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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梁文道：读古籍你会很郁闷，为什么古人不用标点符号—梁文道是香港知名传媒人和书评作家，也是一位活跃在媒体上的读书人。
这些年，借助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圆桌派》等节目，很多人认识了他。
梁文道崔永元曾说过，媒体人最应该好好读书，但很可惜，愿意读书的媒体人很少。
这样看，梁文道算是媒体人中的异类，他本身在做一档读书栏目，自己也是一个很勤奋的读书人，他不仅读书多，也读得很好，有很多心得。
如今，中小学课本中，古诗文越来越多，除了课堂里要学习的内容，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翻阅传统古籍，接触古籍多了，就会看到不少古籍的影印版本，看到上面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的样子，很多人就会产生疑问：古代为何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标点，古人是怎么读书的？这样读书效率会高吗？《百尺梧桐阁集》康熙刻本这个问题，梁文道先生有自己的心得。
古代中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想要读书，先要跟着老师学习如何断句，即所谓的“知句读”。
韩愈在《师说》里专门提过：“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古代教书先生，教童子读书入门的学问之一，就是“识文”和“断句”，这是一个孩子未来自主读书的根基。
现在看电视，重现孩子们在私塾读书的场景，就很能说明古人读书的状况。
老师带着学生反复读课本，并要求背诵，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一来能认字，二来就明白了断句的要求。
那时候读书，说某个孩子已经能读什么书，基本就是说他能背诵这部书了。
可是，并不是每个老师都会仔细给学生讲解书中的内容，不负责任的塾师会像赶羊一样，赶着孩子们把书里的内容背过就行。
胡适讲过自己读书的故事，母亲送胡适去私塾读书，别的孩子都给老师交三个大洋的“束脩”，母亲会偷着多给两个大洋，就是为了让老师能在领着孩子读书之余，能给胡适多讲几句，让他除了识字还能知道意思。
为什么古人写书不标注出标点呢？梁文道认为，首先是写书的人没有分段意识。
最早的书都是写在竹简、丝帛上的，如此珍贵的“纸”必然要物尽其用，写作的人也都是充分利用空间。
怎样让中国人高兴
梁文道
【期刊名称】《中国制衣》
【年(卷),期】2009(000)005
【摘要】怎样让一个不高柴的中国人高兴呢，也许就是对他多说“中国”这两个宇。
我常常看见一些企业老总在访谈里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国式的企业文化”、“中国人的商品”云云，然而这种带有“中国”二字的句式还可以无限创造下去。
应用在一切商品之上。
【总页数】1页(P13)
【作者】梁文道
【作者单位】香港学者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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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节目分析最初关注《锵锵三人行》是因为梁文道。
我平常喜欢看报纸，《南方周末》每期必看。
看久了以后我就发现在评论板块里，有个人写的评论特别有意思。
观点独到，极有见地，发他人所不敢想，说他人所不敢说。
言语犀利，不留情面。
后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梁文道。
实际上，梁文道不仅文章写的好，作为传媒人，他在电视节目策划以及谈话类脱口秀节目中的出色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锵锵三人行》和《开卷八分钟》。
下面，我们就《锵锵三人行》做简要分析。
电视谈话节目，顾名思义，是将演播室内主持人、嘉宾（有的节目还包括观众）面对面的人际传播，通过电视转化为大众传播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
电视谈话节目虽然依靠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得以扩大受众面，但其主要表现形态是面对面的人际谈话和交流，这既是它与其他电视节目类型相区别之处，也是它的先天优势。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谈话是人与人交流必不可少的。
我个人认为《锵锵三人行》很好地把握住了中国大众在社会转型期的这种渴望与人沟通、与人交流的社会心理，应运而生，用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工具还原了传统社会中面对面人际传播的状态，充分展示出面对面进行人际交流的魅力。
在处理谈话氛围时，《锵锵三人行》很少进行过多策划与包装，而对于每星期五次的节目播出量，对每一期谈话内容事前都进行周详的策划也不太可能。
因此，用主持人窦文涛的话来说，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平常朋友聊天这一类，我们就是用本色，把生活中的聊天尽量本色地搬上电视”。
“聊天往往是强调一个聊的过程，……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畅所欲言，享受的是这个……”朋友之间的谈话主题大多宽泛、随意、跳跃。
《锵锵三人行》聊天话题很广，可以谈谈政治，如台湾大选与陈水扁；也可以聊聊社会热点话题如华南虎照片事件；或是讲讲情感类话题婚姻与爱情；还可以“八卦”一下，评论一下娱乐界人物，如陈冠希的艳照门风波等等。
话题虽然是不断变换的，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聊天内容全部是新近受众们最为关心的新闻事件。
邓小桦在《我执》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
