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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声母从上古到现代的发展1、声母ng。
ng不仅可以用作后鼻音韵尾，在古代以及当今的南方方言里，还被大量用作声母。
比如“我”在古代发音为ngo，现在普通话发音为wo，声母由ng演变成为w。
在我的老家安徽蚌埠，不说“俺”，而是说wan；同理，声母ng演变成了w。
ng的另外一个演变方向是y，比如“讶”，古代发音为nga，在南方一些方言的发音仍然是nga，在汉语普通话里ng转变为y。
2、n到r的转变。
可参考“溺”和“弱”、“诺”和“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在古代，他们的发音里声母本来是一致的，但是在普通话里已经不是了。
3、m和b的转变。
可以参考“必”和“秘”。
4、b、p、f的转变。
上古是没有f这个声母的，现在闽南方言仍然如此，可参考汉语里的否定词“不、否、非、弗”等，可以看到他们的声母不是b就是f，这里包含了b到f的转化历史。
5、m到w的演变。
可参考“无、勿、毋、莫、没、未”等，其中包含了从m到w的转变历史。
在对古汉语保留得较好的客家话和粤语里，它们的声母发音全部是m。
6、j、q、x，古代没有这三个声母，主要从z、c、s和g、k、h 转变而来，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不用举了。
7、g、k、h之间可转变，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
8、普通话所失去的主要是∶1）韵尾-m；2）-p/-t/-k；3）声母ng-；4）还有不知道哪个吃饱了撑的把尖团合流加入普通话。
这些都是造成普通话同音字泛滥的因素。
普通话里出现的j、q、x并没有使表音能力加强。
9、在古汉语语里发音截然不同的，但是在普通话里已经混淆不清的汉字，比如：男nam、难nan；箭zin、鉴gam、渐zim、件gin、剑gim；敢gam、赶gon；兰lan、蓝lam；街gai、接zip、揭kit；夜yik、页yip、曳yai；个go、各gok；吉gat、及kap、急gap、集zap、辑cap、棘gik、疾zat、籍zik。
这里澄清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因此我们无从得知古人说话如何发音，这完全错了，古人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切韵》之类的韵书，因此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发音。
古音复辅音声母问题古音声母研究中，有一个争论了很久并且还会争论下去的问题，这就是上古汉语中有没有复辅音声母的问题。
（一）上古汉语中，复辅音声母存在的种种迹象：1.汉字的谐声偏旁，显示出复辅音声母存在的痕迹：如“黑”，以“黑”为谐声偏旁的有“墨”；再如“每”，以“每”为谐声偏旁的有“敏、梅”等，也有“海、悔、晦”等。
“墨、每、敏、梅”等字的声母是m，而“黑、海、悔、晦”等字的声母是h，这说明m、h两个声母上古有联系，如果上古有一个复辅音声母mh或hm就可以解释这些问题了。
再如：以“各”为谐声偏旁的字，“格、阁”的声母是ɡ，“落、骆、洛、络”的声母是l，这显示上古有个复辅音声母ɡl。
2.一些文字的现象，也显示了复辅音声母存在的痕迹：如“笔”又称“不律”，“风”又叫“孛兰”，可能证明有bl；“茨”又名“蒺藜”，这也许是上古复辅音声母zl的痕迹。
“来”就是“麦”，则可以证明有ml存在。
3.个别方言材料中，也有复辅音存在的痕迹：如西北方言中有bf、pf等复辅音声母，安徽南部方言里有hf、ht等复辅音声母。
[1]4.与汉语的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如藏语、壮语、苗语[1]见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第2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等，都有复辅音声母存在：藏语的安多方言，是保留藏语古音成分较多的方言，有大量的复辅音声母存在，据格桑居冕（2002）统计，安多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数量是：“牧业区土语群一般有七八十个（如泽库共82个）、最多的有一百来个（如阿力克共101个）；农业区土语群一般有三四十个（如循化共31个），最少的也有二十来个（如拉卜楞共有18个）。
”[2]这些复辅音声母有hw、mb、md、nd、rd等。
（二）关于上古汉语中复辅音声母的讨论：1.问题的提出：首先提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是英国牧师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发现汉字谐声材料中，声母b、t、k和l有关联，就在《汉字研究导论》（1874）中提出多种假设，其中就有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假设。
