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

元杂剧文人形象的文化解读
元杂剧中文人形象是一个贯穿各种题材的核心形象,承载着众多文化信息,不仅是了解元代社会生活状况的“第一等最活跃的材料”,也是探寻剧作家文化心态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基础。

本文依据杂剧文本,结合戏曲论著,以及史料和文人笔记,以求做到文史互证,找寻到元杂剧文人形象的社会文化基础,对其进行合乎情理和历史的解读。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剧作中的文人形象的深入解读分析,以此为纽带去探讨剧作家的文化心态、婚恋理想和社会理想,复现那个风云动荡的时代元杂剧作家矛盾痛苦的人生。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剧作中文人形象表现出的文化心态,分析其背后剧作家隐蔽的心声。

元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使文人内心充满悲愤、彷徨和退避的心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主要通过表现文人婚恋生活的杂剧作品去探寻元代文人的婚恋生活状况和婚恋理想。

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元代文人的婚恋观同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改变,肯定人性解放、重视真情实感、追求才色兼美、尊重自主选择、强调彼此忠诚成为其重要内涵。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剧作家如何摆脱现有的生存困境,寻找社会出路的问题。

元杂剧作家通过自己笔下的文人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德治仁政、法正官清、反抗自救、桃源理想,都成为剧作家企盼的救困脱厄、逃离苦难的社会出路。

品味元杂剧《窦娥冤》的人物形象和风格特征一、元杂剧《窦娥冤》（一）元杂剧的介绍。

元杂剧又称元曲，是一种以唱为主的戏剧。

其所用的音乐成为“北曲”的剧词，音乐结构十分严谨，结构通常以折为单位，每剧一般是一本四折，有时为了剧情需要增加一个楔子，即四折一楔子，（折，除了音乐上的含义之外，还是戏剧矛盾冲突发展的段落。

一个戏的矛盾冲突包含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阶段。

）包裹四套完整的曲子，每套曲子由同一宫调不同版组成，一韵到底。

（二）关汉卿和他的《窦娥冤》。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家，号已斋叟，字汉卿，大都人。

元末戏剧家贾仲明评价他：“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

”关汉卿是元代最杰出的一位杂剧作家，他创造的剧作大多数反映妇女的生活，女性形象刻画得尤为成功。

二、《窦娥冤》刻画的人物形象（一）窦娥的形象。

《窦娥冤》中塑造了窦娥这一正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向黑暗势力反抗的伟大妇女形象。

她七岁就被卖做童养媳，结婚不到两年，丈夫亡故，她便成了寡妇，但依然为夫守孝、照顾婆婆，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苦命但恪守孝道与妇道的天性善良的妇女形象。

（二）蔡婆的形象。

剧中蔡婆在受到张驴儿父子的胁迫后便委曲求全，在公堂之上窦娥为了不让她受罪便顶替罪名，而蔡婆之后也不闻不问。

可见蔡婆婆是那些懦弱怕事、胆小怕事、软弱的人物代表，也是窦娥形象的对比和反衬。

（三）张驴儿父子的形象。

不择手段的张驴儿误杀其父并嫁祸窦娥，并贿赂贪官污吏置窦娥于死地。

这种地痞流氓的形象，正是当时黑暗势力的代表。

恶势力横行霸道、嚣张气焰大，正是窦娥悲剧的推进者。

（四）太守杌的形象。

太守桃杌说：“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

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受到贿赂时居然向张驴儿下跪称他们是衣食父母，因此他秉着昏庸的判案法则”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对窦娥用尽私刑、威逼利诱，是典型的贪官污吏的形象也是窦娥悲剧的刽子手。

【课外阅读】马致远杂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在元代杂剧作家中，马致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一生写了十五种杂剧，除了散佚的，现存《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六种。

另外，《开坛阐教黄粱梦》一种，是他与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集体编写的。

对马致远杂剧的评价历来都是很高的。

元代的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关、马、郑、白”并提，最早尊马致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为《录鬼簿》补作的挽词，对马致远赞誉道：“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