”1或许这是对梁文道最为中肯的界定，他一人分饰多角：写专栏、做电视、做电台、发表演讲、参与社会活动，在不同领域、媒介、角色间出入穿梭，如鱼得水。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他在大陆连出三书形成一种所谓的“梁文道现象”。
他是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却被尊为“香港文化教父”，更是近年来香港文化人北上成功的典范；他不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却成为华文世界最为大众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混战烽烟未消，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指责越演越烈，牛博的激愤尖锐与主流媒体的清明气象泾渭分明，他却试图在这种种分裂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一如何公共？梁文道指认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究竟何指？依据许纪霖先生的解释包含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
2“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处于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的状态，对于学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大众们不买账。
进入普通读者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是对其进行身份梳理的许纪霖，也不会是多年来深入三农工作的孙立平或者呼吁人文精神的王晓明。
有时他们谈论的话题或许足够重要却很难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点话题，而更多时候自我的身份焦虑盖过了对他者（大众）真正的关切。
把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更多得益于九十年代以来南方一些报纸的深度报道和时评的复兴以及网络舆论的勃兴。
不管学者们是否愿意看到，今日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领域，恐怕不是关于三农问题或底层写作的讨论，而是此起彼伏的媒体事件和随之而起落的网络民意，以及一个个不停生成并分化的论坛或豆瓣小组。
除了许先生界定的三个涵义，我想还要包括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认可，在民间形成讨论的氛围，达成一些共识。
【修辞手法】修辞的分类的分类从修辞伎俩来说，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类。
积极修辞就是积极地随情应景地运用各种表示手段，极尽语言文字的所有可能性，使所说所写浮现出形象性、详细性和休会性。
修辞学上已有的各种修辞格，如比方、夸大、排比、移就、飞白、双关等，都是积极修辞的方法。
消极修辞以明白、通顺、平匀、稳密为尺度。
迷信、法令等讲解文所用的方法属于这类修辞。
陈望道老先生在1964年3月24日的谈话中，把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作了阐明，如果把通顺清楚看作零点，那么消极修辞就是研究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东西，所谓零点以下的东西就是不通的，消极修辞就是要讲究通顺明确，积极修辞则要研究零点以上的货色。
积极修辞只能运用在特定的语体之中，如文艺语体和其他某种语体。
一种辞格往往只实用于某一语体，而不适用于另一语体。
其次，它请求语言活泼有力，除一般性加工外，还必需运用特殊的加工方法，以使语言幽美生动，清爽动听，不落俗套。
这些特别的加工语言方法包含“辞格”和“辞趣”。
故又称“特殊性修辞”。
消极修辞不仅在一般语体中都可利用，而且所用的语言是一般的、最广泛平凡的话，不需要着意修辞。
所以又叫“一般性修辞”。
从修辞的范畴来说，可分为宏观修辞和微观修辞。
所谓宏观修辞，就是从整体的角度，从较大的方面、较宽的范围来研究修辞。
这个“整体的角度”指的是把修辞放到社会和一切与修辞有亲密关系的范畴里去研究。
例如，可以从全部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修辞学在语言学中的位置和作用，与语言学其余分支的关系等;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民族习惯的角度，考核修辞和修辞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进行古今比较、中外比较、民族比较等。
也可以对修辞学进行整体的体系的研究，摸索修辞实践和修辞手法、规律的各个方面。
例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修辞学的对象、范围、性质、义务、研究方法与题旨情境的关系等。
这个“较大的方面、较宽的规模”是相对而言的。
如以篇章、段落修辞与字、词、句修辞比较而言，前者堪称宏观修辞，后者则为微观修辞。
梁文道：阅读如何造就我我本来是一个寂寞而孤僻的人，或许到今天都还是。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在香港出生，，四个月大就被抱到台湾去，在台湾念幼稚园、念小学，我在台湾那段时间没有台湾居民的身份，其实我一直都是以华侨的身份在台湾住，每一年都要回去续一个证件好让我在台湾继续念书，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好像不是那个地方的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我念幼稚园，姑且说那段童年很快乐好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家里学校很远，我要搭校车，单程一个多小时，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开校车的师傅是山东人，不晓得为什么他喜欢邓丽君，所以我一天要听两个多小时的邓丽君，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每天要听两个多小时的邓丽君。