4．声母的演变我们学习音韵学，学习古音，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不是为学习音韵学而学习音韵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透彻地了解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
我们通过中古时期的三十六字母与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比较，可以从历史上认识现代汉语语音结构的特点，了解现代汉语声、韵、调的历史来源，寻求古今语音变化的规律，从而更好地做好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化工作。
对方言区的人来说，可以利用音韵学的知识，运用语音演变的规律，寻求自己的方音与普通话对音关系，更好地学习掌握普通话。
因此，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是很重要的，是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下面我们首先看声母的演变。
拿宋人三十六字母（或《广韵》三十八字母）与现代汉语二十二声母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变化：1．全浊声母的清音化；2． 精、见组分化出新的舌面音[ʨ]、[ʨʻ]、[ɕ]；3． 知组、照（章、庄）三组合流为舌尖后音[tʂ]、[tʂʻ]、[ʂ]；4．零声母字大量地增加；下面我们来具体谈一谈：1．全浊声母的清音化中古时期的全浊声母，从宋人三十六它母来看有：“并、奉（《广韵》无）、定、澄、从、床（船，崇）、群、邪、禅、匣”共十个，这十个声母从发音方法上来分，有三组：塞音（并[b]、定[d]、澄[ ]、群[g]）、塞擦音（从[ʣ]、床[ʤ/ʥ]、奉[bv]）和擦音（邪[z]、匣[ɣ]、禅[ʑ]）。
后来这套全浊声母逐渐清音化，元代初年已经完全变为清音，与相应的清声母合流。
因此，中古音的全浊声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全部消失（普通话的全浊声母[ʐ]来自古次浊声母“日”）。
但是在某些方言中，这类声母并未完全清化，仍旧保留有全浊辅音，例如吴方言和湘方言。
下面是苏州话中全浊声母的读音：步[bu]331、族[zoʔ]23 、度[dəu]321 、事[zɿ]331、陈[zən]24、食[zɣʔ]23、共[goŋ]331、常[zaŋ]24、复[voʔ]23、学[ɦoʔ]23这三类音的演变规律并不完全一致，下面首先看塞音：A．塞音的规律是：平声演变为同部位的送气清音，仄声则演变为同部位的不送气清音。
试论上古到现代汉语声母系统演变大势摘要：汉语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在这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代以及现代。
汉语声母系统也经历了从先秦时期的上古语音，到《广韵》三十六字母，宋时期三十六字母，《中原音韵》等阶段，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声母系统中的22个声母。
本文主要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论述汉语声母系统的演变。
关键词：汉语声母系统演变一、上古声母系统的发展在汉语语音史中将先秦时代的语音称为上古音。
我们研究上古韵部和声调主要根据先秦的韵文，如《诗经》、《楚辞》，然而上古声母研究的资料不如韵部和声调方面来的丰富。
因为在声母问题上，上古韵文不能再作为根据。
对上古声母的研究一般根据谐声偏旁、声训、读若、异文、异切。
大体上，凡“同声者必同部”，此原则由清代小学家段玉裁所提出。
然而虽“同声必同部”，但不一定是同一个声母，而且这是从韵部说的。
并且这只是一个原则，允许有例外存在。
目前对上古声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古无轻唇音”说、“古无舌上音”说“娘日归泥”说“喻三归匣”说“喻四归定”说等。
古无轻唇音，由钱大昕先生提出，钱先生指出“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
……轻唇之名大约出于齐梁以后”。
如，古音“微”如“眉”。
《仪礼·少牢礼》：“眉寿万年”注：“古文‘眉’为‘微’。
”孔子写作春秋时写作“筑郿”（《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在《公羊传》中“郿”作“微”。
古无舌上音，也是钱大昕先生提出，是指上古没有“端透定泥”只有“知彻澄娘”。
这一说法在《经典释文》中的反切中，已大量事实证明，直到隋代，知系还没有从端系中分化出来。
娘日归泥说，最早由章太炎先生提出。
即在中古的娘母和日母字在上古都读作泥母字。
从谐声偏旁的角度来看。
如“尼”属三十六字母的娘纽，但从“尼”得声的“泥”却在泥纽，可知上古娘纽读如泥纽。
对古无娘母没什么异议，然而，古无日母还存有争议。
