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1949—1956年间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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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几个问题作者:韩天维来源:《法制博览》2018年第02期摘要:从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80年历史之久。
这80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历史命题和历史任务。
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入到指导思想和理论,也深入到国家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诸多框架和调整规则当中。
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研究发展到今天也呈现了一些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8)05-0234-02作者简介:韩天维(1990-),男,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并且后者构成了前者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也同样深入到国家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的诸多框架和调整规则当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法化”基础,只有建设足够坚定、扎实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才能为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大的前进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及其内涵的阐释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深刻意义才能保证问题的发现和解答。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各阶段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早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考辨与现实传导论文摘要: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不仅依赖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融入中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
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但是,文化与传统的结合仍然是"-3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
只有将文化与传统融为一体,主导意识形态才能在文化的深层次上发挥指导作用。
高校是思想教育的阵地,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导向,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引言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由于意识形态一词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下过很多定义。
英国着名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对目前西方理论学术着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有十多种,诸如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意义、符号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是显现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特征的一套理念体系,意识形态是权力与话语的结合,等等。
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存在并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是一个严格的表象体系,规约甚至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
着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研究。
在诺斯看来,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
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层面上,意识形态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它促使了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的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
当代学者莱蒙德·格斯fRaymondGuess)在他的《批判理论的理念》(eIdealofaCriticalTheory)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是“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inthedescriptionsense)即在分析某一社会总体结构时,只限于指出意识形态是这一总体结构的一部分,不引人某种价值批评或赞扬这种意识形态,即只作客观描述,不作带有主观意象的评论;二是“贬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inthemorafivesense),也称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只能曲解社会存在掩盖社会存在的本质,凡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意识形态的人,必然对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三是“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inthepositivesense),即不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对它的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的态度,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
作者: 苏咏喜
作者机构: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出版物刊名: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页码: 14-19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4期
主题词: 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摘要:1949—1956年,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作为党的执政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会自动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
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破除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设施、规范和准则,通过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同时,建立新意识形态设施、网络和制度规范,并通过大规模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构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此得以确立和强化,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并轨,这些都为我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史学习教育南方论刊·2021年第12期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回顾中国共产党自建党百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初步探索阶段(1921-1949年),确立整合阶段(1949-1978年),改革调整阶段(1978-2012年),新时代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每一个阶段都依据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对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和要求。
(一)初步探索阶段(1921-1949年)中共一大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石。
在之后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注重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认识到发挥意识形态的革命能动作用。
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过指导进步青年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通过在学校里开设课程来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通过开拓宣传途径,例如出版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1]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脱离经济基础是无法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的,必须重视人民的利益诉求。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2]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工作是思想舆论方面的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期间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逐步完成了理论形态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初步探索。
(二)确立整合阶段(1949-1978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部的敌对势力依旧虎视眈眈,意识形态领域成为资本主义渗透的首要目标,思想领域如果出现混乱可能会危害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
这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工作重心在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稳定民心、军心,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旧中国遗留的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仍然根深蒂固地驻扎在思想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仍然面临着种种挑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建构( 1949~1956)王子蕲 [摘要]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先夺取政权再进行国家建设,制度变革在前,意识形态建构在后。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政党接受和国家接受两个过程。
建国初期意识形态的建构,完成了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并轨。
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构面临着历史和现实的难题,任务复杂而艰巨。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有效的路径,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历史启迪我们: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充分显示执政业绩,在国家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初期建构K271A1003 -708(2011 )05 -0011 -05@@[1]《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9页。
@@[2][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12@@[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1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5~226页。
@@[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中共竞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第149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7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以1949-1956年《人民日报》关于回族的报道为中心摘要: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的国家认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部分。
回族群体人数众多且分布广泛多层,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历程具有代表性,而《人民日报》这一发行量极大的党的机关报是考察乃至建构回族群体国家认同的重要文献。