终于到了后来，我每次听到邓丽君，都会有晕车的感觉。
记得我上学的头一个礼拜，我惊讶的发现校车上很多同学互相都认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什么人都不认识，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很快乐的说话，我是没办法介入那个环境的，因为我幼稚园时我试图告诉自己我很快乐，其实我是很寂寞的，因为我幼稚园的三年，放学就被接回家，回到家我常常在家二楼阳台看街上小孩在玩，我从来都不能跟他们玩，因为我们家人说他们是野孩子，我在阳台上看他们玩，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我一直是在看别人玩。
小学一年级也是这样的，看别人聊天，看别人说话，看别人在玩。
有时也会假想自己参与他们的游戏和聊天，我在班里也不太说话。
我是到了小学二年级才开始话特别多，话多到被老师每节课都叫起来罚站，我站起来还和同学说，就被罚到最后一排，我站到最后一排还在排前面同学的背，于是被罚到教室门外，到了教室门外，老师惊讶的发现我竟然在自言自语。
那一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就是因为我读了书。
因为小学一年级时我这么寂寞，也没有事可做，但是我也不觉得难过，我就开始看书，我看很多课外书，学校有不错的图书馆，有很多故事书给我看，二年级有一次同学垂顾我跟我聊天，说着说着我就开始讲故事了，讲我看过的故事，三成是真的，七成是我加油添醋改编的，说着说着我就在学校一颗很大的榕树下坐下来开始讲，有同学开始过来听。
豆腐的美学
梁文道
【期刊名称】《魅力中国：时文博览》
【年(卷),期】2014(000)009
【摘要】一说到“淡”这种奇怪的味觉，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豆腐。
而一提到豆腐，有朋友就开始争论，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更懂得钻研豆腐。
且看名店奥丹，三百年的历史，传承了十二代。
一坐进去眼前是幽静的池塘、青翠的树阴，食客们就以修禅的心情在茶室里品尝纯豆腐宴。
有哪家餐馆能像奥丹这般，专心地只卖豆腐呢？日本人对待豆腐的态度的确比中国人来得严肃。
光看豆腐弄的菜式，他们也往往以豆腐为主角，不像中国菜，豆腐通常用来担任吸味的配角。
【总页数】1页(P27-27)
【作者】梁文道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S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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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梁文道读书笔记梁文道的《常识》是一本让人深思的书籍，它以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笔触，探讨了社会中诸多被我们忽视或误解的“常识”。
在书中，梁文道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
他让我们看到，常识并非是那些显而易见、无需言说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思考、去重新审视的。
梁文道谈到了媒体的责任与角色。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的力量不容小觑。
然而，有些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收视率，往往会夸大事实、制造噱头，甚至传播虚假信息。
这不仅误导了公众，也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
他呼吁媒体应当坚守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承担起传播准确信息和引导正确舆论的责任。
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负责任的媒体来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让公众能够基于正确的认知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关于政治，梁文道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政治不应只是少数人的游戏，而应是关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事务。
然而，现实中很多人对政治抱有一种冷漠的态度，认为那与自己的生活相距甚远。
但实际上，从政策的制定到公共资源的分配，政治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梁文道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教育方面，梁文道指出了当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过度注重应试成绩，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应仅仅是培养会考试的机器，更应该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茁壮成长。
梁文道还谈到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一些古老的技艺、习俗和价值观念逐渐被遗忘。