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综述（三）从70年代末以来至今的十余年中，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空前发展，新的研究资料，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出现，特别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建立，每次音韵学研讨会上都有从不同角度，用新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的论文发表，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提出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利用。
考古发掘迅速发展，出土资料相当丰富，铭文和简牍中的大批通假字，为构拟古音，探索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资料。
周祖漠《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1984），对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所出土的竹书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帛书中的七种材料，进行了爬梳整理，考订出古声类有三组、七种复辅音声母：p1、m1、t1、s1、sm、kl、xm。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1986）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通假字进行了整理分析，得出秦汉帛书音系有四种类型复声母：与边音*-1-构成的复辅音，以S-为前缀的复辅音，*X-与鼻音构成的复辅音，鼻冠塞音声母。
认为帛书音系的复声母正处在一个逐渐消失衰亡的过程中。
古汉语联绵词的重新整理与研究。
汉语古籍中的联绵词的研究，由来已久。
学者们认为古汉语中的联绵词与复声母有某些联系，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王国维的《联绵字谱》都触及复声母的问题，可惜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
近年来对古汉语联绵词的重新整理与研究，为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董为光《汉语“异声联绵词”初探》（1986）将“声母不同的联绵词”称为“异声联绵词”，从“结构特征”、“语源联系”并同亲属语言比较进行研究，认为“异声联绵声母格式是复辅音声母组合的继承和发展”。
曾运乾《古语声后考》（1986年何泽翰整理）对84条“古语声后”作了诠释。
声后之说源于陆德明《释文》，曾文中列举的“声后”都属古来母字，是“国语复辅音之证。
”汉语方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汉语方言调查的开展，各种方言资料的发表和各地方言志的出版，为探索研究上古汉语复声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上古汉语声母变化规律稿子一：嘿，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上古汉语声母的变化规律，这可有意思啦！你知道吗，上古汉语的声母和咱们现在说的可大不一样。
比如说，有些声母后来消失了，就像一些古老的宝贝，慢慢不见了踪影。
以前呀，有个叫“复辅音声母”的家伙，它可复杂啦。
就好像一群小伙伴挤在一起，后来呢，它们慢慢散开，各自有了新的变化。
还有哦，有些声母的发音位置和方式也变了。
就好比一个人换了个姿势站着，感觉都不一样了呢！比如说，原本比较靠后的发音，可能变得靠前了。
而且呀，这种变化可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是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一点点变过来的。
就像我们成长一样，慢慢地，不知不觉就有了变化。
你想想，这是不是很神奇？上古汉语的声母就像一个个神秘的小精灵，在时间的长河里跳着独特的舞蹈，变出了各种花样。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咱们接着探索！稿子二：亲，来啦！今天咱们一起瞅瞅上古汉语声母变化规律这个好玩的事儿。
上古汉语的声母啊，那简直就是一部精彩的变形记！比如说“见母”，以前可不是现在这样读哦，它变得更温柔或者更有力了呢。
还有“帮母”，也经历了一番奇妙的旅程。
就像是一场冒险，它不断地调整自己，适应着语言的发展。
有时候啊，几个声母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声母。
这就好像不同颜色的颜料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全新的色彩。
而且这种变化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地域啦，不同地方的人说的上古汉语声母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的变化。