”同样认为马致远在元代杂剧作家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明代的戏曲理论批评家对马致远的评价更高。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列马致远于元曲家的187人之首，认为“马东篱之词”，“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

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

这位封建藩王已经把马致远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了。

他们的评价公允吗？符合戏曲历史的真实吗？这是值得今天的戏剧研究工作者重新来推敲的问题。

这些封建时代的评论家受到自己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局限，又往往着眼于剧作的曲词和音律的技巧，他们对马致远的赞誉之词，很难看作是对马致远杂剧思想与艺术的全面和正确的估价。

我们应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美学标准，对马致远的杂剧作出崭新的评价，让这位杂剧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贾仲明在《录鬼簿》中给马致远补作的挽词里提到：“《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瘐白关老齐眉。

”他认为这四种杂剧是马致远的成就较高的作品；有了这四种作品，马致远就可以同庾无锡、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了。

《戚夫人》、《孟浩然》已佚；《汉宫秋》、《青衫泪》在马致远现存七种杂剧中，的确成就较高。

尤其是《汉宫秋》，思想上、艺术上光彩焕发，不愧为马致远的代表作，也确实可以列入元杂剧的佳作之林。

臧晋叔选为元曲第一，是有眼力的。

对⽐《柳毅传》和《柳毅传书》的柳毅形象，看作者不同的创作⼼态引⾔：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指出“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代之⽂学”，这就是著名的“⼀代有⼀代之⽂学”之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说和诗⼀样“⾄唐⽽⼀变”，唐传奇和唐诗⼀样称得上⼀代之⽂学。

唐传奇的⽂学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艺术和思想上的成熟，还在于其讲述的故事对后代⽂学产⽣的深远影响。

莺莺、红线、红拂、虬髯、聂隐娘等为我们深知的故事，皆出于唐传奇，柳毅和龙⼥的故事亦是如此。

王国维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煮海》、李渔的《蜃中楼》和⾼昌的《乘龙佳话》等作品皆本于《柳毅传》，其中《柳毅传书》是第⼀部成熟的改编之作。

《柳毅传书》⼤体上沿⽤了《柳毅传》的情节，同时也在⼏个关键节点处进⾏了改写，主⼈公柳毅的形象亦随之发⽣改变。

本⽂即通过对⽐《柳毅传》和《柳毅传书》中的叙事变化，分析柳毅形象随之发⽣的变化，并指出从中反映出的作者不同的创作⼼态。

⼀、从《柳毅传》到《柳毅传书》关于柳毅的叙事变化1.柳毅和龙⼥的故事《柳毅传》讲述的是柳毅偶遇洞庭龙⼥并为之千⾥传书，⼏经波折之后最终与龙⼥结成眷属的故事。

故事中的柳毅为唐代仪凤年间的落第书⽣，在回乡的途中偶遇正在牧⽺的洞庭龙⼥。

龙⼥向柳毅讲述了⾃⼰的不幸遭遇，并请求柳毅为其传书。

柳毅“闻⼦之说，⽓⾎俱动”，接受了龙⼥的请求。

龙⼥告知柳毅前往龙宫的秘诀，并保证⽇后相谢。

《柳毅传》画本柳毅带着书信前往洞庭湖，依照龙⼥传授的⽅法进⼊了龙宫。

龙⼥叔⽗钱塘君得知龙⼥的遭遇后，怒杀泾河⼩龙（龙⼥之夫）救回龙⼥。

钱塘君趁着醉意试图强⾏将龙⼥嫁给柳毅，柳毅听到后“肃然⽽作”，⾔辞激烈地拒绝了钱塘君。

不过在龙⼥拜谢之时，柳毅⼜“殊有叹恨之⾊”。

之后柳毅被龙王洞庭君（龙⼥之⽗）赠与⼤量财宝，返回家乡后成为⼀⽅巨富。

柳毅两次娶妻，但皆丧妻，“娶于张⽒，亡；⼜娶韩⽒，数⽉，韩⽒⼜亡”。

之后，柳毅⼜娶了卢⽒。

卢⽒酷似龙⼥，其实她正是龙⼥所化成的，为的是报答柳毅传书之恩。

优秀的元杂剧作家都很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

元杂剧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窦娥、赵盼儿、谭记儿、李逵、关羽、李千金、崔莺莺、红娘等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