但他强调，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
我们应当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进行创新，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书中也涉及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常识梁文道读书笔记文化人梁文道有着多重身份：大学讲师、电视台电台节目主持人、电影创作人、剧评家、书评家、时事评论员等等。
他是全方位的传媒人，人称“文化百足”和“文化教父”。
以下是整理的常识梁文道读书笔记，欢迎阅读。
常识梁文道读书笔记1在翻看评论书籍或者浏览网页时，我总是羡慕那些评论家，他们总是可以用华丽的词语构造出一篇哲理深刻的文章，总有许多新的原理我不曾听过，总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我未能想到。
诸如现在火热的罗玉凤事件，可以挖掘到国人阶级意识形态作祟；李宇春、曾轶可、刘著现象，是因为社会分工导致人类进化趋同，此类种种，而我愚钝，却只能看到罗玉凤背后的故意炒作，媒体的推波助澜，只看到了李、曾、刘不过是社会中早就存在的人群，被现代媒体的放大的缘故，好像专家们忘了中国戏曲里面旦角大多是有男的扮演，有的演的比女的还像的这类传统文化元素了。
“看不懂”这样的评价，许多作者看来是一句褒奖的话，一来是他会认识是读者文化素养不够，二来他会觉得确实是自己的思想深刻，不会有伯牙子期似的知音，我也暗暗地下定决心，把“看不懂”作为我写文章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当我读完梁文道的《常识》时，一种内心蠕动了许久不可名状的感受突然立体而清晰的展现在我的眼前，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具有价值，何必苦苦效仿那些看似深奥的东西呢梁文道的这本《常识》是他一段时期时事评论的集册，书名是他效仿美国奠基文档之一——托马斯·潘恩的《常识》（ThomasPaine）。
书中每一个社会热点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与一些评论不同的是，他的观点里鲜有晦涩难懂的深刻道理，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常识”。
诸如他说“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要是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爱文化的基因本质。
”看到这儿，你也就大概明白我文章一开头的牢骚了。
“常识”在今天不知为何成了一种奢侈的追求。
明明遵守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是常识，各种学术造假却屡禁不止；明明各行各业遵守自己的行业规范是常识，各种内幕却曝光不尽；明明人人遵守法律是常识，各种“潜规则”“关系”不胜枚举。
邓小桦在《我执》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
”1或许这是对梁文道最为中肯的界定，他一人分饰多角：写专栏、做电视、做电台、发表演讲、参与社会活动，在不同领域、媒介、角色间出入穿梭，如鱼得水。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他在大陆连出三书形成一种所谓的“梁文道现象”。
他是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却被尊为“香港文化教父”，更是近年来香港文化人北上成功的典范；他不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却成为华文世界最为大众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混战烽烟未消，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指责越演越烈，牛博的激愤尖锐与主流媒体的清明气象泾渭分明，他却试图在这种种分裂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一如何公共？梁文道指认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究竟何指？依据许纪霖先生的解释包含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
2“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处于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的状态，对于学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大众们不买账。
进入普通读者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是对其进行身份梳理的许纪霖，也不会是多年来深入三农工作的孙立平或者呼吁人文精神的王晓明。
有时他们谈论的话题或许足够重要却很难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点话题，而更多时候自我的身份焦虑盖过了对他者（大众）真正的关切。
把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更多得益于九十年代以来南方一些报纸的深度报道和时评的复兴以及网络舆论的勃兴。
不管学者们是否愿意看到，今日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领域，恐怕不是关于三农问题或底层写作的讨论，而是此起彼伏的媒体事件和随之而起落的网络民意，以及一个个不停生成并分化的论坛或豆瓣小组。
除了许先生界定的三个涵义，我想还要包括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认可，在民间形成讨论的氛围，达成一些共识。
在某些论述中公共知识分子俨然道义的化身，而一旦与媒体搭上关系，转眼之间却成了“遵循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
