悲剧主人公的受难和毁灭对我们来说是反目的的表现,但超越却会激起我们内心中一种合目的性的感觉,即对悲剧主人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敬仰,赞叹和仿效,从而从悲哀中获得解放和升腾。
19世纪以前,悲剧不仅是苦难的描写,更重要的还是对苦难的反抗。
悲剧主人公所具现的超前理想和英雄气概,使他们闪烁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于是,如朱光潜所说,“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
在悲剧观察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
正因为这样,许多批评家都认为,悲剧必须是崇高的一种形式,虽然崇高感并非一定是悲剧感,但悲剧感却必然是崇高感。
古典悲剧精神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传统的崇高的悲剧观念却面临着现代文学的严重挑战。
人类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样悲剧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古希腊,人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在文艺复兴以后,人又从宗教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两个时期,都是人类空前大解放的时期,也是悲剧繁荣的黄金时期。
在这时所产生的悲剧中,人被表现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他秉赋着理性的高贵,吐纳着智慧的光芒,充分表达了人类渴求自由的美好愿望,也展示了在使自然向人生成的艰难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和生命力。
浅析西方现代悲剧悲剧在西方经历了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古典主义悲剧、市民悲剧等阶段的发展演变,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19世纪以前,悲剧总是和崇高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这些作品“演出人类的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败。
”无论悲剧主人公们如何弹思竭虑、拼死相搏,但最终仍免不了走向毁灭和失败。
但另一方面,悲剧的毁灭和失败却并不只让人悲伤、哀痛、同情、怜悯,同时它还使人在悲哀的情绪中又感受到亢奋、激动、振兴,用康德的话讲,即是“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
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使人在悲剧的感受中又完成了对悲剧的超越。
因而,尽管悲剧主人公的受难和毁灭对我们来说是反目的的表现,但超越却会激起我们内心中一种合目的性的感觉,即对悲剧主人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敬仰,赞叹和仿效,从而从悲哀中获得解放和升腾。
19世纪以前,悲剧不仅是苦难的描写,更重要的还是对苦难的反抗。
悲剧主人公所具现的超前理想和英雄气概,使他们闪烁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辉,于是,如朱光潜所说,“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
在悲剧观察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
正因为这样,许多批评家都认为,悲剧必须是崇高的一种形式,虽然崇高感并非一定是悲剧感,但悲剧感却必然是崇高感。
古典悲剧精神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崇高的精神。
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传统的崇高的悲剧观念却面临着现代文学的严重挑战。
人类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同样悲剧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古希腊,人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在文艺复兴以后,人又从宗教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两个时期,都是人类空前大解放的时期,也是悲剧繁荣的黄金时期。
在这时所产生的悲剧中,人被表现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他秉赋着理性的高贵,吐纳着智慧的光芒,充分表达了人类渴求自由的美好愿望,也展示了在使自然向人生成的艰难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和生命力。
然:而,从19世纪以后,由于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信仰危机,以及政治制度日趋僵化、贫富分化急剧拉开、社会弊病更加严重,沉重打击了西方人以理性崇拜为核心的人类自恋心理。