还有人们的交流和融合，也会让声母悄悄地改变。
就像不同的河流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水流。
上古汉语声母的变化规律，就像是一个大大的谜团，等着我们一点点去解开，去发现其中的乐趣和奥秘。
怎么样，是不是对上古汉语声母的变化规律有点好奇啦？。
中古上古声母研究历程简述对古声母的研究，清代以来学者们是从宋代韵图中标出的三十六字母开始的，因为古代典籍留给后人现成的声母系统只有“三十六字母”，并无其他的现成资料，虽然有根据《切韵》编成的《广韵》一书，但里面只有反切，并没有一个现成完整的声母系统。
“三十六字母”反映的是唐宋时期的声母系统。
列表如下：三十六字母表一、从三十六字母下推今音声母的变化音韵学家首先将三十六字母与现代北京话声母一一对应比较，从它们的差异观察今音声母的变化：1.今音声母已经没有了三十六字母中的全浊声母。
2.三十六字母中的知组与照组在今音中合流了(但知组的娘母归入泥母)。
3.三十六字母中的精组和见组各分化出一组腭化声母 ʨ ʨ‘ ɕ 合并在一起。
喻母、微母变为零声母与影母合并，非敷合并，疑母一部分变为n，另一部分变为零声母，（少部分变为ʐ如“阮”）变化的结果，今音声母只有22个(包括零声母)。
现代学者根据各种材料为三十六字母构拟了读音，注上了国际音标如下：二、从三十六字母上推《广韵》声母音韵学家用“三十六字母”去核对《广韵》的反切反映出来的声母时，发现有些地方不合，因为《广韵》是根据《切韵》编的，而《切韵》是隋代编的，所以《广韵》实际上反映南北朝至隋朝的语音系统，它的声母系统与“三十六字母”不同，于是学者们便着手探求《广韵》的声母系统。
他们以三十六字母为基础，沿用它的字母名称，以《广韵》反切上字系联的结果为依据，构拟了《广韵》的声母系统，结论如下：《广韵》声母表37个拿《广韵》声母系统与上面三十六字母比较一下，记住：《广韵》声母系统表虽然是在三十六字母之后构拟出来的，但它的实际读音比三十六字母早。
1.《广韵》声母没有“非敷奉微”，说明那时没有分化出来，到唐宋时期三十六字母才分化出来。
2.《广韵》声母没有“娘”母，到唐宋时期三十六字母才从“泥”母分化出来。
3.《广韵》有“庄初崇山俟”和“章昌船书禅”，说明这两组没有合并，到唐宋时期三十六字母才合并为一组“照穿床审禅”。
从“来麦”“令命”同源看上古汉语复辅音ml-的存在及演化上古汉语曾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命题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且总结出了演变分化的规律。
本文利用“来麦”“令命”两对同源字及其他旁证材料，证明上古汉语复辅音ml-的存在，验证“一个带复辅音声母的原始语词到不同的方言里，有的以第一辅音为声母，有的以第二辅音为声母”这一规律。
标签：复辅音甲文金文来麦令命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的问题，最早是由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在1874年提出，后来由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美国汉学家包拟古等人研究、构拟、推阐而成大观。
这几位学者的母语均是印欧语系，且大多精通汉藏语系的一些语言。
而印欧语系（如英语、德语）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如藏语、羌语、彝语）里大量存在复辅音，于是“大胆假设”汉语不大可能是个例外，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考证和构拟，其中高本汉认为上古汉语有20余个复辅音，取得了奠基性的成果。
在国内，从现有资料看，是由林语堂先生在1924年发表的《古有复辅音说》首倡，后经大陆、港澳、海外众多学者的搜罗和阐述，不仅基本构拟出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数量与类型，而且还确定了谐声和通转的一般原则。
但质疑者也不乏其人，主要有唐兰、刘又辛等学者。
汉语语音史巨擘王力先生起先也不认为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后来他发现属于晓母的“黑”与属于明母的“墨”语音上有关联（“‘黑’的古音可能是mxək，故与‘墨’mək同源”，见《同源字典》），便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我们翻阅了赵秉璇、竺家宁所编《古汉语复辅音论文集》（1998年）及相关论述，发现对复辅音ml-研究还不够透彻，故不揣浅陋，做点补充性的探讨。
利用形声字的声符，进行分析归类，是学者们探索、总结出来的研究汉语复辅音的主要方法。
这种方法其实是来源于古老的“利用声音线索探求语源”的“声训”方法。
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甲骨文、金文当中许多“同字分化”现象被揭示出来，这一方法更有用武之地，也显出其破解复辅音语源方面的科学性。
上古声母到中古声母的演变上古汉语是指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初的汉语阶段，而中古汉语是指公元6世纪至14世纪的汉语阶段。
