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_发愤著书说_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司马迁发奋著书论分析司马迁一生的志向就是继承父志，撰写出一部像《春秋》那样伟大的史学著作，，但是正当他满腔热情地从事此项事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进之时，他受到李陵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宫刑。

为了自己视为生命所在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

从中可以看出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执着追求。

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的中一段精彩的一须，其影响于后来之中国文人。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

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

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

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

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

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

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

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

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

古今中外，说法不一。

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

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

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

享人世之大难，著千古之文章。

-----浅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

他认为作者郁结于心，心中充满了怨愤不平之气，所以有感而发，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作者思想和情感的传世名作。

“发愤著书说”反映了一种文学创作的动机，也是对司马迁这一生的一种写照。

历史也证明，“发愤著书说”不仅仅是古人们的写照，也对之后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屈原；《楚辞》；怨刺；《史记》西汉是儒家经学的极盛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主要是受《楚辞》的影响，以写作骚体辞赋为主，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多也是对屈原及其他的作品《楚辞》的批评，像贾谊、刘安、司马迁都曾对这位文学大家及其作品做出多评价，贾谊是最早对屈原和其作品《楚辞》而做出评价的，他首先肯定了屈原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不赞成屈原过于执着，甚至自投继贾谊之后，淮南王刘安又对其作了全面而又高度的评价，在对屈原的,赞扬了屈原的美好品质，给予其作品《楚辞》以很高的评价。

而司马迁更是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观点之后，又结合历史史实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下面就围绕“发愤著书说”的几个方面来谈谈对它的理解。

1什么是发愤著书说。

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那些名篇佳作，大都是作家们不肯同流合污，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然后遭到了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严重的迫害，但是这些伟大的作家们身残志坚，从而创作出了一篇篇反应这种伟大精神的名作。

“发愤著书说”，这一重要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诗可以怨”、“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提了出来，这个观点的提出，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发愤”。

后来也慢慢的将“发愤”作为了著成千古文章的一重要原因，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文学创作。

在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中也曾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法，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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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发愤著书”内在逻辑对心理疏导的启示意义【摘要】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发愤著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命题，属于具民族特色的本土文艺心理学观点，是深刻揭示文学创作动力的中国古代文论代表。

本文将力图辨析此命题存在的内在逻辑，及其成为典型命题的影响因子，藉此试探其对现世社会疏导心理能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发愤著书；双向选择；典型；心理疏导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动力理论中，“发愤著书”被认为是一个典型命题，它是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辨方式的综合呈现。

它影响深远，对其探讨，学界历来不乏其人。

本文则要重点辨析该命题的内在逻辑，即：在广泛现实中，“著书”何需有“愤”作支撑，“发愤”何以要通过“著书”途径，两者怎么能结合又是怎样结合起来的。

在此基础上，分析“著书”在众多抒发情感的方式中的突出优化性，从而处于现世角度，试探该命题对现下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可以起到的作用和意义。

一、“发愤”之于“著书”的重要性“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往往表现为某种情绪情感的储备。

这种储备在创作心理中逐渐会形成强大的定势和张力，如果遇有特殊情境的刺激，就可能转化为艺术冲动。

”钱谷融、鲁枢元也认为：“艺术创作的材料，来自三种时间：当时的印象，早年的回忆，未来的憧憬”，真正让作家进人创作状态的对象必然是触动了作家心灵的事实。

也就是说，情感的参与以及情感的变化在创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艺术家以情感心灵为诱因，建构一幅心物统一的影象，从而才能使艺术品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毛诗序》中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情感在心中涌动，才会有语言的表述即文艺的创作产生。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有“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文章既然是情感、神明的标识，那么，文章的产生必然也离不开情感。

人类的情感类型是丰富的，具有两两对应性的。

而比起对应的“乐”，“愤”就文学创作价值而言，有着更高地位，也比其它情感类型更具重要性。

陆游有“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现代阐述司马迁“发愤着书”说的现代阐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祗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提出了“发愤着书”说。

所谓“发愤着书”，是指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着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指出：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

司马迁发愤着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忍辱奋发，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

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予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发愤着书”呢？总体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李凌之祸，获罪并且遭受了宫刑之冤。

在他落难之时身边的同僚竟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在获罪这一层面上，他看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旦你加官进爵，他们就会跟在后面趋炎附势，拍足马屁；一旦你失宠失势，他们也就一个个跟你划清界限，最好是能完全撇清关系，有的更是落井下石。

也许是在他经历了这一人生转折点之后，他清醒地看到，任何人都靠不住，只能自己发奋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名垂青史，以证明自己的国家之栋梁，那才是正确的抉择。

而在宫刑之冤这一层面上，在那个社会观念和道德意识极其扭曲，讲气节高于生命的时代，行了宫刑的人，就等于失去人格尊严，即使在现代，他这样的遭遇也多少会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

在《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浅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李 波 赵 丽【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2司马迁通过批判继承先秦时代“中和”美的文艺思想，形成了“发愤著书”说。

他所抒之愤不仅仅局限于小我之愤，而是透过自己的苦难，看到了不合理社会中的公愤。

“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化艺术创作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别卓绝的艺术，比如汉文、晋字、唐诗。

在每一种艺术里，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等人。

我们当然可以把司马迁看作一位史学家或者思想家，但是仅仅拿文学成就来讲，他依然可称得上是不朽的。

翻开《史记》，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些纵声高歌的豪客，按剑而起的侠士，甘愿奉献的士人，忍辱负重的英雄，这一切给《史记》笼罩上了一层慷慨悲壮的美。

如果说文学创作传达的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毫无疑问，司马迁穿越了历史的时空，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广泛记述了从黄帝时代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将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以及刺客、侠士、商贾、卜者、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纳入其中，创作出伯夷、伍员、荆轲、项羽、韩信、李广等一大批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文艺观上发展了先秦思想家“中和”美的思想并形成了“发愤著书”说。

一、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在西周末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和谐”为美的思想。

《左传》记载了季札观乐的情形，他分别用“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来点评周乐。

季札的评论，表现出一种崇尚“中和”的美学思想。

春秋时，孔子在评价《关睢》时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他又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思无邪”等观点构成了传统儒家崇尚的“中和”的美学思想。

然而，“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3]司马迁一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学传统，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

“发愤著书说”心理阐释钱钟书1980年11月20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作了题为《诗可以怨》的讲演,留下了这样的疑问:“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钱先生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能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或者文学理论?如果可以,我们能否为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子?我们且从梳理“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入手。

一“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我们可对“发愤著书说”做一简单梳理。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即是“发愤著书说”的由来。

此段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造文也。

”并在《才略》中对“志思蓄愤”之作有个精妙的比喻:蚌病成珠。

钟嵘受司马迁“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的影响,以怨品诗,重新阐释了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

到了唐代,李白与屈原共鸣发出“哀怨起骚人”(《古风》)的感慨,杜甫也在怀念李白的时候说“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更是发展了“发愤著书说”,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

柳宗元也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旧唱和诗序》中大发感慨:“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章,伸于歌咏。

”白居易在写信与元九提倡新乐府的时候,指出“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

刘禹锡仕途不顺,于是“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泻,故见乎词”(《上杜司徒书》)。

宋代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对梅尧臣“不得见奋于事业”发出的“愤世嫉邪意”的感慨表示理解,并且概括出“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的命题。