结果,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那样,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现在已经再也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了,再也没有有效准的人生理想了,再也没有那种虽在彼此敌对中,虽在生死决斗中仍然使大家相互之间有敌汽同仇的东西了。
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三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之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
”——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
这似乎是西方现实的真实写照。
从19世纪以来,在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中,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中,以及在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学派中,乃至在整个现代西方文明中,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宠信,被孤零零、赤条条地抛弃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谁也不相信人类真是世界的中心,谁也不相信人能凭其自由意志去开拓、创造,成就他所希冀的一切。
与此正相反,人类不过“好比是永远躺在伊克希翁的风火轮上,好比永远是以姐娜伊德的穿底桶在汲水,好比是水深齐肩而永远喝不到一滴的坦达努斯”。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人在努力改变自己改善一切,却掉进了自我发展而又子想毁灭的悖论里。
科技、战争、政治、娱乐,人类的进步到底是发展着自己还是毁灭者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沉默无语,但在现代文化中我们却看到,欢天喜地奔向天堂的人类却陡然掉进了地狱,失去了他的家园、故里,成为孤苦无告、流离失所的弃儿。
这样,就形成了以人类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为内核的现代悲剧意识。
如果说传统悲剧意识是以人类的自信为基础的话,那么现代悲剧意识则是以人类的自卑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种现代悲剧意识孕育下,整个现代文学便成了一种广义的悲剧文学,即泛悲剧的文学,这一切在现代作家们看来,正如奥尼尔所言:“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成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
”因而,在现代文学中,正是悲痛、悲伤、悲凉、悲哀、悲枪,构成其基本的格调,即使它所刻意追求的所谓“幽默”,也不过是黑色幽默、冷幽默,也不过是些令人禁不住想放声大哭的苦笑、汕笑、冷笑、假笑、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而已。
法国著名荒诞剧作家尤涅斯库便明确说:“人若不是悲剧性的,他必是可笑而又痛苦的,实际上只是‘喜剧性的’,而通过暴露他的荒诞,就可以创作出某种悲剧。
事实上,我想,人要么是不幸的(抽象的不幸),要么就是愚蠢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文学的主体就是悲剧文学,即使所谓喜剧,也只是喜剧化了的悲剧。
当然,现代悲剧表现出与传统悲剧决然不同的特征。
如果说,古希腊悲剧是所谓命运悲剧,莎士比亚悲剧是性格悲剧,易卜生等人的悲剧是社会悲剧的话,那么泛悲剧的现代文学所表现的则是一种本体异化的悲剧。
现代文学所展示的悲剧世界.本质上乃是一个异化的世界。
正如法国当代批评家多门纳施所指出的那样,“异化几乎把全部现代文学吞没了”。
这种异化的三个基本表现是:人与社会的分裂,个体与类的隔膜,本质与现象的绝缘,所谓现代悲剧感,也即是由这种分裂、隔膜、绝缘所造成的物化感、疏远感和荒谬感。
在过去几百年中,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充满信心,人们满怀热情地创造了一个高度技术化、高度集中化、高度制度化的社会。
然而这个现代社会却非但未能使人们如愿以偿,相反,由于它高强度的规律化、整一化和机械化,却剥夺了人的一切个性、自由、首创精神,抑制了人们的热情、幻想,人成了海德格尔所谓无个性的“人们”成了马尔库斯所谓的“单维人”(单向度的人),人被社会当作“物”来支配、来奴役、来驱使。
人也把自己当作“物”来使用、来活动、来要求,人遵循着物的尺度,表面上似乎是物为人役,实质上却是人为物役。
整个人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物化了的世界。
甚至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都在以一种报复性的展示成为人类自身的威胁。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像人一样,仿佛要在沉默中爆发。
这是我们所追求所向往的本来模样吗?所以,在卡夫卡,在表现主义、荒诞派的作品中,人沉沦了,失去了他在世界中的位置,甚至变成了非人的甲虫、犀牛。
虽然他们在痛苦地追问,究竟我是谁,我在哪里,但物化的世界却用死一样的沉默回答着他们。
在现代由于对人的潜意识人的本能的发现,彻底动摇了人们心目中美好的自然人性的信念。