这是元杂剧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有别于元代以前各种戏剧鲜明的艺术特色…。

这方面的作品在元杂剧中为数较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大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在女人作为男人附属物和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择偶方式的封建社会，最能鲜明地反映出女性的反叛精神和人性光辉的，莫过于她们对于爱情婚姻的大胆追求。

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是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了。

她和张生的爱情是一见倾心式的。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礼教壁垒森严，青年男女苦于没有机会接近，很自然地会产生这种爱情，他们互相愉悦的是彼此的容貌，互相倾慕的是彼此的才华，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自然吸引，而不是出于门第和财产的考虑。

一个是“白衣秀士”，一个是前任相国的小姐，他们两人出于自由意志两厢情愿的爱情必然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发生激烈的矛盾。

所以尽管张生用计退兵获得了婚姻的“合法”化，仍遭老夫人“赖婚”。

根据封建道德的教条，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的安排，但崔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与张生私自结为夫妻。

事后虽为老夫人得知，但为了保全女儿和相府的名声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崔莺莺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从她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养来看，这无疑是最激烈的一种反抗方式。

崔莺莺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而这一被封建礼教认为是极不体面的丑事，作者却通过“拷红”一场戏大胆赞扬他们行为的合情合理，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

《西厢记》之所以广泛流传，历久不衰，除了它进步深刻的思想内容之外，还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莺莺、红娘、张生、老夫人等典型人物形象。

崔莺莺是一个美丽、聪明、温柔、多情的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她出生于相国名门，身受严格的封建礼教管束。

剧中莺莺一上场唱的一段伤春的曲子：“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元曲中的元代文人避世心态探析摘要：元曲在中国曲学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这当中有曲学本身发展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元代文人的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

元代异族的统治，造成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使文人心态失衡，科举的废除，让文人脆弱的神经濒临崩溃，促使元代文人产生玩世避世的思想。

但正是这些避世归隐之曲，让我们触摸到了元代文人那颗颤栗的灵魂，成就了他们不朽的文业。

关键词：文人异族科举避世归隐元代曲学大盛，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高度评价了元曲的文学地位。

但是对于这一文体为何在元代兴盛，没有进行深入的探析。

此后学者结合戏曲自身演进规律和元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取得了诸多成果。

但是一定时期，文人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无意否认前人之说，以元杂剧、散曲中的元代文人心态作为切入点，探求元代文人复杂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状态，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元曲作品深度与广度的认识，具体地、历史地对待元曲这一伟大的文学遗产。

一、异族的统治造成元代文人心态失衡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实现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全面征服。

这种融合的确有助于加强民族融合，促进蒙汉交流，但是这对一向重视华夷之辨的华夏民族来说，无疑是遭受了奇耻大辱，内心的创伤是不易平复的。

人分十等的记载，由于出自遗民之口，不免夸大事实。

但将人分为四等，并且分别限制权利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汉人在现实生活中时时留意自己的举动，内心自然十分痛苦，于是加在汉人身上的枷锁似乎又重于以往各朝。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四折中盗马贼赵顽驴因盗一匹马而被处以盆吊之刑，刑法之重，可见一斑。

在三百六十行中，既有杂剧《杜蕊娘智赏金线池》第一折【混江龙】套杜蕊娘“佛留四百八门衣饭，俺占着七十二位凶神”[1] （P.112 ）的哀叹，又有《元史·刑法志四》的“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2] （P.3 ）的法律制裁。