其中一个重要的演变是从上古声母到中古声母的变化。
上古汉语的声母包括浊塞音/带声调的母音（b, d, g）和清塞音（p, t, k），还有三个鼻化声母（m, n, ŋ）。
这些声母的演变主要是从双唇音、舌尖音和舌根音变化而来的。
首先是双唇音的声母。
在上古汉语阶段，双唇音/p/往往会发展为塞音/b/，例如上古汉语的“白”（bái）在中古汉语中发展为“败”（bai）。
同样，双唇音/m/也发展为塞音/b/，例如上古汉语的“密”（mì）在中古汉语中发展为“秘”（bi）。
其次是舌尖音的声母。
在上古汉语阶段，舌尖音/t/在一些情况下会发展为浊塞音/d/，例如上古汉语的“达”（dá）在中古汉语中发展为“打”（da）。
另外，舌尖音/s/也发展为浊塞音/z/，例如上古汉语的“四”（sì）在中古汉语中发展为“寺”（zi）。
最后是舌根音的声母。
在上古汉语中，舌根音/k/在一些情况下会发展为浊塞音/g/，例如上古汉语的“借”（jiè）在中古汉语中发展为“界”（jie）。
此外，舌根音/ŋ/也发展为鼻化塞音/g/，例如上古汉语的“亡”（wáng）在中古汉语中发展为“王”（wang）。
综上所述，从上古声母到中古声母的演变主要包括双唇音的发展为塞音，舌尖音的发展为浊塞音，舌根音的发展为浊塞音或鼻化塞音。
这些演变使得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与上古汉语有所不同，也为后来的现代汉语声母系统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演变只是大致的规律，具体的变化还与不同的方言和语言变体有关。
此外，由于古代语言材料有限和语音学知识的不足，其中的细节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声母演变的过程和原因。
摘要:本文笔者参考前人有关上古复辅音声母问题的研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整理总结,从而了解了上古复辅音声母的研究历史及沿革。
关键词:上古音复声母
关于上古复辅音声母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复声母学说的提出。
早在1874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提交给第二届远东会议的论文中,认为根据谐声字来看,中国古代应该有复声母,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真正引起上古复声母问题的讨论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利用谐声偏旁构拟了一套上古复辅音声母。
而后,中国的语言学家林语堂、吴其昌、闻宥、陈独秀纷纷撰文论述复声母的存在和类型;魏建功的《古音研究》、董同龢的《上古音表稿》、陆志伟的《古音说略》等音韵学经典著作中也提到了复声母。
这可算作复声母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为复声母存在提供各种证据,并初步探讨了复声母存在的类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复声母研究的第二个高潮。
主要研究来纽,擦音和鼻音,利用比较法,即利用民族语言的比较,尤其是汉藏语的比较,取得了重大成果。
在这一阶段,国内取得的成果并不明显,主要有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梅祖林、杨福绵、张琨、严学宭的《上古汉语声母初探》,台湾学者周法高的《论上古音》和《论上古音和切韵音》,丁邦新的《论上古音中带l的复声母》。
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心还是在海外,海外研究汉语上古复声母的学者有蒲立本、白葆罗、马提索夫、包拟古、薛斯勒、白一平、柯蔚牵、雅洪托夫等,取得的成就比国内大,这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声母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
仅就大陆来说,l977年后,汉语音韵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复声母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据赵秉旋统计,1924年至1949年这25年间发表的有关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的论文共17篇,1950年至1976年26年间是7篇,而1977年至1991年14年间,竟达100余篇。
研究者从各种角度挖掘各种新的材料,运用各种新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复声母的各种类型及其演变规律。
研究的重心复归中华本土,参加研究的学者众多,特别是中青年学者。
这说明复声母学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迅速的发展,复声母研究的第三个高潮已经到来。