通过文本研究,发现国家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时间、空间、制度的维度建立起了包括阶级认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在内的新的国家认同。
探索这一新的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对于当下中国国家认同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国家认同;人民日报1840年以来国人的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其历史侧重点仍有不同,[1]1949年即是一大重要历史分野。
因为“1949年之后,中国人是在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基础上重新建构新的国家认同。
”[2]考诸史实,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角度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国家认同的价值理念与政策施行与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3]而1949年至1956年即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国家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期,是国家经历剧烈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变革时期,在此期间国家认同建构的话语表达与实践路径奠定了接下来数十年的国家认同建构基础。
因此,研究这一时期“新的国家认同”显然有着重要的学理与现实意义。
[4]《人民日报》这一发行量极大、内容丰富的党的机关报有表达官方话语、呈现社会热点,实现有效多方互动的重要作用,是观察乃至参与建构新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而回族群体的分布无论是从自然地理还是社会背景看均较为丰富、多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人民日报》也予以较大篇幅的报道。
因而以此为中心是我们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文本。
[5]无论中外学者的概念界定有何差异,整体而言,国家认同内涵当主要指涉文化性认同与制度性认同两个方面。
Restructuring Mainstream Ideolog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arxism in 1949-1956 Year:Based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nalysis of
Ideology
作者: 朱庆跃[1]
作者机构: [1]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上海200235
出版物刊名: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页码: 80-85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期
主题词: 1949—195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社会化;主流意识形态
摘要:1949—1956年,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由主导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党着力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观念化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制度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意识形态等层面进行了新构建。
具体来说,就是创新和调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与范畴,构建了新的观念化意识形态;确立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性权威与由其为指导的基本研究范式,构建了新的科学化意识形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引领、推动新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构建了新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规导民众社会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新的社会化意识形态。
这四个层面的新构建,从总体上达到了消解旧主流意识形态和塑造新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除旧布新"的目的。
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学术评论·!"#$%&'()*+,-./01———历史因果、思想逻辑及必然性问题李 晔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及共产主义思想就传到中国,但在1915年前,这些思想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思潮出现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
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共产党崛起联系起来,形成二者之间关系的各种意象的原因。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以后的中国迅速传播这一历史事实,既可以说是前期新文化运动及中国近代以来寻求现代化的延续和结果,又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或转折点,因而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联。
本文再次提出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这个论题,是因为它并不是显而易见、没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具有不同的阐释和意象。
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各自的关系并不是一回事。
本文试图厘清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之间的历史因果关联,把握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思想史脉络,这些问题“至少部分地决定今天我们是谁、我们思考什么、我们做些什么”①。
一、五四运动:历史事件及其不同意象五四运动距今已过一个世纪,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成了一个难以把握和讨论的话题,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名词有了比其最初的内涵更广的意义,每个时代的人们为“五四”创造了不同的意象,张灏称之为“五四”的寓言化。
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在不同的“五四”意象中,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共之间就具有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解释。
简单地说,“五四”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五四,主要是指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指从1919年5月4日开始,在中国城市里所展开的一连串爱国主义示威运动。
广义的五四……是指1919年前后几年,由中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五四是由几个思想内容不尽相同的运动所组成。
简述马克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1.资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简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在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为什么说《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两个转变的基本完成在这两篇文章里,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的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宗教和政治解放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他揭示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并批判了鮑威尔等人抽象的谈论人的解放的错误。
2.马克思指出,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这种颠倒的现实世界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宗教起着维护剥削制度的作用,只有先消灭了人间的压迫,才能消灭宗教的压迫。
马克思对宗教的上述观点表明他已开始建立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他用社会的客观现实说明宗教的作用及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表明他接受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同时表明他已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3.马克思明确的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他指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在批判宗教时抽象的谈人的解放,认为人的解放就是通过国家改革来实现政治解放。
实际上,他们讲的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并不谋求消灭私有制,因而也不可能消灭宗教。
可见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的真正解放,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真正消灭宗教及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因而才能够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在实现政治解放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上,鲍威尔等人认为通过哲学的批判就能实现对国家的革命改造,就能实现政治解放。
马克思指出这种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做法,只是脱离社会实际的唯心主义幻想。
武器的批判并不能代替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实践,进行武器的批判的社会力量也不是鲍威尔之类的所谓批判者,而是被他们所蔑视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对现存的私有制社会,只有将批判的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其彻底的改造。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No.120202020年第1期【收稿日期】2020-01-15【基金项目】2018年青海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新时代青海藏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性研究”(批准号:18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可煜(1990~),男,汉族,安徽阜阳人,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及其启示王可煜(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西宁810001)意识形态研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并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历程,党的历届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把好意识形态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形势会更复杂、任务会更艰巨。
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主导权和领导权,我们必须守正创新,认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为今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一、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党在意识形态等领域采取了很多变革。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创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一)从国家根本制度上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原则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018年第4期14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总第100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No.4,2018General No.100·马克思主义研究·DOl :10.3969/j.issn.1671-7155.2018.04.003收稿日期:2018-07-20基金项目: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中心课题“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咏喜(1978—),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1949—1956年,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作为党的执政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会自动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