元人统治社会后，汉人在心理上遭受了无情的凌辱与蹂躏，无名氏的《志感》[3] （P.1688 ）就活脱脱表现出此时文人的困境：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古代文学论文-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论文关键词：文人遭际剧失史求似文化心理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

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文人遭际剧是元代历史剧作中的一类，这类作品既体现了元代历史剧创作方面的一些特点，也有对元代文人生存状况的揭示，同时也蕴含着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

本文以《冻苏秦衣锦还乡》、《朱太守渔樵记》、<醉思乡王粲登楼》、《李太白贬夜郎》、《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等为例，对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考察这五部作品从史到剧的改动，失史求似是他们创作的最赢观的特点。

这五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得志的文人，其剧中主要情节分别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剧作对史实的改动在五剧中各有不同。

《冻苏秦》改《史记》中苏秦先为六国相而有意激张仪事，为张仪先为秦相而故意冷遇苏秦使其奋发。

《渔樵记》改《汉书》中买臣妻羞于贫居而改嫁。

后见买臣富贵愧而自杀，为买臣岳父故意使女儿自讨休书以激励买臣上进，后夫妻翁婿团圆。

王粲事略相近《贬夜郎》则把《唐书》中李白曾入长安为玄宗赏识，出入官庭，为翰林学士及后来从军而被流夜郎事捏合在一起并吸收了民间的传说。

把李白遭贬归于窥破杨贵妃与安禄山私事并遭高力士谗毁而致，李白流夜郎后醉酒捉月坠水而死。

《贬黄州》也是改《宋史》中苏轼于湖州任因诗讽王安石新法，遭李定等人构谄获罪后贬黄州为苏轼与王安石不合，由内翰直贬黄州。

这些改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元代历史剧似乎与历史史实相去甚远，及至大相径庭，甚或至风马牛不相及。

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戏剧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要求所致，剧作家在取历史题材成戏剧作品时，考虑其表演性、趣味性等特点，势必对史实有所增删编改；加之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例对题材选择多有限制，也不可能按历史原貌全面地展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试析关汉卿元杂剧《窦娥冤》中的儒家传统文化心理1试析关汉卿元杂剧《窦娥冤》中的儒家传统文化心理摘要：关汉卿创作《窦娥冤》这部“世界大悲剧”，揭露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对昏庸腐朽的吏治、混乱的社会环境予以抨击，抒发了对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肯定，呼吁统治者实行仁政，表达出对社会和谐安定的渴望之情，从而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关键词：关汉卿窦娥冤儒家传统文化心理《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作品讲述了善良淳朴的年轻女子窦娥遭到恶人陷害，被昏庸的官府错判，但她誓死抗争，不幸毁灭的悲剧故事。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则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关汉卿创作《窦娥冤》这部“世界大悲剧”，是受儒家传统文学观影响，通过戏剧揭露社会不良现象，纠正社会弊端，从而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一、我不肯辱祖上，却将我残生坏《窦娥冤》的主角窦娥是一个不幸的贫民妇女。

她三岁丧母，七岁被父亲卖与蔡婆婆做童养媳，十五岁结婚，十七岁丈夫病死，年纪轻轻成为寡妇，与蔡婆婆两人相依为命。

流氓无赖张驴儿父子陡然闯入她的生活，威胁要娶蔡婆婆和窦娥为妻，进而霸占蔡家财产。

在此恶势力面前，窦娥没有像蔡婆婆一样乖乖顺从，一向温润的她断然拒绝了张驴儿的要求。

张驴儿见威逼不成，便起歹心，密谋下药毒死蔡婆，进而霸占窦娥，结果误杀了自己的老子。

张驴儿借势诬陷窦娥下毒“药死公公”，将其告于官府。

太守桃杌昏庸残暴，将窦娥严刑拷打，定为死罪，当街斩首。

一场冤案就这样造成了。

关汉卿剧作的成功之处之一在于窦娥形象的塑造。

关汉卿将平民百姓的朴素、善良、不屈集中到窦娥身上，让她独自承受恶势力的摧残和欺压。

窦娥这一形象体现着儒家传统思想，集中表现为贞和孝。

面对张驴儿的威逼，她本可以委曲求全，进而免于后来的杀身之祸，但是她坚贞不屈，愤然抵抗；在张驴儿急急告官之时，她说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更二丈”，断然拒绝“私休”；对于婆婆的乖乖顺从，窦娥苦劝她要“贞心儿自守”，大胆的怒斥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把人笑破口。