”3值得辨析的是“公共”一词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仅仅表明知识者界定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不得不依赖媒体。
大众传媒改变了以往的“公共”概念，它成为知识分子引起民众关注取得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场域。
确切说来梁文道的身份是媒体知识分子或者传播知识的媒体人。
他的工作都是与公众沟通，涉足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能通过媒体得到有效传播）。
当然，媒体提供给知识分子活动场域的同时，也依照自身的规则改造着知识分子与受众的关系。
媒体知识分子销售的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
4 梁文道在《常识》中自述：希望承接“面向公众”写作的传统——“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
”5而一批自诩独立思考或者准备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成为最热烈的受众，我们可以从愤青、知识青年、豆瓣青年这些群体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和韩寒、陈丹青的读者也多有重合。
作为读者/观众的公众处在不停的分化重组中，但仍能看到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共同关心，具有共同的价值和要求。
这样的接受者不完全是被启蒙者和消费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
“公众”一词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文艺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更接近近年逐渐流传开来的“公民”的含义。
同时它也策略性地隐藏了“公民”的政治诉求，更强调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营造一小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
二谁是读者？理解“《常识》热”的背景之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时评复兴以及借助网络、博客等形式普通人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渐高涨。
时评研究专家马少华认为“时评是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是常识和理性普及的阵地”。
6除了产生敏于思考、善于表达的普通公民作者，还催生了更多同样关注和思考社会公共事物的读者群，这批作者和读者多有交叉，常常分享着近似的资讯和观点。
这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不同于清末明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独异个人）与被启蒙的民众（庸众），亦不能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动生产者——无名的被动的消费者的对立关系来解读。
他们在阅读和讨论中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感知集体性的“我们”的存在，形成一种“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而这种交往通常通过媒体中新生的言论空间进行。
7他所讨论的话题，多是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观点亦不见得特别深刻或新锐。
相较其他时评作者，他既没有掌握较为精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见得在某一问题上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似乎也无从获取什么内部消息。
在这些方面，梁文道和我们普通读者很像，读者觉得他是“自己人”，也只是个普通作者，都是社会问题的关注者和学术、知识的业余爱好者。
只不过他的位置稍有不同，处在传媒活动的另一端，资讯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开阔，立论更为平和。
事实上他承担着多重使命，既是公众的代言人，又是公众的教育者，还是被众多粉丝拥戴的知识明星。
和这三本书一道深入人心的，还有他的谦谦君子形象。
一位粉丝在签售会后这样写到：他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看过无数的书，认识无数的人，听了他的话，能让你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维度，见了他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来人是可能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平和冷静又不乏温情，可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
举个小例子：那次在季风书园里，道长做签售，现场上百人都想与道长近距离接触，难免有点混乱，可是大家一看到道长，就马上都自觉了。
因为道长给读者的签名是那样认真：抬头认真看着读者，先是问声好，然后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签名。