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破除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设施、规范和准则,通过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同时,建立新意识形态设施、网络和制度规范,并通过大规模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构新意识形态,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此得以确立和强化,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并轨,这些都为我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4-0014-061949—1956年,新中国先用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上层建筑也要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和维护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理应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步性。
在这一时期,“三座大山”虽然已经被推翻,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等旧意识形态并未立刻随着消亡,它们仍然影响着一些国民的思想,由此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地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到国家意识形态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并轨在当时有无可能性?两者如何实现并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何以必要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
党成立以后,党内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尤其以延安整风运动为高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中共七大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从过去的革命党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由此,其意识形态更需要表达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正如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1](P84-85)此举的意义在于不断获取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资源。
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1.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苏咏喜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1949—1956年间的历史考察15 2018年第4期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1](P98)。
中国革命的前途并非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只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和“桥梁”。
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要确立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要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在思想文化方面要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层面和全社会的指导地位。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造成思想文化领域异常复杂,指导思想一元化的要求和社会思想多元化的现实之间矛盾突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成分导致不同阶级的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各不相同。
经济成分的多元和阶级构成的多元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客观现实和难题。
这些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客观存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主流话语权,如果党和政府对此放任自流,不主动作为,就极有可能造成社会的离散和失控;而从长远来看,新中国的成立、新生政权的巩固及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都极其需要构建一个主流的、可以共享的意识形态。
“尽管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没有一种他们可以共享的意识形态,那么不同社会群体也很难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即国家。
”[2](P114)因此,新中国要回应国内外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要夯实合法性基础,开发与维护合法性资源,将政党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社会化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明智之举,也是必然选择。
2.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扫除旧意识形态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应然和实然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业已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基础,但他们长期反动统治的思想残留不会随其代言人退出历史舞台而立即消退,而是继续存活下来,仍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宗法封建思想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等封建意识,封建婚姻、迷信思想仍然广泛存在,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及其生活方式依旧有人信奉和追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对一部分国民依旧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而成为其俘虏,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之外,同时也利用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进行文化侵略,虏获中国人民的精神。
“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两千三百六十四所。
”[3](P12)这些学校大都宣扬资本主义文化,鼓吹西方政治制度,其教员和学生大多有亲美、崇美思想,他们不可避免地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散布到中国社会,主张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路,贬低甚至否定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努力。
这些剥削阶级的旧意识形态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格格不入,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严重对立,不利于全社会思想的统一,不利于全社会塑造新的精神风貌以迎接深刻的社会变革,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些旧意识形态在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尚未确立的情况下,严重阻碍了党领导人民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步伐。
所以,解构旧意识形态,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主导地位显得重要而紧迫,已被提上议事日程。
3.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统一思想、动员民众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还比较陌生,在意识形态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知识分子真正相信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为数不多,各种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在国家层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刻不容缓。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知识界和政界的争论和斗争始终十分激烈,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陌生,但普通民众知之甚少。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执政党,大部分时间处于秘密状态甚至是非法地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具有正常条件,宣传马列主义是被禁止的,甚至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有限,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及社会上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通过出版著作、撰写理论文章来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的理论成果为数不多。
再次,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马克思苏咏喜: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2018年第4期16湖北行政学院学报主义的传播,恶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他们攻击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提倡暴力,极尽“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之能事,让民众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达到其宣扬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目的,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
在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地位独特,他们对全社会的思想信仰状况发挥着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被知识分子群体所接纳呢?对于这个问题,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对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曾有一个估算,“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
”[4](P251)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基础十分薄弱。
1949—1956年,中国面临着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度的艰巨任务,需要统一的政治取向和思想取向以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变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宣传和教育人民成为必然要求。
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不能多元化,否则就会思想混乱、人心涣散。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具有政治整合、政治社会化以及提供合法性支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扩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势在必行。
二、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何以可能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1](P11)这里的“理论”也泛指意识形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1.马克思主义从政党意识形态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变化和发展方向,而且还为上层建筑发挥作用提供物质条件。
1949—1952年,中国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中央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
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1956年,五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和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3.4%,公私合营经济仅7.3%,个体经济仅7.1%,资本主义经济几乎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