有关元杂剧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点思考作者：李柯来源：《剧作家》 2013年第4期李柯一种文学样式的存在、演进往往受到其内部发展规律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外在因素两大方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文学史发展是自律与他律的两相结合；而构成文学史发展的作家、作品、读者三要素，则是实现文学自律、他律的具体途径所在。

对于元杂剧而言，这种自律和他律就是经由剧作家、包括文本体制、舞台表演在内的剧作、包括案头读者、看戏观众在内的接受者三个具有互动性的相关环节，最后再通过剧作家的主体性创作而得以实现的。

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元杂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时，为客观全面起见，亦不妨从涵括了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剧作家、剧作本身以及受众三个向度出发，对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命题予以全新的观照。

首先，元杂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创作主体，亦即剧作家们的文化身份、历史诉求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承继与创变。

有元一代，异族统治，科举停废，理学成为官方学说，儒士的社会地位下降，全真教兴起。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文人的心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于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一方面迫不得己，一方面也是由于具备了相关的兴趣才力，便充为勾栏瓦肆间的书会才人，将现实中无法呈显的有关文人的愤懑不平、才情意趣、理想追求等等，倾泻于杂剧创作中，体现在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具体说来，这种体现有五：一、元杂剧中时常会出现一些穷苦书生、未第秀才、正直官员的形象，他们往往在科白中吐露对现实的不满，在剧情中显现或物质、或精神上的困境，却又往往能在结局中扭转颓势，或得第高中，或意愿得偿。

如关汉卿《窦娥冤》中的窦秀才、《救风尘》中的安秀实、《望江亭》中的白士中、马致远《荐福碑》中的张镐等等，皆为此类。

这些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既反映出书会才人们穷愁潦倒的生存状态，又显露出他们期待变泰的文化意志。

二、元杂剧中那些处于各自困境之中的帝王将相形象也多少投射了剧作家的主体身影。

从元杂剧的爱情婚姻剧中看文人的创作心态摘要每一部作品都含有作者创作的心态，作为元代最辉煌成就的元杂剧也不例外。

元杂剧题材丰富，其中的爱情婚姻剧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视一下作家的创作心态。

正文主要从才子佳人爱情剧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和士子妓女剧中的女性塑造来看文人的创作心态的。

关键词元杂剧爱情婚姻剧创作心态看完高益容先生的《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我有个想法，从元杂剧的剧本中来透视文人们写作的心态。

高益容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元杂剧的文化精神，虽然他在本书中涉及到元代文人创作心态的问题，但当我看到元杂剧中一反常态传统的人物形象时，我对“剧作家为何如此创作，他们创作时又怎样的心态”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读到的这本书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又通过查资料和自己的思考，想浅谈一下这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它是一个少数名族统领中原汉族的开始，也落后的奴隶制草原游牧文化冲击有着稳固根基的封建制文化的开始。

这在历史上是一个惊人的举动，它给当时的汉民族很大的打击，也许这让他们有一种寄人篱下的苦闷和压抑的感觉。

最糟糕的是国家不幸，文人们更加不幸，尚武轻文的局面，科举制的废除……这让文人们的灵魂何以寄托？元代戏曲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