如果读者希望道长专门为自己写上读者的名字，道长会认真地加上“ＸＸ先生（小姐）存念”，如果有人希望道长多写几句话，他也会应允，如果有人希望多签几本，或者签的不是道长的书，希望和道长聊几句，道长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而且没有一丝不耐烦，反倒是因为读者排队等了很久而频频向读者道歉。
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向往有这样的人格吗？至少我很向往的。
站在道长周围，就能感觉到有一种“场”，你不由得会被这种场所影响，你平日再暴戾，那时也会变得平和；你平时如何的…出口成脏”，那时也会谦逊有礼……这就是道长“厉害”之处。
8 与其讨论“人格魅力”，不如说他非常重视传媒活动另一端的受众，将与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作为重要一课。
作者和作品在媒体活动中是待选的商品，两者的形象需要保持一致以培育消费者对此“品牌”的良好印象，君子般的公众形象与其温和理性的文风相得益彰，使读者得以继续投射其想象。
“这是对群众领袖、杰出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于演员的要求。
”9身为“公众意见的经销商”的梁文道深谙和公众沟通的策略，说话行文都很“得人心”。
他是“标题党”的高人，《常识》、《读者》、《我执》……，其中呈现的书写姿态和书名一样值得玩味。
明明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可态度是谦虚的、自省的（《常识》）；身处的位置是布道者的讲坛，但他自承首先是个和我们一般的读者（《读者》）；仿佛向每个普通人敞开，但取径的通道是最私密的“自我”（《我执》）。
他善于在“自我”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使其的每个观点都看似发自作者最真诚的思考，而达诸接受者最基本的言行底线。
三何为常识？《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于《明报》《am730》《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牛博网的时评。
此书一出，常识的界定、在大陆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以及同公众的关系受到广泛讨论。
“常识”一词看似极为谦逊，是一个向普通读者吁请的姿态，每个人都能“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来理解和接纳，引起共鸣。
而如此的低调一旦和“常识稀缺的时代”相对照，便具有了反讽的意味。
几乎所有的评介文章都格外强调“普及常识”以及“常识稀缺”之间巨大的断裂，梁文道更在鸣谢里感谢出版社的“勇敢”。
“诗家”与“国家”、“普通”与“稀缺”之间的辩证法独具当代中国特色，国人对此多有会心处。
对读者而言，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暗涌和雷区几乎和说出的常识一样重要，也是阅读时潜在的心理背景。
说来“常识”不过是底线，可它的对立面无比强大，背后的权力机制包括官方、特权、私利，意识形态表征则意味着冠冕堂皇、深刻、本质，谎言、空话、套话则是其话语形式。
撼动对手的任何一个枝节都是常识的胜利。
细究梁文道的论事行文，往往能够在“事件”——“理论”——“态度”三者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点。
他的某篇时评题目便是《为XX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公约数”可以说是他为文论事的主要方法，也是极为有效的媒体策略，而在目前大陆的言论环境中又往往意味着“打擦边球”。
时评其实是所有文类中较容易让当局过敏的，一不小心便会踩入禁区，他平和理性的论说策略无形中缓和了时事的峻急尖锐，媒体也得以制造巨大的宣传攻势。
相较于先描述事件，再指出争议，继而阐明观点的一般写法，他的策略毋宁说是更文学化、更讲究修辞术的。
要么以他事引起全文，再绕进主要讨论的事件；要么开门见山亮出观点，再以具体事例辅佐之。
这两种策略都是将短暂的时事现象加以延时处理，造成探究共性传播观点的印象。
虽然梁文道反感国人诸事都往本质里升华的倾向，但我们却能看出他不仅常常把时事和某种理论对照思考，更习惯将具体事件和个人经验往观念里归纳。
将城管问题归之于城市的美学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类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
与之相反，大多数时评作者则仅以理论、观点辅佐时事，难以逃脱时评和时事一样短暂的命运，当然也不会被冠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
尽管梁文道讨论的问题、表达的见解都未必超乎其上，但他看起来还是更像学者，也格外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
对此他自己有清楚的认知：“不用太深入，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知道自己正在谈的话题”。
10他的时评很少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习惯最后归之于某些态度和立场。
对媒体人而言，适时地表明立场，有时比你说了些什么更重要。
学院派的术语管他叫左翼的自由主义，而通俗含义不过是一是站队要站左边，保持批判立场，否则无以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二是要把握好分寸，和更尖锐和实证的问题保持一定距离，梁文道倡导的多元、宽容、理性、独立，几乎已成新的普世真理，在目前大陆言论尺度之下也相对安全。
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的美丽。
——《多元：不同的中国》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
……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大国：温柔的必要》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