与此同时,人们由于失去了对上帝的虔诚和信仰,也就失去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的精神纽带,所以在现代文学中,每一个体与人类整体都是疏远的。
而这种疏远,并非一种时间或空间的疏远,而是一种超时空的灵魂的疏远。
既便一个人身处闹市,既便他置身爱人的怀抱,既便他接受着亲人的抚爱,这种疏远的情绪依旧会从他心灵深处油然而起。
所以在现代文学中,你听得见这样的叹息,“在自己的家里,我比陌生的人还陌生。
”的确,这此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始终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同情、理解和爱,既使是多年生活在一起的老大老妻,到头来也会发现两人依旧是同床异梦、形同路人。
在人与人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堵无形的高墙,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更要命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也许在自觉不自觉中都被当作了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使自己利用的工具”。
正象萨特在《间隔》(又译《禁闭》)中借加尔森之口所说的那样,“你们的印象中,地狱里该有硫黄,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别人!”在现代人眼里,整个世界早已与先辈们所处的那个世界不一样了。
它完全缺少理性秩序和因果联系而是悖逆的非线型的荒谬的。
整个世界都象是发了疯、乱了套,不可理喻,不可琢磨,一切都是棍浊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
所以在卡夫卡的《城堡》,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阿尔比的《美国之梦》等许多现代派作品中,你都会深切地体验到一种本质与现象脱节的荒谬感:他明明匆匆向东,可结果又偏偏来到西边;目的地明明就在眼前,可他无论怎样挣扎就是不能向它挪近半步;明明他正欣喜若狂、踌躇自得,可一转眼这一切又都成了一个虚幻的梦,有时他挤在一列奔驰着的列车上,会突然呆望着满车厢嘈杂的陌生人而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又将奔向何处;有时他正挥汗如雨地忙碌着,可们心自问却惘然不知自己正干着什么和为什么干;有时他在昏天黑地中翘首盼望,可最终竟不知道自己等待谁和等待什么。
现代悲剧所要表达的已不再是希望而是危机。
悲剧感变成一种危机感,悲剧意识成为了一种危机意识。
正由于此,现代泛悲剧文学已经失去了传统悲剧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光彩,崇高风格也已荡然无存,更准确地说,是它们强化了悲剧的苦难而弱化了悲剧的反抗。
身处陌路,无从反抗,从而陷入自我发展又自我沦陷的人生悖论。
在传统悲剧中,虽然悲剧主人公与命运之间、与社会之间、与他人之间的对立,在悲剧境况中是不可避免和无法缓解的,它必然以悲剧主人公最后在艰苦搏斗中走向受难和毁灭而告结束。
(如古希腊悲剧)但这种受难和毁灭,从整体上看,却又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它不仅只发生在少数悲剧英雄身上,而且个体的受难和毁灭在这里只是通向整体幸福的中介,是导向永恒正义最后胜利的必要代价,从悲剧英雄的被否定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人类尊严的补偿,普遍的、永恒的事物对转瞬即逝的、局部的事物的胜利,以及对之进行观察后会把我们的灵飞甲向上提升,使我们的心灵因为感到某种崇高的欢乐而搏跳不已的这样一种丰功伟绩”(别林斯基语,《别林斯基选集》)。
但在现代泛悲剧文学中,却没有这种悲剧的超越、提升,它所表达的只是一种恐怖、厌烦、恶心、颤栗,整个格调是沉重的、抑郁的、甚至绝望的。
在这里,受难者并非只是几位英雄伟人,而是全体人类。
悲剧主人公从英雄人物,走向小人物的毁灭,最后直指整个人类的危机。
受难在这里并非是人们为进入天堂所进行的救赎,而变成了一种根本不可能赎还的原罪。
人类生来便是受苦,他来自苦难,又去往苦难,正如叔本华语:“他的怀胎是罪恶,诞生是刑罚,生活是劳苦,死亡是必然”(《论人性》)。
没有拯救、没有超升、没有引渡,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剧舞台,而人类就是在上面活动的悲剧主角。
人越是努力想摆脱这种悲剧命运,他反而会越深地陷进悲剧的泥淖中,而且人类自己还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挖掘陷井和坟墓。
不是这样么?联想当今现实,虽然科技发达了,虽然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进步了,可是,敢问,你是否因此而过的更加幸福了?难道宁静安、逸云淡风轻没在离你远去,而喧嚣浮躁、尔虞我诈却对你咄咄相逼?文学家总是能用敏锐的观察力洞悉社会的未来:“人生就是悲剧!”只要稍微接触过现代悲剧作品甚至只是现代文学作品,就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情境,很多作品中所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悲剧的情调、悲剧的结果,而悲剧原因、悲剧情节一般都很少展示,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悲剧压根就没有具体的、清晰的原因,如果说有原因的话,那这种原因也是神秘的、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