元杂剧内容十分丰富，剧作家和作品很多。

下面主要以爱情婚姻剧为依据，来论述上面提到的问题。

这类剧作中有影响性的作品有：关汉卿的《拜月亭》、《玉镜台》，王实甫的《西厢记》、《破寒窑》，白朴的《墙头马上》、《东墙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才子佳人爱情剧）；关汉卿的《谢天香》、《金线池》、《救风尘》，马致远的《青衫泪》、石君宝的《曲池记》、《紫云亭》，戴善夫的《风光好》（士子妓女爱情剧）；尚忠贤的《柳毅传书》，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吴昌龄的《张天师》（人神之恋）等。

这些剧作大部分是写文人与佳人之间爱情的剧作，剧中的情节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剧中的女性形象却让人眼前一亮。

元杂剧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一、杂剧中的文人气质大放异彩一方面是戏曲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成熟，另一方面是苦闷文人无处申诉的情怀，频繁进出瓦舍勾栏的文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施展才华、表达悲愤与抗争的天地。

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

元杂剧作家对杂剧兴盛所做出的贡献是研究者们所公认的，不少具有正义感和富有才华的文人便投身到杂剧剧本的创作中来，对于北杂剧在元朝之能成为一代的文学俗称元杂剧，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邓绍基在《元杂剧的形成及繁荣的原因》中说道众多的知识分子从事或参与戏剧活动是元杂剧繁荣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五《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便有这样的记载山东兵难，衣冠转徙。

士族子弟失其故业，流为吏商，降为农隶者多矣。

在这样的困境下，读书人同市井中人朝夕相处，共同面对苦难的人生，体会着下层社会的悲欢忧乐、世态炎凉。

《录鬼簿》收录当时的杂剧作家152人，嗣后《录鬼簿续编》又收录元明之际的杂剧作家71人，两书合计共收录223人，可谓名家云集。

钟嗣成曾在《录鬼簿》序言中写道今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糜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

曾有学者李春祥总结过，元杂剧作家们的贡献，一是编写了大量剧本，使得剧团有戏可演；二是组织杂剧书会，推动创作与演出。

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才子佳人的韵事涌出，常出入勾栏瓦舍，使得这些文人能词章，通音律，明曲调，善讴歌，不仅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对杂剧业务也很熟悉，如关汉卿，会吟诗，会弹丝，会品竹，也会唱鹧鸪，舞垂手。

明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亦说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二、杂剧是文人情绪的宣泄元文人与青楼女子的关系也是一个讲不完的话题。

对于纵情声色的元代剧作家来说，前代同样沉湎于温柔乡的杜牧和柳永自然成了他们歌咏的对象。

在生活中不如意，而在风流场上却较为得意，这使得文人们乐在其中。

白朴曾在散曲《［中吕］阳春曲·题情》里写道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读书，相偎相抱取欢娱。

由元杂剧看元代文人心态收稿日期:2009-10-26作者简介:石晶晶(1981-),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比较文学、编辑出版专业硕士。

石晶晶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元朝八十年不开科举,文人被抛离既定的仕途轨迹。

对元杂剧中儒士浪子形象的解读,可以透视“剧作家”这一特定儒生群体“玩世”与“入世”之间的心态,其笔下的杂剧体现出诗骚正统之外的遗民情结。

关键词:元杂剧;遗民心态;儒士浪子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207(2010)02-0048-03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早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座座丰碑。

“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1]98然而,元杂剧成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是不自知的。

“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

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1]98这些剧作家们无论有意无意,无论动机目的何在,他们都脱离了历代传承的文人传统,偏离向另外的轨道。

一、儒士的抉择:俯就为吏还是混迹市井元代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年代。

从元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开始,整个儒士阶层受到了相当严酷的打击,宋金亡国之际,他们目睹了“人相食”、“莩死风雪”(元・王恽《秋涧集・卫州胙城县灵虚观碑》)的悲惨景象,亲历了遭俘、沦为奴隶的苦况。

如元军进攻淮、蜀时,仅景定二年(1261)四月,一次便在奴隶中清点出儒士数千人。

如果说这些苦难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儒生们仍怀着极大的耐心期待大一统的元朝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善;那么,元朝八十年的不开科举,几乎超出所有文人的容忍限度,这残酷打碎了他们的幻想和期待,断绝了他们早已设定好的人生轨迹,将他们抛至社会的最底层。