同时在这一时期,上古复声母的研究出现了系统的学术论著,严学宭在《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一文中,根据异常谐声现象,为上古汉语构拟了八组二合复声母、六组三合复声母,并列出上古汉语中还可能存在四合复声母的证据,讨论了各种类型复声母的结构方式以及它们消失、简化或凑合产生新的音素的途径和迹象。
1981年,台湾学者竺家宁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为上古汉语构拟了五类十七组60个复声母,并讨论了它们的结构规律及演化条件。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将复辅音声母列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在全面整理异常谐声现象的基础上,系统地构拟了上古汉语各种复声母的结构类型。
以往的学者只是在研究上古声母系统时,附带讨论复声母问题,仅涉及一些特殊类型的复声母,相比之下,八十年代复声母的研究显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九世纪末以来,上古复声母的研究在学术界可以说进入了第四个阶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复声母的研究又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海内外出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学者,也发表了很多研究结果,如胡双宝的《读〈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时建国的《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的材料问题》、陈祝琴的《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平议》、陈广忠的《重纽三等(b)与复声母无关》等。
还有如:郑伟《从台侗语看汉语的复声母》,通过比较,表明早期的侗台语借词保存着复辅音声母的形式,演变的方向不同;李玉《上古汉语~*st-类型复声母考》,观察上古汉语的谐声关系,比较现代广西粤方言、汉语亲属语言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参考汉越语材料,认为上古汉语确实存在着*st-类型复声母,这些声母与藏缅语族同源,这可证明藏缅语族,如广西彝语,不属南亚语系而与汉语有亲属同源关系;陈洁雯《上古音复声母:粤方言
一个半音节的字所提供的佐证(英文)》,论述了在中山、广州及其他粤方言中,“sesquisyllabic”字(一个半音节构成的字)在上古音复声母的拟构上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语音内部及共时的佐证资料,此文拟构了“角、结、笔、胳、凡、横、卷”等七字的上古音一个半音节字音,同时论及其他跟汉字关系不大明确的一个半音节字;陈大为《李方桂上古汉语复声母构拟小议》,通过对李方桂复声母体系的全面考察,认为李方桂对上古汉语复声母的构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音变规则不一致、构拟结果存在冲突、对谐声关系的考察不全面、-rj-复合介音的设立不合音理等;汪大年《缅甸语方言中的复声母后置辅音ρ、λ、》,缅甸语是我国西南邻国缅甸联邦的通用语,使用人口超过五千万,仰光话是现代缅甸语的标准话,在古缅甸语中有许多复辅音声母,但在现代仰光话中,复辅音声母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主要集中在复辅音声母的后置辅音上,缅甸语中可以作为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并不多,只有ρ、λ、(?)、ω四个,而这四个复辅音声母中的后置辅音在缅甸语音发展史上,变化是比较大的,特别是ρ、λ、(?);冯蒸《论构拟上古复声母的原则与方法——音韵学教学改革探索之一》重点谈论了上古声母构拟的方法和原则,他的另一篇论文《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把对上古复声母的研究分成审音派和考古派,又论述了上古的几个特别声母。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学者多,成果显著,研究系统,从单个的研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那么,上古究竟是否存在复辅音声母呢?综上考虑,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派认为上古没有复声母,主要依据是中古音韵和现代方言中都没有复声母;另一派认为上古有复声母,这些学者通过通假、异文、重文、又读、声训、联绵词、方音、译音、同族词、同源词等方式来研究复声母。
笔者个人认为:对上古音,我们无从知道它们的真实面貌,只能通过现有的东西去推测、去构拟,谁的解释力强,谁的构拟就更可能接近事实的真面目。
因为用复声母解释这类谐声字更方便一些,所以笔者认为上古时是有复辅音声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