谢枋得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第36卷第3期2020年6月忻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Vol.36 No.3Jun.2020锬元在剧中的“宣泄’’—兼论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的元杂剧作家心态张静(山两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两临汾041004)摘要：元杂剧作家中包含了被科举之路阻碍的读书人，在学而优却不可仕或不可优仕的 境地之下将一种“宣泄”情绪蕴藏在元杂剧中，这份“宣泄”之美在元杂剧中是一种矛盾心态的 体现。

结合元朝的社会背景，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元杂剧作家的心态，聚集而来的是一 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形态：隐秘的参政意识、深植的皇权思想、“虚无”和“宿命”堆砌的宗教 思想。

关键词：元杂剧；“宣泄”；艺术社会学；心态中图分类号：J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671-1491(2020)03 -0022 -04在中国古代戏曲发展中，元杂剧是一座璀璨的 高峰。

元代以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促成了中国古代 戏曲第一个创作高潮的形成。

蒙古族作为元统治 者,在政治、选举、文艺等方面都采取了民族性的压 迫政策。

此外，其马上民族的民族特性促成了以军 事为主的元统治阶层的领导方式，因此，元代崇武轻 文的统治风格造成了汉文人游走在政治权力边缘的 局面。

在民族压迫的背景下，便不难理解元代建国 初对于汉族文化的贱视而废除科举制度的行为，于 是这样就阻断了汉族文人的“立业”之路，王国维先 生曾提到：“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 因。

”[1177这句话为我们解答了“元代是杂剧繁盛之 期的根本原因”的疑惑，即元代汉文人在当时已不 再能遵循汉族“学而优则仕”的文教原则，顺理成章 地参政，所以元文人在入仕得不到希望时，进行杂剧 创作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人生选择。

朝代更迭、民族压迫和歧视、科举废除等一系列 不利于元儒家文人“安身立命”的社会因素使得元 杂剧作家这个群体不断凸显，而时代背景给予他们 的是郁结愁绪的堆积,于是这一批剧作家将心中的 不平全然宣泄于元杂剧创作之中，这也使得“宣泄群体性的失意情绪成为大部分元杂剧的共性”[2178。

2013.02学教育26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马晓涛（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夏银川750021）[摘要]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剧作家们的创作动机完全是自然而然。

元杂剧作家们创作杂剧，既不是想扬名于生前，也不是想流传于后世，只不过心有所感，一吐为快。

本文通过从杂剧中文人形象的研究到作家创作自身的逆向探讨，能使我们从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出发窥见现实生活中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线索，揭示出剧中文人心态与现实文人心态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元杂剧；文人形象；剧作家；心态一、入世——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入世，儒士的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的人生理念。

中国的男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承载家族的荣誉,他们大多接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读儒家经典，负有光宗耀祖的使命。

尤其西汉武帝以来，权力、地位、财富、荣誉是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哪怕是一介布衣，也想着怎么样才能改换门庭。

例如《曲江池》中，父(郑府尹)训其儿(郑元和)：“……孩儿，自来功名之事，前程万里，全要各人自去努力……”；元杂剧里作为博取功名的文人本身，更是将功名作为头等大事。

总之，上自父母，下到儿孙，贵有仕宦，贱至奴婢，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博取功名，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正是这种共识，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社会的传统观念，而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对世人产生了一股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束缚力，并使元文人也无法摆脱。

二、怨世——进退失据的末路情怀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下降、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与下层社会有更多接触，加深了对下层百姓生活的体察，这是他们能够创作出一大批以“叹世”为主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作品的直接原因。

比如马致远《荐福碑》的叙事模式就是在元代杂剧中多篇怀才不遇剧中套用的，也是元代怀才不遇剧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叙事模式。

剧中张镐的控诉，也是剧作家马致远的愤慨，更代表了元代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